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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陶正:儿时记忆,每月24号家里粮食就吃光了

陶正 新三届 2021-11-30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陶正,1948年出生,清华附中读高中、陕西延川当农民、北京大学学中文、北京歌舞剧院做编剧,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等、中篇小说《女子们》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等、散文《少年初识愁滋味》等、剧本《圆明园》等、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等。


原题

火烧茄子鱼

少年初识愁滋味

我的五六十年代

(之二)





作者:陶正


 
每月24号,家里的粮食就吃光了。下午,姥姥,妈妈,哥哥或我,就带上钱和面口袋,去粮店排长队。

当然,还得带上粮票。那时候人人都有粮食定量,方寸大小的粮票比钱更重要。我刚上高小,正是“祖国的花朵”,政府给我们的定量是每月24斤半,平均一天8两。

现在的北京孩子,绝吃不了8两主食。除非贫困地区。事情就这么怪:越穷,胃口就越大。那时候整个中国都在闹饥荒,粮食少,油、菜、肉更少。每天光吃点儿碳水化合物。日子一长,人人都成了饿狼。
 
仍是政府体恤,允许百姓们寅吃卯粮——每月24号午后启用下月的粮票。于是,一过12点,姥姥、妈妈、哥哥或我,就带上钱和面口袋,去粮店排长队。

晚上,一家人聚在一起,把买来的口粮分开,装纸袋儿。要按天数分,买几天的口粮就得吃几天;要按顿数分,早稀,午干,晚稠,定好食谱;要按种类分:粗粮细粮搭配。总之是计划经济,目标是坚持到下月24号。

口粮是定数,每月的天数却不同。这个月31天,姥姥就叹气;下个月30天,我们就雀跃;最数2月份慈悲了,同样的口粮,只须应付二十九天,甚至二十八天。真真是占了大便宜。

糊纸袋儿也能占便宜,因为那得“打糨子”,而且用白面。把白面口袋抖干净,用水泡;泡出来浆水儿,再多少加点儿面粉,放到锅里,煮到鼓泡儿,就粘了。糊纸袋儿的时候,你可以趁人不备,把本该抹到纸上的糨子抹进嘴里。糊完纸袋,锅里总还会挂点儿糨子,兄妹几个便可以公然弯指头刮,伸舌头添了。
 
兄妹四个。我是老二。都说老大忠厚,老二狡猾。我的实践检验了这个真理。我老是饿,饿得早节不保,想出了一个坏主意。

那月买口粮,我抢着去了。姥姥让买30斤棒子面,我却只扛回了28斤。自然,我是按30斤交的差。家里也是按30斤分的袋儿。

以后几天,我做贼心虚,保持着高度警惕。姥姥熬菜粥了,搅着面,兑着水,撒着剁碎的烂菜叶子……我偷眼看她的神态,总觉得她的眉头比以往皱得深。吃饭了,妈妈象平常一样,你一勺我一勺地配给。我不敢再计较勺里的深浅,碗里的稀稠,还竭力把喝粥的速度放慢,好象那玉米面倒比平常多了似的。

还好。没人察觉口粮被克扣了。反正顿顿吃不饱,难得一个填满了的肚子做比照。克扣下来的粮票和钱也安然无恙:我今天夹在书皮儿中,明天垫在水彩盒衬底儿下,就是不敢放进衣兜——妈妈有时要给我洗衣服的。

终于,我放心了,决定大大地奢靡一番。梦寐以求的是一种“高级点心”:一个小盘儿里码着七八小块儿,交一两粮票,5毛钱,就哗啦倒给你。一个同班同学就买了。他爸爸是高干,挣钱多,还领过能顶粮食吃的“小球藻”……我不行,贪污的棒子面钱总共两毛,买半盘儿高级点心都不够。当然,我也有零花钱,妈妈给我租小人书看的,一天一分钱,能租一本厚的,或两本薄的。但是,即使我一个月不进小人书店,也刚能凑足一盘高级点心,那剩下的一斤九两粮票呢?

