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魏伟，江苏无锡人，高级工程师。1969年随父母下放农村，1977年考入南京航空学院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在航空部三八二厂工作，1994年进入美资伯林盖姆(常州)机械有限公司工作，2001年起担任中美合资常州华美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2017年该公司中美合资到期。历年计发表技术论文20余篇。
原题
辍学年代
1965年，我上小学时的留影
1966年“文革”拉开帷幕，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开始“停课闹革命”，竟然还波及到了我们这帮当时还在读高小的小学生。从此，我经历了长达近四年的“辍学年代”，每忆及此，嗟叹不已。这真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动乱年代，值得记述，一书教训。1962年9月1日，我进入南京白下区一中心小学(今游府西街小学)读书，这是一所五年制的重点试验小学，当时绝大多数小学还是六年制。
这所学校历史悠久，从民国到1980年代初，学校容貌基本没什么变化1966年的春天，我已读至小学四年级第二学期，班主任是相秀棠老师，教语文；陈亚仙老师教数学。当时全国兴起了批判“海瑞罢官”及“三家村”的热潮。我们小学生也卷入其中，经常要写批判稿，不久又开始批判南大校长匡亚明，正常的教学秩序打乱了。6月1日晚，中央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学校号召每个学生都要写大字报揭批自己的老师或校领导，一时间，教室外面树上拉起绳子，挂满了“大字报”。我至今也没有搞明白这是为什么？仅仅是搞形式吗？
这张校园全景图由我的同学陈维青的弟弟——著名编导家陈维亚所画，真实再现了当年学校的情景
实际上，文化课已经停止，期终考试也取消了，自然成绩单也不发了。大、中学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开始是“破四旧”，揪斗“黑四类”，街上一拨又一拨曾经的资本家、右派等四类分子头戴高帽子，衣洒黑墨水，被红卫兵们押解着赤脚游街。我们所住的抄纸巷13号大院，原为专营建筑工程的"缪顺兴声号营造厂"。该厂1906年创办于南京，厂主缪金声带着大老婆去了台湾，留下的小老婆胡国秀就住在大门旁的青砖楼房里。胡国秀当时还是居委会副主任。三女中的女红卫兵们就选择胡国秀作为革命对象，抄了胡国秀的家，将查抄的美元、手饰、字画等付之一炬，还将胡的头发剪光，口塞臭袜子游街。晚上还在院子里开批斗大会，原来的缪家女佣上台控诉揭发胡国秀。之后互换住房，女佣搬到胡国秀的楼房里去住了，胡国秀被赶到了她家的小平房里。我们小学生无事就是天天看热闹。
今日的游府西街小学
不久，红卫兵又开始了大串联，随着领袖一次又一次的接见红卫兵，大串联愈演愈烈。暑假中，一中心小学成了大串联的免费住宿点，以致于开学后，学生们无处上课，只能分散到其它学校去了。我们五年级安排在五老村附近的一家民办学校——群利小学上课，班主任是汤老师。但此时，偌大的教室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老师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活动，学生们的心也躁动不安。特别是男生们也想外出大串联，去“经风雨见世面”。为此还自发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买了红袖套。但要想大串联，免费乘车、住宿、蹭饭都需要中学生的学生证或政府机关的介绍信。于是同学们步行去了位于鸡呜寺附近的南京市政府机关，没想到这里已一片狼藉，办公室都空荡荡的，到处是废纸堆，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大家只好悻悻而还。我们大院里，有个少年玩伴乐嘉兵居然带了其母给的一毛理发钱，也不和家人打招呼（打招呼就走不了了），就乘火车到了上海，玩了三天才回家。害得其母亲到处找他，急得要命。总之，这一学期根本就上不了课了，不久学校干脆停课，让大家都回家等通知。