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年 | 殷毅：开往北大荒的专列

原题

我在右派专列上

作者丨殷毅

1958年3月，京城春寒料峭。这个月上旬的一天，我奉命到前门火车站集合，搭车去东北边陲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到得前门，见靠近城墙一侧的人行道上，已排列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大都裹着严严实实的冬装，不少人脚登笨重的大头棉鞋，胳膊里挎着赶大车老乡用的那种老羊皮大衣；队伍中甚少有人言笑，大半神情严肃，目带忧伤。我揣摩，这可能就是中央各部委“右派”的候车队伍，一问果然。我在靠近队尾的地方找到了本报（注：《光明日报》）难友钱统纲等人，也排进了队伍。 

在候车的间隙，我环视四周，发现这批远行者中没有一个人有亲友前来送行，只有各单位派来清点人数、监督上车的人员。本报派来的是一男一女——郭某和周某。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水浒》中写林冲犯事发配沧州一段：林冲从牢房解出，“众邻舍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在（开封）府前接着”，一起到“桥下酒店”为林冲送行。

从书上的描写看，“众邻舍”和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专横暴戾的“高太尉”对他们有什么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而今天这批“犯事”的“右派”的亲朋好友，却个个吓得裹足不前，没有一个人敢来送行。莫非这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吗？心里不禁感到丝丝寒意。 

上了火车，才知道这趟列车是为解送一千余名“右派”而开的专列，目的地是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车站。 

车厢里，四顾皆“右派”，满目尽“牛鬼”，没有了谁孤立谁的问题，人们似乎一下子回过神来，恢复到反右前的那种精神状态。同单位的相互寒暄，不同单位的相互认识，一时人声喧嚣，热闹万分。经过攀谈，得知这趟专列上有文化部系统各个行当的人才，如电影演员张莹、郭永泰、李景波，漫画家丁聪，书法家黄苗子，《大公报》记者高汾、萧离，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杨角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共同的遭遇，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旧友新知，无不敞开襟怀，倾心交谈。 

当时人们对“右派”这顶帽子的分量，以及它可能对自己和亲属带来的严重后果，普遍估计不足。虽然大家已亲身领教了出尔反尔的所谓“阳谋”，但是对毛泽东说的“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改正了错误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依然深信不疑。人们较为关心的话题是：此去北大荒，改造的期限可能有多长？多长时间才能摘掉这顶“右派”帽子？ 

说起改造期限，对于刑事犯，有期或无期徒刑，总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唯独对“右派”，不宣布改造期限，而是长短由之，让你心长系之而捉摸不透。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甚至是天真的，即使遭到非理性的不公正对待，依然以理性的思考来领会来解读党的改造政策。有的人说，我国仅有500万知识分子，作为如此稀缺资源的一部分，以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己任的党，怎么会抛弃我们呢？又有人说，只要我们认真改造世界观，自然会回到人民队伍。

——顺便提及，解放以后，经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灌输，知识分子在工农大众面前那种自惭形秽，那种必须脱胎换骨改造方可新生的“原罪感”，自学界泰斗以至莘莘学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少难友对于被打成“右派”心存委屈，但对于改造世界观却认为是应该的。

许多人估计，劳动改造期限，少则一年，多则三年，即可重返京城，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再显身手。那时谁都没有料到，“右派”或“摘帽右派”这顶铁帽，会如影随形地陪伴自己的大半生。更可悲的是，在持乐观估计、自愿改造世界观的人群中，有一些人竟有去无回，最终埋骨于完达山下。 

人们持乐观估计的另一个原因，是离京前听了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所作的充满人情味的动员报告。在动员大会上，钱在批判“右派”罪行后向大家指明出路：“你们将来改造好了，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仍然可以回到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下去劳动，不要丢了专业。一些专业用书，要带在身边学习。”“我已同中央乐团打了招呼，允许搞器乐的（‘右派’）将乐器带到北大荒。”钱的这番讲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觉得尽管眼前受点委屈，前景还是美好的，大约过不了多长时间，又可以在北京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了。 

钱俊瑞是位党内学者，我相信他不至于故意编造一套谎言来哄骗大家，他可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改造政策的——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理解完全错误。 

当时大家听信了钱的讲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行李之外携带了不少书籍。这些书籍后来在北大荒成了人们的累赘，在不断的徒步行军的转移途中，因不堪重负，都陆陆续续丢弃了。 

这趟列车是在正常的运行图之外加开的一趟专列，有时接连数站不停，有时一停大半天；从北京到密山终点站，足足走了三天三夜。车上有足够的时间聊天，那“改造期限”的话题，人们议论了一阵也就放下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虚幻的未知数。对于多数人来说，眼下摆脱不了的倒是离别亲人的哀愁，仰事俯畜的愧疚，以及由这场政治灾难而引发的种种生活中的不幸。 

