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陶正：碍着谁了？我的五六十年代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陶正，1948年出生，清华附中读高中、陕西延川当农民、北京大学学中文、北京歌舞剧院做编剧，著有长篇小说《旋转的舞台》等、中篇小说《女子们》等、短篇小说《逍遥之乐》等、散文《少年初识愁滋味》等、剧本《圆明园》等、歌词《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组歌》等。

原题

碍着谁了

少年初识愁滋味

我的五六十年代

（之一）

作者：陶正

这碍着谁了？这是姥姥的口头禅。还有一个版本：这招谁惹谁了？

我家院门前有个高台阶，四层，用大青条石垒的。1958年，一辆“大解放”把下面的一层撞裂了。姥姥就感叹：唉……这碍着谁了？

撞裂的台阶露出了一些金属块儿，黄色，立方体，有大有小，闪闪发光。我以为是金子，大人说是黄铁矿。不久，学校里“放卫星”，教我们做“矿石收音机”，我就用这种矿石安装了一台。

还真调出声音来了。刺刺剌剌的杂音里，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豪情万丈：“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十五年赶上英吉利，二十年超过美利坚”……我听得血热中肠，却又有点儿遗憾：不等我长大、接班，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当然，“人小志气大”，我也能为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很快，学校操场上砌起了“小高炉”。我们一有空儿就去找废铜烂铁。

“大跃进”“以钢为纲”宣传画

开始找到的，确实算废铜烂铁，漏了的锅，锈了的锁，脱落的鞋掌儿，砸弯了的铁钉子……大人们也都支持，还扔个破通条、旧炉篦子之类的，赞助我们。可后来，这类东西搜刮完了，大人们的态度就起了变化。

院子的两扇大门上，有一对儿熟铁环儿，叫门用的。不是安电铃了吗？撬下来炼钢铁吧。

南屋的孙姥姥出来了：“别！你当那铁环儿光是拍门的呀？，那也是为了排场、神气！卸下来，不就是把人的两眼剜了吗？”

家里有两把菜刀。嗨，留一把算了，交上去炼钢铁吧。

起先，妈妈有些犹豫，说两把菜刀都有用，一把切肉丝儿，一把切馒头片儿。姥姥也添油加醋，说用切生肉的刀切馒头，我们都得闹肚子。可是，妈妈后来改了主意，因为工厂也有人交了菜刀。姥姥孤立了，只好又念她的口头禅：唉……它们招谁惹谁了？

东屋有个胖老头儿：刘爷爷，慈眉善目的，当过傅作义的师长。文化革命中，女六中的红卫兵来抄家，把他绑在葡萄架上，叫他交变天帐。他交不出来，却不敢争辩，一劲儿求爷爷告奶奶，结果还是让女孩儿们打死了。这是后话。以后我还会写这段儿。此前，刘爷爷也越来越谦谨了。院子里有个影壁。影壁上箍了铁三角儿。我们要拆那铁三角儿，他悄悄捱过来，陪着小心告诉我：那是加固用的，别把影壁拆塌了，再把我们砸了。

我们没听他的话。我们谁的话都不听，只响应大跃进的号召。街头的宣传画上，一个工人叔叔握着铁钳，夹着红色钢条，一下儿就从１０７０万吨夹到了１８００万吨。下面的美国佬和英国佬吓得直哆嗦。

这钢条里就有我家的菜刀。

“大跃进”“超英赶美”宣传画

菜刀扔进土高炉，家里就再找不到烂铁了。没有烂铁，废铜也成。我又盯上了姥姥的大衣柜：上下两层；左右三件，正好排满一面墙，每组柜门都有铜饰，连锁和钥匙都是铜的，锁眼儿很特别，“吉”字的、“王”字的，还有“万”字的，跟希特勒的标志差不多。

这回，姥姥是死活不干了。口头禅从唠叨变成了屈原的天问：“这碍着谁了？啊？我这柜子招谁惹谁了？啊？那是我娘家的陪送！只我不咽气，谁都别想捅它一指头！”

