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 | 李振亮：那年赴美开完会，干脆去打工，挣点美元再回国

作者简历

作者摄于1972年
李振亮，1952年出生，1968年下乡知青，1974年入辽宁科技学院前身本溪钢铁学校学习，1976年毕业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1996年开始从政，历任民进本溪市委主委、市政协副主席，辽宁省政协常委，2018年5月退休。

原题

在美国餐馆里

遇见“新三届”老乡

作者：李振亮

那是在24年前。

1996年6月18日至21日，我应国际第五次大气及空气质量会议主席美国伊阿华大学格里克雷教授邀请，赴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席学术会议。6月21日上午举行了最后一次大会，六位发起国的代表分别发了言。他们是中国代表来自北京大学的唐孝炎教授，还有日本、印度、加拿大、韩国、美国的代表。六位代表发言结束后是提问和报告人答疑时间。上午10点大会主席格里克雷教授就有关事宜作简要说明后，大会就结束了。

国际第五次大气及空气质量会议结束后，我的朋友老曹（中国气象研究院曹鸿兴研究员）事先就计划好了要去洛杉矶，当天就与我告别飞往洛杉矶。

我自然也要买返程机票回国了。于是，就跟同行的张涛老师合计买哪一天的机票。这时张涛老师对我说：“李老师，你是国家领导人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咱们的签证期限是三个月，不急于回国，可以到旧金山去看看，一来顺便观光，二来七、八月份正赶上国内放暑假，可以在旧金山餐馆里找点活干，体验一下在美国餐馆里打工的生活，挣点美元再回国。”

那时国内工资比较低，我在高校里是一个副教授，每个月工资不到200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华人餐馆里打零工，刷盘子洗碗每个月就能挣到900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7000多元，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于是，我们俩决定去试一试，亲身体验一下被视为“人间天堂”的美国，在餐馆里打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在西雅图找到了一家叫 Greyhoun（灰色猎狗）的长途客车公司，是兄弟俩开创的。花47美元买好了去旧金山的汽车票，中午 13：00从西雅图启程，预计第二天早上6:00到达。虽然区间运行时间比较长，但都是高速公路，每行驶两个小时左右就到服务区休息，吃点东西，喝点饮料，也不觉得太累。

一路上，我们饱览了美国西海岸乡间风光。到处是丘陵，植被覆盖率非常高，几乎看不到一寸裸露的土地，到处都是草地和牧场，远处不时地出现别墅式的房舍。

美国西部时间6月23日早上6∶00到达旧金山。

旧金山市区图（2007年4月作者第二次来到旧金山时摄）

旧金山（三番市）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重要的城市，这座城市的名字对于许多华人来说并不陌生。大约170年前，中国因为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战乱，大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希望寻找出路。1848年詹姆斯马歇尔在加州发现了黄金，因而开启了华人移民美国的第一波浪潮。当时有30万人蜂拥进入加州，希望实现自己的黄金梦。黄金梦通过商人、海员、骗子、传教士，从香港朝内地扩散。成百上千的失地农民，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前往梦想之地。于是“金山”也成为了圣佛朗西斯科市的最早中文名称，直到后来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发现金矿以后，“金山”才成为“旧金山”。

这30万人大部分来自于珠江三角洲一带。他们告别亲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远渡重洋，一批接着一批来到旧金山，留下了一部又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这些华人中有些人后来成功了，在美国站住了脚跟，在这里买了洋房，创下了家业。而绝大部分人失败了，妻离子散，有家难归，自己一个人在美国混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最后惨死在异国他乡。

我们到达旧金山后，在最大的华人区里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入住下来，一个房间每天房费是20美元。

美国旧金山唐人街（作者摄于2007年4月）

安顿下来后，就去找职业介绍所。街头上有好几家职业介绍所，就随便进了一家。一位中年妇女接待了我们，她也是个华人，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有几家餐馆需要招工，工种是“油锅”和“打杂”。“油锅”月工资是1100美元，而“打杂”月工资是900美元，问我们能干什么。

凭着直觉，餐馆厨房里的“打杂”工就是洗碗、刷盘、协助厨师干零活。油锅我就不太清楚了，以为就是给食材“过油”呗，也很简单。结果我就报了一个“油锅”，张涛报了一个“打杂”。负责职业介绍的那个女士就分别和需要招工的两个餐馆老板打电话联系，不一会就联系上了，对方同意接收。于是我们向职业介绍所交了中介费，拿着写有打工餐馆地址的字条，按照人家嘱咐的乘车路线就去赴工了。

