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摄于1972年
李振亮，1952年出生，1968年下乡知青，1974年入本溪钢铁学校（辽宁科技学院前身）矿山机械专业学习，1976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6年从政，历任民进本溪市委主委、本溪市政协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委员、常委。2018年退休。
为了扩大我国钢铁生产能力，推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国内大型钢铁企业开始在本地区招收知识青年参加工业会战，支援钢铁工业建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从1971年开始，在老工业地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就陆续以“农民工”的身份从农村抽调到工厂和矿山，开启了一段“知青民工”的特殊经历，到今年恰好五十周年了。这个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构成的“农民工”群体，是我国最早的有组织的从农村走来的一支劳动力大军。然而，这些知识青年当时并没有获得城市户口，他们的户籍仍然被留在农村，因此他们不属于正式工人，不享受城里人的各种待遇。他们每天都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身上有汗渍，脚上有泥土，因而还要时常遭到城里人的白眼。为了区别于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农民工”阶层，这里称他们为“知青民工”。“知青民工”在中国知青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里，“知青民工”们响应国家征召，在那场旷日持久工业大会战中，他们风里雨里，寒来暑往，默默无闻的为共和国钢铁事业发展挥撒青春的汗水，留下奋斗的足迹，也留下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做出了属于“知青民工”的一份特殊贡献。遗憾的是，反映和记录那段“知青民工”生活的文字却很少，也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那段历史已经渐行渐远了。下面以我当年亲身经历过的一些片段来回望一下那段历史。为了适应国家发展钢铁事业的需要，从1971年开始本溪钢铁公司（简称本钢）陆续从全市各地农村抽调几千名下乡和还乡知识青年来到本钢参加工业大会战。其声势之大，抽调知青数量之多，会战持续时间之久，在本钢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那些年，本溪市的大街小巷，公园里，商店里，无轨电车上到处都能看到知青民工的身影。这些知青民工们一部分是来自于本溪地区的下乡（还乡）知识青年，另一部分是来自于大连市下乡到本溪农村的知识青年。本钢一下子涌进来几千名知青民工，吃的、住的都面临不小压力。记得那时家住在本溪市内的知青民工，就尽量都回到自己家里吃住，家不在市内的男知青民工都被安排住进本钢四宿、五宿、十宿等大型职工宿舍，而女知青民工都安排住在本钢二宿。那时本钢的几个大型独身职工宿舍如二宿、四宿、五宿都可以容纳上千人住宿。每二十个知青民工挤在同一个宿舍里，分上下两层大通铺，每层住十人。通铺是用木板钉制的，上面有一层稻草垫子，草垫子上面铺上席子，知青民工的行李铺盖就一个紧挨着一个地摆放在席子上，十分拥挤。虽然住宿条件比较差，但是，这些职工宿舍的食堂却办的都挺好。主食、副食、各种蔬菜品种很多，有时还有鱼、肉、蛋，而且饭菜价格也不算贵，从而保证了这些正处于长身体阶段的知青民工每天都能吃到有营养的可口饭菜。这对于在农村经历了两年艰苦的生活，几乎每天都吃不饱肚子的知青民工来说，这里的条件比农村不知要好上多少倍。知青民工是本钢招收的劳动力大军，自然不是招来从事于技术工作的，比如车、钳、铆、锻、焊这些技术工种是不让知青民工接触的，他们的任务主要是从事基建工程。那时候我们国家的基建工程机械化程度很低，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大型机械设备，基建工程基本上是靠人工干，靠铁锹挖，靠尖镐刨，靠手推车运，靠人挑肩扛，靠人海战术，靠大会战，一项大型基建工程，几百人、上千人参与，加班加点日夜奋战是常有的事。除此之外，各厂矿里最苦最累，最危险的活都是交给知青民工去干。当时有一句顺口溜：“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尽管知青民工们每天干的是重体力活，劳动强度都很大，但是他们毫无怨言。在知青民工看来，在工厂里干多么重的活都是值得的，因为在农村只挣工分不挣钱，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有时连一分钱都见不到，甚至还得向生产队返交口粮钱。