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发，上海控江中学68届高中，1969年3月到吉林延边珲春插队落户，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当过大学教师，干过企业管理。业余喜爱创作，出版过《白山黑水》《重做上海人》《边城盛放金达莱 》等纪实文学多部。
原题
不计工分拿工资
岗位依然在农村
——从社员到售货员，
还开了个照相馆
作者：范文发
很多知青插队落户在农村干农活，经过一段时日的锻炼，有的被陆续抽离走了，离开了农村进了城；没进城的，大多去当了拿工分的代课老师、民办老师，甚至当上了拿工资有正式编制的教师。而我却挺特殊，特殊就特殊在于我工作岗位的多样性，短短一两年辗转做了好几样工作，最令人不能忘怀的是：站柜台和开照相馆。
1970年抽调我到供销社，本意是参加“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再回公社安排职务。为便于摸情况联系群众，就得负担点具体事情做做，这样，就安排我当食品柜台的营业员。
虽然没有直接当干部，可知青们仍羡慕我：这下可用不着背顶青天面朝黄土了！可是，连我自己都没料到，等“一打三反”结束了，我都没能当上干部，原因是供销社的第一线太需要年轻人了。尽管大家都说我干得不错，但我觉得在农村站柜台竟是这么的不容易。
供销社天一亮就得开门，赶在社员出工前，方便他们买东西；上了灯才能闭店，是为了等社员收工回来；若晚上有人敲门，还得起来卖货，不管刮风下雪或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冬，一声招唤立马营业。根本没有星期天法定休息这一说。
按常规每星期由采购员从珲春发来两卡车货物，都是由供销社年轻的男职工负责卸货，完了还得将空油桶、空酱桶、空酒桶、空麻袋、空啤酒瓶等等装上卡车拉回珲春。再加上送货下乡、支援农忙，真比干农活更忙更累。
平时，我一个人得管288种商品；重的有两三百斤一桶的大酱、粗盐，轻的有热水瓶塞、婴儿奶嘴；大的有猪食锅、牲口盆，小的有打火机、糖精片。
顾客十之八九是朝鲜族，我得把这些商品用朝语说出来，确实使人犯难。过去在生产队与阿兹妈妮打交道，点点头比划一下就懂；阿兹爸依往往会讲几句汉语，但说出来比古汉语还简约。
比如冬天我喂牛，值夜的老饲养员指着自己的脑袋关照我：“牛，白的出去，黑的进来。”闭眼一猜就知道叫我不要忘了白天把牛牵出去晒太阳，太阳落山了再牵回牛圈。
可站柜台凭猜测就要出差错。
我便把288种商品的名称、价格、产地、性能以及朝语简单会话用中朝两种文字抄在纸片上，一份贴在柜台边，一份贴在自己睡觉的炕沿上。不管在柜台里还是临睡前口中都念念有词。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攻破了语言关。
可又有一道难题摆在面前：算盘我不会除法，在农村站柜台除法最管用。比如那时一斤饼干七角三分，农民往往不是买一斤或半斤整数的，是看口袋里有多少零钱，若摸出一角一分来，你就得用除法细细算到零点零零元再四舍五入。在这样精密又迅速的压力下锻炼着我的计算能力，致使我的心算反应至今还十分敏捷。
当年敬信供销社的上海同事们
我卖猪肉根本没师傅教，（我后来打听到城市里能够站在柜台里卖肉的，必须有师傅带，这还要学习半年的功夫呢。）往往按顾客要的斤两比量着在这里下刀，但事与愿违，这一刀却砍在别的地方，第二刀屏住呼吸照着第一刀的痕迹下刀，却又砍在它的隔壁，第三刀想一定要瞄准第二刀的痕迹却又重新开辟了一条战线，垛得猪肉支离破碎。亏得是农民兄弟好说话，不但没有责备我，还常常齐声宽慰我：“意了不稍，意了不稍（没关系，没关系)！”我只能伸出舌头傻笑。要是换了城镇顾客，非得夺了刀赶我出柜台不可。后来，我想了个办法：杀猪卖肉是星期六上午，星期五我就往边防站打电话，解放军买猪肉优先，每回最少是半头，这不省了我一半的功夫？因为柜台卖出的肉少了，社员就有意见，问怎么猪肉这么快就卖完了？我理直气壮地说：解放军在边境线上站岗放哨保家卫国辛苦大大的有啊！他们不优先谁优先啦！不料群众的觉悟真高，得到的依然是一句“意了不稍，意了不稍”的回答，却让我脸上很是挂持不住。在如此不挑剔的顾客面前，遗憾的是站了数月的柜台，最终还是没有学会砍猪肉。供销社最忙的时间莫过于中午，这是每天一趟往返县城的客车在门口下落和始发。柜台外站满了人，一个营业员在柜台前同时要接待四、五位顾客。