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父亲划清界限被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胡子舅舅张友鸾
作者：李其容
舅舅其人
胡子舅舅在报界大概有些声望，他就是1990年去逝的老报人张友鸾先生。这一两年，他的家人、友人或学生给他写了不少的纪念文章，评述其在新文化运动、新闻事业诸方面的成就。他曾对我说：“我就只有一个妹妹，我妹妹只有你一个女儿，我也只有你一个外甥女。”作为唯一外甥女的我，自然也想给大舅舅写上点什么，纪念纪念他老人家才是。但是，我人微言轻，既对他生平业绩、进步举止等所知有限，又觉得作为著名的报人中国有那么一大批，大舅舅也算不得鹤立鸡群的。（大舅舅在九泉之下怕不会为我这句大实话而笑骂我罢？）所以，钩沉那方面的文字我不感兴趣。照我看来，著名的报人并不少见，可爱的舅舅并不多见，所以我还是以一个外甥女的合适身份，写一写我那可爱的大舅舅更为得当。中国人对“爱”字的运用似乎很吝啬（当然，除了情人之间），对长辈，用“敬”字是适宜的，用“爱”字形容，便有了亵渎之嫌。但胡子舅舅有些言行举止，在我这个当外甥女的眼里，确实挺可爱的。胡子舅舅养有一把杂色胡须，每逢高兴的当儿，他便爱捻捻或抚抚。这把并不出色的胡须，却给他老人家招了不少的灾，这在那篇《胡子的故事》中，舅舅有了自述。“胡子舅舅”倒并不是现在我替他老人家“追封”上去的，因为，“胡子舅舅”是其自称，说来要比《胡子的故事》早上二、三十年哩，这是“有案可稽”。线索，便在1955年他给九岁的我写的那封“打油诗体信”中——
“胡子舅舅写封信，写给其容小外甥：
去年年底真高兴，你的一封信寄到北京，
你要的别针之类小东西，不算多来很讲良心。
胡子舅舅一定办妥，春节以前寄到你们家门。
可惜你的信迟了两日，要不然早能买去交给朱颖人。
（注：浙江美院教授，当时正在北京）
邮局包裹原来也方便，就只是打碎打坏，不能保险不能负责任。
听说你的功课好，我们大家都高兴。
今年的好一定超过去年，不会有一门不是五分。
（胡子舅舅从前在小学，门门都是五十分，你猜猜看：是不是好十倍？）
在学校过得惯是最要紧，不骄傲、不自满，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身体也要好好来锻炼，不要只为功课弄得头发昏。
（每天吃不吃牛奶？可按餐按顿吃饭？）
在家多听父母话，家务劳动不要慢吞吞。
你现在的辫子是一条还是两条？是不是还常常生气泪淋淋？
七姐姐、九姐姐都很想你，大家好像看见你乱蹦乱跳在湖滨。
北京一切都很好，就是冬天冷煞人。
屋里煤炉烧得暖烘烘，室外零下十度还要挂零。
胡子舅舅在北京等着你，等你来进大学咱们再谈谈文。
一九五五.一.三 ”
我没上成大学，胡子舅舅后来也没心境能和我谈文。因为在1957年的那场风暴中，我父亲和胡子舅舅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胡子舅舅有长须，使他颇生仙风道骨之貌。在其杂文《胡子的故事》中，这把算不得“美髯”的杂色胡须，却让他吃了些苦头，这里就不再赘述，还是谈谈我和这把胡须的瓜葛吧。我自恃胡子舅舅的宠爱，小时偶尔会做出一些“逾矩”的举止。一次使他拉下脸来的，就是为这把胡子。胡子舅舅宠我，更宠爱那把胡子，别人知晓，可十岁的我还懵懂。一次，表妹咪咪（二舅张友鹤之幺女）就唆使我：“你说伯伯喜欢你，你敢不敢剪他的胡子？”趁胡子舅舅午睡，我轻手轻脚地凑近他的脑袋旁，用剪子剪下了一小点胡子尖，自鸣得意地向咪咪炫示：“喏！”还不晓得闯了大祸。我们眼睁睁地等着胡子舅舅醒来，使劲憋着笑，一本正经地问：“丢了什么没有？”看他东找西找什么也没有发觉，我们就“吃吃”地笑出声来。咪咪赶紧说：“伯伯，她把您的胡子给铰了！”只见大舅舅的脸沉了下来，阴得可怕，像雷雨前那般的阴黑阴黑。