而在工厂里是有工资的，每个月挣的工资比农村生产队一年挣的钱还多。所以当“知青民工”是有很大吸引力的。1972年5月20日，这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再过三天就是我的20岁生日。我离开了桓仁县雅河公社雅河大队，应召来到本钢石灰石矿机电车间，成为知青民工劳动大军中的一员，并在这里整整度过了两年半的青春时光。由于我们那批是被本钢石灰石矿补招进来的，比别的知青民工来的晚，所以就没有被统一安排住在本钢四宿和五宿，而是被安排住进了石灰石矿独身宿舍楼。石灰石矿独身宿舍楼是一栋看似普通的灰白色的二层小楼。后来我才知道，这栋宿舍楼和本钢石灰石矿办公楼以及俱乐部三座建筑组合在一起，是二十世纪初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本溪修建的别墅群，当时称为“张作霖行宫”。
张作霖行宫遗址，现在是本钢石灰石矿办公楼
坐落在本溪湖东山的“张作霖别墅建筑群”，始建于1927年。那时，张作霖是日本大仓财阀在中国合资开办的本溪湖煤铁公司的中方董事长。然而，还没等别墅群建完，张作霖于1928年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所以张作霖本人实际上并没有来得及使用。1946年元旦前后，中共东北局指派著名作家舒群在本溪创办了东北公学，不久改名为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任命张学良将军的胞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思兼任校长，校址设就设在于本溪湖东山张作霖别墅。东北公学（东北师范大学前身）在本溪建校旧址
“张作霖别墅”建筑群在当时不论是设计风格还是工程质量都是比较考究的。室内所有房间都是木质地板、门窗框、楼梯扶手均采用上等红松为原料加工制作而成，紫红色的油漆显出几分古朴典雅。尽管历经半个世纪，油漆有些脱落，色彩有些斑驳，但昔日的风采依稀可辩。宿舍楼共有两层，每一层有十个房间，共计二十个房间，都是在阳面，阴面是一条宽敞通长的走廊。在这里长期居住的有将近一百名石灰石矿各车间的单身职工，他们大都是从部队转业后安置到石灰石矿的。我在本钢石灰石矿劳动的两年半时间里，就住在二楼最里面那个房间，二楼十号。宿舍楼内外干净整洁，环境舒适，也很安静，这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休息和学习环境。现在回想起来，对于一个刚从农村走出来的知青民工来说，能够住进这样一个温馨的住所，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幸运，我也从内心里感受到了工人阶级大家庭的温暖，对本钢石灰石矿产生了莫名的热爱之情。我们宿舍里共住有5个人，各自有一张属于自己的独立床位。年龄最大的一位姓孟，已退休多年，但他没有家室，无儿无女，退休后没有地方去，只好以矿为家，这间宿舍就是他的家。有两位是石灰石矿碎矿车间的工人，当时四、五十岁，一位老家是山东登州府，就是现在的蓬莱，讲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另一位姓张，老家在河北唐山，都称他"唐山老袒"。年龄最小的一位姓高，三十多岁，也是山东人，在机电车间工作，他人长得白白胖胖，大家称他"高胖"。那时，居住在石灰石矿单身宿舍里的这些转业老兵都很不容易，妻儿老小都在外省老家，长期过着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生活，一年仅有一次探亲假。他们平时尽量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多加班，积攒点"待休"，加上探亲假，一年也不过仅有一个月的休假，才能得以和家人团聚一次，其余那些漫长的夜晚就只好仰望星空，互相思念了。来到机电车间后，我被编入到工程班，主要是参与车间内的各项土建工程项目的施工。工程班有十几个工友，其中大部分是和我一样的"知青民工"身份，也有刚从农村招工抽回城的下乡青年，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是有正式工人身份的。我在工程班里参与的第一项土建工程就是修建空压机房冷却水蓄水池。地点就在本钢石灰石矿办公楼后面半山腰上。修建一个大约长、宽各为六米，深有四米那样一个蓄水池。以现在的机械化程度来完成这样一项工程显然是很简单的，可是在当年，我们十几个人整整干了三个多月的时间。那时没有抓钩机，没有电锤，全靠人工开挖土石方，碰到岩石就用风镐打眼放炮，再用人工将崩落下来的碎石一锹一锹清理出来，再一锹一锹地倒腾到上面去，费时费力，光土石方作业就干了两个月。土石方工程结束后，就是钢筋混凝土浇筑作业。