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陶正，1948年出生，清华附中读高中、陕西延川当农民、北京大学学中文、北京歌舞剧院做编剧，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等、中篇小说《女子们》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等、散文《少年初识愁滋味》等、剧本《圆明园》等、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等。败家子儿
作者：陶正
南方人把姥爷叫外公。北方人把外公叫姥爷。我父亲是南方人，母亲是北方人。我遵从了南方习惯，把北方的姥爷叫外公，说明父亲在家里的地位。那么，母亲的母亲也就不叫姥姥，而叫外婆了。不过，这是我十来岁以前的情形。后来，外婆就说“外”字显外道，让我改口，叫她姥姥了。那是因为家里发生了变故：父母离婚了。父亲独自在天津工作。我、哥哥、妹妹和弟弟都跟着母亲，住在姥姥家，为的是在北京上学。于是，姥姥就成了真正的户主。再后来，姥姥又得寸进尺，变成了“奶奶”，理由是“姥”也不好听，把人叫老了。但我怀疑，姥姥其实还是传统意识：她宁愿冒充父系人物，觉得父系总高于母系。无论如何，我们又改口了。反正叫奶奶也没亏吃，只要没人硬逼着我们叫爷爷就是了——外公并没有改成爷爷，也没有还原成姥爷，因为无论叫什么，他总不会答应的。我根本就没见过外公。外公比我早死了几年。我是说，在我出生前几年，外公就去世了。所以，对我来说，外公只是一种平面的形象：镶在镜框里，挂在北墙上。
照片上的外公是美男子，浓眉大眼，鼻直口方，架一副圆圆的玳瑁眼镜；头发谢得很稀疏，胡子却很繁茂，长长的覆盖了马褂儿，直抵照片下沿。我有时会产生一种错觉：那胡子还在生长，很快就要伸出像框，在北墙上蔓延了。“你外公是蓄须明志”，妈妈说，“不打败小日本，他绝不刮胡子。”外公并不是抗日英雄。不是“国军”，也不是八路军。他要是多活几年，很有可能成为后来的革命对象——他是律师，民国年间的律师，中国的第一代律师；他当过县长，民国政府北疆的县长，申斥过已经改头换面了的“老毛子”；他还是画家——属于经常惹是生非的文艺界。而且，无论扮演哪种角色，外公都干得极有个性。
全家福。左起：杨溥、杨溥长女杨秉娴、次女杨秉琳、幼子杨海伦、夫人赵启明（摄于民国十九年前后）
当律师，外公独树一帜：“不问花案”。这四个字就刻在院门口的牌匾上。“花案”是指男男女女的案子，离异、苟合、私通、狎妓……凡属这种官司。外公一概“不问”。为什么？我至今莫名其妙，心里倒是很希望外公开明，早早就主张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乃至性解放了。当然，姥姥可不是这么理解的：“跟你们说不清楚……这么说吧：那种事儿牙碜！腻歪！恶心！你外公不愿沾边儿——要不人人都管他叫‘杨大善人’呢！”外公姓杨。杨溥，杨泊庐，或杨泊如。究竟哪个名字是官称，连姥姥也颠三倒四了。反正在有关齐白石的史料里，外公是以“杨溥先生”或“泊庐仁弟”登记的——外公是齐白石的大弟子，在当时的书画界很有一号，四十多岁就出了画册，几乎幅幅都有齐白石的点赞。可惜，外公统共也就活了四十多岁，比齐老先生少活了多一半儿。外公是病死的，肺病，当时叫痨病。不过，深究来龙去脉，这应与他在黑龙江边当县长有关：边塞之地，苦寒之地，外公未见得适应；律师讲法，画家清高，文人执着，外公更难适应的，应是中国官场。