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郝寒冰：话说工宣队，革命时代荒唐事

作者简历

作者少年时代

郝寒冰，1954年出生，1969年底下乡，1970年底进工厂，1978年秋考入大学，当过翻沙工、车工、教师、编辑、警察，政法机关退休公务员，二级警监警衔。系宁夏作协、美协会员，宁夏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宁夏人民警察学校客座教授。

原题

话说工宣队

作者：郝寒冰

说到初中69届，就不能不怀着某种难以言传的心情提到一群特殊的人物——工宣队！以至于几十年后的今天，我都想不通：当初为什么要让工人管理学校？这种公然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事情怎么想出来的？又想达到何种目的？总之是一不留神在中国教育史上开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玩笑！而我们就恰恰作了这个玩笑的牺牲品。

我们注册的时候，学校已经被来自银川橡胶厂的“工宣队”占领，“臭老九”们要么被打倒在地，要么被批的威风扫地，再不就心甘情愿的给“工宣队”当枪使。虽然从形式上讲，学校已经成立了以XX老师为主任的“革命委员会”，但只不过是个花架子，对全校百十号教职员工和几千学生的生杀大权实际是是掌控在“工宣队”手中。

银川橡胶厂是1965年“文革”爆发前夕从山东青岛整建制搬迁到宁夏的，属于国家“三线”建设的项目。厂领导和技术骨干全是胶东一带人。初来乍到，就赶上了“造反”，厂址所在地——银川新市区也乱成一锅粥，加之各种原因，迟迟开不了工，而这时国家从长远发展考虑，给这个厂下达了接收数百名复转军人的指标，1968年底，大批的“老兵”走进了橡胶厂——为什么是复转军人、而不是像其他厂那样面向社会招工哪？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银川橡胶厂有几个车间承担着为空军战机和海军航空兵直升机制造轮胎的任务，属于军工性质的保密单位，所以特别强调政治素质，就像大庆油田开发之初，首先考虑接收复转军人是一个道理。

这批复转军人多是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有的干脆就是文盲，进厂后，需要经业务培训才能上岗。培训是有周期性的，而有的人即使经过了培训也根本指望不上，因此一时间部分复员军人就无事可干，整天和社会上的人在泡一起混光阴。正好赶上要组织“工宣队”，厂里为了不让技术骨干流失，就顺水推舟把这些复转军人塞了进去，而这些复转军人又不知天高地厚，乐的有事可干，上下一拍既合，皆大欢喜——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说到此，你可能会问：你咋知晓这个底细？果真如此还是你猜测的？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大家，基本就是如此，1980年代，因某种需要，我曾对“文革”期间有关单位组建“工宣队”的情况作过一些调研，得出这样的结论——当然这或许只是局部的，未必具有普遍意义。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本来应该是由“工人”组成的这支“宣传队”，实际上基本由“复转军人”组成。而再往细化一步的分析，这批“复转军人”又不过是由一些穿着军装的“农民”组成的，说到底，是一群泥腿子。当然，自古以来就讲“英雄不问出身”，打打杀杀、冲锋陷阵可以，突然要他们管理一所名牌学校恐怕还是空前绝后，至少距最高心目中的理想值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公允的道来，与其说这是一支“工宣队”，到不如说是“农宣队”更为贴切！

实事求是的说，除了个别人外，工宣队的绝大多数人的个人品质并不坏，尽管文化程度普遍低下，性格粗俗鲁莽也罢。但问题是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大环境被“极左”思潮笼罩着，谁也不能脱俗，我们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可以说大多数的工宣队员身上流露出来的那种狂妄自大的精神状态、自以为是的判断能耐、简单粗暴的工作作风和庸俗低下的处世方式令人实在不敢恭维！当然，站在今天的角度客观的看历史，绝大多数“工宣队”及其成员本身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但当时他们却是害人者，极个别人甚至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记忆中的银川二中“工宣队”大约有20多人，为首者是一个50岁上下的半大老头,个儿不高，也不壮，白净脸，嘴角上长着几根老鼠胡子，平素到也没有张牙舞爪的样子，但不像是产业工人，估计是科室干部，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白领”，不过肯定是造反派，并且在厂里吃的很开，否则是没有资格当队长的。尽管这位队长不喜形于色，但现在他是学校的“太上皇”，地位非常牢固，统揽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涉及到学校里的人事、经济和教学问题他不点头绝对不行！