负责这项工程质量的是机电车间技术负责人叶松涛，他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工程师，一双深邃明亮的大眼睛里透出智慧的光芒，他讲话声音洪亮，简明扼要，从不说一句废话。据说他原来是本钢一位著名的电气专家，不知什么原因，文革时期也来到了石灰石矿。他对工程细节要求极严，我们在铺设钢筋时，每一个链接点都要求扎得结结实实。在混凝土浇筑施工中，沙子、石子都要用水严格冲洗，不允许带一点点泥土。水泥、沙子、石子都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比例混合搅拌。浇筑时每一个角落都得用震动棒夯实，不能存在一点点空隙。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允许马虎，不符合要求的地方就得立即推倒重来。如果我们现在的所有工程师都能像叶松涛那样，在每一个工程细节处严格把住质量关，我们国家的工程质量就会是一流的。带我们修建蓄水池的是机电车间的张师傅，他人非常好，总是乐乐呵呵的，也从来没有训斥过我们，拿我们当自己的徒弟看待。对我们这些刚从农村来的知青民工，生活上很照顾。星期天有时还请我们到家里吃饭，喝点酒，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感到如同自己的亲人一样。那个年代师徒之间关系非常亲密，师傅请徒弟来家里吃个饭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因为师傅工资挣得多，八级大工匠每月可以挣到100多元钱，而政府机关一般的工作人员每月才三、五十元钱，学徒工每月只挣19元钱，所以开支的时候师傅请徒弟吃个饭也不算什么。那时候物价很便宜，五元钱就可以请一顿饭。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由于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不低于机关干部，尤其是六级以上的高级工、大工匠，他们的工资还要高于普通机关干部，所以那时工人阶级的地位比公务员的地位高，这是普通工人在社会上能够昂起头，挺起胸，有尊严地生活的经济基础，也是他们立足本岗，建功立业，一门心思专研技术，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内在动力。除了张师傅以外，还有后来带领我们干活的韩师傅和瓦工辛师傅也都非常好。遗憾的是，自从离开本钢石灰石矿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面，如今他们还健在的话，也应该是耄耋之年了。秋去冬来，修建蓄水池的工程终于结束了，我们工程班也没有什么活干了，这时锅炉房烧锅炉的人手不够，于是车间就安排我到锅炉房去烧锅炉。其实烧锅炉是一个技术工种，需要事先进行技术培训和资格考试才能上岗，我没有经过培训和考试就直接上岗了，好在有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带班。锅炉工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属于熟练工种，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看住水表，水表一定要始终指示在安全的范围内，一旦忘记了"上水"，烧干了锅炉就会酿成大事故了。石灰石矿锅炉房一共有四台锅炉，主要是为矿机关大楼、职工宿舍楼、机电车间、汽车队等供暖。因为锅炉一旦开炉，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停下来的，所以烧锅炉需要三班倒，每班两个人。接班以后，先要用独轮车把本班需要烧的煤一车一车从外面运到炉旁，交班之前还要再把炉渣给运出去，把炉旁的卫生打扫干净，把锅炉的水上满。刚上夜班的时候，我不习惯，特别是上零点班，数九寒天，夜半三更，在寝室里睡的暖暖乎乎的就得起来，懵懵懂懂顶着寒风去锅炉房接班。干到凌晨三、四点钟时，又会困的受不了，直打瞌睡。后半夜时锅炉一般都是压上一层煤，炉温比较低，外面的风呼呼地刮进来，那真是"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当时本钢给知青民工每天工资是1.86元，扣除休息日每个月的标准工资是45元钱，这在当时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在农村时，我在生产队里每天能挣十二个工分，年底结算时，十分工折合为0.21元，平均下来一个月还挣不到6元钱，而在本钢每月挣到45元钱，真是天壤之别。所以，那个时候“当民工”对于知识青年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尽管不是正式工人，比在农村生产队里干活还是要强多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平时花销很少，除了买点香皂、牙膏等洗漱用品和买点书籍外，我把余下的钱全都寄回到家里，以减轻父亲一个月59元工资养活八口之家的负担，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在本钢石灰石矿当知青民工的两年半，我的工资几乎全部寄给了父母。