然而雷雨没有发作。胡子舅舅善克制，心中再有不悦，也几乎不会发作，只以沉默对峙。倒是我受不了这等难堪的场面，噙着泪，一甩辫子跑了。胡子舅舅本就生得清癯，有了这把胡子作配，毋须细究，人们就晓得这是位舞文弄墨的老先生。胡子大概也是文人的某种招牌，和眼镜一样。1962年，胡子舅舅来杭州，一次我陪他坐公共汽车。一位也是戴着眼镜的男青年彬彬有礼地为他让了座（胡子舅舅那时才六十左右，照现时的老人看来，当属“小弟弟”之列。他经常说，凭这把胡子，使他得到许多年轻人的座。言谈之间，大有“得便宜”之感）。稍过片刻，这位斯文的男青年忍不住问我：“这是丰子恺先生吗？”幸而我从儿童漫画中知有丰子恺其人，便摇摇头：“不是。” “他是——一位作家！”我底气颇足地回答。从男青年必恭必敬的口气、态度中，我十分满足。其间，胡子舅舅始终是面带一丝矜持地笑端坐着，好像对我们的交谈毫无兴趣。胡子舅舅露出一丝矜持的笑，情不自禁地摸摸那把瘦瘦的胡须——后来我看到丰子恺的相片，方知那位老先生也戴着一副老式圆形眼镜，也有一把胡须，不过要比胡子舅舅的“丰腴”得多。许多年后，我回想胡子舅舅那略带得色的矜持的笑容，才悟出，他老人家也不乏有那么点爱虚荣的秉性。人嘛，毕竟未能免俗。后排左起：张友鹤、张友鸾、李家桢，前排左起：钱曼影、崔伯苹、张友鸠胡子舅舅有一弟，那便是我的二舅舅张友鹤。兄弟俩相处友善，也互相理解，甚至不见他们有何争执。二舅舅寡言少语，性格上与处处谈笑风生的大舅舅相去甚远。二舅舅为人忠厚，每当这位花钱如流水的大哥捉襟见肘之时，他就会不声不响地送上一笔款子，以让其度过难关。解放后，经营民报的二舅舅自然是失了业。先是我母亲介绍他到政府机关做事，但动辄的运动、开会使他心惊胆战，便坚决“洗手不干”了（还好抽身及时，否则这位头顶“资产”帽子的知识分子迟早要成为“运动员”的）。坐吃山空，总不是个事，还好胡子舅舅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后，就替他找了个“特约编辑”的工作，这样，源源不断的古典名著的注释就成了二舅舅的生活来源。在那些年里，二舅舅笔耕不缀，一连搞了《镜花缘》《官场现形记》《聊斋志异》等等著作的注释，尤其是整理《聊斋》三会本（会注、会校、会释）更耗去了他大量的心血，终于使得这位老高血压病患者中风躺下。“文革”初期，我去北京，住在二舅舅家。他已不能自理，一切都由家人服侍，从早到晚平躺着。一日，胡子舅舅来看他，他挣着坐起，口中讷讷，但不能达意，大舅舅让他慢慢说。半晌，他指指头上方的屋顶，口吐：“《聊斋》……朝房……椽子……无聊……”我一旁听了，如坠五里云中——这几个不关联的词说的是什么意思？二舅舅是不是脑子也不清楚了？大舅舅似乎在慢慢咀嚼这些字眼的涵义，一时也没答话。二舅舅见人不理会，急了，脸憋得通红，手又指了指上方：“《聊斋》……朝房……” “二弟，不急，不急。你的意思我晓得。”大舅舅连忙让二舅舅躺下。 “二弟，你是不是说，你就像《聊斋》里形容的那些在朝房里等着皇帝上朝的大臣？” “那些大臣在朝房里候着高卧不起的皇帝，无聊得没事可干，就抬起头数梁上椽子的数目……” “你也像这些大臣一样，现在连自家屋上的椽子有几根也能数出个数来了……”他虽理解自己的弟弟，比常人更能晓得这位老弟弟的心思，可是，这一切的理解是于事无补的。老而嗜吃者，往往被冠于一个不那么文雅的号：“老饕”。胡子舅舅就是这么个“老饕”。不过，当“老饕”在文人中间似乎并不是件丢脸的事。试想：倘若不是好吃，袁枚、李渔哪会在《随园食单》《闲情偶寄》里对食馔菜肴竟有如此精到的研究？而杭城小民对大学士苏轼之名不甚了了，可一提起“东坡肉”却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在歌舞升平的时候当“老饕”自然是件美事，东坡先生曰：“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而当每月的猪肉只限定为三两时，当老饕的滋味就不怎么的了。 