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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陶正:我有两个怪毛病:不爱理发不爱照相

陶正 新三届 2022-03-21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陶正,1948年出生,清华附中读高中、陕西延川当农民、北京大学学中文、北京歌舞剧院做编剧,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等、中篇小说《女子们》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等、散文《少年初识愁滋味》等、剧本《圆明园》等、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等。


原题

我的五六十年代之六

照相,洗相及"臭美"





作者:陶正



小时候,我有过两个怪毛病:先是不爱理发,后是不爱照相。

不爱理发,老北京叫“护头”。姥姥就认为我“护头”,“剃头又不是砍头,死不了!”其实,那是因为我还不太在乎自己的形象,嫌理发麻烦,坐着不让动,难受。

不爱照相的原因却恰好相反。这回姥姥倒说对了:“这孩子,知道‘要样儿’了”——我发现自己“不上相”:相片上的我,老不如我漂亮。

当然,相片上的我也漂亮过:那是四五岁之前。我至今保留着一张哥哥、妹妹和我的合影:哥哥好像刚上小学,一本正经,却太过庄严;妹妹也就一岁多的样子,软塌塌摆在那儿,好像要哭;就我,错落在哥哥和妹妹之间,戴一条小毛围脖儿,眉清目朗,从容而活泼,像小天使。

哥哥、妹妹和我
 
“这孩子真漂亮!”人们指着相片夸我。

“像我不像?”母亲诱导。

“没错儿,像妈妈!”人们应和。

从此,我就知道我漂亮了,就知道漂亮是好事儿了,就希望自己再照相还漂亮、更漂亮了……就再也不会照相,死活也照不漂亮了。
 
添了弟弟以后,我们四个孩子也合过影。我们坐在台阶上,旁边摆了一盆夹竹桃。母亲有个会照相的朋友,挎着个“120”,指指点点,让我们“笑笑”。笑有笑的学问,母亲就笑得很讲究:笑眯眯,笑不露齿。我就也笑不露齿,使劲儿地抿嘴,还希望能抿出两个酒窝来……

相片洗出来,我傻眼了:我笑得极难看,嘴抿得极难看:眼睛抿小了,眯缝起来,腮帮子倒抿出了两个大包。笑眯眯变成了假惺惺,看着直起鸡皮疙瘩!要不是合影,我肯定会把它扔进茅坑的。

 哥哥、妹妹、弟弟和我
 
再一次,好像是妹妹戴红领巾了,母亲又把我们四个排在院子对面的高墙下,要留个纪念。我接受教训,尽量严肃着;为避免假笑之嫌,还有意努着嘴,不让嘴角往两边咧。正赶上那时门牙开始前凸,相片照出了一个雷公嘴。
 

哥哥、妹妹、弟弟和我

 
我开始忌讳照相了。碰上照相的威胁,总找个理由躲避。比如牙疼、肚子疼什么的。姥姥明察秋毫,说我“成心!越来越随他爸爸了”。

的确,父亲就不爱照相,不像母亲,把照相当作人生一大乐趣。

不爱照相,我倒爱照镜子了,经常在镜子前欣赏、挑剔,或美化自己。我凑近姥姥的梳妆镜,选择最佳神态;我在母亲的穿衣镜前立正,稍息,琢磨自己的宽肩膀儿怎么能厚实点儿;我路过玻璃窗,发现头发乱了,就停下来,照着捋几把……还有,自从添了不爱照相的毛病,不爱理发的毛病就改了。
 
理发,那时叫剃头。剃头师傅挑着挑子,走街串巷,不时“噌”地一下,用铁棍儿划响一个大镊子。只要听见“噌”的一声,我也就“噌”地窜出去,请他到院里来。我在板凳上坐好,把大布围上,才叫姥姥:“姥姥,我剃头了啊!”“我说你才剃了几天呀!”姥姥隔窗戳点我,老大不乐意。不乐意也没用,我的一撮毛儿已经落了地——我不“护头”,姥姥就护不住腰包了。

“要剃就剃短短的!”姥姥发狠,“剃秃瓢儿算了,省得三天两头儿花冤枉钱!”