妈妈看到我寄回来的钱，心里可高兴了，见到邻居就说："我儿子多懂事啊，自己一分钱也不舍得多花，把挣的钱都寄回来了。"我从小喜欢读书，在农村生产队，每天劳动时间比较长，农忙时最长达十三个小时，想看点书，都很少有时间。来到本钢石灰石矿，除了上班八小时外，有大量的时间，我哪里也不去，就在寝室里看书。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耽误，我在初中只读了一年书。于是我就制定自学计划，找来了初中一年到三年的全部课本，系统的开始自学。我除了有计划的学习初中文化课程之外，还广泛的看了不少马列的书，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曾经号召人民群众学哲学，他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李瑞环就是从普通工人中成长起来的一位学哲学的典范，他的许多篇讲话都闪烁着辩证法的思想光辉。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懂得一点辩证法也是很有非常必要的，可以使你看问题更加有远见，观察事物更加客观全面，处理问题更加得心应手。在那个读书蔚然成风的年代，我也刻苦阅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原著，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现在回想起来，这些书虽然读了，但是读不太懂，不太理解，只是了解个大概意识。除此之外，我还反复阅读过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哲学著作。可以说这些哲学思想对于我青年时代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那时我虽然是知青民工，但在车间同龄的正式工人面前我并不感到自卑，反倒很有自信。我觉得其实他们仅仅是因为比我晚上学一年，就错过了上山下乡，赶上了留城当工人，这不过是机遇的不同，除此之外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我只要肯努力，将来也许会比他们干的更好。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等级观念是不明显的，政治上是平等的。石灰石矿召开的职工大会也从来不把我们知青民工拒之门外，而总是要求我们按照班组都参加，我们也就很自然地随着车间班组其它工人一起参加。这种政治上的平等氛围，使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知青民工也能树立起自信心，对未来的人生充满希望，从而有尊严的在社会上生活。由于没有歧视，我很愿意参加机电车间开展的"学毛著"群众活动，也经常在学习过程中写一些心得体会文章，然后把文章送给石灰石矿宣传部门，给矿广播站投稿。我还在机电车间亲手发起组织成立了一个"学哲学小组"。开始只有我、薛庆春、赵晓光三个人组成，后来又发展到七八个人。我们"学哲学小组"可谓年轻气盛，敢想敢做。当时还干了一件出风头的事。曾经给矿党委写了一封信，向全矿团员和青年发出倡议，号召大家都来参加学哲学的活动，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武装头脑，用唯物辩证法观察周围的事物，指导自己的本职工作。矿党委对我们的倡议十分重视，给我们写了一封回信。时任矿党委副书记张立勤同志还亲自来到机电车间接见我们，发表讲话鼓励我们。张书记人很朴实，讲话很实在，毫无当官的架子，大家都亲切称他"老张头"。文革时期本钢石灰石矿聚集了一大批人才，那时的矿长姓尹，个子很高，仪表堂堂，一张白皙的脸上长满了大胡子，显得飘逸而潇洒，很有领导者的风度。他毕业于东北工学院采矿系，大家称呼他"尹大胡子"。矿党委书记是王茂祥，是一个从战争时期走过来的老干部。有一次，我们学哲学小组撰写的体会文章，被石灰石矿宣传科长赵巍同志推荐到本溪电台被采用了。事先打来电话通知到机电车间，告诉我们当天晚上6：15播出，听到了这个消息，我和赵晓光、薛庆春都激动不已，发自于内心的高兴。当晚我们认真地收听了本溪电台的广播。这是我们第一次从广播电台里收听到有关我们的节目，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组织"学哲学小组"这件事使我在石灰石矿机电车间的影响扩大了，工友们普遍都认识了我，车间党支部也在政治上更加重视和关心我，把我列为了青年积极分子加以培养，党支部书记还曾经找我谈过话，了解我的思想和工作情况。团支部书记罗玉卿同志也对我非常关心，后来他成为了我的入团介绍人。虽然我还不是一个正式工人，可是我觉得自己已经融入到了工人阶级队伍里来了。