我返回了计划经济轨道:买大火烧。大火烧2两一个,5分钱。2斤粮票10个,正好5毛钱。3天买一个,正好吃一个月。等到下个月再买粮食的候……

却没等到下个月。

没等到下个月,大火烧就变味儿了。
 
开始,大火烧当然极好吃:热,酥,香。放了学,排着路队,走到院门口,我跟同学们说声再见,就进了门洞儿。但我并不回家,看看路队走远了,再一溜烟儿跑出来,直奔胡同口。胡同口有个小饭铺儿。饭铺里有个老爷爷。老爷爷“公私合营”后悲哀了一阵儿,“超英赶美”时兴奋了一阵儿,赶到“三年困难”,又无精打采了。

“买一个火烧!”我意气风发。老爷爷狐疑地打量我……我把攥热了的粮票和钱递上去,他便看也不看,收下了。那时候的人还不会造假,也就没什么防范意识。

当然,我的粮票和钱都是真的。我不蒙外人,只骗自己人。

我拿着火烧,来到街头,靠着电线杆子,看着当当驶过的有轨电车,狼吞虎咽。也有时,我走向小人书店,对着玻璃窗里的孩子们,细嚼慢咽。又有时,我把下午的美餐提到清早,站在校门口,美美地咀嚼……大火烧不仅能充实我的肚子,也能让我挺起肚子,面对周围的目光:艳羡、嫉妒、猜疑……还有那个高干孩子视为同类的亲热。
 
可惜,好景不长。

姥姥蒸了一屉菜团子,棒子面皮儿,白菜梆馅儿。最大的一个留给妈妈,最小一个的她自己吃。做金银卷儿或贴饼子也是这样。中不溜儿的由我们兄弟4个挑。妹妹是女孩子;弟弟还没上学。竞争主要在哥哥和我之间展开。姥姥疼哥哥,说他是长外孙儿,应该先挑。妈妈偏向我,说我常得病,得增加营养。母女各执一词,结果达成了折中协议:我和哥哥轮流挑,一人一次。

那天,轮到我挑了。我刚在外边独吞了一个火烧,于是就挑了个小点儿的。

倒不是因为吃饱了。3天加一个火烧,添不了多少油水。要让我敞开吃,我还能把一笼屉菜团子都包了圆儿。可我就是觉得……心虚,胆怯,不自在,于是就破天荒挑了一回小的。

姥姥大惑不解,摸我的脑门儿:“怎么了?不舒服?”

我有口难言,吭哧着。人一有难言之隐,往往就吭哧,吭哧一会儿,往往就吭哧出假话来,往往还是漂亮的假话……“大哥个儿大,比我能吃……”

姥姥万分惊喜:“这孩子……懂事儿了……”
 
夜里,我都钻被窝儿了,妈妈才回来。爱告状的姥姥一反常态,开门儿就报喜:“小正这孩子,懂事儿了!”

.爸爸在天津工作,家里是妈妈主事儿。妈妈那时是翻砂工,重体力劳动,工厂离家又远,再加上一向争强好胜,热心社会活动,每天回家,就筋疲力尽了。姥姥疼哥哥,更疼妈妈,有时,等我们睡着了,或认为我们睡着了,就从各个纸袋里搜刮一点儿公粮,给妈妈开小灶,弄碗“拨鱼儿”、“疙瘩汤”什么的。说不定还能变出一个鸡蛋卧进去。

然后,姥姥又去给妹妹把尿——妹妹还小,一把尿就哭。有时候就把我吵醒了。我醒了,就也想撒尿。

妈妈把碗凑到我嘴边:“吃口卧鸡蛋。”

我推辞。不仅是因为听见姥姥叹气。

“轻易吃不着……快,吃了接着睡。”

我就吃了。

接着却睡不着了。听姥姥打呼噜,听耗子在顶棚上啃高丽纸。剩下的粮票和钱正塞在墙缝里。但愿耗子找不着……

以后几天,我变勤快了。帮姥姥倒炉灰,帮妈妈缠毛线,跟哥哥一起抬水,还把抬水的棍子往他那边探,学习上也加了把劲儿。可是,还不行。就好象今天得一个5分儿,并不能抵消昨天的2分似的。数数剩下的粮票。还有8两。我却不想再吃4次大火烧了。
 
我又想出了一个解脱的办法。

放了学,排着路队,走到院门口,我跟同学们说声再见,就进了门洞儿。看看路队走远了,我忽然做出惊喜的样子,一溜烟儿冲进家门。“姥姥姥姥!我拣了四两粮票!”我捏着两张粮票,在姥姥眼前摇晃。

“真的?哪儿拣的?”

“就院门口儿!台阶儿底下!”