那是考验你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灵活本事。有一次自己队里的阿兹妈妮来挑选花头巾，见是熟人，我便放心地给了她四块不同花色的头巾，并告诉她买与不买都等我来收头巾，便急急去应付其他顾客。待我转身过来那位阿兹妈妮已离去，柜台上的头巾少了一块。闭店后我摸黑赶了六里地去找她证实，得到的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否定。晦气的我在月末盘点时从27元月薪中赔出了2元6毛钱！发生了这件事以后，自己的“门槛”渐渐地精了起来。日子一久，便学会了不少诸如快酒慢油之类的生意经：卖酒时，斛子从酒缸里提出来要快，没等泡沫消失便倒进酒瓶里，那层泡沫一斤准能攒回几钱；卖油时，斛子从油桶里得慢慢往上提，等粘在斛子边口上的油全滴净了再往油瓶里装，否则，非得吃亏几钱。季度末盘点，我的柜台竟长款156元3角3分（这在五十年前的农村可是个大数目），我高兴极了！谁知供销社主任在会上却批评我这是克扣贫下中农，要不是新职工，还要写检查。我听了一时难以接受，委屈得几天没精神。几十年过去了，期间我也调换过许多许多的工作，那些工作干过了也就在记忆中慢慢抹去了，唯有“站柜台”这个工作，天南地北的奔波，它的印记在我身上却是那样的强烈。每每接触到有关站柜台的事儿，耳畔就会响起熟悉的“意了不稍，意了不稍”的鼓励声，觉得像是欠下了什么没还似的心里老不踏实。柜台站了满打满算不到一百天，我的工作岗位就有了变动。我插队的公社东临图们江，对岸是朝鲜；北靠水流峰，峰下是苏联。1970年在图们江边设立了出入境检查站，作中朝双方探亲通道。当地居民大多是朝鲜族，在对岸都有亲戚。两岸探亲往来比较频繁。但出境得办证件，证件须备照片，可照相馆在百里外的县城里。公社书记算过一笔账：老百姓探亲要照张相，车费食费加宿费最少得花五块钱。这对当时的农民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公社决定自己开办一家照相馆，并选我这个供销社的员工到县里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去学习。马主任告诉我：室外拍照与室内拍照不一样，使用的机子也不同；另外，也不光只是照个相，你以后回公社开办照相馆，拳打脚踢就是你一个人，除了会照相，还要会自己配显影、定影药水，还要会暗室洗放，最难掌握的是修版技术，脑子灵的学一年，差的也许一辈子也学不出来……听了老马主任的一番话，我原本的雄心壮志顿时烟消云散。我怯怯地问道：马主任，像我这样的条件，那需要学习多长时间？马主任不假思索地回答：做好学一年的准备吧。
我急了：那不行啊，公社书记只给了我两个月的学习时间。
马主任失声笑道：乱弹琴！
我赶紧给公社书记拨电话，书记十分看重照相馆的开办，第二天便急急地赶来照相馆和马主任会面。不知道他们两人是如何商量的。只是公社书记临走跟我交待：安心学习半年，力争四个月回来，前提是一定要学会学好！面对如此艰巨的学习任务，我也暗中自己给自己使劲：重点放在修版上，照相其次，洗放排第三。学习开始了。我没有按照先学照相、洗放再学修版的顺序，而是反着来，先学修版，照相技术暗室洗放则采取灵活机动、见缝插针。比如：乘照相师傅换班要去吃饭休息的功夫，我便接替他照相，这样，不但节省了好多的时间而且增加了实践的机会。若是师傅在，你连摸相机的空档都没有，只有站在旁边瞪眼干瞅的份。但学习暗室洗放技术，却吃了个闭门羹。暗室老潘师傅性情古怪，从不主动跟人说话也没见他有过笑容。我试探着跟他商量：潘师傅，我有空想进暗室看看您的洗相、放大是怎么弄的……还没等我说完，老潘师傅硬生生地说：不行，那哪是看看就能会的？很感谢教我修版的王阿姨。她原是北京人，因为丈夫戴了右派帽子，才被发配到珲春这个小县城里来。我站在她身后看了两天修版，她就把修版技术的基本概念给我说得十分清楚。不几天就让我自己操作。因为我喜欢绘画，对于脸部的纹理、明暗有一定的感觉，所以进步很快，不到一个月，我修出来的底版王阿姨就改动很少。她夸奖我接受能力强：上海人就是聪明！晚上开会，老马主任笑嘻嘻地说：小范就留在咱们这里了，王阿姨还没有像样的徒弟呢。让我诧异的是，古板的老潘师傅竟然也主动把我拉到他的暗室里，让我做他的徒弟。听他一说，我真是求之不得。功夫不负有心人，只五十来天我就基本掌握了照相的整个流程技术，顺便还偷学会相片着色（那时可没有彩色胶卷，都是事后人工上色的）。