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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史丨嵇伟:一生所爱,我的父亲母亲的浪漫故事

嵇伟 新三届 2021-05-13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嵇伟,1978年从插队的淮北考回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文汇报《文汇月刊》。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4年赴英,1998年开始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国际台工作。2015年从BBC辞职,开始周游世界。


原题

一生所爱




作者嵇伟



昨天是母亲节,今天是我的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第35天,俗称“五七”。疫情阻断了我回家的路,中国和英国自去年底开始第二次断航。我无法回去见母亲最后一面送母亲最后一程,难以言说的心碎,化作眼角不尽的泪滴和满嘴的水泡,几近两星期不能吃饭。


写下我对父母的记忆,让他们在纸面上再活一次,也许能略略熨平我痛彻心扉的褶痕?

1995年父母和我在伦敦


01


我父亲嵇鸿1920年出生在杭州,那时我爷爷嵇竹贤是沪杭甬(上海到宁波)的铁路段段长兼杭州城站站长。父亲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哥哥比他大12岁。父亲十岁出头时,爷爷从铁路局辞职,把城站旁边的大花园宅子卖给后来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院的某委员,带着全家回了无锡老家。老家是无锡城内学前街上的一整条巷子,现在是无锡市政府办公楼所在地。爷爷是家族的族长,在无锡乡下还有很多田,加上他在铁路局的工作,后来划成分时就是工商业兼地主。


父亲的哥哥(我的伯伯)是个玩主,爷爷任沪杭甬铁路段段长后期时,伯伯已经二十多岁,经常瞒着爷爷,让爷爷的下属给他包一个车厢,带着许多年轻的电影明星从上海玩到杭州,其中包括后来的国母蓝苹。伯伯在“文革”中吃尽苦头,后割腕自杀。


父亲从来没有说过爷爷在1930年代辞职回老家的原因,我后来猜可能跟伯伯利用爷爷职权大开“火车包厢party”有关。父亲倒是说过,全家回无锡后,年轻气盛却不想工作的伯伯还是继续大手大脚花钱,最方便的弄钱方法就是把家里的地契拿出去换钱,气得爷爷把他赶出家门。我父亲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一度也闲散,为了不让小儿子学坏样,爷爷就去找那位买他杭州房子的中央监察委员,让我父亲去南京的中央监察院做秘书。


1949年初,国民党中央机关从南京一路往南退到广州,最后退到曾经在抗战中成为陪都的重庆。父亲就是在这里遇到了他的一生所爱——我的母亲。


我母亲名叫彭麟,1933年底出生于四川潼南县一个正在破落的富裕家庭。听母亲说,她的爷爷那时在镇上开百货店,家里本来很富庶,但是因为她的父辈中有人喜欢赌博,逐渐把家产和田地输给了杨姓乡邻,杨家在1949年后出了中国最著名最有权势的两位堂兄弟。家道中落后,我的外公在我母亲很小的时候离家出走,据说去打仗,从此再没有回来,没人知道是不是战死了。彭家于是逐渐败落。


我外婆是缠小脚的。等不到外公,家境又越来越贫寒,外婆最后只好改嫁。但是改嫁是不能带着女儿去的,所以我母亲被交给了在重庆的她的叔叔婶婶。母亲长到13岁的时候,她的叔叔把她送到重庆卷烟厂做工,童工。但是我从来没有听母亲讲过她叔叔婶婶的坏话。


父亲和母亲的认识以及相爱非常浪漫。那时父亲随着中央监察院退到了重庆,他单身,有钱,爱玩。有一天经过一片漂亮的小树林,突然头上被扔了一个苹果核,抬头一看,两三个女孩坐在树杈上嘻嘻哈哈笑。扔苹果核的女孩就是我母亲,那时她不到16岁,非常漂亮。


父亲29岁,比母亲大13岁。父亲是典型的江南男子,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读高中读大学,却一眼就被从川东大山里出来的野性女孩迷住了。几个月后,1949年10月10号,他们和另外几对情侣一起集体结婚,证婚人是国民党最后一任重庆市长杨森。