1972年，正值尼克松访华的那个春天，胡子舅舅也携老伴去合肥儿子家小住，还写信邀请在湖北插队的我，在杭州仍当右派的妹夫（我父亲）来皖一游。不过，在给我们的邀请信中分别又提出了要求，那自然是老饕的要求——对我父亲要求不高，只需带上几斤冬笋罢了，对我则开了如下的单子：长江鮰鱼、“汪玉霞”的云片糕及武汉洪山紫菜苔。大概胡子舅舅青年时到过武汉，对这些美味至今不能忘情。在乡下插队落户，自然无法采购这些美味，只得将数元人民币交给武汉的姑父，托他置办。不料，他听到我所要索买的食品，却“哈哈”一笑，直摆脑壳：“你要的这三样，一样都买不成。”“头一件这鮰鱼么，本来是汉口的著名特产，五十年代初，还有擅烧此菜的大师傅外号叫‘鮰鱼大王’的，在武汉三镇名噪一时。可不知怎么一来，这好多年鮰鱼就在菜场上、餐馆里绝了迹，恐怕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晓得鮰鱼叫何物了呢！还有‘汪玉霞’的云片糕，文革前作兴还能买到，可现在‘汪玉霞’全都改为‘东方红’了，也不是前店后场的那种出品，都是由食品厂拉来的货色。这种粗粗渣渣不成片的糕，准不合你家舅老爷的意。至于洪山紫菜苔嘛，本来不难办到，每年开春我们武汉人用它来炒腊肉，可真是又香又糯，吃口极好。偏生赶上这几天尼克松访华，今年所有的紫菜苔都空运上京了——也怪你舅老爷口福不好罢！”当我空空如也地向胡子舅舅汇报“空空如也”的个中缘由后，满怀希望地问父亲：“爸爸，你冬笋带来了吗？”我陡然一喜：东方不亮西方亮，我总算也可沾边吃到一样美味了。“你这孩子又不是不知道，杭州这几年哪有冬笋卖？买这罐头我只不过是应命而已，省得你大舅舅说我舍不得钱，不诚心！”
也是那年——“文革”步入第五个年头，尼克松访华的那年春节，我们父女分别从湖北和杭州，来到合肥表哥家过年，因为胡子舅舅老两口正在儿子家小住。父女之间，既有撕不开的情感，也有理不清的纠纷。苦于母亲去逝过早，没有中人作我们父女的调解，于是我们分别把自己的“苦水”向这位蓄着杂色长髯的老爷子倾倒。我们都在等老爷子公断——不知哪朝哪代立下的规矩：娘家的舅舅向来是判公道的。这回老爷子也充任了这种角色。老爷子笑了，是那种笑眯眯的笑。他捋捋那把驳杂的胡须，开言：“你们晓得，此时此景，若要在大文豪巴尔扎克的笔下，会是一番何样的描述？”我们听了都为之一楞，却谁也没劲接茬——这老爷子真是，我们让他断公道，他却编派起什么巴尔扎克来……他呷下一口黄酒，卖关子似地瞅瞅我们，又将桌子上有数的几个小碟子摆来摆去，这才对我们重新叙道：“伯爵小姐跟老伯爵闹别扭，谁也不愿听谁的，于是，他们坐着四轮马车，到老公爵舅舅这儿来评个道理……”善说故事的胡子舅舅正编在兴头上，突被儿媳不满的嗔怪止住了声。真是呀，这是啥年月？这是在文化革命的当中，反“封资修”正热火的时候。胡子舅舅的脸色黯然了，他再不多说什么，只是伸箸去夹不多菜碟里不多的菜……
我有一把胡子，已经二十五年了。这把胡子的命运有些坎坷，“几濒于危”。然而它终于还是存在。从前有个人，当他致力于学问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就把儿子取名叫“学问”。晚些时候，胡子已经暴长了，又得了一个儿子，就取名“胡子”。及至第三个儿子出世，他觉得自己老了，简直是笑话，就叫做“笑话”。三个孩子逐渐长大了，成天在家打闹，他实在烦得慌，这天就让他们上山捡柴火。晚上，孩子们回来了，他就问老伴：“孩子们可曾拾些柴火回来？”只听老伴回答道：“胡子有一把，学问一些也无，笑话倒有一担。”——这古老的笑话指的正好是我。“笑话”，不是我会说笑话，而是生平疵谬太多，有了胡子以后更甚，“世人笑骂何须躲”吧。我有位舅舅，有一部金黄色的胡子，飘拂胸前，十分好看，我从小就非常羡慕。算起来，那时他不过四十岁左右。小时候羡慕也没有用，不到年龄，“牛山濯濯”奈之何哉？