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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 | 范文发：搭乘伊尔飞机，干蒸桑拿活受罪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题
八十年代初坐飞机：
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作者：范文发
今天我不是讲儿子坐飞机，而是说说自己第一次坐飞机是怎么样的情景。
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南昌工作。上级领导夫妇要去上海复诊检查，需要一名随员。可他们是要坐飞机去，便寻到了我这位新上任的小处长。原因有二：一是当时财务规定，遇有紧急工作，处级以上可以乘坐飞机；二是我一个上海人可以免费住在上海家中，则省下一笔住宿费用。此行于双方都有好处，尤其是我，碰到坐飞机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总务部门替我们买好了机票，我只带着几张盖了单位红章子的空白介绍信，以备行程中办事要用可随时填写。
那天秋高气爽，我们三人按时登上了机舱。这架飞机是苏式伊尔小飞机，能乘坐三四十个人。剪着短发身着蓝色春秋衫的女乘务员（那时还没流行盛装时尚的空姐们），朴素得和火车列车员一样。我们一落座，每人先发一把纸扇；然后让大家系好安全扣。我不会扣，想看看后排的领导夫妇是如何扣的？然而他们动作十分麻利，双手一合就扣好了，根本容不得我看个究竟。怕别人笑话，只能将带子两头拉到肚子上，用我的左右手掩饰着。
不一会儿，便觉得舱内热气腾腾，大家用力地摇晃着手中的扇子，扑过来流过去的都是热气。我穿着的确良中山装，扣子扣得严丝合缝，此刻已经汗流浃背，这不简直是在蒸桑拿？忍耐不住，便上下解开衣扣。我当时十分诧异：坐飞机怎么还要遭这样的活罪？
移时，发动机声响突起，震耳欲聋。乘务员过来见我没扣安全带，示意我扣上。我重新将带子两端拉到肚子中间停顿着，下一步的操作我不知道。谁知乘务员就站在我身后，她大声地告诉我（声音要压过机器轰鸣）：“安全带不是用手拉的，拉能拉得住吗？我教你，应该这样扣。”当着全机舱的旅客，我红着脸扣上了安全带，这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
大约煎熬了十分钟左右，飞机起飞了。待飞机升到空中，才感觉阵阵凉风袭来，原来是因为飞机小，动力不够，所以起飞前需关闭空调等耗油设施。
凉快了，气就顺了，也有兴致左顾右盼了。忽然发现我的邻座上衣口袋里插着钢笔，还是两支！手腕上的上海牌手表也散发着光亮。以前一直听别人说，坐飞机不能戴手表、插钢笔，由于飞机上气压大，弄不好要卡进肉里。多凶险的事！可邻座怎么就不知道？别人还告诉我说眼镜也不能戴，怕卡坏了眼睛。所以我临上飞机将眼镜手表都摘了放进了提包里。
我不由得左右前后环视了一圈，这戴眼镜者有十来位，他们就不怕卡进眼里？我心里渐渐明白过来：这些说法都是没有坐过飞机的在瞎猜想，以讹传讹。随即打消了我欲向邻座求证的念头。
乘务员托着盘子，一排排地过来分发着硬塑料杯子，然后替乘客倒水。邻座显然不是第一次坐飞机，也显然知道我是第一次坐飞机。老兄就把他喝完水的杯子递给我：“这一只你也带回去，招待朋友喝啤酒时用。”我十分感谢他的善解入意。当时从飞机上拿下来的东西，在一般人眼里不亚于侨汇商店买来的礼物。
移时，乘务员又来分发糖果，巴掌大的塑料袋中装着四五颗硬糖块。我坐在第二排，提前腾出双手准备接糖果。谁知第一排坐着的两位日本男士手一扬，表示不要糖果。这扬起的手式让我怔了一下，也让我思索了许久，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也能够达到扬扬手不要糖果的程度就好了。