姥姥乐得呲出了假牙,反复摩挲着揉皱的粮票:“……这孩子,眼神儿真好……够熬锅菜粥了……唉……也不谁这么马大哈……丢什么也不该丢粮票呀……”

1960年粮票

 
当晚,喝菜粥的时候,当着哥哥妹妹弟弟,姥姥把刮下的锅底全扣进我的碗里:“甭眼气!有本事你们也拣两张粮票儿去!”

我还有两张。倒不是舍不得全交公,是希望多还给全家几次惊喜。于是,第二天,我故技重演,又咋呼了一回。

这次,姥姥惊喜过后,又皱起了眉头:“还是老地方拣的?”

“啊!就门口台阶底下!”

“邪门儿……昨儿就没看见?”

“啊……”

“兴许是前天晚上风刮过来的……也多亏昨晚儿没再刮风……”

也多亏我再没有粮票了。

夜里,妈妈把我摇醒了。她们厂里发加班儿的夜宵:半个烤黄了的大眼儿窝头。

全让我一个人吃。

这回,姥姥不但没叹气,还端给我一杯白开水:“慢点儿吃,别噎着。”

姥姥和妈妈都看着我吃,看着我笑。

我真喜欢看她们笑。
 
礼拜日,一个叫刘雍的同学找我去逮蛐蛐儿。我们就去了西郊。西郊蛐蛐儿多:草垛里的蛐蛐儿个儿大,铁道边儿的蛐蛐儿牙硬。

可是,没等发现蛐蛐儿,我们先发现了一帮奇怪的人——一大帮城里打扮的人正猫着腰,撅着屁股,在菜地里摘茄子、拔茄子秧儿。一个农民伯伯黑着脸儿,在一旁溜达、吆喝。

“手底下利索点儿啊!头晌午把这块地拾掇干净!我可把话说在头里:拾掇完了,一人五斤茄子,家走。拾掇不完,就空着手回城!”

忽然,我好象又看见了姥姥和妈妈的笑。

“走!”我怂恿刘雍,“咱们也挣五斤茄子!”

挣茄子的人真不少,男女老少都有。我和刘雍混进去,竟没被黑脸儿伯伯发觉。

可是,才干了不一会儿,我们就受不了了。地皮太干,茄子秧儿很难拔;我们的手太嫩,拔几下儿就起了水泡;黑脸儿伯伯又极可恨,指挥一切不说,嘴里还不干不净,数落个没完,大意是城里人都不行:懒,笨,窝囊废,白吃饱儿。

于是,连累带气,我又想出来一个坏主意——这回我可要蒙外人了。

茄子本应放进竹筐,茄秧儿本应抱到地头。我和刘雍把茄子秧和茄子一起抱上,扔进地头的壕沟……嘿,过一会儿,我们再脱离劳动大军,还原成逮蛐蛐儿的。不逮蛐蛐儿,逮茄子!

我把黑脸儿伯伯看扁了。

他没发现我们,却发现了茄子。他没想到是我们作怪,却把怒火发泄在全体“城里人”身上:“饿疯了吧?偷惯了吧?行!到时候一人儿扣一斤,四斤!多一个都不给!”

我把城里人全坑了。

看着黑脸儿伯伯发威,听着城里人埋怨,我更没劲儿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刘雍问我怎么了。我说肚子疼。

刘雍突然也狡猾了,尽管他并不是老二。他让我继续疼、使劲疼、疼出样儿来,最好是哼出声来。他去找黑脸儿伯伯。

黑脸儿伯伯不动声色地看着我,使我心惊胆战。再哼哼,倒也自然了些。

黑脸儿伯伯发问了:“你们俩儿没大人带着?”

我先点头后摇头。

黑脸也先点头后摇头:“去拉泡稀,家走吧!别干了。”

刘雍支支吾吾:“那我们干了半天……”

黑脸不再开口,从近处的大筐里拨拉出一些最小、最难看的茄子,扔到我们跟前。想想,又把它们拨拉成两份,就走开了。

我和刘雍也走开了——他假装搀着我,我假装直不起腰。

我们当然带上了那些茄子。再小,再难看,也是茄子。

一共10个。一人5个。我至今记得清楚。

走出老远,我们才笑出声来。
 
姥姥那天出去了。妈妈好象不大舒服,靠在床头养息。见我带茄子回来,忽然来了精神,吩咐哥哥妹妹们到床头集合。

妈妈把生茄子切成薄片儿,一轮儿轮儿地分发。她自己也吃,边吃,边问我茄子的来历。

我隐瞒了欺骗,突出了劳苦,还展示了手掌的血泡。

妈妈始终微笑着,眼圈儿却渐渐红了。
 
我仿佛一下儿长大了,生出了为家分忧的使命感。此后,连动脑子带动手,我又让家里开了几次荤。

我去颐和园摘桑葚儿:不买门票,从围墙的破口翻进去,去西堤——那里人少,桑树多。找一根短棍儿,绑一个铁钩,爬到树上,隐在叶后,先吃够了,再摘足了。凯旋的时候,要带上手套儿,捂上口罩儿,免得管公园的人发现染紫的手和嘴。