好容易等到二十几岁，“鬑鬑颇有须”了，要在古人，可能就留起来，“须眉男子”嘛！然而现代人不可以，我则尤其不可以。蓄须总要一些时日，在过程之中，满嘴胡茬子，太不礼貌，如何见人？这就是“不可以”的“尤其”了。天天得光胡子，真够麻烦的。刀钝，光不干净，,扯得生疼；刀快，一拉一道口子，鲜血淋漓。胡茬子折磨我二三十年之久。一九五五年，父母都去世了，我已五十出头。偶然懒了一点，两个星期没有光脸，顿时于思于思，,茁壮成长。我纵容了胡子。我想，由它长吧，虽然不合时宜，究竟我每天早上能够节约一点时间，省一点事。明、清考秀才，要取年轻的，有胡子就很难望进学。因此，古人又编了个笑话：上了年纪的还要应考，用把镊子，对着镜子挦胡子，一面挦，一面说：“他们一天不让我进去，我就一天不让你出来！”我也不考秀才，没理由不让胡子出来；何况顺应自然，我的权力达不到胡子，由着它出来，继续出来呗。有位前辈先生和人说，老年人的胡须有三条考究：一是白，二是长，三是直。不符合这三条就不好看。我舅舅的胡子，足有一尺多长，又浓又直；金黄色可说是“异稟”，别人无从“钻仰”。我留胡子时，多么希望像舅舅的一样；无如，天不从人愿，从我的胡子上，说明“外甥似舅”只是一句空话。说颜色，既不是金黄，又不是雪白，起初有黄有红，有黑有白，竟是极其难看的五色胡子。熬过六十，渐渐有些白了，然而总是驳杂不纯，今日还是如此。这“不白之冤”，看来要带进火葬场了。比较长短，更加惭愧，不必丈量，就能看出不过二三寸。说也奇怪：你不剪，胡子不更长；你把胡子剪短一点，过几日它又长到原来尺寸了。难道胡子的长短，也是“命中注定”的么？真微妙啊！说到密度，我又只有疏疏朗朗、数得过来的几茎。恭维我的说这是“三清之象”。什么是“三清”，我可闹不明白。但看古人的“须型”，大约近于“五绺三须”；如果更确切，却比得某些方巾丑的吊髯吧！不直，这又是我的胡子重大的缺点。不是每一根都不直，也不是那些根从头到尾都不直，而是有些胡子末梢，弯弯曲曲，总不捋齐。莫非“胸中不正，则胡子曲焉？”真使人费解。总之，我的胡子也有“异稟”吧，只是不能靠它“妆点门面”，因为它不好看。胡子已经冒了出来，我还没有留它，那个时候，我为了早作准备，曾经问过舅舅，要怎样才能把胡子留得像他的一样。舅舅指点我：刚留胡子，就叫留胡子，或者称之为蓄须；及至胡子有一定的长度，那必须叫做“养胡子”了。 “养胡子”也很累人的！舅舅传授他的切身经验：每天早起，先用热水浸胡子，五七分钟后才把它揩干，用梳子缓缓轻梳，要根根笔直。饭后也是如此。胡子怕的是风高日爆，最容易脱落，遇到这种天气，经常要用热水毛巾，不断地轻轻拂拭。平常，一天到晚得手抹胡子，这样才保得住光润。根据舅舅的观察：初留胡子，长得很快；到了半年左右，有的胡子一年还能长一寸半寸，有的就不再长了。胡子长足了，也有几根像头发一样开岔的，秋风一起，这开岔的胡子一定会落掉。宋人笔记说，蔡襄有一部好胡子。有天，宋仁宗问他：“胡子这么长，晚上怎样睡觉：把胡子放在被外面，还是放在被里面？”蔡襄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一时懵住了，回答不出。及至回到家里，晚上就寝，只觉得把胡子放在被外也不是，放在被里也不是，闹得一夜不能成眠。这个有趣的故事，常常被人们作为闲谈资料。我舅舅却认为这是没有养胡子的人瞎诌的，不能有这样的事。他说：“养胡子的总十分爱惜自己的胡子，如果胡子放在被里，太容易折断了，那是不肯的。古人胡子长的，常用一个纱袋套着睡觉，有个纱袋，放在被里，辗转反侧都不方便，只能放在被外。”他又说他自己，每晚总是先把胡子捋捋整齐，安顿在被外，然后才能入梦。留胡子有这么多说法，这么多学问，又有这么多麻烦，是我所没有想到的。于是我嘀咕起来：将来留不留胡子呢？开始，我未尝不依从舅舅的教导，买了把梳胡子的小梳子，天天梳。后来不行了，隔几天，想起来才梳一梳。