“全民炼钢”土高炉群

我退而求其次：“那我就拿米缸盖儿！”

米缸是个大瓷坛子，缸盖儿是个大铜盘子。掀起来敲一下，声音很响亮。姥姥也不同意炼它，可又不好老那么落后，就说：那盘子先留着，先别炼，“变个方儿”，也能建设共产主义——为共产主义敲锣打鼓呀！还能轰家雀儿呢！

家雀儿就是麻雀。轰家雀儿也是一种全民运动。“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运动”。四害指的是蝇、蚊、鼠、雀。麻雀排在最后一位。

那时侯，上学下学，我的书包里都插出一个苍蝇拍儿来。苍蝇逐臭，我也逐臭：垃圾堆，泔水桶，路上新鲜的马粪，学校或街头的公共厕所。放学回家，我撂下书包就奔茅房，一蹲就是半个多钟头。

全院就这么一个茅房，不分男女，进去插插销就是了。只要我在里面，邻居们就只好在外边儿转悠，憋急了就使劲咳嗽。

我不管，就蹲在茅坑上，腿蹲麻了也还蹲着。醉翁之意不在拉屎，在等苍蝇。来一个打一个，无论绿豆蝇还是大麻蝇。

打死苍蝇，还要收尸，交学校点数，好论功行赏。我把家里的火柴全倒在窗台儿上，拿空洋火盒当苍蝇棺材。

我还挂过粘苍蝇纸，到老墙根儿下挖过苍蝇蛹，还用窗纱做过“苍蝇笼子”：留下个漏斗儿形的进出口儿，进去容易，出来难。做好了，往院子当中一架，底下放点儿鱼腮鱼肠鱼尿脬，不一会儿，笼子里就嗡嗡乱响了。

我得了“灭蝇竞赛”的小红花，上了学校的光荣榜。

灭蚊子主要是大人的事儿。而且是统一行动：晚饭过后，街道上的老奶奶拿着纸喇叭，满胡同溜达，挨家挨户嚷嚷。不一会儿，各家就都把“六六六”点着了。然后，关门上锁，出来遛弯儿。老街坊走到一起，闲聊天儿。孩子们疯疯癫癫地“骑马打仗”。“六六六”的白烟从各家门缝里钻出来，胡同里都挺呛的。有一家人马虎，把大花猫关在了屋子里，让它给大花蚊子做了陪葬。

灭鼠是最好玩的。尽管我也属鼠。撒耗子药，下老鼠夹子，有人还在水缸上架跷跷板板……我的乐趣是“扣耗子”——找个酒盅儿，压块肉皮，再拿个大碗，虚扣在酒盅半截腰儿上，就成了。只要耗子一拉肉皮，大碗就滑下来，把它扣得严严实实。听见响动，无论白天黑夜，我都会抢先赶去。按住大碗，贴地皮一蹭，碾出耗子尾巴，踏上一只脚，然后，掀开大碗，同类相残，将那正宗的老鼠就地正法。

再就是轰麻雀了。这在“除四害”里动静最大。连续几天，四六九城时时刻刻锣鼓喧天。不仅锣鼓，只要能弄出噪音来，干什么都行。吹喇叭，敲铁壶，放炮仗，或者干脆破着嗓子，狼一样仰天长啸。家里要有病人，就只好关紧门窗了。谁要是实在受不了，也可以把耳朵眼儿塞住。反正不能让麻雀落在你这地界儿——落下来就得是死的，吓死累死的。我还真见过麻雀从天上一头栽下来，石头子儿似的。

“除四害”轰麻雀

我们又组织了“小弹弓队”。以前做“绷弓子”，常被老师没收，这时，老师带着我们做，还发橡皮筋儿。装备完毕，就开赴西什库教堂——那里不敲锣鼓，很清净。无处落脚的麻雀们都往那里飞。