那时本钢石灰石矿许多车间都成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也涌现出很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比较突出的是白灰车间的李英杰和碎矿车间的冯桂敏两位同志。他们经常在全矿职工大会上交流学习成果。记得李英杰同志"学用结合"做的最好，他体格强壮，又肯吃苦，是白灰车间烧窑班班长，在艰苦的环境里带领着班组的工人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他有口才，讲话从来不用拿讲稿，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当成故事讲出来，特别能感动人，令人振奋，催人奋进。那个时期我们俩虽然没有在一个车间里工作过，但是，他作为学毛著积极分子在石灰石矿大礼堂面对全矿职工讲话的身影，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他的典型事迹很快在石灰石矿传开了，组织上把他提拔到本钢团委担任副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先后被提拔为团市委副书记，市第一轻工局党委书记，市委常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后来担任了本溪市市长，市委书记。再后来调任鞍山市市委书记、沈阳市市长。最后在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可以说，李英杰是从本钢石灰石矿一名普普通通烧窑工成长起来的省部级领导干部。那时，社会各阶层没有被固化，群众与干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各级领导干部也可以从基层群众中直接产生，甚至于省部级、国家级的领导干部也可以直接从基层民众中产生。这种社会结构给处于底层的民众提供了一定的机遇和上升空间。每一个人都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基层进入中层、上层甚至顶层。可是不知从何时起，普通民众的上升通道被阻断了，社会各阶层之间越来越等级森严。作为一个普通工人、普通农民不管他怎么努力都很难突破自己的阶层，甚至连公务员序列都无法进入。李英杰当本溪市委书记的时候，我也刚好走上副市级领导岗位，我们俩有机会在一起合作共事达五年多时间。他比我大两岁，也是老三届初中生，后来他以顽强的毅力刻苦学习，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大学本科文凭，他是我们那一代老三届初中生的杰出代表。那盏台灯陪我度过那段艰苦岁月
我在机电车间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他叫汪玉国，比我小一岁，是机电车间一名钳工。他人品好，性格开朗，为人真诚，厚道而又谦虚，他心灵手巧，是一名合格的钳工，在机电车间里人缘也非常好，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业余时间他经常到寝室来看望我，把他最心爱的吉它借给我，教我弹吉它、吹口琴。星期天他还经常约我到他家里去玩，一起打扬琴，谈天说地。他知道我每天晚上看书学习到深夜，需要一个台灯，就特意用他精心保留、自己都不舍得用的一块心爱的不锈钢板和钢管，为我亲手制作了一盏“精美”的台灯送给我，令我非常惊喜。这盏台灯一直陪伴我度过那两年半难忘的青春岁月。离开石灰石矿后，我到本溪钢校读书，毕业留校后又到北京进修，后来又到东北师大读书，这盏台灯一直陪伴着我。每当我看到这盏台灯，就会想起汪玉国。它就像黑暗中的一把火炬，照亮我的前程，鼓舞着我在艰苦环境中努力前行。汪玉国的家住在溪湖区河西街，当时那里是一片棚户区。他的父母都是憨厚老实的山东人，他的父亲是本溪煤矿的老工人，八级电工，每月的工资很高。他有一个弟弟叫小成、一个妹妹叫小平，一家五口人都是那样的朴实而热情，诚实而厚道，没有一点城里人那种世俗和高傲。有时周末去他家玩赶上饭，就留我在他家吃饭。记得在盛夏的时候，他母亲做的过水面条，上面放点黄瓜丝和鸡蛋，即清淡又爽口，令我至今还回味无穷。我到本溪钢校读书后，他继续在机电车间工作，直到我在钢校毕业那一年，他被石灰石矿推荐到东北工学院成为一名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全矿好几百名青年工人，只有他一个人上了大学，可见他在各个方面都是很优秀的，出类拔萃。我在本溪冶专担任副教授期间，有一次应邀到法国巴黎路桥大学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漫步时，回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当年在本钢石灰石矿当知青民工时的情景，想起了汪玉国最喜欢一些精致的小玩意儿。我想应该给他带点什么，后来我精心为他选了一个银盘子 ，上面雕刻着巴黎标志性建筑埃菲尔铁塔，回来后送给了他，也不知道他喜欢不。我十分珍惜在本钢石灰石矿机电车间与汪玉国结下的那段难以割舍的深厚情谊，珍惜他陪我度过了那段即艰苦又快乐的青春时光。