刚开学不久，有一天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我们自带凳子XX坐在体育场。这天会议的内容是批判一个叫杨XX的老师。杨本人被拉到台前低头罚站，各连的师生代表轮流上台发言，具体揭发了些什么今天早已想不起来了，无非就是老一套的“政治思想反动、生活作风腐朽”的陈词滥调。会开的差不多了，坐在主席台靠右侧的校“革委会”主任转过身来向居中者“X队长”询问什么，这老头不动声色地说了几句，主任不停的点头，之后大声宣布：经校“革委会”研究并报“工宣队”同意，决定开除杨XX的公职，强制在校劳动改造，并把“坏分子”的“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视其表现随时决定戴与否。宣布完毕，两个牛头马面上来将倒霉鬼杨XX绑架着带离了会场。

散会后，大家心有余悸，纷纷说今天这个阵式有点残酷，杨XX看着挺可怜的；也有人说主任在老谋深算的“X队长”面前象条狗。脑袋瓜极其灵光好使的L同学对我说：“工宣队”太他妈的缺德了，既然杨XX是个坏怂，那就索性把“坏分子”的“帽子”给他戴上不就完了，他本人也就死心塌地认命了；要么就不要给戴，已经被开除公职，也就够倒霉的了，让人家多多少少轻松点。最无耻的就是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视其表现随时决定戴与否——这纯粹是让人在刀沿上走呢，死不了的活不了，生不如死，简直是不要脸到了家！

我对他的这番话是非常赞同的，因此也就愈发增强了对“工宣队”的厌恶之感，因为此时由一帮子来自区建一公司的泥瓦匠组成的“工宣队”正在我父亲所在的单位公安厅为非作歹，我们排同学DXX的老革命父亲、自治区劳改局局长邓世林就惨死于他们之手，我老爹没死也被扒了几层皮。所以在校整整八个月期间，我与“工宣队”的对立情绪从来就没有缓解过，见了他们就一肚子气。坦率的说，这也是导致我在校期间始终调皮捣蛋的重要因素之一！

“工宣队”分为若干小组，管理老师和学生。其中管理我们一连的大约有5、6个人，他们的名字分别叫FXX、MXX、LX、ZXX、LXX（女）、还有一个不知名的李师傅。

于我而言， 印象最深的当属FXX，因为他整过我，留下终身痛苦。此人大高个，黑皮肤，三角眼，满脸疙瘩，一口济南腔。学校开学后，他每天都要来一连各排教室转几圈，各个排的班主任向他汇报情况，发现什么问题就地处理。此人说话做事说一不二，给人以特别霸道、武断的印象，到是与他转业军人的身份很相似。时间一长，大家都看出来他应该就是这一组的头目，所以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F头子”。他好像有个爱好或者说是习惯，就是总喜欢和学生教劲，看谁不顺眼就狠狠的“叠”你一下，在树立了权威的同时也享受到了满足感——反正他那时在学校住单身宿舍，平时也回不了家，而且究竟有没有老婆、是在山东还是新市区一概不清楚，浑身的荷尔蒙激素无处发泄，找点干的总比闲着强。

该我倒霉，无缘无故的撞到了他的枪口上了。某日早晨，一进教室，就感到气氛与平时有些不同，仿佛是在搞政变似的：平时活跃的男生基本上都沉默不语，而平素含蓄的女生则不住的嘀嘀咕咕····我好奇的发现在讲台和前几排课桌上不知为什么摊着一堆西瓜皮，黑籽红瓤，腥臭满屋。我那时由于个头矮小，座位在第一组的第一排，也就绝了，恰好我的座位上没有瓜皮。我暗中庆幸自己还挺有福气的，难掩得意之情，情不自禁的就大喊一声“太mia（美）了！”

我正憋着一股劲想今天会有好戏看的时候，上课铃响了。杨老师表情严肃的与F头子一起走进教室。首先，由杨老师单刀直入说了一番话，大意是：昨晚我们排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直接破坏了正常的组织秩序和纪律作风，造成十分恶劣的政治影响，惊动了工宣队领导。是谁干的，组织已经掌握，现在给你时间自己站出来说清楚，问题不大，如若被别人揭发出来的话，那就被动了。我听了以后，开始琢磨是这是谁干的？张三？还是李四····