“啪”！我射出了一颗石头子儿。打偏了。只射下来几片树叶。树枝儿上的麻雀竟不飞走，只抖抖羽毛，挪挪爪子。看来它已经累得半死了。死也不愿意再受噪音污染。

我忽然心软了一下儿。麻雀毕竟不象其它三害那么可恨。苍蝇太脏，蚊子腻歪人，老鼠总让人觉得格痒。可麻雀……不但不可恨，还有点儿可怜，可爱。

我以前也抓过麻雀，那是为了跟它们玩儿——

冬天，雪后，在院子里扫出一块空场儿，用劈柴支个煤筛子，下面撒点儿小米儿，劈柴上绑根绳子，拉进家里，躲在门后面儿……不一会儿，就会有些麻雀飞下来，蹦蹦跳跳地吃食儿。一拉绳子，就把它们扣住了。

扣着麻雀，关在鸟笼儿里，我给它们喂食、喂水。就这，姥姥还不乐意，说大小也是个生灵，不该圈起来的。妈妈给我讲故事，唱儿歌，说一个孩子怎么搭救一只小麻雀：“……小麻雀呀，小麻雀呀，你的母亲，哪里去啦……我的母亲打食去啦，还不回家，饿得真难受……”好像是在教会学校学的。妈妈小时侯去过教堂。

姥姥不信天主教，却念过佛，吃过斋。当然，解放以后，她和妈妈都说什么都不信了，除了信革命。可有时一不留神，还露出狐狸尾巴——她非让我把小麻雀放了，说那叫“放生”，做“善事”，能“积德”。不然……“它们又碍着谁了？”她就老这么念叨，在我耳朵边儿念叨。

我听烦了，也就听从了。

说实话，看着小麻雀噗噜噜飞走，我也挺高兴的……

打麻雀宣传画

现在说的多，其实，打麻雀的时候，我只是心软了一下儿，就一下儿。很多事情，很久以后再回忆，往往把当时的反应复杂化了。我当时就是心软了一下儿，马上又硬了。我重新上好石子儿，拉弓、瞄准、发射！那麻雀还是一头栽了下来。

这次，我得到的是物质奖励：１０个小弹丸儿，洋灰做的，又圆又硬。

以后，再去西什库，我的手和心就都不软了。活该！谁叫麻雀偷粮食呢！

我们不打别的鸟儿，光打麻雀。就因为它们破坏三面红旗。虽然据说粮食已经亩产几万斤了，也不能让它们瞎糟蹋呀。那毕竟是人拼命种出来的、或使劲儿吹出来的。

可是……可能吗？不打别的鸟儿？

地上的人可以塞耳朵，天上的鸟儿可不行。麻雀不行，喜鹊也不行。乌鸦、百灵……无论人喜欢不喜欢，很多鸟儿都倒霉了，一扫而光了。“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只大雁还好，飞得远。它们飞走了，带着“人”的影子。

于是，人们就欢庆胜利，强大者屠戮弱小者的全面胜利。成绩是大大的，损失是小小的。即使加上我家的米缸盖子，也是小小的——铜盘子终于被我敲烂了，终于还是扔进了土高炉。

可是，又过了不久，土高炉的红光也消失了。因为炼出来的东西不叫钢，也不叫铁，只是一块块黑疙瘩，不知叫什么好。

当然，这是我多年以后才知道的。当时的广播仍然豪情万丈，什么计划都超额完成，什么目标都提前实现。即使纠偏，也说是战略转移。即使转移到别处，也还是按原来的路数干。

浮夸报道

我们又支援农业了。

不是亩产几万斤粮了吗？食堂里的馒头不都随便拿了吗？

那也不行。帝国主义还在虎视耽耽，随时准备发动战争。我们还得支持世界革命。中东、苏伊士、巴拿马……

很快，北京城到处都开发了“十边地”。“十边地”里种的最多的，是蓖麻。蓖麻油能开飞机。一颗蓖麻就是一粒射向帝国主义的子弹。

院子里也种了蓖麻。原先种的“美人蕉”、“鸡冠花”和“死不了儿”都不见了，就是一水儿的蓖麻，又高又壮。南墙根儿的花池子里，以前种着“玉簪”，花很白，很好闻。特别是晚上，乘凉的时候，更白得好看，闻着舒服。“玉簪”用不着年年栽，冬天用炉灰盖上，春天把炉灰扒开，就行了……不行！“玉簪”不能榨油。于是，姥姥的口头禅又密起来了。“我的玉簪又碍着谁了？啊？这是招谁惹谁了？啊？”