也就是一个半小时，飞机便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我带着一包硬水果糖两只硬塑料杯子踌躇满志地走下了舷梯。
然后赶到医院附近安排好领导的住宿，我便要回家。这时，领导夫人发话了：“明天早点来挂号，可以早点看病。”
挂号也要我来挂？正因为方便领导就医，所以才就近安排了住宿。我家可住在上海的东北角，到市中心医院要倒两部公交车，没有一个半钟头过不来。后来一想：让你坐飞机，交换的筹码就是要你当一个跑腿侍候人的角色。想到此，也就没脾气了。
真是一整夜不敢认真合眼，第二天凌晨便起床，赶上5点15分的头班公交车，向市区进发。那天大雨，车子慢慢吞吞地开到外白渡桥，真的是见鬼了，竟然遭遇后面的公交车追尾，我正巧坐在最后排，尾部的大玻璃被后面的车头挤压破碎，两肩落满了玻璃碎屑，好在没伤着人。于是，我只得下车步行至下一个车站再等车。
由于雨大，上班早高峰提前到来。上海人乘惯了高峰车，知道如何挤、如何让，如何钻空档、如何使巧劲；我则是木头一块，横插在上下车的要道上，引来众人的白眼，有的人嘴里还埋怨：“会不会乘车子啊？”“乡下人啊？”
我权当没听见。
待我一路拥挤狼狈不堪地赶到医院，挂号大厅已经人山人海，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寻找到队尾，赶紧排上，脖子伸得老长，关注着挂号窗玻璃，担心着随时会挂出“已满”的招牌来。
总算挂上了号。领导夫妇姗姗来迟，一看挂号单上的“41号”，便有点不悦。我则反复诉说着一路上的拥堵，心想：你们住在医院附近，本该是你们自己来挂号的。但这种话只能腹议，哪敢明说？
领导在午饭前也总算看上了医生。
在领导复查身体的几天里，我只陪老父亲吃过一顿饭，喝光明牌啤酒的容器，就是飞机上带回来的两只硬塑料杯子。父亲将杯子还保存了好长一段时间。
第二次挂号，路上倒是蛮顺利。挂到了满意的“5号”。我便轻松地站在医院大门口，左等右等没见领导来，又寻找传呼电话联系，生怕误了就诊时间。这时一位上海阿姨走近我，用夹生的普通话怯怯地对我说（以为我是不会说上海话的外地人）：“刚才皮夹子被人偷走了。看见你面善，给个三五毛吧？我好乘车回家。”我一时也无心去辨别真假，就从裤袋摸出一叠钱，从中抽出一张五角给她，也不想听她的千恩万谢，跑去马路对面等候。
这时，来了个光头大汉，好像是女人的老公，开口就骂女人：“侬迭只败家精！迭个月的开货仓钞票都给侬落脱了，托侬做点事情就迭种喇叭腔，侬还有面孔回去？叫部车子拿侬轧轧杀拉倒！”那女人害怕男人会动粗，则围着我躲避。我劝了男人几句，男人嘴里不干不净地走了。
我回头一看，身后的女人怎么也不见了？坏了，想起电影《三毛学生意》里夫妇联手行窃的画面，马上摸裤袋，十几块钱不翼而飞。也是不幸中的大幸，由于我曾经被偷过一次皮夹子，从此就不再使用皮夹子。这次将证件介绍信以及大额钞票全国粮票等都放进手提包内，避免了一网打尽。
尽管如此，心中难免窝火。
领导夫妇来了，看到“5号”喜笑颜开。夫人对我说：“拟了一张单子，麻烦你照上面的物品帮忙采买一下，省得我们人生地不熟的瞎转悠。买来了再算钞票给你。”
我接过单子扫了一眼：嚯，这上海特产南北炒货一应俱全，没个一整天时间别想完成任务。
夫人又开口道：“今天看病结束早，带我们去龙华寺拜菩萨？”
我坏情绪显然还没走远，便推托说：“我还有事。”
领导夫妇扭身进了大厅，显然不高兴了。
面对领导的不高兴，我也不自责：做一个人总不能事事处处都逆来顺受吧。（所以，我这样的德性，果然是官当不长更别指望升上去。）