这一等就是近两年，与母校完全断了联系，所以我们这一届小学毕业生连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比我们高一届的六六届小学毕业生，因中学停止招生，故比我们更早停学在家了。此时的社会更加动荡不安，1967年1月3日夜，南京江苏饭店爆发了江苏第一起大规模武斗。因地点离家不远，第二天上午，我去现场看了，饭店的门窗都砸烂了，造反派“红总”“八二七”大胜保皇派“赤卫队”。接下来几天，造反派押着“赤卫队”俘虏天天敲锣打鼓游行示威，我们就天天上街看着好玩，很滑稽。1月26日造反派开始夺权了，结果又分裂成两派，“好派”“屁派”斗不息，经常发生武斗。好笑的是双方都号称“誓死捍卫伟人的革命路线”，却相互斗的死去活来。长时间停课停学在家，除了完成父母要求每天抄写几页“毛语录”外，我喜欢上街转转，从淮海路到新街口，再转到中山东路、大行宫，然后回家。看看大字报，拣拣传单，了解政治形势变化，也是一种乐趣，似乎也能提高一点自己的语文水平。有时在街上看修钟表的、车圆木柱的、敲锅盆的、锉钥匙的，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兴趣依旧不减，这是否意味着未来我会从事机械业、制造业一生？
文革期间的南京新街口。196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新街口广场中心彩楼拆除，再现了孙中山铜像
在新街口广场西北角，即现在金陵饭店的位置有一个摊换市场，许多无所事事的人们在这里交换伟人纪念章、邮票甚至花鸟，暗中也在做买卖。这里经常人山人海，我也挺喜欢钻到这儿，东看看，西望望，也买过一些纪念邮票。这里有一条小弄堂向北通向一个旧货市场，弄堂两侧排满了卖电子元件、安装、修理收音机的小店，我常常穿梭这里，再从延安剧场转到中山路。辍学在家的日子真很无聊，彼时除了“毛选”“毛语录”可看外，就只有鲁迅的书可读了，不过我感兴趣的只有伟人与鲁迅的诗词。那时对伟人的诗词，我几乎可以倒背如流，以致于几十年以后，我写报告或文章，有些诗句仍可以信手拈来，用于文中。这也是我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的开始，五六年后，我在农村借到一本《唐诗三百首》的手抄本，竟欣喜若狂。大串联早已终止，派战越打越热闹，大院里的中学生大多也逍遥在家了，他们不知从哪儿搞来许多“封资修”小说，大量阅读起来，这真是对“破四旧”和“文革”的最大讽刺。我读的《水浒传》《水浒后传》《儒林外史》《东周列国志》《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都是这时期向学长们借阅的。家里父母的藏书也被我翻了个底朝天，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等历史书籍还是看得懂的，也喜欢看。但对于母亲高中时的《代数》《几何》《三角》，虽翻过，却如同天书无法看懂。家里还有一套繁体字的竖排版《三囯演义》，没有常规的标点符号，却也被我读懂了。我发现了汉字的一个秘密，只要认识一千多个字，看一般文学著作就没问题，对不认识的汉字包括繁体字，看它的部首边旁，结合前后文就能猜到其意思，这大约就是象形会意文字的优点。后来我学英语，不认识的词一定要查字典，不是母语的拼音文字学起来困难多了，似乎只有死记硬背一条路。男孩子对《三国演义》《水浒》等描写战争的书看多了，会产生一种崇拜英雄的情结。我仰慕的是诸葛亮、吴用这些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智者形象，大约从这时候起我喜欢上了收集地图学习地理，也动手画地图，抄纸巷13号大院的地图，我画过多次，以致于该大院早已消失了几十年，我还记得它当年的模样，下图是我用CAD软件凭记忆画的抄纸巷13号大院及周边示意图。
抄纸巷13号及周边示意图。抄纸巷是南北走向，据说明朝叫钞纸巷，是生产印刷大明宝钞用纸的地方
