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 | 范文发：上海东湖路，梧桐深处的记忆碎片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过《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题

东湖路，

让我欢喜让我忧

作者：范文发

给子孙留下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

上海市中心有条东湖路，与淮海中路、延庆路相邻，宽不过15米，长不到500米。1902年由上海法租界修筑，原名杜美路（Route Doumer），距今已有120年的历史。

这条马路闹中取静、幽深雅致，从经典建筑到人文情怀，都散发着浓郁的城市多元文化的各色情调。这条路，自然就挤身于上海最富魅力的64条永不拓宽的保护街道行列。

在这条马路上，70号东湖宾馆（副楼是7号），原来是沪上大名鼎鼎杜月笙的杜公馆，也是后来中美联合公报的谈判地；22号住着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盖叫天；17号曾驻有比利时领馆；沪上不少知名的企业家都曾住在这里。还有过一家稳坐老上海西式大菜前三把交椅的“天鹅阁”，十足的意大利风味，与德大、红房子齐名；全国首家立体电影院也曾建在这里，陈强主演的《魔术师的奇遇》，在当时成了沪上的一处“打卡地”，谁要是到了上海，没来看过这部宽银幕立体电影，那都不好意思说到过上海。

时至今日，东湖路依然是闹市的世外桃源，魔都的时髦街区；这条东湖路，梧桐深处依旧焕发着文明、时尚、前卫的都市光芒。

在我的记忆中，这条优雅脱俗的海派街区，一度被折磨成了施暴的蛮荒地。

1966年初夏。北京大学那张著名的造反大字报，一夜之间让我们这些正在课堂上读书的学生，中断了学业。一度迷茫，干什么呢？我们很快寻找到了方向：紧跟“两报一刊”，拿起笔作刀枪，涂写大字报、成立宣传队，走弄堂、下农村，唱歌跳舞宣传《十六条》，像失业者突然寻找到了工作一般，十二分的投入；接着又是大串联，上东北、下重庆，中途在天安门接受领袖检阅。天南地北这么逛了一圈，回来后，又无所事事。

我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成份都不过硬，造反组织对我们也冷眼相看，于是成了逍遥派。我就私下向“逍遥派们”建议：去市一级文艺单位，说是进行革命大串联，实质上是想见识一下众多的“三名三高”艺术家们，以满足自己的好奇。这一说，大家都颇有兴趣，我们崇拜的众多艺术家基本都在上海。我们将当时31家市属文艺院团及文艺协会的地址进行整理，将距离相近的分在一类，每天走个几家。这些文艺单位基本上集中在淮海路、华山路一带，所以，由北向南或由南往北，挑选这条东湖路来走，距离短行人少，便捷又舒适。

我们事先做好了“功课”，开始结伴跑文艺单位。一天傍晚，我们四、五个同学从美协出来。跑了大半天，肚子早已唱起了空城计。于是在常熟路口的沿街点心店售卖窗口，每人买了两只“水晶大包”。这种大包现在似乎已经绝迹，大包里的“水晶”其实就是肥肉丁，在那个肚子里没油水的年代，吃着这种大包非但不觉得油腻，还十分香甜可口。甚至到了古稀之年，仍然觉得没有任何包子比得上当年的“水晶大包”！

我们兴致勃勃地拐进了华灯初放的东湖路。边吃边聊着美协主席丰子恺“不忍心杀小动物，就不忍心杀人”这句话，到底反动在哪儿？是不是像大字报说的那样，是阶级调和、伪装善良，包藏祸心、软刀子杀人？

相互正议论着，发现在前方二、三十米的人行道上，一群初中生模样的男孩，围成一个圈，嘈杂异常。等我们走近，才听到男孩们朝围成的黑圈内叫喊：“打倒反动舞女！揪出贼骨头！”接着一阵拳打脚踢，黑圈内的惨叫声尖细凄厉。

待拳脚稍停的间隙，黑圈里便传出了哀求申辩：“我不是贼骨头啊，革命小将们，求求你们放了我，东西不是我拿的，真的不是啊……”

黑圈外的男孩们并不宽恕：“你这个反动舞女、腐败分子，就要对你专政、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继而又是一阵拳打脚踢。

黑圈里的哀求声渐渐微弱。

街上稀疏的行人来去匆匆。平时爱看热闹的上海人，此时却瞥上一眼便离去，仿佛多加停留，就会被涉嫌与黑圈里的坏人结成一伙？

倒是我们几个停下了脚步。我心里很是忐忑：这样没轻没重的打，会不会死人啊？但在表面上，大家都表现出一种革命左派的不露声色、临危不惧。因为，在那个专政暴虐的年代，红袖箍一戴，右手红宝书、左手红缨枪，便可以横行街巷。铰长发、剪瘦裤腿，那都是轻的；说你是“地富反坏”，你就是“地富反坏”；说你是“现行反革命”，你就是“现行反革命”；挂黑牌子、行“喷气式”是家常便饭；就是伤人致死也并非个案。尤其是红卫兵小将们在实施无产阶级革命行动时，你若要上前阻止，那可是罪加一等。因为，在打人的孩子背后，有着一个无形而强大的支撑。