本报记者许子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当年满怀革命热情投奔解放区。反右派运动前，编辑部有人提议，请毛主席为本报题写报头（原报头为沈钧儒先生题写），他在旁边随口冒了一句：“沈老写的就很好，何必都要‘毛记’呢？”被人以对领袖“大不敬”的罪名汇报了上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封建社会对皇上“大不敬”是要砍头的，现在只把他划为“右派”，显然宽大得多了。他与妻子高瑞兰婚后育有二女一子。平日因婆媳矛盾引发夫妻感情不和，现在他沦为“右派”，其妻名正言顺地提出了离婚的诉求。令他烦心的是，依靠他生活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离婚后将栖身何处？生活怎么办？他和我谈起这些揪心的事，一阵苦笑之后，眼圈红红的。 

女记者徐颖，鸣放时怀孕在身，挺着个大肚子到人民大学采访。按常规，座谈会上人家谈什么问题，记者在稿件中就应反映什么问题。她参加的那次座谈会，有一位教授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她如实地写在稿件里。她的上司把这一“警句”标在标题上，反右时此稿被认为是对党一手创办的新型大学的最恶毒的攻击，于是她莫名其妙地被划为“右派”。她分娩后不久，就被打发去北大荒改造。

在丧失理性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中，“人道”、“人性”这些作为人类基本属性的东西荡然无存，没有一个人敢于代无辜的婴儿为其母亲的流放请求豁免权。更糟的是，她在新华社工作的丈夫也被划为“右派”，且先后被流放，刚生下来的婴儿只得交给年迈的母亲抚养。作为年轻的母亲，此时她斜靠在车窗前，呆呆地望着窗外向后飞驰的田野，眼眶里分明噙着泪水。 

记者钱统纲，而立之年尚未成家。他奉命采写过一些鸣放报道，之后又奉命采写过一些反击右派的报道，“功”不抵“罪”，被划为“右派”（具体罪名是“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他孑然一身，似乎心无牵挂，但戴上了这顶帽子，事实上被剥夺了求偶的权利，内心的苦闷不言而喻。

车过山海关，渐渐驶入关东平原，窗外的景色与关内迥然不同：冬雪依然覆盖原野，一片银白世界。他伤感地对我说，儿时曾背诵过一首古人的出关诗，其中两句：“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怎能不回头？”他说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这首诗的苍凉、哀伤的感情。 

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刚分配到报社不久就被划为“右派”的小范，身受灾难而未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他好像把“组织处理”当作在校时淘气受到老师训斥一样，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改正，就可以再当一名好学生。出于这样天真幼稚的心态，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老殷，你是党员，我是团员。到了北大荒，建议你将党团员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一起学习马列主义。”

我只好严肃地告诫他：“首先要弄清咱们现在的身份，是‘右派’而不是什么党团员。更应明白，上面最忌讳非法的小组织。一旦被发现，你说不明，道不白，吃不了就兜着走。”听了我这番忠告，他才恍然有所悟。 

把小范这样纯洁可爱的青年打成“右派”，其理由很难理解。储安平过去曾在复旦新闻系讲过课，与他有师生之谊。储出任本报总编后，范难免同老师多有接触，他还向储提交过一份改进报纸工作的建议书。只因储后来成了“大右派”，在搜查储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他的这份建议书，不管建议书内容如何，便殃及了无辜的他。当然，他同储“时相过从”，也就有了“同气共类”的罪名。 

人在得意的时候常常目视前方，而失意的时候多半会回首既往。此时我正坠入对自己短暂一生的省视、沉思之中：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我这个穷学生不可能有机会在自己热爱的专业岗位上发挥光和热；而我发自内心爱戴的党，她又不问青红皂白地将我推入万丈深渊。这真是：“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我将以怎样的观点来审视和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凭我浅薄的学识和有限的阅历，我无法解开这道难解的谜，只有一种驱之不去的忧思和愁苦在啃啮着心灵。

列车越往北驶离家越远，对妻子和幼小子女的思念却愈来愈深，我很难想像，妻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儿将怎样生活？何年何月，我才能克尽为夫为父之责？想着想着，不觉在单调的隆隆车轮声中沉入了梦乡。 

列车驶出沈阳站，夜色浓重，它呼啸着向无边的黑暗驶去…… 

（此文选自作者书稿《回首残阳已含山——“反右”劫难亲历记》第二章《风雪北大荒》第一节） 

原载《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文图选自网络

版权事务请联络编辑

给老编加个鸡腿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延伸阅读

昔年：反右运动祭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追念师长……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本号只接受微信公众号首发投稿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