下了公交车，果然看到了我要去的那家“新湖南餐馆”。进了餐馆自我介绍，很顺利就接上了头。老板不在，老板娘接待了我。她说：“这样吧，你既然来了，今天就开始工作吧，想必油锅的活你会干的。我这里有一个单子需要锅贴，你先给客人煎一盘锅贴吧”。我说：“好”，于是就开始煎饺子。

这个活我在家里是干过的，但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每个饺子的各个面都要煎成黄色的，外焦里嫩，而谁知道锅贴要求只煎一面。由于刚到一个新环境，有些紧张，而且餐馆里用的是电磁炉，我第一次使用电磁炉，火力和时间都控制的不好，结果一不小心就给煎糊了。

老板娘看到烧焦了的锅贴后，立刻就面带不悦地说：“你看你，还说会干油锅，连个锅贴都不会煎。这样吧，你先干打杂吧，每个月给你900元好不？”

我说：“那好”。于是我就干起了打杂工。

作者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新湖南餐馆”打工时 （摄于1996年6月）

新湖南餐馆店面并不大，餐厅面积不足30平方米，摆放六张长方形餐桌，每一张餐桌可以坐6人。后厨倒是挺宽敞，其面积比前面餐厅还要大，这与国内不同，国内的餐馆尽量扩大餐厅空间，而缩小后厨空间。

厨房里共有三个人，一个大厨，来自于中国广东潮州，做一手潮州菜。一个“油锅”，是个越南人。再一个就是我，干杂活。我的工作就是“打下手”，洗碗、刷盘子，需要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他们两个人都可以指使我，随叫随到，好在我在家里的时候就会做饭做菜，厨房的活我也并不陌生。

当天下午，餐馆老板来了，看到我在厨房里干活挺在行，眼睛里也有活，就主动地和我一边干活一边聊了起来。交谈中当他得知我是一位大学副教授，来美国是为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而来时，就对我产生了亲近感。接着，又听说我是来自辽宁，而他的老家是在哈尔滨，都是东北老乡，就马上产生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那种亲近感是海外游子见到祖国亲人时一种发自于内心深处的情感流露。

老板主动介绍了他的情况。他叫刘忠林，比我小两岁，也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考上了哈尔滨建工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武汉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老板娘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他们夫妇俩有一个可爱的女儿，那一年大约十岁，在上小学。

这家餐馆白天就餐的人并不多，来吃饭的人稀稀拉拉。可是到了晚上七点钟以后，人就多了起来。而且电话预约的“外卖”也急剧增加。这时厨房里显得有些忙乱。大厨拿到的单子同时达到三、四个，他要在短时间内把单子上的每一道菜按照菜谱炒好端出去，那对厨师来说是最紧张忙碌的时刻。他的“油锅”副手要站在他的身边密切地配合他，需要把每一道菜的原料提前预备出来放在大厨身边，大厨的一个眼神他就应该知道需要什么。就像在手术室里护士和主刀大夫一样。

而这时我也闲不着，需要随时察看主食的情况。米饭还有没有，如果不多了，就需要马上动手提前用电饭锅闷一锅米饭。如果客人需要“锅贴”，就得迅速准确地按照数量给煎好，那是绝对不能给煎糊了的。前面餐厅里客人用完了的碗筷也要及时回收到厨房，送进洗碗机里冲洗，或直接动手给刷出来。

此时，老板和老板娘也都不闲着，老板娘基本上是独当一面负责接待客人，给客人倒冰水、从厨房里把炒好的菜端到客人面前，还要不停地接听“外卖”电话。这种紧张状态一般要持续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慢慢地停下来。

等客人都走了以后，忙碌的一天就结束了。大厨再炒几个大家喜欢吃的菜，老板、老板娘和我们几个伙计们一起吃个晚饭，结束一天的工作。

当我从“新湖南餐馆”出来，踏着月光，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宿的旅馆时，已经是半夜11点了。这时张涛老师已经先于我回到了旅馆。