相邻的抄纸巷19号，原是一座尼姑庵。石阶高高，庵门不大，有二进院落，天井四周是高大的房屋，解放后，该尼姑庵废除改作民房，有几个同学家住这里。南面是淮海路街道办事处，主楼空置了很多年，院子朝北有一道门与13号大院相通，不过很少打开。隔着抄纸巷的东边大院是淮海路31号，解放前曾是某国民党高官的官邸，解放后成为南京史料整理处，后来成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家属区。当年二座办公楼完全是西洋风格，很有特色，可惜后来全部拆除，建成了家属小区。西面有木器厂、煤球厂，13号大院有小门及小路穿过而到洪武路，是大院里的住家买煤球煤基的必经之路。西北边靠洪武路是洪武路幼儿园，我在此上过一年中班，二年大班。 1967年的夏天，南京还发生了一场闹剧，突然疯传有一个“五湖四海”的组织，到处杀人抢劫，恐怖至极。院子里的大人们不分派别自发组织起来，夜晚轮流值班。也不知是哪个单位还做了一扇大铁门装在大院门口，如同2020年防疫那样，到处森严壁垒。有天半夜，一辆卡车从附近马路呼啸而过，有人叫喊“五湖四海来了”，于是到处是铜锣敲打声，我也从睡梦中惊醒，迷糊中拿起脸盆就敲。结果是虚惊一场，不过脸盆的面瓷敲坏了一大块。从1967年冬季到第二年早春，南京蔬菜供应非常困难，我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们包括同学陈芳等经常成群结队凌晨三四点钟去三益里菜场排队买菜。记得有一次在三益里没买到青菜，大家居然跑到雨花台去买菜了。辍学在家，同学们多少都得分担一些家务劳动。同学兼邻居陈芳竟然成了全家八口人的管家，买菜烧饭样样都由她办，受到所有邻居的交口称赞。1968年起，邻居钱斌雄等中学生开始学做木匠，我也跟着学起来。在家里找了劈柴的斧头和凿子，磨磨快，又找了一把修桑枝的小木锯，再从旧货市场花了两毛钱买了一块铇刀，用木头凿了个木刨，另外还做了一个槽刨，有模有样地干起了木工活。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居然也做出了产品，我的第一个木工作品是床头柜，虽然粗糙，却也有模有样，后来还做了两个大小不同的碗橱。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农村时还制作了写字桌、书柜等较大的家具，被父母一直用到了本世纪初。转眼到了1968年8、9月份，开始“复课闹革命”了，进入中学都不用考试，分片就近入学。我们小学同学住在游府西街的都分在十五中，而住在淮海路、抄纸巷的都分在三女中，此时三女中更名为井岗山中学。
1968年，我上井岗山中学时
“文革”之前，南京市有四所女子中学，从一女中到四女中，且都有些名气。三女中的前身是市67中，始建于1935年，位于新街囗金銮巷，1948年改为第三女中学，直到1968年改叫井岗山中学。
1955年的南京市三女中主楼，坐北朝南，在它北面隔着一个小操场还有一座较大的教学楼。到1968年改为井岗山中学时，学校面貌完全没有变化
主楼南面的室外砖砌土台，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是开大会和表演文艺节目的舞台。土台南面是大操场，大操场的东面是室内会堂兼体育馆，西面沿金銮巷是一排平房教室，校门朝西面向金銮巷，在大操场、会堂、校门的南边还有一片较小操场
这时候“复课闹革命”，使得66届、67届、68届三届小学毕业生同时进入中学，学校一时人满为患，不少小学也办起了“带帽子中学班”，我弟弟就是在我母校一中心小学上的初中，他的好朋友叶兆言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叶兆言未来成了著名作家，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这张图片来自叶兆言的书，左上角照片上的几个人，我也熟悉，因为小时候他们也常来我家玩。前排左是叶兆言，前排右是唐成，后排左是金雁，后排右是我弟弟魏勉——未来的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当时学校班级都按部队编制编号，我们班叫三连二排，班主任是教语文的陈老师，副班主任是教数学的刘老师，还有从女中原高中生中派来的辅导员、省安装公司派来的工宣队员。虽然“复课”了，仍以政治学习为主，文化课极少上，也没有课本，数学课上的还是小学五、六年级的课程，英语只教了几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等口号。即便如此，大多数男生还是不愿意上课，上课铃响也不进教室，女老师、辅导员来叫，就往男厕所躲。入学没几天，上山下乡运动兴起，我们又成了动员小分队，在学校安排下，走街串巷去动员高年级的毕业生们去农村插队。所谓动员，就是跑到动员对象的家里，高呼口号，骚扰几个小时而已。到十月下旬，我们被安排去燕子矶公社参加农忙劳动。十几天后又转到晓庄公社劳动，这里是南京的蔬菜基地，种的主要是包菜。