我不干。反正头发长在我脑袋上。我这次剪短点儿,下次留长点儿,再下次分开试试……母亲的发型就经常改变。姥姥也一天几次绾她的小“缵儿”,还抹鸡蛋清儿,刷墨汁儿……我也“要样儿”了,爱美了。
 
然而,刚知道“要样儿”,爱美就变成了“臭美”——好像是“右派份子想反也反不了”的时候,人们的穿着打扮开始变化了。
 
群众批斗会

批判资本主义倾向

 
变化最明显的是母亲。

母亲很漂亮,爱换衣服,换一身衣服,就更漂亮了。一个叔叔老给她照相,就是给我们照相那个。照完了,还要放大,装进镜框,挂起来。家里有个四合一的组合镜框,就经常展示母亲的各种漂亮:旗袍、布拉吉、碎花袄,还有戏装,《霸王别姬》里虞姬穿的。

可是,不知从哪天开始,母亲的穿着变了。花衣服素净了,暗淡了,也没那么多样式了,跟大街上的人差不多了……又逐渐肥起来,甚至脏起来了。

母亲在广安铸造厂上班,本来是夜校老师,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翻砂工,整天铸沙模,抬铁水,还镗炉子。新照的相片一身“劳动布”,扣着帽子,穿着胶鞋,人都走样儿了。

父亲也走样儿了。他在新港工作,似乎因为清高,说话老带棱角,犯了什么错误。他再来北京出差,一向笔挺的西装,就变成了搬运工装。

还有那个照相的叔叔,突然就消失了,听说去了北大荒。几年后再露面儿,他竟变成一个老头儿,一脸褶子,一杆烟袋,裹一身黑裤黑袄。

那还照相吗?

照相机没了,照不成了。

学校却要给我们照,也不管我爱不爱照,臭不臭美。少先队出旗仪式、忆苦思甜报告、吃大食堂、游行示威——帝国主义从哪儿哪儿哪儿滚出去……都把我照进去了。好在,宣栏里很难找到我——我淹没在神圣、愤怒、热热闹闹和激情燃烧的场面里,形象很模糊。
 
激情燃烧了一两年,灾荒就到了。我开始体验饿肚子的滋味。为了减少饭量,学校让我们“劳逸结合”,每天只上半天课,另半天回家歇着,尽量不活动。

不上课,很好。不活动,太难了。我刚上初中,正是闲不住的时候。幸亏马路对面儿住着一个同班同学,叫齐小轩,经常来找我玩儿。

齐小轩比我大点儿,懂得多点儿,包括“臭美”。他鼻子上老长大包,老对着镜子狠挤,挤牙膏似地挤出一小撅儿白油,大包就挤扁了,鼻子就鲜红了……他教我熨裤子:把开水倒在大茶缸儿里,用茶缸底儿烫裤线。可惜,我的裤子补丁落补丁,怎么熨也还支棱着。他又说戴帽子好看,比什么发型都精神。他就戴了一顶鸭舌帽,还经常往下压压,往一边儿斜斜。

我没有鸭舌帽。家里越来越穷,能卖的都卖了。就连我们剪下的指甲,无论手指甲脚指甲,姥姥都攒起来,卖给了怀仁堂……不料,忽然有一天,母亲翻出了一条浅灰裤子,呢子的,让虫子咬了。她送到裁缝铺,给我和哥哥一人做了一顶呢帽子。戴上一看,有点儿像军官。我喜欢极了,一年四季戴着它招摇。
 
齐小轩没有姥姥或奶奶,就他一个孩子,父母都挣钱,所以比我家富裕。一天,他背来一个“135”相机,说老在家里太闷了,要我跟他去天安门照相。我答应了——我不爱照相,却不愿错过摆弄相机的机会。

开始,只我给齐小轩照。可后来,他过意不去了,一定也要给我照。我再三推辞不过,忽然有了主意,就往后退,再往后退;让他也往后退,再往后退……我让他照了天安门,又照纪念碑,还照了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肚子再饿,“十大建筑”还是值得纪念的。

就看洗出来怎么样了。

“咱们自己洗。”齐同学说,“让照相馆冲胶卷儿就行了!”

真的?

“我们家有全套儿设备。就是地方窄点儿。你们家怎么样?”
 
姥姥不在家。我按照齐小轩的指点,用大棉被蒙严了窗户,用红领巾包住了电灯泡儿。母亲的房间于是变成了暗室。

曝光……显影……定影……贴在玻璃板上“上光”……很简单。

很快,玻璃板上的照片干了,一张张崩落下来。看看,挺好,不比照相馆洗的差多少。

我的主意也挺好:我那些照片,背景都很伟大,主角儿都很渺小,五官不清,但骨架还看得出来,我体型不错!