忽然，杨老师喊我的名字，我随口答应了一声“有——”我那时和老师捣蛋，故意学着劳改队里犯人答复“政府”的用语——老师就问：“这事是谁干的？”我说：“不知道。”杨老师喝道：“你说老实话！”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杨老师指着我说：“这学生一贯调皮捣蛋！”F头子一把抓住我的胸口，把我从座位上拉了出来，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敢跟我撒谎？”我当场又委屈又气愤，眼泪情不自禁的流了出来，本能的就回敬了一句：“我操你们两个人的贼妈！”杨老师可能是没想到我的反应会如此强烈，F头子甩手就是一个嘴巴，但就在要落下的那一瞬间，他中止了——后来我想，毕竟他要考虑工宣队员的身份吧。跟我走！然后把我带离教室，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大喊“我冤枉”！

旋即来到学校大门西侧一排平房某一间里，这是他的宿舍。先是假模假样的让我坐下，领着我先学了一会儿《毛主席语录》有关“犯了错误勇于改正还是好同志”的论述，然后让我回答“你为什么要干这事”。我说真不是我干的，他立即命令我站起来，开始骂我：“我一看你的长的样子就知道你人小鬼大！”我反复说不是我干的，可是他根本不信，连吓唬带威胁，并且欺骗我说：“别人都说是你干的，你还不承认？”我反驳他：“谁说我干的，让他和我当面对质！”他一楞，大概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会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自认为凭他来二中后这段时间的经验，没有哪个学生不被他的讹诈所吓倒，偏偏今天我敢提出“当面对质”，让他无法接招！我之敢于提出当面对质，一半是实在气愤不过去，另外一半也是有底气的，缘由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警察，他这大半辈子审讯过无数人犯，打小我便知道“当面对质”是非常厉害的一招“撒手锏”，能把死人治活、活人治死！我到想见识见识今天谁敢与我对质？F头子脸都气绿了，吼叫道：“好，你等着！我这就去叫人和你对质！”把门一摔就走了。我心说可能是找所谓“证人”去了，且看是哪个婊子养的诬陷我！谁知左等右等等不来，直到中午放学，也不见人来。我就知道他是下不了台了，心里一禁不住阵窃喜。

但其实我是非常着急的——因为那天下午3点，全校在“红旗剧院” 包场观看被批判的“反党影片”《红河激浪》，所以我最担心的是这场电影能不能看得上。我之所以特别想看这部描述20世纪30年代陕北“闹红”时期的电影，是因为这部片子中出现的某个人物与我家族有着密切的关联。吃罢午饭，F头子自个回来了，为了找台阶下，故意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早就考虑好了——不是我干的！”他气急败坏的把我赶了出去，但是又不许我走远，命令我在门口站着，我只好如此。估计他是要午睡，我想逃跑，但是又不敢，只好熬着。等到下午2点，全校师生统一整队去看电影，F头子说“你是被审查的，不能去看”，而且也不让我回家，说完他就走了。我眼看着一连三排的同学排着队出了学校大门，心里那份烦恼与愤怒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之后我越想越气，到了3点多，我啥也不顾了，决定立即回家，爱咋咋地，反正不是我干的，打死我也不承认！同时我也在思索究竟是谁干的? 我对干了这件事的人非常厌恶，敢做敢当嘛，为什么看见别人无辜受冤，没有胆量站出来呢？气的我连晚饭都没有吃便睡下了，一夜我都在苦思冥想，招谁惹谁了？真他妈的倒了八辈子的邪霉！

第二天早上原本我是想逃学的，但是又一想，不去反到给人留下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印象，裤裆里抹黄泥——不是屎也是屎了！所以必须去。到校后我等待着被工宣队继续传唤，谁知杨老师让大家每人在本子上写下“送给杨胖子吃”几个字，然后撕下交给他，并且说：“为了破西瓜皮案，我个人受点委屈也无妨！”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检验所有人的字迹足已说明他已经排除了我是“案犯”！果然，之后杨老师再也没有找我的麻烦，包括F头子见了我也像不认识一样。我的分析是：一定有人在昨天晚上，给杨老师写了一封匿名信，说了些什么，别在了杨老师宿舍的门鼻上，今天早晨杨老师一开门便看见了。老师是想通过字迹辨认这种“大海捞针”的办法找出写信的人，进而了解事情的真相。

后来才知晓，杨老师确实很聪明，很快就找到了写匿名信的人，并迅速弄清了事情真相——那晚，一连三排的几个男生买了些西瓜跑进教室连吃带谝，一直到近12点，之后没收拾就走了，不存在任何其他因素——事情就这么简单！但是，出于某种考虑，杨老师绝口不再提及此事，几位具体肇事者也没有当众承认过，写匿名信的人也没有公开过。一桩被炒作的沸沸扬扬的“事件”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收场了——我当然知道“他们”都是谁，也无须说白了。 