和我们一起来劳动的周辅导员这一段时光，神情恍惚，经常发呆，有时默默流泪，惊问之，才知道，她就要和同班的校革会主任花某某(忘了她的名字)等去苏北插队了，故而悲伤。花某某虽是三女中的红卫兵头头，但在老师中的口碑很好，人美也有才华，作为校领导给我们作过几次报告，为了推动学校的上山下乡运动，主动带头下乡。我后来在无锡农村遇到了花主任的同班同学华海燕(我在农村高中同学的姐姐，也是一位美女，公社广播站的播音员兼文艺宣传队员)，她告䜣我，花主任后来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关起来了，真是命运弄人。一个多月的学农劳动结束了，其间我们回家过一次，包括前往燕子矶和学农结束返家，来回都是步行的，倒也锻炼了脚板。寒假过后一开学，我们就被安排去省彩印厂学工劳动，可能当年的套色印刷技术不过硬，印刷品瑕疵多，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给印刷的领袖像有瑕疵处点颜色。我每天早晨带米饭步行到工厂，也没菜好带，结果吃了一个月的酱油蒸饭午餐。不久，“九大”召开，上街游行庆祝“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并长时间的学习“九大”文件。一段时间以来，每当领袖发表最新指示，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我们都要赶到学校，敲锣打鼓，从淮海路、新街口再转到中山东路、大行宫，游行一圈以示庆祝。五月是农忙的季节，这次是安排去江浦农场收割麦子。我们步行到下关码头，然后乘船逆流而上十几里到达农场。江浦农场范围很大，平常劳动，除了我们班的同学和老师，也看不到其他人。但有一天我们休息到了农场总部，却热闹非凡，到处都是井岗山中学的校友，突然我看见了一位美女，不知为何脸部大面积擦伤了，她是我父母单位二史馆馆长胡敬一的小女儿胡利红，因其父曾带着她到我家来看望过我父母，故我认识。“文革”中，她父亲被列为“六十一叛徒集团”成员而打倒，没几年就去逝了，她从高干子女一下降为叛徒子女，其遭遇让人怜悯。直到1970年代末，其父才得以平反。从江浦农场劳动回校，总算正儿八经地学习了一个月左右的文化课。放暑假前，进行了入中学近一年来唯一的一次考试，语文就是写一篇作文，数学也就是考小学六年级的内容。暑假中，我正在大院子里纳凉，第二任辅导员方向明来了，她长的娇小玲珑，皮肤白里透红，是一个典型的江南美女，也特别看年轻，男同学们背后都叫她为洋娃娃。这天她是来送考试成绩报告单的，她对我说: “你和陈芳同学是这次考试中，班级里成绩最好的，都是语文85分、数学100分”。她还对我说，她就要去下乡插队了，今天也是告别。我很难想象，这么一个长的像洋娃娃一样的弱女子，如何能经受得了贫困农村的风雨摧残。但她看上去要比首任周辅导员要坚强。
我在南京井岗山中学唯一的一次考试后发的成绩单
暑假过后，南京市终于有了统一的中学教材，除了数学、语文、英语外，还有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奇怪的是物理、化学都不让学了，不知这些科学基础知识与资产阶级沾了什么边？我以为这下可以好好读书了，不想9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学校突然召开大会传达上级指示，说是“苏修”可能在国庆期间将发动对华的核战爭，要求大城市的中学生立即撤出城市，以保存生力军。于是全校师生连夜打起背包，步行向江宁东山镇方向出发。半夜到达东山中学，略事休息后继续向小丹阳方向前进。走到第二天已无队形，成了散兵游勇，三三两两沿着公路艰难迈步。下午三、四点钟才到达小丹阳公社，走了一天一夜，行程大约一百公里。小丹阳公社种植水稻，此时正是收割的季节，我们主要的劳动是割稻。晚上在生产大队的仓库打地铺，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男老师，据说是脱党分子，这次是来劳动改造的。这里较为贫困，没有一间瓦房，全是茅草屋。我们也去过几公里外的小丹阳镇，就一条小街，以街道中间为界，一边是江苏省，另一边是安徽省。晚上，有同学常吹笛子，“南飞的大燕”曲调幽怨，勾起大家对南京家里亲人的无限思念。好在战争并没有打起来，国庆节也平安度过了，一个月后，我们平安返校了，回家倒是有卡车送的。10月底，报上发表了《我们也有二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江苏立即掀起了城市居民下放农村的运动。