话虽这么说，一旦洗了鱼，淘了米，刷了锅，姥姥还是小脚颠颠地端盆过来，浇我的蓖麻：“这水有肥力，‘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唉……”

姥姥的话总算跟广播对上了。广播里也在大谈“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所以，城里人也应该积肥。

路上见不到马粪了——赶车的都在马屁股下挂了粪兜儿。一些老墙拆了，据说老墙土有肥力。掏茅房的更勤快，院子里常能闻见他们搅和起来的屎尿味儿，连光屁股小孩儿也不随地大小便了……

造假照片

初秋，学校突然组织我们去打树叶。临行前，自然老师还讲了一节课：树叶能沤肥，绿肥。绿肥能让庄稼长得更结实。

我们的战场是后海。

后海岸边，有两行大杨树。树叶开始发黄，可多数还绿着，密着。树下连成了长长的阴凉儿。我们登着平板车，推着手推车，扛着大竹竿子，排着队，雄赳赳走来了。风一吹，杨树叶哗哗哗响，不知死活似的，还鼓掌欢迎我们。

老师一声哨响，我们就一人抱住一棵树，手脚并用往上爬。学校以前不许上房上树。说那是野孩子。而这时，我们都成了野孩子。老师们在树下伸脖子扬脸儿，指挥着、鼓励着，跳着脚儿给我们递竹竿儿。

我骑在树叉上，轮起竹竿，拼命抽打。杨树叶子纷纷飘落。一些细嫩的树枝也抽断了。更快地落下去。

下面，老师和女同学们捡树叶，装麻包。女同学有时欢笑，有时惊叫，有时抬起头来，看我们的勇敢。同桌的女同学还叫着我的名字，指指点点：“那儿！那儿！那儿还有好多呢……”“往这边儿打，这边儿！要不树叶都掉河里了……”。

我就打得更起劲儿了。打光了这一棵，出溜下来，又去爬另一棵。手酸了，眼迷了，衣服挂撕了，竹竿儿抽劈了，腿上蹭吐露（脱落）了皮……还是打！

终于，老师又吹哨儿了。我们下了树，靠着“绿肥”麻包，喘息。

太阳快落山了。天气还很热。一休息，汗反倒冒出来了，腌得胳膊上的血印儿又疼又痒。可是，眼前的景色却象冬天：两行杨树全打秃了，只剩了土黄的枝杈儿。再看太阳拉长的树影儿，也成了一把把大破扫帚。

回到家里，见我衣服破了，胳膊伤了，姥姥和妈妈都很紧张，以为我跟什么人打架了。讲起打树叶的事儿，她们才松了口气。可是，她们没表扬我，也没心疼我。妈妈没紧着给我搽红药水儿，姥姥也没赶着给我补衣服。相反，她们倒皱眉、叹气、不怎么言语了。我问什么，她们都带答不理的。

吃了晚饭，上床睡觉，姥姥又嘟囔起来：“让孩子干这个，唉……这树叶儿又碍着谁了？”

妈妈也又叹气，长一声短一声的，好久，才烦烦地说：“睡吧……唉……睡吧……”

她可能是说给我的。她知道我没睡着。天仍然热，家里的气氛也闷，我唿嗒唿嗒扇扇子，心里有点儿委屈。这是怎么了？她们干吗这样呢？

我又碍着谁了？

我又招谁惹谁了？

“高举三面红旗”群众游行

2001年3月15日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部分插图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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