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近影
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河南。1964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出身”问题（父亲是“右派”）失去升高中权利，后做临时工。1972年开始成为正式工。1981年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做文史节目编辑。1989年参与创办党史期刊《红岩春秋》，后任副主编，职称编审。退休后致力于文革研究。
原题
风雨“钻石婚”
作者：何蜀
2007年元旦，是我父母的“钻石婚”纪念。为这个纪念日，我在2006年写了《“钻石”是怎样炼成的》，发表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四十八辑上，作为送给父母的礼物。十多年过去，二老已先后辞世，重读此文，思忆双亲，倍增感慨，我又把原文作了一些修订增补，标题也作了修改。父亲何青峰，1924年出生于河南荥阳县（今属郑州市）一个贫农家庭；母亲龚兰（原名兰芬），1926年出生于四川合江县一个贫民家庭。在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中，他们本来很可能会永远互不相识。然而，就像萧洛霍夫在《一个人的遭遇》中所说的“被空前的战争风暴抛到异乡的两颗砂子”，命运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来到了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父亲13岁即随小学老师离开贫穷的乡间外出“当兵吃粮”，毕竟年纪太小，人还没有枪杆高，当了一阵小勤务兵后，终于在军需官办的电器行当上了学徒。奔走于郑州、洛阳之间。1942年，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洛阳城里成了一座大兵营，到处挖起了战壕，人心惶惶中，两个四川去的采购员同情这个待人诚恳的小伙计，带他逃难来到四川，并介绍他进了重庆大同照相材料行当学徒。他凭着勤奋学习和诚实劳动，在重庆这个大都市扎下根来，先当店员，然后一边当会计，一边通过上夜校，发奋读完了立信会计学校的会计专科课程，不久升职为大同公司会计主任，成为民营企业的高级职员。母亲在抗战初期参加了小县城里的一个抗日歌咏队，在抗日宣传中展露了唱歌的才华。1940年8月，日本飞机对合江县城进行了大轰炸，母亲的家和她就读的小学都被炸毁了。转到县里“木材帮”集资办的木业小学就读毕业后，她进了县城里培养乡村教师的简易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1944年，她的音乐老师很看重她的才华，建议她到重庆报考国立重庆师范学校音乐科。18岁的她，身无分文，与一个女同学一起，通过熟人关系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来到重庆，借住到外婆一个穷朋友家，毫不费力考上了不收学费的师范学校。从此走上了从事音乐教学的道路。抗战胜利后，1946年，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立重庆师范学校也复员迁回南京（改名江陵师范，即今宁海中学），学生乘船去南京的旅费要自己解决。母亲因为无钱（老家的外公已病故，外婆远在贵州帮佣），加上她弟弟（我舅舅）也流浪到了重庆，她必须关照，无法随校去南京继续读书，只得辍学留在了重庆。本来她又考上了在重庆的西南美专音乐科，但也无钱交学费而未去报到。就在这年秋，经热心人介绍，她和来自河南乡间的青年何先生相识了。后来母亲多次笑谈过他俩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在青年馆（后来的实验剧场）看电影，看的是美国片《青春恋》。电影都看了一大半了，缺乏浪漫风度的父亲才鼓起勇气拘谨地问了一句：“请问龚小姐在哪里住？”母亲没好气地回敬道：“在千厮门住！”千厮门是个大地名，这样的回答等于没有回答。老实的父亲再不敢问第二句。父亲这张刚到重庆时18岁的照片，母亲说是介绍人拿给她的，当时她还没看上眼，差点不想干。但我觉得父亲那时挺帅气的嘛。照片背后应该是父亲后来加上去的几行字：我这张不好的照片，送于我一生最亲爱的兰芬 卅五，九，卅，于渝