最后哩，梳子也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我和梳子两相忘啦。我调皮的外孙女儿，时常关照弟弟：“爷的胡子，别揪！”似乎也很注意为我保护胡子。却有一天，我抱她在怀里，任凭她捋胡子玩。一会儿，她跳下地，要我照镜子瞧瞧。我一照镜子，只见胡子已编成一条小辫子了。她嘻嘻地笑，我也笑。当初我舅舅如果遇到这样的事，说不定会大发雷霆的；而我只觉得胡子能作为外孙女的玩具，倒也别具功能。越难看越不爱惜，越不爱惜越难看：我和胡子之间，就这么互为因果。我留了胡子，始终没有达到“养”的份儿上。原先指望，留了胡子不光脸，省点事；其实大谬不然。颔下部分，大体上可以尽它长；唇上的却不行，隔些时日，总得剪一剪，不这样，“一部胡须，蛇钻不入”，怎么吃东西呢？这还不说。胡子也和野草一样，在面庞上，哪里都长，最讨厌的乃是“颊上添毫”。为此，不得不光脸，否则两腮满是胡子，不更难看吗？没有留胡子，不过光光而已；留了胡子又是光，又是铰，“剃刀与剪子齐飞”，麻烦不是减少，显然增多了。从我这个懒人的角度来看，“不留胡子嫌多事，留了胡子事更多”啦！积两年之教训，我有意要“割须”的了。只是“引刀成一快”也颇不容易。究竟胡子相随已有两年，好像有那么一点说不出的感情，心情沉重，难于下手。由于我的犹豫，胡子却得救了。那是一九五七年，我挨了批判。本来，思想认识不足，胡说乱道，是有许多值得批判的地方，所谓“自家也有些儿错，莫把弹章怨老黄”嘛！可是，别人说的，往往我些“道三不着两”的话，叫我摸不着头脑。这些已不值重提，何况我也记不起许多。惟有胡子遭到谴责，出于意想，倒使我难以忘怀。发表文章用笔名。这原是文人积习，贤者难免。区区有了几根胡子，因而学步先辈，写作之时，信手拣个“胡子长”的笔名，在报刊露过一两次面。灾难来了，“捉贼捉赃”，引起质问：“您为什么取这个笔名？”我想不到这会成为问题，只好胡扯答：“今人有胡子昂，胡子婴；古人司马迁字子长：我叫胡子长有什么不可以？”这样回答，不料竟被抓住把柄，大喝一声：“你这就是用资产阶级、封建人物做榜样！”好在那是“思想问题”，叱骂两声，也就完了。接着问题又来了：“想当初，梅兰芳蓄须明志，为的对抗敌人；你为什么蓄须？明的什么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什么？”这一问真问得好，问得我哑口无言。不用说，留胡子被落实到“反动行为”上来了。我一生串演，只算丑角（以本文为例），几曾演过旦角？应该说留几根胡子也还可以，怎么拿我去高比呢？当时想尽管想，却不敢分辨；一分辨，显得太欠“严肃”，是会牵扯到“态度问题”上的。挨批之初，我有点恨胡子，它害得我好苦，“割须”之念复萌。又一转想，如果这时剃了胡子，岂不是承认留胡子是有那个意思吗？而那个意思我是做梦也不曾想到的。再说，我要是竟然把胡子剃了，那些人不是会指责我以此“表示抗拒”呢？希望得到夸奖，说我从善如流，那是可能的吗？古人说，“狼跋其胡”（此胡非彼胡，请读者原谅我利用了简化字），进退维谷，也体现到我留胡子、剃胡子这个问题上。我不敢留胡子，又不敢剃胡子，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得不“维持现状”。胡子在这样情况下被保留，可以想象我对它更无好感，要我认真的“养”胡子，伺候它，那是办不到的了。不用说，胡子越发的憔悴了。胡子是老年的标志。到了一九六八年，又长了两三分，差不多近乎全白，说明我更老了。进入了这个时代，恰是一个“贱老”的时代。老革命都成了打倒的对象，何况乎我。我平日戴眼镜，又加上这把胡子，正是“牛鬼蛇神”的典型形象。走在胡同里，遇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仰起脖子问牵他的大人：“姥姥，这个白胡子老头是好人还是坏人？”岂特是这个孩子；我捻着胡须，一天也得问自己几遍。当然，结论要由别人作，自己作是不行的。