他洋洋万言，在《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中痛陈时弊，仗义谏言——直面觊觎之敌，呼吁强兵守塞；直面吏治弊端，呼吁谋制新政；直面农商困苦，呼吁消减税赋；直面民族矛盾，呼吁蒙汉共荣，直面教育失缺，呼吁社会关注；直面京津风沙，呼吁停垦退耕……凸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真知灼见和凛凛风骨，却从此泥牛入海……“好人不长命呀！”外婆经常感叹，“就挣了个‘杨大清天’的名声……打东北回来，人们哭着拦哭着送，还给他写了不少对子……”——这是“不少对子”中的一副。上下两行题款标注了的背景：壬申秋因时势变迁泊如兄浩然挂冠临行命笔以示景仰并以志别上小学的时候，我就知道拿外公说事儿了——老北京叫“显摆”。“我外公誓死不当亡国奴！到死都没刮胡子！”于是，同学们就都肃穆起来，瞻仰外公的大胡子，又瞻仰大胡子的遗墨——一幅一丈多高的《雪山图》。刘雍正在学国画，有资格摇头晃脑：“唔……意境不错……笔触也挺流畅的……”“那是，”我进而介绍：“我外公跟齐白石的关系是‘亦师亦友’！看，他们俩的合影！”刘雍扫一眼合影，又乜斜着我：“那……你外公画过《螃蟹图》吗？”《螃蟹图》是齐白石的名作，图画老师讲过。“看你横行到几时”——以螃蟹隐喻日寇，充满爱国情怀。可我外公……外公不画螃蟹，起码我没见过，也没见过虾，或者蚂蚱。要不然，题一句“看你蹦达到哪天”，倒也不错……可外公画的都是山水：高山流水，云山雾水，雪岭冰河……山水间又经常隐约着一个小人儿。为摆脱尴尬，我转而“显摆”外公的其它遗物：砚台，彩墨，毛笔，印石……外公喜欢收藏，藏品以印石为多，大概有一百多方。他的画室就叫“百石斋”，他的笔名就是“百石老人”。我兴致再起，让在场的同学每人挑一块印石，拿回去刻图章：“喜欢哪块拿哪块”！画家收藏印石，成色总不会太差。外公的印石大多是昌化、寿山，也不乏鸡血，甚至还有田黄。可惜，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知道的时候，印石已荡然无存了。它们只是物质变精神，给我留下了不少黄粱梦：如果，那对鸡血石还在，我就买一辆“捷达王”……说不定，我糟蹋的随形石里……有“田黄”？那肯定能换栋别墅！这里说的“糟蹋”，还不是指随便送人。送人，我当冤大头，别人当幸运儿，东西还在，易主罢了……我真正的“糟蹋”，是让印石化作齑粉，那才叫暴殄天物呢！老师下发了石板和石笔，让我们练字。一次，石笔丢了，断了，用完了，一时又买不来，我就抄了块印石顶替——到底是好石头，透、腻、润，比石笔好使多了。于是，几寸高的一方印石，就渐渐变成了石板上的横七竖八。我跟邻居的孩子疯玩儿，玩“跳房子”。做个沙包，还得在洋灰地或柏油马路上画格子。拿什么画？粉笔，石笔，母亲裁衣服的画粉……再就是印石了。随着地面上排出的方方圆圆，印石一寸寸矮了下去……当然，我还是有所选择的——那些刻着小动物的，小狮子、小耗子、小蜘蛛……我就舍不得用。我只挑光光秃秃的，或歪歪扭扭的。殊不知……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越珍贵的石材，主人越不会轻易雕刻，比如田黄，大都保留了原始形态——随型。“败家子儿”！姥姥经常数落我，倒不只是嫌我糟蹋印石。只要“祸害东西”，她一律这样说，而且恶声恶气。我穿着鞋趟水洼儿，“败家子儿”！我爱跪椅子跪破了裤子，“败家子儿”！我掰碎了窝头喂蚂蚁，“败家子儿”……我拿了外公的一个笔洗，印着“乾隆年制”的，当调色盘儿，不小心摔碎了，“败家子儿”……也是一句“败家子儿”。