我去什刹海摸河蚌:正赶上清淤,水全放干了。说是干了,还渍泥汪水儿。一脚下去,唧唧咕咕直没膝盖,拔出来都挺费劲。我用脚指头探着底,探到一个圆乎乎光溜溜的东西,就是蚌了,就再把胳膊深深地插下去。三番五次,浑身都糊满了黑臭,好象现在的人抹了“死海泥”。“死海泥”是有钱人玩儿的,能美容、美肤。而我,弄回一堆炖不烂、嚼不动的老蚌肉,冒出一身又红又痒的小疙瘩。

我还摘过酸枣儿,掰过柳芽儿,挖过马勺儿菜(马齿苋),钓过小白条儿……还有一次,房顶上出现了一只死乌鸦,我和哥哥用长竹竿儿挑下来,炖鸡似的炖着吃了。乌鸦极瘦,大概也是饿死的。肉少得可怜,象糟木头,还有点儿酸。
 

北海清淤

 
夏天,我又跟李文湖一起去了北海。

李文湖也是同班同学,我极特殊的一个伙伴:学习特差,身体极棒;家里比我穷,手头比我阔;义气、流气;为我好,带我坏……我在小说里写过他,这个记实系列里,也有关于他的选题。本篇就不多说了。

我跟李文湖去了北海。北海里有个园中园——濠濮涧。亭台里有古画儿,草木间有鸟叫,池水中有好看的鱼。

我们是冲着鱼去的,不是为好看,是为好吃。家里好久没吃鱼了。上次是过春节,吃带鱼,凭副食本儿买的:三口人以下一斤;五口人以上两斤。下次配给,大概得等过“十一”了。

李文湖能帮我提前闻见鱼味儿。他准备了一个线板儿,一个鱼钩儿,一块窝头。

他让我钓鱼。他给我望风。他说他的眼睛好,能看出爱管闲事儿的人。

我坐在亭子边上,把线板儿压在屁股底下,再悄悄地捯出线来,顺着条石的缝隙,把鱼钩续进水里。

好了。只等鱼线突然绷紧了。此前,我可以假装休息,假装看风景,假装背课文《金色的鱼钩》:“老班长用缝衣针做了一个鱼钩”……或者,不假装,真干点什么,比方唱歌:“让我们荡起双浆”……

我很喜欢唱这首歌,以前能吃饱的时候唱,现在吃不饱也还唱。第一次唱它就是在北海。那时我刚入队,过队日,游园,划船,参观少年儿童水电站。水电站就在濠濮涧后面儿……

濠濮涧


鱼线突然绷直了,还一弹一跳的!我猛地提线,手指头拉得生疼。哈!一条大鲤鱼出水了!足有一尺多长!我以前钓鱼,钓的都是柳叶儿似的小白条儿,没想到会拎出这么个大家伙。鱼大,翻腾的声音更大,惊天动地,恨不能让全世界听见。我楞了,任那鱼在条石上摔打自己……

李文湖跑过来,把鱼按住了。

他又脱下上衣,把鱼连钩儿带线一起捂上,包起来,往我怀里一塞,拉着我就跑。

他并没有发现爱管闲事的人。一个老太太叫起来了:“这儿不许钓鱼……嗨,那俩孩子……有人偷鱼啦……”

李文湖的光脊梁带着我跑,越跑越快。

一直跑到公园门口,一直跑出公园门口,回头看看,才发现两个看门人的目光在追击着我们。我们吓得跑得更快了。

还好。没人追过来。我至今不知道那两个看门人是太傻,是太懒,还是太善。

反正我已经不太善了。

那天,回到家里,鱼还活着。按照李文湖事先的指导,我给活鱼开了膛。那鱼肠子肚子都掏空了,还能动弹,最后,又冲我翻了个白眼儿。
 

批斗攻击三面红旗的彭德怀

 

2001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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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正:碍着谁了?我的五六十年代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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