又有一回，遇见两个戴着红臂箍的娃娃，嘻嘻哈哈指着我议论：“这个白胡子老头还活着，真是‘胖子拉矢’。”我知道他们的话不怀好意，但我不懂“胖子拉矢”的意思。后来问人才明白，那是北京当时新兴的歇后语，语根是“没劲”。“老家伙”“老厌物”“老而不死”“老奸巨滑”，这都是常听到的叱骂。对于我来说，不能与胡子无干。然而我却从不为此动念取消胡子。也许正因为有胡子，得到“恤老怜贫”的“照顾”，除了挖地道、烧砖、砌污池叫我打下手之外，只叫我扫街。有人认为这是处罚，我不这样认为；如果这样，岂不一下子贬低了平日扫街者的身份，把那当作贱业吗？他们也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职业分工，并无所谓贵贱嘛！休道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扫街还扫得那么扬扬得意；且说有一天，我毕竟也难为情起来。我扫的是一条胡同，胡同外就是大街。那天我刚刚扫到胡同口，却见大街上有几个背着照相机的外国人，正朝这边走来。我慌忙把胡子揣到衣领里，身子缩进了胡同。所幸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一径的过去了。我怕什么？怕的被他们照了相去，“眼镜、胡子老头扫街图”，总不大像样。如果通过我而使祖国蒙羞，我将引为终身憾事了。这件事触发了我，又觉得有把胡子剃掉的必要。无如当时啼笑皆非，动辄得咎，剃胡子变了形象，就会说你“化装”，问你“意欲何为”，是不是要逃避“挂影图形”？这可是大罪名，担当不起。至于“抗拒”的旧话重提，更是难免。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胡子已被骂够了，再骂也只是那几句；剃了胡子哩，倒是提供骂的新资料了。最后对自己裁决：不剃！在那日日夜夜里，我也曾抱怨过自己：早知如此，何必退休呢？朋友听了好笑，他们说：“若是在职，必进‘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提人问话，照例要揪头发。你无甚头发可揪，胡子倒是现成，只怕几次‘牵牛而过堂下’，早把胡子薅光了。”这话很有意思，能让我心平气和，辱而知足。我拖着这把胡子，连续迎接了平安的、宁静的、愉快的三个春天。经过冷酷的严冬，谁都分外地觉得温暖的春天可爱与可贵。是的，我也有此设想。然而胡子随了我，历尽了重重灾难；在这天下太平、大治之日，我怎么忍心抛撇胡子哩！能，怎么不能？社会主义的胡子自有社会主义胡子的样儿。乘公共汽车，胡子成了被让座的标志，着自然不在话下；就是走在路上，这把胡子也经常引来羡慕的问题：“您老多大岁数了？还这么硬朗！”而且有一天，我到底被外国人照了相去，这也是这把胡子引起的。那天我的已经上了大学的外孙女儿，陪我逛北海，走到琼岛下，坐在路边长椅上歇歇脚，抽支烟。几位日本友人远远走来，其中一位，好像发现了什么，迎面对我举起了照相机。我知道是为了我的胡子，便一手拿烟，一手抚摸胡子，欣然接受了。有，怎么没有？有时拈须微笑，有时掀髯大乐，笑得快意，笑得开心。摸着胡子，回想起娃娃们的嘲弄，只觉得越活越“有劲”了。惭愧了，要说我对胡子怎么关心，现在我仍然没有。我晚间睡觉，脸在被外，胡子在被里，和我舅舅就大不相同，一切不问可知了。是这样，也不是这样。有朝一日，在火化场上，可以想象，先点燃胡子，胡子总归最早离开我的躯壳的。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日，北京
“标题党祖师爷”张友鸾晚年斯文“扫地”
右派父亲给右派舅舅画的那张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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