我便给公社书记通风报信，让他来接我回去。没几天，书记就风尘仆仆地来到照相馆。谁知老马主任反悔了，他不让我回去，不是因为我学不好，而是说县里照相馆需要我这样的人才。公社书记哪能同意？官司打到了县商业局李局长那里，她来了个折衷：让公社书记回去再物色一位上海知青来学习照相，小范就留在县里。书记还是不能同意。也正是赶巧，因为我时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县政治部军代表听说我能写，还学会了一整套照相技术，便派人来照相馆说，小范政治部要用了，不准回敬信公社。这一下让书记火了，直接跑到县委书记那里诉苦，县委书记本着向基层倾斜的原则，支持公社接我回去。
学习结束，与珲春照相馆的师傅们合影
学成归来的我，在一个月内就独自办起了照相馆。虽然没招牌，名声却很响，大家称之为“国际照相馆”。朝鲜过来探亲的大多要在这里和亲友一起留下合影，我和朝鲜客人还经常交换各自领袖的纪念章，俨然是在行使外交和统战的职责。
照相馆旁边是供销社的农副产品收购站，当地有些姑娘拿不出现金来照相，就拎着鸡蛋来。那时一斤鸡蛋收购价才六角五分，正好照一张二寸的相，于是我和收购站凭着转账划款，就有了类似银行业务的往来。从四川、河南等地来当兵的很多，其中不少还是文盲，他们央我代笔写信，连同照片一起寄给父母兄弟或妻子情人；我不抽烟，又推辞不了他们的敬烟，一天接受的烟可以装成好几包，我便把烟分送给既抽烟又买不起烟的知青们。公社知青有好几千，自然经常光顾照像馆，致使我的生意一直兴隆不衰。当时每天的营业额都在百元上下，可我的日工资还不满一元，但是积极性却很高，上午照相，下午洗相，晚上修版，全然不知道有加班费这一说。也许我在上海接受了点城市文明的熏陶，便在照相上显了身手。我请县文化馆美术老师绘制了一幅碧海椰林的布景，在画面的底部沙滩前，我拉来几车沙子铺在地上，又横竖躺了几块石头，涂上颜色，和画面的景致融成一体，拍出照来能达到乱真的效果。也许是大家农民都当腻了，喜欢换换角色和职业。那时除了农，只有工和兵好扮演。我就用硬纸板剪了个梭子，下端接了根毛线，从集体户小潘那里拿来了她母亲在纺织厂上班用的白围单，围单上面印着“上海第五纺织厂”的红字，又自制了一顶白帽子，这下吸引了很多女青年来拍上海纺织女工的照片。我还向公社武装部借了一支报废的步枪，一套军装，当兵的荣誉感，又替我招来了众多的顾客。当时来照相的几乎张张照片要求题字，频率最高的有“她在丛中笑”“革命友谊深似海”“革命战士最听党的话”等词句，写多了我总觉得乏味，因此，往往由我随意改，但有一条，不能脱离革命内容。有个女知青借来一身朝鲜族衣裙，头顶水罐照了张相，她要求在照片上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在修版时琢磨出这么几句：“让山风吹红脸膛，让厚茧布满手掌；这模样，谁还能认出是上海姑娘？”她看了很赞赏，我自己也满意。我这里既是照相馆，又是上海知青的联络站。每天一趟来往县城的客车就在门口停靠，这公社最繁华的地段在知青眼里犹如上海的南京路一般，而照相馆也被称作山沟里的“王开”(即南京路上的一家有名的照相馆)。经常挤满了候车的知青，或烤火，或说笑，我都满面春风地接待。我不知给多少知青传递过书信，保管过物件。因此，知青对我极好：圈河杀了牛，建兴会送一大块牛肉来；二道泡套住了狍子，福生就会端一碗红烧狍子肉来；朝阳赵敏接到上海寄来了月饼，忘不了给我留下一块；大肚川徐懿润队里分了鱼，会托人送几条新鲜的……每当我吃着这些馈品时，心里别说有多高兴。然而并非都是开心事。有一次阿迪来接上海回来的小燕，在照相馆等车回生产队。我知道他俩是一对，就躲进暗室洗相，腾出地盘来给他俩说话。我在里屋，无意间阿迪的一句话钻进我的耳朵里：“你心肠怎么这样硬？”紧接着传来小燕断断续续的啜泣：“送掉孩子，也是为了将来能有机会招工、上学，若是让人知道咱们有孩子了，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剩下的只是阿迪重重的叹气声不绝于耳。我停住了手里的活，独自在黑暗中默默地傻坐着，心里堵得慌。那天报废了不少照片，因为在显像药水里的照片没有及时翻动，全变黑了……1997年7月，重返珲春照相馆（旧址），在大门口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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