年底，他们举行了订婚仪式。在订婚照片背后有父亲写下的文字：
三十五年总理诞辰在重庆林森路国泰餐厅举行订婚典礼拍摄之订婚照片
青峰志
民国三十五年即1946年，“总理诞辰”即孙中山的诞辰，是每年的11月12日。1947年元旦，两个年轻人正式举行婚礼，建立起了小家庭。父亲在大同公司作会计主任，工作勤恳，很受老板器重，工资曾拿到每月四石五斗米（当时因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因此按发薪当日米价计发工资）。到我1948年出生后，外婆接到我母亲的信，也来到重庆与我们团聚了，不久，外婆把长期在老家当厨师、因年迈已失去劳动力的外曾祖父也接来了。四世同堂。父亲花二两黄金在那时还属郊区的嘉陵江北岸江北新城买了一处独门独院，改建成一幢中西合璧式的住宅。靠着父母的勤劳苦干，家里已经过得比较“小康”。
1957年元旦，父母照了结婚十周年的纪念照。在这之前，响应“支援林业”的号召——实际上也只是组织上的安排，母亲已被调到中央林业部森林调查第三大队，为他们创办幼儿园，幼儿园最初设在重庆领事巷，有一个大操场，我还去那里玩过滑板车。父亲正在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交了申请书。工作积极和守规矩到了什么程度呢？听外婆多次说过，他有一次去上海出差，回来时先回河南老家去看望阔别二十年的父母，在家里竟然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匆匆赶回来了。父母结婚十周年（1957年1月，“反右”风暴前夕）然而，父母谁也不会料到，又一场政治运动风暴很快就袭来了。“反右派”运动中，父亲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他至今说不清楚自己有什么罪名。大约给他找不出什么太重的罪名，加上家庭出身是地道的贫农，因此处理还不算重，撤职降级（十八级降为二十一级），下放到远郊北碚蔡家场砖瓦厂去劳动改造。家庭从此就如鲁迅说的“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那时我们子女都小，还什么也不懂，父亲成了“右派”的事也是过了好久母亲才告诉我的。那是因为我在家里和同学唱“右派右派，像个妖怪”的歌闹着玩，被外婆干涉，不让我们唱，我跟外婆争辩，说是老师教的歌，为什么不能唱？外婆不得已才悄悄告诉我父亲就是“右派”，怕我唱这样的歌被邻居笑话。我不相信，母亲才被迫向我证实了这个消息。母亲当时的压力相当大。她后来常说，那时候一碰到老朋友老同学，往往开口第一句话就会问：“离（婚）了没有？”她的朋友、熟人中为那次政治运动而被迫离婚、被迫与心上人分手的太多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没作业做，我去森调队幼儿园玩，当时幼儿园迁到了较场口下边中兴路半坡左侧一栋旧楼房里。我去后，在楼下教室里没看到母亲，就跑上楼去办公室找。我冒冒失失地把办公室门一推开，意外看到与母亲关系很好的高阿姨，一个年轻的长辫子姑娘，正背对着我扑在一个叔叔胸前哭，那叔叔高大英俊，一眼看到我，推了高阿姨一下，高阿姨猛然转过身来，脸上还挂着泪珠，带着哭腔对我说：“你妈妈不在，出去开会去了……”多年后我跟母亲说起这事，才听她说，那次是高阿姨热恋中的男朋友被打成了“右派”，要被押到外地去劳改，前来跟她提出断绝关系……母亲凭着她质朴的社会经验，坚信靠离婚不可能摆脱那种人为的政治阴影，与其离了婚仍然背个政治包袱，倒不如保存一个完好的家庭。她咬着牙挺过来了。后来在父亲八十大寿的庆典上，我代表子女们讲话时说：“我们今天为父亲祝寿，也是为母亲庆功。”的确，要不是母亲的坚强，我们这艘小小的家庭之舟很难不被那一次次政治运动风暴掀翻或打散。“反右派”以后，父母就离多聚少。父亲先在北碚，后在大坪、南岸的农场劳动改造，一般不能回家。1958年“三八”节后，母亲也被作为“下放干部”打发到更远的南桐矿区一个叫南天门农场的地方劳动，跟贫困的农民同吃同住。当他们那批“下放干部”饿得许多人都病倒了之后，他们才被集中到农场自己开伙。那时全国性的大饥荒还没开始，他们就提前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因为“大跃进”造成的经济灾难，母亲“下放”了十个月后，中央森林调查第三大队已被下放到了四川省林业厅，重庆的机关撤销了，母亲和最后一批下放回来的同事被通知去成都报到。一个“右派”的老婆，尽管家中有四个年幼的孩子，也不敢向“组织”提出留在重庆的要求——那时对人们的要求都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母亲只能抓紧“路经重庆”的休息时间，把家务托付给外婆后，带上我们四个孩子去照了一张合影，在照片背后题写了一句充满感情、我甚至觉得是含着泪水的话：59.1.从重庆矿区下放回机关，经重庆路过，和我亲爱的四个孩子在美术公司所摄！