没轻没重似的。按说，姥姥虽说没念过书，跟外公这么多年，总不至于连乾隆爷和棒子面都分不出轻重……错！还就是分不出来！那可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初，人们激情燃烧，新的就是好的，旧的都不值钱……五十年代末，人们又都饿疯了，拿乾隆玉玺换窝头也不新鲜。除我之外，家里还有一个“败家子儿”：我母亲。母亲经常去荣宝斋，或者把“打鼓的”喊进门来。“打鼓的”往往是老头儿，敲着小鼓，在胡同转悠。谁家有破烂儿，或者有破烂儿似的古董，他就变着法儿淘换过去，转卖到琉璃厂。
荣宝斋
“打鼓儿的”
母亲卖衣服，卖首饰，但主要是卖字画。她一次次掀开大漆皮箱子，猫腰翻腾，给荣宝斋或“打鼓的”出示外公的收藏：中堂、条幅、对联、扇面……裱了的，没裱的，水洇的，虫咬的……其中就有齐白石的不少作品，大幅小张，起码十几件儿。我只有一种感觉：齐白石的画还挺值钱的。卖出一幅，家里的伙食就能改善几天，有时候还能换床被子，添件衣服。我还有一种感觉：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紧了。开始，母亲去荣宝斋还比较傲慢，善贾而沽；跟“打鼓的”谈不拢，也会把箱子盖儿一扣，让人家走人。可后来，母亲就只有叹息的份儿了：“唉……算了算了，拿走吧拿走吧……”先拿走收在箱子里，轻易不动的；再拿走插在帽筒里，经常观赏的；再拿走挂在墙上，长期展览的；最后，连题了款儿，专门“书赠”、“画赠”“泊庐先生”或“泊如仁弟”的，也拿走了……连镶在镜框里，给我印象极深的一幅工笔画：马晋的，大柳树下的一匹黄骠马，也牵走了。齐白石笔下的一切活物，鱼、虾、抢蚯蚓的小鸡儿、荷花上的蜻蜓……都逮走了。最后，连“打鼓的”几次没看上的剩余物资，随便给几个小钱儿，也“撮堆儿”拿走了。最后的最后，外公和齐白石的合影，两个人都题了字的，也拿走了，不知摆供到到谁家去了。姥姥却不数落母亲“败家子儿”。她自己也小脚踮踮去过荣宝斋，也乜斜着眼睛看“打鼓儿”的出家门，然后，她往往会对着北墙上的外公，发傻，叹息，嘟囔几句：“唉……你也不瞅见没有……瞅不见倒好……俩眼儿一闭什么都瞅不见了，倒好……败家子儿呀……全都是败家子儿……”再大点儿，有点儿悟性了，我发觉这其实是自己说自己——我姥姥。再后来，渐渐地……这败家子儿就不是哪个具体的人了。外公最主要的家产，倒不是印石，也不是书画，而是房产：我们居住的，在整个胡同里台阶最高的这个四合院。外公的四合院很规矩：前后两进，四厢合围。门口有门洞引深；后院有影壁间隔；甬路有方砖铺设；正房有银杏护佑……外公的四合院又很现代：厨房、水房、浴室和厕所各自独立；房门和窗户都是里外双层；四厢的房屋有回廊相连，大雨天走一圈儿，水星儿都沾不着；院子里又埋着暗道，从各处通往大门口，疏导积水……我发明了一种小游戏，百玩不厌：每逢下大雨，就找几张糖纸，叠几只小船儿，放进院里的积水中，然后，跑到院门口，站在高台阶上，看那些小船儿从暗道里冲出来，漂向胡同里的激流……当然，四合院不光住我们一家——我们只住北屋，四间正北房。东屋、西屋和南屋都租出去了。房租是我们主要的生活来源。不然，光父亲一人挣钱，很难养活七口人。尤其我们四个疯长的孩子。南屋孙姥姥是最早的租户，还见过活的外公。所以，她俨然四合院的半个主人，经常张罗公务，甚至管教我们。“门洞里的灯谁开的？啊？人走灯灭知道不知道？”“拿着！把房租给你姥姥捎回去！半大小子了，别整天疯玩疯闹的，也该干点儿正事儿了……”东屋刘爷爷是国民党起义将领。