11月初，首批南京下放市民的车队出发了，市里组织全市中学生沿街欢送。我们学校的学生安排在靠长江路的中山路两侧列队等候，近中午时分，约百辆汽车通过中山路，往新建的南京长江大桥方向驶去，将经大桥直接开往苏北农村。形势发展很快，市民下放运动很快演变成干部下放运动，我父母作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干部成了南京首批下放干部，从得到消息到全家下放离宁，不过十几天时间。我当时只有十五岁，对于下乡插队也还坦然，因为往届中学毕业生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上山下乡，晚走早走一个样。我们大院里还有好几家同时下放走的，除了我们家是属于二史馆的外，其它三家都是省交通厅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中学的同学有不少都随父母下放了，以致于不少班级人数锐减，还进行了合并。离开南京之前，去派出所迁户口时，将我的名字从“魏慧”改为“魏伟”，预示着我人生的新转折开始了。11月底，回到无锡县坊前公社老家，安顿好后，于12月2日到坊前中学初二班插班上学，不巧，第一天在农村上学就遇上了数学阶段考试，主要内容是代数方程，可怜我自“复课”上中学以来一年多，连正、负数都没学过，只得交了白卷，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白卷，难忘终身。没想到当年农村的教育秩序比城市好多了，农村同学也朴实，老师教学也认真。我终于结束了近四年的辍学岁月，开启了新的学习生涯。
农村学校也按“五七指示”办学，学工、学军项目都不少，学农就不专门组织了，除了寒假、暑假，每年还放二个忙假即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各二十天左右，学生都回各自的生产队劳动，同时爭点工分。这里的学校有一群极富才华的年轻老师，我在这里读了一个多学期的初中、二年半的高中。顾金瑞老师1964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一直是我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好老师，三年时间，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1977年底高考恢复，在离开学校五年后，正是顾老师亲自到家里来找我，鼓励我参加高考，并参加补习班，帮助我们复习数学，使我得以考上大学，进入南京航空学院（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
今日思之，真不可思议，从小学到高中，我实际只念了七年书，而今天的孩子都要读十二年的书！留在南京的这三届（69届、70届、71届）同学运气好，完全不同于老三届生 ，虽然没有读到书，却没有下乡，于1970年全部分配工作，抄纸巷13号大院的同学乐嘉兵当了公交车售票员；余开强则到省安装公司当工人；李小林分配到了511厂；陈芳分配到机床附件厂，1976年上了西安交大。据一些同学反映，工作分配过程中，找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很严重，有的分配到国营大单位，有的分配到集体小企业，全凭各种关系，好在与往届生下乡插队相比，也就释然了。2014年10月6日，部分小学同学、老师在分离47年后在母校相聚，这才知道小学的同学随父母下放的更多一些，如小学好友乐翔、朱佩佩、陈维青等同学都在农村读了高中。文革结束以后，乐翔考上了大学，现在是古楼医院的脑科主治医生；陈维青考上了师范，后来成为市七中的老师；从农村考上大学的还有其他一些同学。真是: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那个年代的个人是难以掌握自已命运的，人们应该珍惜今天的自由生活。
2014年10月6日，小学同学与部分老师在学校聚会
2017年4月20日，小学同学（左起）王国柱、杨京华、魏伟、陈维青、于涛、王勇、朱佩佩、陈芳等在南京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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