也罢！作为这一事件的直接受害者，我个人以为其实事情没那么复杂，说白了就不再神秘——几个男生在教室吃个瓜本来就不是什么事，顶多就是欠妥考虑没有打扫卫生罢了；杨老师当时所处的环境非常尴尬：在学生眼里，他不是好人；而在F头子眼里，他纯粹就是坏人。此事之所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定也是出于某种无奈！当然，于我而言，受到不白之冤毕竟是痛苦的事情，但公允的说，吃点苦头也未必就是坏事——这事说冤也冤，说不冤也不冤：一则我那时毛病的确太多，否则的话，老师也不会给我下那样一个非常糟糕的定义；二则有过那样一次苦痛的经历，你就懂得了“被误解”是什么滋味！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便在内心暗暗发誓：如果有朝一日大小能够掌点权力的话，我一定不做冤枉无辜之事——当然，这都是后话了，点到为止。

之后有很长时间里，我晚上都睡不塌实，一闭上眼睛，脑海中就浮现出被冤枉的画面，心里就隐隐作痛···我就开始琢磨怎么报这个仇！有一天晚上，我按照书上说的，化好了妆，怀里揣着一把匕首，半夜翻墙溜进校园，在F头子宿舍门口停留了一会儿，从门缝里看见他一个人正在缝补衣服，一下又觉得他挺可怜的，不忍心下手。正在这时我妈喊我——原来是南柯一梦！

但是觉得他挺可怜的，他却不觉得你可怜，对学生照整不误！有一天他来我们教室巡视，正碰上两个男生林XX和郭XX干嘴仗。林同学人称“林老三”，高度近视，不修边幅，说话随意性很强。郭同学更是有趣，因为身材明显比同龄人高出许多，外形过早成熟，被称为“郭大人”；但又时不时的说出一些不沾边际的话来，因此又被叫作“郭傻子”。好，回到正题——F头子命令林同学站起来，问“家庭出身？”林同学非常高敖的回答“革命干部！”F头子说“呸，你给革命干部丢脸！”老三“哼”的一声，以示藐视。F头子多少有些尴尬，扭过头又问郭同学“你什么出身？”郭同学的父母此时已被“群专”，正在气头上，赌气回答：“地主！”F头子就指着他身上的条绒衣服说“我一看你穿着黑大褂就知道你不是个好鸟！给我滚出去！”郭同学的“傻”劲犯了：“房子是公家的，偏不滚！” F头子暴跳如雷，一把拽住郭同学的上衣领子就往外拉，后者就地躺倒，双手死死抱住课桌腿，满地打滚并且狂呼“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 吼的F头子干喘，暴跳如驴，就差没动蹄子！

如果说F头子还有些军人气质的话，那么外号“老茭瓜”的“MXX”就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庄户，个子不高，有点驼背，长着一张马面，小眼睛，厚嘴唇，9月底我们还穿着衬衣，他就穿着部队发的老羊皮黄大衣，也不知道是显示他的光荣历史还是展现经济富有。他自己说是1942年生人，给人的感觉到像是24年生的。此人话不多，因为他根本就说不到点子上，所以要么就不说话，要么一说就特尖刻，黏坏黏坏的。有一次我听见他给X排班主任老师说要把一个名叫“HXX”的学生“给我往死里整，怕啥？有我姓M的抵挡哪！”或许是因为有F头子的缘故，对我们三排他好像“光顾”的不多，有的女生甚至至今记不得他。但这位不知是怎么把马XX同学给盯上了，好几次跟他过不去，气的马同学乱骂他，有一次甚至说“这个烂婊子是我儿子！”

留着个大毛球头的LX到是个挺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上军体课，不知为何老师没有来，他来了，又碰上下雨，按说就不上了，可是他说回教室上课。大家都觉得太奇怪，这耍的是什么里格棱——体育课还能在教室里上？到教室后，他自我介绍说叫LX，L就是那个木子，X就是叉叉一点的X，然后从讲台底下拿出一杆木头枪来说是教我们练拼刺刀，一边垛脚一边连声喊“杀”，一招一式的还像那么回事。练累了，他又开始讲故事，说拼刺刀有多重要，从古到今，连中国给苏联还债都用上了拼刺刀——苏修特坏，用铁丝圈套苹果，量大小，一个一个的过，大一点也不要，小一点更不要，只要从铁丝圈里掉了下去就地一脚踩扁，把中国给坑杂了，所以解放军特别气愤，枪刺一端，吓不死他，也把他吓的叫三声爷爷。故事讲到这里，把我们的胃口都吊起来了，越听越高兴，以为是不是马上就和苏联人拼刺刀并且捅倒了几个，谁知他却没了下文。之后“叉叉一点”就成为他的外号。