我小的时候见过他们的结婚证书和结婚照,后来在“文革”开始时,连同我爷爷戴着瓜皮帽的照片一起被烧掉了。不过“文革”以后居然找到了结婚照的底片。


我在淮北插队的时候,因为想方设法逃避劳动而前途无望,所以总是满腹怨愤,曾经质问父亲,为什么当初不跟着中央监察院撤到台湾?如果去台湾的话,我今天就不会落到社会地位仅仅比劳改犯高一等的插队知青的下场。父亲不止一次内疚地解释说,他那时的职务只是个秘书,不够带家属去台湾的资格,等到后来又宣布他那一级也能带家属去时,他和母亲已经决定了回无锡老家。“所以一步走错,步步走错”,父亲经常自责地说。

     

1980年代中,有一天父亲突然对我说,他刚买了一本沈醉的回忆录,书中提到,那批带着家属去台湾的跟父亲一样级别的人,先从重庆到了云南,准备从云南过去,却被“云南王”龙云截住,全部留在云南农场劳动改造了一辈子。父亲庆幸地说:“幸亏没有去,否则日子更难过,苦吃得更多。” 

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这样轻松的语气说话,他仿佛从肩头卸下了背负半辈子的大石头。我想可能父亲终于明白了,大女儿少年时吃过那么多苦,并不是因为他当年走错了一步,没有追随于右任的中央监察院一同离开大陆。

1980年代中父亲带着母亲去参加某次笔会


02


1950年初,父亲带着母亲回无锡老家。母亲虽然对丈夫老家的雕梁画栋、青砖铺地和深深庭院里的桂花树海棠树欢喜不尽,但是她一个野丫头,怎么能忍受大户人家的条框规矩?她在无锡也没有朋友,父亲的三个姐姐,年龄跟我外婆的年纪差不多。所以父亲只好求前朝中央监察院的同事帮忙,到上海第一师范当校长秘书。


我的父母有过四个孩子,但是第一个男孩没有留住。大概两岁的时候,我哥哥已经会说话了,说肚子疼。父亲听信庸医的话,让孩子开刀,然后悲剧发生。我小的时候听到父母吵架时,母亲永远会怪罪父亲害了她的第一个孩子。

我觉得父亲可能比母亲更伤心,因为母亲那时还不到20岁,伤心几年也就过去了,而父亲已经33岁,他是在哥哥出生后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的,现在哥哥没了,父亲心里的创伤深重无比。哥哥死后第二年我就出生了,所以父亲极其宝贝我。母亲一直说,小时候再做坏事她也只敢骂我,不敢打我,因为她一打我,父亲就跟她打架。


我小时候淘气之极。幼儿园时代,母亲每天傍晚带我去居民食堂买晚饭,隔一两天就有其他小朋友的家长向我母亲告状,以致我一见有人朝我母亲走来,就拉着母亲的衣角藏到她身后,期望告状的人看不到我。

我曾经把弟弟弄丢一次,妹妹弄丢一次,让弟弟头上缝针两次,妹妹头上缝针一次。甚至把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当小狗训练,但凡有人跟我吵架,马上下令弟弟“去咬”,弟弟就冲上前一口咬住对方的胳膊、大腿或者屁股。

我们那时住在南京西路和延安西路交汇处,一条弄堂由两栋英式大房子组成,居民都是第一师范、戏曲学院和进修学院的老师,他们那些文质彬彬的孩子们全都比我大许多岁,但是没有一个敢跟我打架。

邻居向母亲告状,当母亲听说比我大七八岁的少年被“咬败”后,居然笑得前仰后合,把那位告状的模范教师气晕过去。直到近两年,母亲有时还会提起这件事,还会大笑起来。不过我不记得以前父亲对此有什么反应。


我们家是慈父严母。在对孩子的教育上,父亲和母亲态度截然不同,父亲对我们基本上放任自流,母亲却看不得子女的坏习惯。我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二年级时,有一天父亲陪校长来我们班听课。忘记了当时我脑袋里是怎么想的,反正课上到一半,我居然站起身来走动一下。任课的老师大吃一惊,父亲却根本不当回事,回家还笑哈哈地学给母亲听,结果我和父亲都被臭骂一顿。

1998年父母在杭州西湖边

还有一次我在上课时跟同桌的男孩为了超越课桌中线打起来,老师叫我俩滚出去,男孩滚出去了,我却赖着不走,被老师连课桌一起拖到教室门外。这位老师住在我家隔壁的第一师范单身宿舍里,说下班后要来我家找母亲告状。我告诉老师不要来,说母亲去四川看外婆了。当然这个谎当天就被揭穿了,母亲拽着我的胳膊说:“如果下次再说谎,送你到派出所去!” 