于是，有人就说了一嘴：“反动舞女，不就是反动女流氓？”这一句话，给众人提了个醒：这“反动”、“流氓”，还不应该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于是，我们一行人寻找到了离开的“理由”。

可大伙的心里，都不平静。回家的路上几乎没人出声。

我有点㤞异：刚才争论丰子恺“不忍心杀小动物，就不忍心杀人”那句话怎么就似谶成真了？果然遭遇了“打人”，甚至欲置于死地而后快的群殴。当时我们都不懂：世上所有的生命（哪怕是只动物）都具有生命尊严和生命诉求，是生命都值得珍惜。何况是个人！不让任何一个人陷入绝境，更不要逼任何一个人进入绝境，让每一个落入绝境的人都得到救助，这个社会才正常、也才有希望！

遗憾的是，那位“黑洞”里遭遇群殴的女人，是死是活，全然不知……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们又走在东湖路上。当时芭蕾舞剧《白毛女》已经声誉鹊起。我们也想寻个新奇，去见识一下诞生经典剧目的上海舞蹈学校，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舞蹈学校离得远，在上海西部郊区，当时还挺偏僻。我们便起了个大早，急匆匆地穿过东湖路去换乘公交车。东湖路与延庆路交合口几乎是个锐角，如果沿着围墙从东湖路拐弯或从延庆路拐弯都会造成一种冷不防的感觉，若是双方都急着赶路，大概率会撞个满怀。那天，确实出现了这一幕。当我们几个人急匆匆地走到东湖路路口，侧面从延庆路拐出来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先生。由于他行走得也很急，并且低着头，一下子便撞上了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只听得老先生连声说：“我有罪、我罪该万死，我有罪、我罪该万死！”说着，慌慌忙忙将两手从裤子口袋摸到上衣口袋：“我有交待材料，我有交待材料……”

我仔细一看，这位老先生，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工装，下面却套了一条毛料哔叽裤，穿双劳动鞋，这样不伦不类的装束，不像是个工人阶级。从他满头银发下的白净肤色，到鼻梁间架着一副眼镜来揣摩，八成就是被监督劳动的管制分子。

对此，我有点不知所措。原知道东湖路这一带，历来都住着许多体面的好人家，抄家、批斗几乎是一家连着一家。这位老先生肯定是经受过多次的抄家和批斗，显然是被抄怕了、斗晕了，以为今天又碰上了造反派呢，紧张得他头也不敢抬，一连声地“罪该万死”。

于是，我忙对他解释：“我们不认识、我们不认识，我们是过路人，不认识你——”

老先生这才慢慢抬起眼皮，那双捧着“材料”的手，停留在胸前微微抖动着，喃喃自语道：“那就好、那就好……”

惊魂未定的他，顺势将身子靠在围墙上喘着粗气。

我们不想打扰受了惊吓的老先生，便从他身旁擦肩而过。但走出不到三、五十米，我们又反转身来望着老先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移时，只见他的身影慢慢地离开围墙，转身消失在延庆路的拐角处，我们这才放心地离去。

然而，一路上让我神情恍惚。因为想到了自己依然关在牛棚里的父亲，会不会也像这位撞我的老先生那样，杯弓蛇影、魂不守舍……我敢下赌：当时肯定有不少人，时时刻刻处在和老先生一样的惊恐之中。

一而再，再而三。接着遇到的这件事，让我记得最清晰。

我们那天是从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出来，准备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我们照旧走在东湖路上，兴奋地交谈着刚才看见的几位关在牛棚里的艺术家。

“贺绿汀最出名的就是《游击队之歌》！”

“他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才厉害呢，听说希特勒睡觉前都在放这首曲子，牛吧？”

见前面来人，我们马上换了话题：

“我看过任桂珍主演的《江姐》《夺印》，电影《红日》插曲也是她唱的。”

“我听过施鸿鄂的独唱音乐会，好棒的男高音！”

“林明珍也不错啊，她演过《雷锋之歌》……”

正聊得起劲，却不料有两个人从我们中间迎面直插进来，嘴里不住地催促：“不要理他们，赶快走、赶快走！”

这是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似乎是一对母女。还没等我们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一群十二、三岁的小孩子喳喳乎乎地追赶上来，有的手里还挥舞着木棒。

我们停住了脚步，回头看个究竟。

只见孩子们围住了母女俩。高声喊道：“打倒资本家！打倒寄生虫！”随即扬着手里的木棒，将母女俩逼至墙角。

母亲苦苦哀求道：“小朋友，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啊！小朋友，不好这样子舞棍弄棒的、不好这样子的……”

这群孩子哪听得进她的话，继续高喊：“剥削有罪、造反有理！剥削有罪、造反有理！”

身旁的女儿倒是十分倔强，辩解道：“我们不是坏人，我们不是坏人，你们造反造错人了！”

小孩子七嘴八舌嚷嚷：“她们家老妖精把好多金条都扎在裤腰带里，抄家时，是被革命群众发现的。这还不是坏人，谁是坏人？”