我上小学之前，他还雄赳赳的，像个军人：“我们敢死队一人一把大刀片儿，专砍小日本儿的脑袋，嚓！切西瓜似的……”可后来，刘爷爷变了，精气神儿没了，腰渐渐弯下去，待人也点头哈腰的，越来越谦卑。这种变化，跟他身份的变化有关：“光荣起义”变成了“历史问题”，“抗日将领”变成了“残渣余孽”，然后，又成了“历史反革命”，最后，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被红卫兵打死了。不过，我对刘爷爷的印象一直不错。他勤快，天天扫院子，一直扫到我家台阶底下；他规矩，总是按月给姥姥送房钱，从不拖欠。西屋的户主也姓刘，交房钱也不拖欠。但他是工程师，高知，离群索居，不搭理三教九流。刘叔叔有两个儿子，偶尔也来找我玩儿。可是，只要听见父亲咳嗽，他们就会猫一样窜回家去——刘叔叔只需咳嗽一声，只会咳嗽一声，从不多说话。话最多的是北屋耳房里的王麻子，可他的话特别难听，不干不净——他一天到晚总骂骂咧咧的，看谁都不顺眼似的。他趿拉着臭鞋，溜达过来，看姥姥的鸡冠花和夹竹桃，忽然就嗽出一口粘痰来，噗地淬在了花草上。他从厕所出来，让影壁绊了一下儿，立刻就冲着影壁连蹬带踹，还专踹那个“福”字儿，嘴里同时骂着，骂的比屎还脏。其实，最让人看不顺眼的，是王麻子自己。他满脸麻子，长的极难看；他为长不尊，干的事儿更恶心。他还爱占小便宜，见什么拿什么：抽棵葱，掰头蒜，揪把辣椒……按说，街坊邻居的，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他还不认帐。“哎，他王大爷，您要是喜欢，就多拿点儿……”“谁拿啦？拿谁的啦？我他妈在你们家窗台儿底下拣的！”所以，王麻子也赖房钱，晚交，少交，或干脆不交。他穷吗？没钱？鬼才相信！他一开口骂人，就呲出两颗大金牙来。奇怪的是，姥姥本是急性子，倔脾气，可对“王麻子”，却从不计较。“唉，反正他那房钱也没多少，给不给的……只当没这个人，没这间房，臊着他，甭招他，唉……”我却不服气，觉得姥姥太软了。但是，我一个小孩儿，也没法儿硬起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跟王麻子打招呼：我孙姥姥刘爷爷地一路叫过去，就不叫他！要叫就叫“王麻子”——当然是背地里叫。可是，有一次，也是背地里叫，还是晚上，在家里，院里的王麻子却听见了。他闯进门来，麻脸涨着，金牙呲着，红红黄黄的极恐怖，死活要抽我的嘴巴子。姥姥护着我，一个劲儿陪不是，他还不干，非要听我叫他“王爷爷”，直到我委委屈屈地叫了，才算罢休……不，没罢休，王麻子临走还踹了我家大门一脚，撂下一句话：“别以为你小子天生就是房东，你们他妈享不了几天福啦！”果然，事过不久，我家的日子就艰难起来了。母亲就是从那时变成“败家子儿”的。在此之前，竟是姥姥，先放弃了房东身份，让外公的私宅变成了公房。那是1956年，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公私合营”了，“社会主义改造”了。外公的四合院也在改造之列。除了我家住的北房，南屋、东屋、西屋，包括北屋的耳房，都归了房管局。孙姥姥或王麻子都得向房管局交房钱了。这并不是“没收”，是“赎买”。姥姥每月都能领回十七块三毛二来，而且能连领十年。据说，这样一来，我家就没有剥削嫌疑了，干干净净，自食其力，全成了社会主义新人。可同学们竟不这么看——相反，倒觉得我家不干净、可疑了。姥姥有点儿像地主婆了。外公……“哎，你外公哪儿来那么多钱？十来年不干活，光在家养胡子！”