可能母亲凶巴巴的样子让我很害怕,所以自那以后到现在,我接受教训,基本上尽量不说谎,要说,也得说一个不会被轻易揭穿的谎。


父亲和母亲还有许多不协调,因此经常要吵架。首先是他们的家庭背景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父亲是圣约翰大学毕业,母亲只念过小学,不过后来自己看了许多书,虽然字写得不好,看过的小说绝对不比文科大学生少。父亲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母亲却只爱西方文学,尤其钟情俄罗斯和法国文学。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的故事,全都是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和希腊罗马神话。2017年父亲病重住院时母亲去看望,曾经因为一句评论托尔斯泰的话,引得全病房人为她喝彩。
    
他们两人的性格也极其不同,父亲温文尔雅,母亲脾气急躁,经常要骂人。父亲对母亲是明显的顺从,准确的说是“宠”。母亲却经常对父亲不屑一顾,而且她的拿手好戏是之前答应得好好的事,只要谁一惹她让她不高兴,她就马上反悔。我从英国回上海探亲,这样的事就发生过好几次。

有一次讲好第二天去植物园看花,早上起来母亲看到父亲昨晚洗完澡没有刷浴缸,于是发脾气不去了。父亲怕我失望,答应跟我去。结果坐一小时出租车到了植物园,才匆匆看了一眼,父亲就急着要回去,说:“刚想起来,妈妈今天早晨气色不好,要早点回去给她吃保心丸。”   
     
很多很多年前,父亲曾经对我说,他对母亲最感激的一点,就是他们俩虽然平时吵吵闹闹,但是在父亲倒霉的时候,母亲从来没有想过要抛弃他。他指的是“文革”时期。
    
父亲本来是第一师范的校长秘书,在1951年哥哥出生后他开始发表作品,逐渐成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我上小学时,每次学校组织到电影院看动画片,都会有父亲的作品。第一师范的王荫槐校长对他说:你应该换一个工作,不要再当校长的“管家”了。

上海少儿出版社那时邀请他去出版社当编辑,但是为了能写出更好的东西,父亲向教育局要求调到小学当老师,以便体验生活。教育局不同意,最后达成协议,调他去市重点中学市西中学教语文。父亲热爱这个工作,他的许多学生对他非常尊敬,40多年后仍然跟他保持密切联系,很多学生经常来看望他,邀请他参加聚会,直到他2017年去世。
     
父亲到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当秘书之前,曾在无锡一个陈立夫陈果夫属下的机构工作了两个月,所以“文革”中就成了“中统特务”,当了好几年的牛鬼蛇神,经常挨批斗。我记得有一次还因为担心遭人诬陷,父亲准备向家人作永久告别,那天早上我惊恐地盯着父亲迈出家门时绝望的眼神,欲哭无泪——所幸诬陷没有成立,后来父亲活着回家了。而平时喜欢跟父亲吵架的母亲,每天为这个牛鬼蛇神丈夫送饭,从不跟他吵闹。

十多年前的父母
 
03
        
我跟母亲经常有争端,究其所以,大概是因为我的性格不像江南人上海人,却更像母亲那样的四川人。我跟父亲却从小就谈得来,记得一辈子只跟父亲闹过三次别扭,一次是他坚持不听我要他配戴助听器的建议,让我大光其火。

早些年还有一次,是在1976年底我回上海过冬的时候。那年我已经22岁,还在淮北插队,因为憎恨劳动,所以表现极差,招生招工全无指望。那时已经有知青开始搞病退了,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大概是头一次希望能从我身上查出一点毛病来,结果失望。

终于有一天父亲回家宣布,经人介绍,元旦那天有小汽车来接我去相亲,对方是上海郊区花桥公社的一位医生。母亲满脸狐疑,我愣了一会儿就冲到晒台上大哭起来。哭的理由很简单,我一听相亲就想起解放前,而且万一那个医生满脸麻子怎么办?于是母亲出手干预,以父亲被骂得灰溜溜收场。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我现在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是小时候父母牵着我们的手在汾阳路、襄阳路和淮海西路的林荫道上散步,还有就是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中期我出国前家里的快乐氛围。
    