“我给你放大几张?”

“不用。”

“试试!光放‘大头’,可好玩儿了!”

不,不好玩儿!

我灵机一动,翻出了母亲的照片底片——这好像也是潜意识:我不太喜欢母亲现在挂的相片,更喜欢她以前的。“给我妈放吧。我妈一高兴,姥姥就不嫌咱们造反了。”

我还有一种潜意识:想让齐小轩见识见识我母亲,以前的母亲。

一张相片放出来,齐同学果然吃惊了:“这是你妈?”

当然。

“电影演员吧?”

不是。

“……长得像秦怡……真像秦怡!”

确实像。大人们以前常这么说。

我很得意,就像母亲以前为我的照片得意似的。于是,我们又接连给母亲放了好几张。然后又给姥姥放了一张。

姥姥回来,就没唠叨我们,只让我们把棉被换成破毯子,又嘱咐我们“小心火烛”,“别把红领巾燎着了”。母亲看了“秦怡”的相片,很意外——可能也为她以前的形象意外。她翻来覆去,琢磨了老半天,到底没挂出去,只夹进了像册。
 
我和齐小轩也建了一个像册:专门收集电影演员的照片儿,穿旗袍的,披婚纱的,也包括正版的秦怡——虽说人们都不“臭美”了,电影海报也主要是“李双双”和“赵三辈儿”了,但小摊儿上还卖以前的小照片儿。

“你觉得谁最漂亮?”齐小轩问我。

我想了想,先说男的:王心刚。然后再挑女的。其实,我跟齐小轩一样,也觉得秦怡长得美。但想想看过的电影,又觉得不太应该喜欢她……于是就选了王晓棠和谢芳。

我喜欢王晓棠,主要因为《山间铃响马帮来》里的“小黎英”。王晓棠穿上黎族服装,真漂亮!不过,对齐小轩,我只说了王晓棠的“金环”和“银环”——《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革命姐妹。

至于谢芳,当然是因为《青春之歌》——看电影之前,只看小说,我就知道林道静很美了。

“你不喜欢秦怡?”

“……你不是说她像我妈吗?”
 
阶级斗争教育
 
学校开始讨论美的阶级性了。

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们美吗?细皮嫩肉,说明不见阳光,见不得阳光。而且,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描眉画眼搽脂抹粉儿美吗?讲轻了,这失去了自己的本色;说重点儿,这会丧失无产阶级的本色!

向秀丽是美的。她为保护国家财产烧得体无完肤。

雷锋是美的,虽然他身高还不到一米六零。

贫下中农是美的。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底有牛屎。”
……

那么,姥姥染头发,不美。母亲穿旗袍,不美。齐小轩挤脓包,不美。我抿嘴或撅嘴,不理发或理发,不照相或照相,都不美。

不美而自以为美,就是“臭美”了。
 
真是这样吗?

我有些怀疑。我好像第一次怀疑什么了。我知道这怀疑很不好,就只好不说我怀疑什么,说我不怀疑什么了。

班里还有个“坏学生”,被学校开除了。因为他“流氓”,才13岁,就跟一些男孩儿女孩儿凑齐了“九龙一凤”;因为他看过古书,就说“一将成名万骨枯;因为讨论“心灵美”的时候,他冷笑!
 
我是好学生,不仅学习好,还愿意帮助同学。谁作文写不好,我给他辅导;谁生病误了课,我给他补习。我还给不少同学洗相片儿。

我洗相片洗上瘾了。齐小轩不来,我也洗。不过,他不来,我就得买些相纸显影液什么的。好在我得过肾炎(“大跃进”时当“少年监督岗“累的,这以后再细写),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姥姥每天给我五分钱,让我去喝糖浆。我不喝糖浆,喝白浆。二分一碗,一天省三分。攒攒,洗相的钱就有了。

我给妹妹洗。洗她烫了发的那张。当然也不是新的,是1956年以前的底片——当时家里还有房租收入;母亲也还在“描眉画眼涂脂抹粉”,就这么一个女孩儿,自然要“掇侈”:三四岁的时候就烫了个“狮子头”——我当时就叫妹妹“狮子头”。可是,洗相片的时候,我忽然觉得”狮子头“也挺好看的了。起码比扎小辫儿好看。“洋气”。

还有弟弟,不用烫发,照片就挺洋气。邻居们都叫他“小洋人儿”。当然,这也是以前的事儿,明白了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邻居们就不叫了。叫我们也不答应了。可我挑来挑去,偏就把弟弟最洋气的一张照片放大了……

我这是怎么了?