好不容易复诊结束。本来是要陪领导一同返回南昌的，后来单位来电报，要我去外语学院做个外调，那就先送领导坐飞机回去。飞机票我是拿着空白介绍信到民航售票处现填的，机票每张57元，正好是我半月工资。中午12点50分起飞。
为送领导去机场，我前一天便跑到几家出租车服务部联系，因为叫车子是不能隔天预定的。后来确定西藏北路一家强生出租车服务部。服务部当时有12辆出租车，我怕临时叫不到车，反复寻问老师傅，几点到几点比较有把握？如果叫早了，领导不乐意，车子又无法等人；叫晚了，又没车子了。
于是，我6点半钟就在服务部门口等，他们7点半营业，我数着一辆辆车子陆陆续续被叫走，心里一阵阵敲锣打鼓，坐立不安；待到只剩下5辆车子时，墙上的挂钟刚到8点。我咬着牙坚持再等一等，打算只剩下3辆车子了，就出手。可完全没有料到，下一单竟然一下子要走了4辆车，唬得我马上扑到老师傅的写字台前，抓起调车本子叫道：“最后这辆就是我的了！最后这辆就是我的了！”
老师傅摇摇头说：“你不是沉得住气吗？再不叫那真就泡汤了！”
我握紧着调车本子不放，似乎放了本子那辆出租车就要飞走一般。
老师傅说：“你要夺我权啊？”
我这才意识到要把本子交还给他。见到师傅一笔一划地在为我开调车单子，一块石头才从心底挪开。可我一摸脑门、脖颈全部湿漉漉的，是自己急出的一身虚汗！
8点半，车子就开到了领导下榻的饭店。果然，他们嫌太早了，到机场不也是干等着？
夫人干脆说：“10点半开过去，时间还绰绰有余。”
我又是一番苦口婆心地诉说出租车的难叫：“咱们再不走，停在门口的出租车就要走，押金损失事小，咱们可怎么去机场啊？”
见我急得脸红脖子粗的，领导动了恻隐之心，终于收拾行李动身。
到了机场，时间很充裕。十一点没到，领导说先去吃饭。我知道机场的饭菜贵如老虎肉，便说：“那我就回去了。”
领导夫妇热情地拉住我：“小范这些天东跑西颠也很辛苦，没啥好慰劳的，就一起吃个便饭吧！”领导这么一说，我有点进退两难，恭敬不如从命吧。
很快吃完了饭。他们上厕所去了。我便对着四五只空盘子估摸着餐费。
这时，领导走近来，自言自语道：“结完账了吧，那我们领登机牌去！”
啊，让谁结账？不是领导请客吗？
领导太太看出了些端倪，笑道：“不是让你请客，开张发票，财务可以报销的。”
话是这么说，我回单位报销，在财务那里就有好一番口舌。若报不了，那就自己贴钱吧。如此一来，这顿午餐到底是谁请了谁啊？
领导和我道别：“回南昌别忘了还是坐飞机啊，这是领导定过的。”
回来路上，我觉得这一趟出差表面上似乎沾了坐飞机的光，可惹来了这么多的麻烦，颇有些得不偿失。这次的“花轿”坐得不过瘾，是得重新再坐一次。
果然，在回程的飞机上，我一反第一次坐飞机时的谨慎木讷，而是熟门熟路、自信满满，俨然一副坐惯了飞机的派头。同坐恰恰正是第一次坐飞机，一副诚皇诚恐的样子。我便不厌其烦地告诉他：如何提前将上衣脱去，一会儿飞机上酷热难耐；如何准确扣好安全带，一会儿乘务员要检查的；同样也将分发的硬塑料水杯送给了他，并嘱咐道：“连你的正好一对，回去可以招待朋友当啤酒杯子用。”说得他感激万分。
如今，国入乘坐飞机已是常事。乘坐的不是波音、麦道就是空客，一路上舒舒服服的；系扣安全带这类小伎俩连3岁孩子都会了；乘坐飞机时谁也不会再要那只硬塑料杯子，也不会有人稀罕那几颗硬糖果，恐怕多数人都会扬扬手拒绝。在悄悄流逝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正在不知不觉中进步着、改变着。
然而，如何千变万化，我依旧不会忘记，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与感觉，一个字：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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