1978年秋天我从淮北农村考回上海华东师大,算是治愈了父母九年来最大的心病,不用再为他们大女儿的前程担忧。1982年大学毕业前,曾经以专访报道过我的上海文汇报社到高教局指名要我。父亲和母亲一定很为我骄傲,因为自从我到《文汇报》工作后,他俩只要上南京东路逛街,大半就会逛到《文汇报》来玩。我在《文汇月刊》的同事和领导们甚至报社负责文艺的副总编,因此也都认识我父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也重新开始写作。父亲在1979年创作的童话《雪孩子》曾得过许多大奖,还改编成电影、舞台剧,感动过许许多多人。后来父亲出版了两部关于旧上海生活的长篇小说,还写了不少散文。不断有报纸杂志和电视台采访他,有一年上海教育台还弄了一帮小学生到父母家做过专题节目。

那时候出版社和杂志社都流行用开笔会来笼络作者,父亲被请去参加笔会的地方,比我被请去的地方还多,北到黑龙江漠河,南至海南岛的鹿回头。那也是一辈子向往旅行的母亲的好日子,她跟着父亲走南走北,总算过了一把旅行的瘾。
     
父亲年纪大了以后也闲不住,每天要出门好几次,买菜、买水果、去银行、去理发…… 父亲到93岁时走路还比我快。有一次带我去花鸟市场买花,父亲不让我叫出租,说是走过桥就到了,结果那座桥是一座立交桥。我穿着高跟鞋,在大太阳下走了40分钟,差一点虚脱,好不容易看到路边有一个皮匠摊儿,立即强行要求父亲坐下擦皮鞋,我才得以休息了几分钟。

2016年父母在家里
     
父亲直到97岁去世前,一直是亲自处理他的所有银行业务和他作品的出版事务,还要大包大揽母亲的从养老金到各类存款的银行业务。父亲对母亲的精心呵护,让母亲除了做家务之外,几乎从不过问任何跟外界打交道的事。

母亲在2012年心肌梗塞了一次,两年后,我终于说服94岁的父亲和81岁的母亲同意请一个钟点工,每天为他们烧饭打扫卫生。那以后,母亲的家务活儿减少了很多,她的大半时间就是躲在房间里看书,有时也以骂骂父亲消遣。
       
母亲在父亲心中一定是位置最高的人,高于子女和孙辈。对于父亲,一年365天里,他和母亲的结婚纪念日比任何其它日子都重要。父亲不重视生日纪念,不重视逢年过节,但是非常重视他俩的结婚纪念日。在我的记忆里,从1980年代的什么时候开始,每年10月10号这天,他都要买一束百合花送给母亲。父亲去世后,2017、2018和2019年的10月10号我都在上海,我都记得买一束百合花,放在父亲的灵位前。
      
我一直以为,比父亲年轻13岁而且长相美丽的母亲,对父亲的感情一定是不如父亲对她的深厚。但是在父亲去世后不久,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外表历来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十岁的母亲,现在变得非常衰老,本来没有什么白头发的头上,现在也露出了大片灰白。

失去依靠了一辈子的丈夫,即便有儿女的照顾,母亲应该也是孤独抑郁的。她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一直说身上痛,却怎么检查也查不出毛病,所以她的病痛是心病。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母亲一定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她说她要去父亲去世的那家医院,要从那里去找父亲。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母亲对父亲同样也是情深意重,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我看见好几次母亲在父亲的灵前骂他:“你这个老骗子,你说过我们要一起庆祝70周年结婚纪念的,但是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走了!你骗人,你讲话不算话……” 

父亲走了不到四年,87岁的母亲现在扔下她的孩子们,去找他了。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能够重新团聚,像六十多年里的每一天那样,继续嬉笑怒骂。
      
我不满16岁就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在淮北农村一呆就是近9年。后来更是越走越远,跟父母之间隔着整个欧亚大陆。但是那时候父母还健在,他们在哪里,哪里就是我心的归宿。而现在,父亲和母亲相继都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心就再无归处。

谨以此文纪念我在另一个世界的父母。

                               2021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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