还有一位叫ZXX的，30出头，长的比较端庄，穿一身帆布工作服，一口银川话，不怎么发脾气，比F头子和M茭瓜好接触，也和我们一起到农村劳动过，遇到难干的活，就问大家怎么办？如果有谁表示犹豫，他就不吱声；假如有人说“坚决完成，不带麻雀！”他就会高兴的大喊一声：“好，不带麻雀的！”并且迅速带领全体同学加班加点完成。我对此人印象还不错，就是这个“不带麻雀”咋讲？意思肯定明白——决不含糊，但为啥是“麻雀”而不说是“燕子”或者是“乌鸦”、“猫头鹰”也行啊！

另外还有一个被叫为“李师傅”的小老头，山东腔，一看就是个受苦人，临时来学校两天，正巧赶上跳所谓“忠字舞”。有一天早上，这个老头路过一连三排，我对跳“忠字舞”十分腻烦，趁机捣乱，不巧偏偏就让这个老头给揪了出来，说我对态度不严肃对伟大领袖缺乏感情，然后又说他虽然老胳臂老腿的，但他人老心红，所以别人都说他跳的规范，说着就当场表演起来，看那架式很是滑稽可笑,一不小心。热情过度，把裤裆给扯开了，家伙脱颖而出，但大家不敢笑，只能在心里暗骂一声“羞先人啦！”

我在前面提到了唯一的一个女“工宣队员”LXX，因为至今我也不清楚她到底叫什么名字——七月份，学校又一次组织全体师生下乡学农，各连参加人员的名单张贴在学校大门口，其中一张上写“三排领队：L多X”。我当时还奇怪有把“多”这个字叫到名字里的啊？因为这似乎不太符合中国人取名的习惯，而且之前也从没有见过这个人，或者说她一直在二中，但起码不是属于那种在政治上欢蹦乱跳式的人物，因此基本上没有对她的记忆。我们去的地方是永宁县望洪公社，帮农民割麦子，先放倒，再扎捆，然后扛到场上。因为要走大约500米的路，我嫌只扛一捆麻烦，就一次扛两捆，这并非是因为我“热爱劳动”，更谈不上是“思想好”。可L师傅看见了非常赞叹，说你人小志气高，但也别累着了，还是要当心身体，来日方长嘛。

在领教过了F头子的残酷无情之后，这位女师傅的话令我热泪盈眶，非常感动。一个坏怂趁机说：“他人小家伙大！”L师傅好像是两广一带的人，没听懂，问他“你说什么？”那个同学早跑了。劳动结束返校后不久，我又看见校门口张贴的二中出席银川市一个什么会议代表名单，她的名字又变成了“L德X”。我一下觉得这才像个人名，然而又没几天，在另外一份名单里居然再次出现了“L多X”三个字，我就被彻底绕糊涂了，还为此问过杨绍宽老师：她到底叫什么？杨老师嘴里振振有辞的默念了几遍，说都行！我就想不通了，这又不是外国人的译名——“马克思”“麦喀士”怎么叫都行，汉字钉是钉，卯是卯，无法替代！现在看，其实这正是老师的睿智所在：因为不清楚，所以也就不作正面解答！

1970年后，我来到与银川二中仅一墙之隔的拖拉机配件厂当学徒，于其他几个校友说起当年“工宣队”的往事，大家都觉得工宣队管理学校没有起到什么正面作用，因为学校毕竟不是他们的舞台，所以迟早要退出去。

1974年夏天，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银川二中让我们厂为学校推荐若干“工人政治理论辅导员”，也把我给推荐了。我奇怪地问校方，你们不是有橡胶厂工宣队吗？应该请他们的人才对呀！对方并不掩饰反感之情：因为你们厂离的近，开展活动方便；再者今非昔比，理论上橡胶厂工宣队还存在，实际上已经全撤离了，他们只会帮倒忙。

又过了若干年，我当上了警察，去橡胶厂办理某件公务，在偌大的制成车间穿越时，看见许多工人有间距的坐着，用手中的刀具熟练切割着才成条状还冒着热气的黑胶带，其中就有“F头子”和“M茭瓜”，表情麻木，目光痴呆，已经完全没有当初那种“舍我其谁”的精气神，反到让我多少产生了些许怜悯之意····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四日于重庆

郝寒冰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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