给哥哥洗没洗过照片,我忘了。只记得哥哥也跟我一块儿洗过。哥哥小时侯没我好看,长大了比我漂亮。所以照片也比我多,多是跟同学的合影。他一本正经的样子倒没有变,跟小时侯差不多。不像我这么“淘”“蔫儿坏”“老爱跟人家拧着劲儿”(当然还是姥姥的评语)……

我真是在“拧着劲儿吗”?跟谁?这就“蔫儿坏”了吗?

我甚至还给猫洗过照片儿。姥姥老早就养猫。尽管她说“狗是忠臣,猫是奸臣”。刚解放的时候养的叫“胜利”,活了十来年,老死了。留下个孩子叫“小虎儿”,三年灾害时饿得偷嘴,让姥姥打跑了。后来的大花猫叫“老眯”,极老实,逆来顺受,并且最懂得劳逸结合,整天睡觉。我的猫照片就是给它洗的。也许它值得我学习。

再就是给同学们洗了。我初中上的是男校,没女同学。所以我对同学一视同仁,来者不拒,交出底片就是了……当然,也不绝对公平:说得来的同学,我就给他们多洗几张,更说得来的,再放大几张,说不定送照片的时候,还偷偷给他看看相册——电影演员的相册,问问他:“你最喜欢谁?”

有人说喜欢“李双双”。

我有点儿自惭形秽。

有人说喜欢张勇手——男的。女演员他一律看不上。

我觉得他有点儿假正经。

也有人说:嗨,攒他们干什么,没劲!

我发现交错朋友了。
 
然而,我真正交错的,却不是这个朋友,是另一个当时跟我一样喜欢王晓棠的同学——不过,究竟是不是他,我又不敢断定,只怀疑是他,或误会是他,并且至今也还怀疑着或误会着——

团小组长突然找我谈话了。

“你收集电影演员的照片儿?”

“谁说的?”

“这你就别问了。人家是向组织反映的。”

“……那怎么了?”

“不好。你这是空虚了,低级趣味。你怎么不收集英雄人物劳动模范的呢?”
“……”

“还有,同学们反映,你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戴呢帽儿,穿皮鞋。这是事实吧?”

当然。谁都看见了。戴呢帽儿、穿皮鞋……可那皮鞋是父亲的旧鞋!父亲穿搬运工装再穿皮鞋不合适,我就穿皮鞋了;胶鞋烂了再买新鞋姥姥又得掏腰包儿,我就穿皮鞋了……这就资产阶级了?

然而,我却又有些心虚:我确实以为戴呢帽穿皮鞋挺好看的。

“以后你得注意点儿,包括注意家庭影响……别没事儿找事儿老洗相片儿了。明白吗?”

我明白了。团小组长对我还是满不错的。“没事儿找事儿”并不是光指洗相片。

我又不明白,不明白给我告状的到底是不是那个同学。我只感觉是他,直觉——
 
”你也喜欢王晓棠?“

”谁让你把她放在第一个呢?”

“我觉得她挺会笑的,笑得挺甜。”

“我不一样,就觉得她把革命者的精神气概演出来了。”
 
就这么简单。

就是一种感觉。直觉。
 
我把齐小轩叫来,让他把洗相片的设备全搬走了。

不过,在此之前,我又洗了一次,洗了一张,而且用了特技。

那个同学的底片还在我手里。那个我怀疑或冤枉了的同学。

我又找了一张底片,女人的底片。我把两张底片拼起来,一起曝光。我把两个人洗在了一张相片上了!当然,我没敢把这张照片交给那个同学。没交给任何人。

不仅是怕再“没事儿找事儿”。也不仅是怕冤枉好人。还有个原因:那个女人,不,女孩儿,烫了个狮子头,才三四岁——­

我妹妹。
 
2003年5月13日

陶正专列
陶正:姥爷挣下的家产,
就这样被败光了
碍着谁了?我的五六十年代
陶正:儿时记忆,
 每月24号家里粮食就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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