始建于1920年代的本溪湖火车站。我在石灰石矿采矿车间劳动时，每天在火车站前广场等候通勤车
1974年夏秋之交，我在本钢石灰石矿工作已经两年多了，就在我即将离开石灰石矿的前夕，发生了一件令我刻骨铭心的事情，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生与死的一刹那，死神与我擦肩而过。根据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都在挖防空洞，准备打仗，本溪市也给各单位下达了任务。本钢石灰石矿所分到的地段在东坟，就是现在消防那一带的地下，我被机电车间抽调出来参加挖防空洞的任务。东坟地区地质结构复杂，存在风化岩层。有的地方坚硬，有的地方疏松。在开凿防空洞向前掘进过程中，如碰到坚硬岩层就需要打眼放炮；如碰到风化岩层就可以直接用尖镐刨，碎石就可以散落下来。为了赶进度而实行三班倒，四个人为一个班。我们这个班是临时组成的，除了我以外，一位是本钢公司机关下放锻炼的工程师姓唐，50多岁，大家叫他唐工；另外两位是由于本钢扩建二钢厂占用了当地农民的土地，作为补偿，安置了失地农民进本钢当工人，他俩就由失地农民转为了工人。两个人都姓边，一个30多岁，一个不到20岁。那是一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刚接班，便抓紧清理前一个班爆破下来的碎石，运出了洞口。紧接着，我和小边师傅就抡起尖镐在掌子面上刨风化石，唐工和老边师傅在后面用铁耙子搂落在地面上的碎石，再把这些碎石运出去。过了一会我们俩刨累了，唐工就说：“你们俩休息一下，我们俩替换你们刨一会。”于是，我们就被替换了下来，而他俩又来到掌子面继续刨风化石。就在我们刚交换位子不一会，谁也没有想到，危险已经一步一步地向我们靠近了。突然，一声闷雷般的巨响，掌子面出现了"冒顶"，大面积的碎石从头顶压了下来，唐工和老边师傅瞬间就被死死地埋在一堆碎石之中。我和小边师傅由于靠近洞口这一侧，幸免被压，但是头部和身上也被零星碎石击中，幸亏我们戴着安全帽，没有造成伤害。突如其来的灾难把我们都惊呆了，只听唐工和老边师傅在碎石堆里不断的呼喊："快救我啊！快救我啊！"我和小边师傅就拼命地用手扒碎石，也不敢用锹、镐和铁耙子，怕造成二次伤害，一会手就扒出血了，豆大的汗珠不住地滚落下来。时间一分一秒地很快过去，可是，人还是救不出来，里面传出来的呼救声越来越微弱了。这时我想，不能再用手扒了，赶快去打求救电话吧。于是，我箭一般冲出防空洞，找到电话就向本钢公司经理值班室打了电话。当时值班的领导是本钢公司副经理田林。接到电话大约不到半个小时，田林副经理就火速带人赶到了出事现场，展开了施救，很快把人救了出来，送进了医院。幸亏塌方下来的是风化碎石，虽然把人埋在里面，但碎石之间有空隙可以呼吸。巨大的冲击力从头顶压下来，人是本能地蹲在碎石堆里，头上戴着安全帽，而身体是蜷缩成一团。当时，如果唐工和老边师傅没有替换我们俩，那么埋在碎石堆里的就是我和小边师傅了；如果当时"冒顶"下来的碎石面积再大一些，我们和小边师傅也肯定是在劫难逃；如果当时本钢经理值班室救援响应不够及时，后果也是很难设想……总之，每想到这些就会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感到后怕。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人的生命在自然灾害面前总是显得十分渺小和脆弱。而危险的降临又是那样突如其来，毫无准备。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家，许多工人的工作环境实际上是很危险的，缺乏防护措施和避让手段，酿成大祸才想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站在本钢石灰石矿大明山上俯瞰夕阳下的太子河，令人感慨万千。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
挖防空洞是我在本钢石灰石矿参与的最后一项工程任务。那年的十月，我告别了本钢石灰石矿，告别了曾经朝夕相处的工友们，走进了本溪钢铁学校，开始了一段新的读书生活。本钢石灰石矿，是我下乡两年半后，离开农村走进城里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我人生中经历艰苦磨练的地方，那里留下了我当知青民工时的奋斗足迹，也留下我太多难以割舍的青春记忆。
我们刚入学时，本溪钢校大门口挂着欢迎横幅
1976，我们在本溪钢校启航
种田人却要经常饿肚子
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
东北，退出历史的最后两座高炉
赴美开完会干脆去打工
挣点美元再回国
青工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