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外公不值得“显摆”了。再看看北墙上的像片……也倒是，穿马褂，戴眼镜，留胡子，颜色又越来越黄，是有点儿地主老财的意思。我央告姥姥，让她把外公收起来。姥姥不干，只把外公挪到她住的厢房。正屋换上了毛主席像。我又向姥姥追问钱的事儿。姥姥委屈了：“钱什么钱？房子就是钱，交公了！值点儿钱的物件儿也叫你们祸害了……你外公临走的时候，就嘴里含了块现大洋，要是连这也想送人，你们挖棺材去！”我倒不是这么想的。没了房租。锅里的油星儿越来越少了，衣服的补丁越来越多了。尤其快小学毕业的时候，别说添件儿新衣服，我们连菜粥都喝不饱了……我是想，我就想：万一外公在哪儿还藏着点儿钱呢……姥姥抱来两只老母鸡，希望它们能下几个蛋。在哪儿养？正好，窗户都是双层的，里面一层糊高丽纸，雕着花儿，排着图案……嗨，留一层也凑合了！我和哥哥把里面的一层卸下来，围了个鸡窝……枣红色的窗框很快溅满了鸡屎，又很快沤烂了。母亲想买缝纫机，拿什么买？家里还有些瓷器，也和我摔碎的笔洗似的，烧上了乾隆或雍正的标志。放首饰的，盛点心的，插掸子的……哪儿还有首饰、点心？掸子也秃得没毛儿了，除非拔那两只老母鸡的。卖！能给孩子们扎扎补丁是真的！姥姥话少了，再也不数落“败家子儿”了。她甚至自己去荣宝斋，卖一点儿细软，换一些柴米油盐。1961年，我上初中之后，开始接受团组织的教育。联系人要我特别注意封建官僚家庭影响的潜移默化。初中三年，四合院也又发生了变化。甬路消失了，好象谁家给蜂窝煤盖棚子，用了那些方砖……影壁不见了，据说本来木头就糟了，不如拆了当劈柴……雨天串门儿挨淋了，因为家家都把门窗推到了雨廊边儿，扩大了居住面积……下水暗道也堵了，后来的小孩儿倒还会叠小船儿，就是不知道怎么漂出去……1964年，我上了高中，更加追求革命。学习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时，我突然发现：最最革命的，原来是王麻子。高二那年搞“文化大革命”，我鱼目混珠，成了清华附中红卫兵没有红色基因的凤毛麟角。我狂热或努力狂热地投身于“推翻”“横扫”“砸烂”“粉碎”旧世界的红色风暴，接连几个月没有沾家。后来，回去一看，我家的四合院也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大门口，两座石礅砸得坑坑洼洼，上面的兽头模糊了；房檐儿上的瓦当抹了水泥，封盖了万字雕花儿；银杏树死了，死得莫名其妙；还有，我家就剩两间房了——这倒明白：另两间北房打了隔断，住进了一位工宣队长……更重要的变化是：外公的照片终于不见了，被姥姥压在了褥子底下……外公的复出，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他重又回到北墙上，正对了房门和四合院。不过，再没有四合院了。这只是一个大杂院儿，各种临建小房挤着，连着，像葡萄怪胎。住户也大都换了，没人再认识墙上那个人。再说，姥姥也去了……1999年，我和哥哥来到福田公墓，为外公修整了坍塌的阴宅。我发现外公下葬时果然清贫：除了嘴里确实含了一块现大洋，只手上戴了一枚戒指；一个扳指儿。我们把外公的骨殖放进对扣的两个陶瓮中，重新安葬。然后，树一块石碑，用隶书刻上了两行大字：2003年5月10日
（本文系作者“少年初识愁滋味——我的五六十年代”系列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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