姑娘委屈地答道：“一个八十岁的老人都已经死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孩子们见她嘴硬，叫道：“对抗运动、死路一条！对抗运动、死路一条！”说着，便抡起木棒要打。

母亲用手臂护着女儿，女儿用双手阻挡迎面而来的木棒，木棒结结实实打在她们的臂膀上。

没有木棒的孩子，就向她们扔石子、吐唾沫。

母女俩显然招架不住。

当时，以我们十六、七岁小青年的力气，制止这群孩子的暴行应该是不成问题。但在当时红色恐怖年月，我们并没有这份胆量；然而那位母亲向我们投来的哀伤、求救的眼神，叫我们又有点挪动不了腿脚。可是，我们不是红五类，本人又都是逍遥派，游离于运动之外，若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再多管闲事——保护资产阶级、压制革命小将，被人罩上一顶立场不稳、破坏运动的大帽子，又如何承担得起？

我们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于是，就像在战场上，最需要我们冲锋陷阵的当口，我们退缩了，悄悄地当起了逃兵。

只留下了那双无助、求救的眼神……

前后不满一个月，我们在这条不到500米的东湖路上，接二连三地遭遇了让人不愿想起又让人难以忘却的深深记忆。尽管清楚：那场运动，纯是国家行为，个体根本没能力作出些许改变。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那种负疚感依然若隐若现地纠缠着自己。

幽雅迷人的东湖路，竟然成了我心中的一座愁城！

结束了文艺单位的大串联，父亲已经被隔离审查。当时建设厅下属许多厂矿院校，父亲经常被拉去批斗或陪斗。一次，在工厂里接受批判时，台上几个造反派冲到父亲面前拉扯动粗，并让父亲跪煤渣，还要给父亲剃阴阳头、并在头顶上倒墨汁。因为父亲经常跑厂里解决有关技术问题，和工人们相互熟悉。这时台下几位老工人，立马站起来制止。

造反派颇为不屑：“我们是革命造反组织，火眼金睛、明辨是非，是能够掌握运动大方向的！”

老工人并不买账：“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我们有权说话。”

对方傲慢地拿出红宝书念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老工人也针锋相对：“毛主席教导我们：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说着，又有几个工人站立起来，向台上的造反派示威。

造反派自觉理亏。只得举起小红书，高喊口号以转移话题：“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对父亲的一场体罚，就在工人师傅的保护下，化解了。

父亲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十分平静。然而，我却听得心潮起伏。我自然会想起东湖路，想起东湖路上的三次遭遇。对照工人师傅的挺身而出，我的畏缩行为是不是过于卑微？强权强势下可以沉默自保，可面对弱小作恶者，自己就不能想办法“挺身而出”一下？

在运动中，很多老师蒙受了不白之冤。一次，“牛鬼蛇神”在学校的草地上拔草，不知道怎么进来了一帮小学生。小学生拿着小树枝走到“牛鬼蛇神”身旁撩拨他们的耳朵眼睛取乐。当时这帮“牛鬼蛇神”都不敢吱声，但又被撩拨得十分难受。见此我心里不是滋味。等到四下无人时，我拾了根木棍过去赶小学生走，小学生歪着头不服，我举起手中的木棍吓唬他们：再不走，打断你们的手！小学生才一哄而散。

在当时，这种“挺身而出”，也算是我对老师们的一种解围吧。

隔年，我们又去川沙“双抢”。学校造反组织交给班里一个任务，将“阶级异己分子”李老师带下乡去，一边劳动一边批判。她是个平易近人的老教师，加上我们班级基本都是“小绵羊”、好学生，斗争精神差。拖到最后两天劳动结束要返校了，才在中午由三、五个女生领着李老师开批判会。我还了工具从仓库回来，见到李老师弯腰曲背地站在大太阳底下，表情痛苦地向周围几个女同学哀求道：“我弯下腰就站不住，关节炎疼得厉害，我实在是站不住了，要不我跪下来……”

女同学大概觉得连批判稿子还没念，就收场，起码形式都不走，怎么好向学校交待？可是坚持要批判，眼见年近60岁的李老师弯腰的痛苦状，又十分不忍；若是让她直起腰，双方面对面站着，不成了相互间的聊天了，那究竟是谁批判谁啊？

我见她们踌躇不决，便“挺身而出”，即兴编了个词：“刚才保管员告诉我，让我们赶紧去场院装稻谷，下午可能有雨。”转身又命令李老师：“回去继续写交代材料，深挖思想根源。”

可怜的李老师点头如捣蒜。

于是，一场批判会瞬间化为乌有。

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挺身而出”，也算是给李老师痛苦的一种解脱吧。

我知道，这微不足道的“挺身而出”，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在当时强大的红色狂潮面前，微弱得宛若一粒芥籽。可是，就是这粒芥籽，会发芽，会长大，会结出更多的种子，让我们保存下了做人的些许良知。

当年，那些涉世不深的中小学生们，几乎是在仇恨中长大，宽容、厚爱大都丢失了；多出来的，是暴戾与残忍。

东湖路的时尚与文明，还会不会再一次被颠覆？

我扪心自问……

粗壮的梧桐，在默默诉说东湖路久远的历史。

2022年6月22日

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