不久就是更加可怕的文化大革命风暴。文革初期，中小学教师成为打击的重点，有关领导布置各中、小学“集训”教师，进行相互揭发，搞大字报混战。好在母亲为人善良，人缘好，“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也没有问题，没有成为挨整的重点。“破四旧”大抄家时，外婆每天都胆战心惊，生怕会被抄家。母亲被迫把不敢再穿的高跟鞋偷偷拿到公共厕所去扔了，但把她那些舍不得销毁的老照片包好寄放到了一个相好的同事家里去，因为那同事家里是工人，不会被抄家。父亲的日子当然更不好过，被揪斗，游街，监督劳动……好长一段时间里，父亲这个业务骨干被罚在税务局食堂当勤杂工，每天凌晨就要起来生火、和面、蒸馒头，然后挑一副箩筐上街买菜，有时打着赤膊拉一架板车买米买面买煤……他出身于农家，劳动对他来说并不算苦，苦的只是看不到前途，同时担心子女的前途。父母在那些年代受过些什么苦，遇到过多少艰难，我们作子女的并不了解，也很难体会。母亲那时作为音乐教师，教学之余，还承担了教厂里工人唱“样板戏”选段、跳“忠字舞”的任务，那是丝毫不能马虎的“政治任务”，特别是遇到有什么重要活动，或是伟大领袖的什么“最新指示”下来了，厂里要组织在公路上游行欢呼，她就得在队伍前边领跳“忠字舞”，因为走在队伍前边作示范，所以她一点不能懈怠，每次都累得够呛。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父母一直保持着一个习惯，就是每到结婚满十周年纪念时去照一张合影，作为他们携手前行又十年的见证。直到后来彩照普及了，他们也都退休了，经常有朋友聚会留影，才很少再去照相馆。父母结婚三十周年（1977年1月，“右派改正”工作尚未开始）有一件趣事，是母亲还健在时，父亲当着母亲的面开玩笑讲的。一次我翻看母亲贴有老照片的影集，问其中一张单人相上的年轻人是谁，父亲开玩笑说，那是母亲的“第一恋人”。当时母亲马上纠正说：“啥子第一恋人?只是他可能想跟我好，也没有提过，我更没有想过。”听他们讲了我才知道，那位刘姓青年是母亲的同乡，原在合江县邮电局工作，1950年曾调到重庆的邮政人员培训班（即后来的重庆邮电学院）培训过一年，就在那一年里曾找过我母亲，当时母亲已经结婚生子。父母还保存有一封刘先生培训结束回家乡后写给我母亲的信，他们拿给我看了，确实不是什么情书，只是诉说了一些回县城后工作上的不如意和心中的苦闷，讲到了有人给他介绍对象，没有成功……我推测可能他以前暗恋过我母亲，但并没有明言，因那时母亲还只是“小小歌咏队”的一个小姑娘呀！父亲说他们1951年考进税务局后，打算请他来重庆玩，不料却得知他因突发脑溢血已经病故了。母亲珍惜那段凝聚着青春与乡情记忆的交往，就把照片和信都保存着，父亲当然都知道，也成了他晚年与母亲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年轻的时候母亲爱跳舞，周末都要参加税务局的舞会，父亲不跳舞，但总是陪着去陪着回。晚年母亲参加校友的大小聚会，父亲也照样陪着去陪着回，始终在一旁笑咪咪地听他们聊往事，唱老歌，给他们当忠实听众。母亲他们校友自己编印的通讯简报，以他们当年的教学楼乐观院命名为《乐观院》，最初是手写复印的，后来改成油印，再后来改成电脑打印，母亲看后都交给父亲看，父亲会很有条理地一期期收集起来，包括一些校友来信，按时间顺序整理好，页面太大的按统一规格折叠好，页面太小的粘贴好，认真地装订成册，做好封面，写好名称、时间、期数。母亲病故后，父亲就把八本装订好的册子全部交给了我，因为他知道我会作为资料留着而不会随便处理掉。父母都是很普通的人。回顾他们走过的“钻石婚”之路，我又觉得他们真了不起。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民族的一些宝贵精神。但愿天下的父母、天下的夫妻，不再经受那样的苦难而能幸福平安地走到“钻石婚”。
2020年8月15日
修订补充于重庆风江阁
何蜀写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