我们俩互相交流了一下情况。他去的那家餐馆，老板是个上海人，对他也挺好的，挺和气。我们俩暗自高兴，来到旧金山第一天就这样顺利地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这一天虽然很辛苦，但是挣到了 30美元，这相当于当时在国内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再累心里也觉得很值得。

第二天早上10∶30 我按时来到新湖南餐馆上班。员工们第一件事就是先给自己做饭，把大家的肚子弄饱再干活。

白天我们在厨房里主要工作是为当天晚上准备食材。食谱里的荤菜主要是肉段，比如溜牛肉段、溜猪肉段，溜鸡段、溜虾段，都要事先将牛肉、猪肉、鸡胸脯肉等食材“改刀”成段，大虾需要剥皮去壳，去背部的黑线，然后下锅油炸备用。其他比较复杂的肉类、鱼类一律不做，菜谱里也不会出现此类复杂的荤菜。青菜类除了西兰花需要事先切好外，一般都是现炒现切，而且芸豆、茄子、青椒、甘蓝等不带泥土的蔬菜一律不用水洗，从冰箱冷藏里取出直接改刀后就扔进炒勺。

我曾经问过刘忠林，为什么不洗菜，他说美国的蔬菜从产地出来就带着编码，假如客人吃出了问题，就追究蔬菜生产商，餐馆可以不管。但是韭菜、蒜苗、菠菜、香菜等容易带泥土的蔬菜还是需要冲洗的。

厨房里的各种杂活我基本上都能担当起来，尤其是包饺子。从和面，拌馅，擀皮到包馅整个过程我都能独立完成，而且我包的饺子形状比他们俩还要好看。这一点老板对我很赏识，因为他餐馆里的主食除了米饭就是蒸饺。

第二天刘忠林照例来到厨房里和我一起干零活。我们两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他发现我洗碗洗的太细致，比较慢，就告诉我说：“李老师，美国的生活节奏要比国内快的多，每一项工作，只要你熟悉了，知道操作程序了，就一定要提高速度，不能慢慢腾腾，否则你就跟不上美国人的节奏。”这一点使我很受教育和启发，原来所谓做事“快”和“慢”并不都是能力问题，还是个习惯问题。我明白了这个道理后，就努力提高速度，做所有的活都要像个机器人一样，不需要精雕细琢，只需要快。

刘忠林还亲自教我“炸肉段”。以前我在家里时一直是用蛋清调好淀粉汁，把肉段挂上浆汁再下油锅炸制。但是刘忠林告诉我不用那么复杂，就用干淀粉直接往肉段上搓，搓好后就可以下锅炸，这样效率高。

厨房里的油锅很大，一次能放进去二、三斤肉段，炸至七八分熟，就先捞出来，凉好后用塑料袋装好备用。等炒菜的时候还要二次进油锅炸一下再捞出来，才能交给大厨。

在闲聊中刘忠林问我在哪里住宿，我告诉了我的住处后，他说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不安全，而且还贵，就答应要帮我们找出租房。他这个人雷厉风行，说办就办。马上就给他的朋友打电话，果然给我们找到了出租房。

他自己开车把我和张涛的行李从原来住宿的旅店里搬了出来，结了帐，就离开了那里，来到了新的住所。

房子的主人是刘忠林的朋友，女主人叫王秀英，能有50多岁，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刘忠林称呼她为王老师。

作者在王秀英老师家客厅里（摄于1996年6月）

这是王秀英老师给我留下的名片

这是刘忠林在王秀英老师名片背面给我留下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房子是普通三层单体别墅，一楼是车库，二楼和三楼用来居住。王老师把我们安排在二楼的客厅里，临时放置两张床。客厅大约有三十平方米，宽敞明亮，典雅而舒适，每月租金为160美元，这比我们在那个老旧的旅店里的条件要好多了，而且房租还不贵。

刘忠林把我们俩安顿好了后对我说：“今天就不干活了，我带你们俩去海边玩玩，看看大海，我也好久没有去海边了。”

我们的到来想必是勾起了刘忠林对祖国和家乡的思恋之情。

不一会他就开车把我们带到了海边，找了一个没有人的山坡上坐下来。他说他经常来到这里，面对着辽阔的太平洋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因为太平洋的对岸就是自己的祖国，他就是以这种方式与祖国的亲人们进行心灵上的沟通。

此时此刻我突然领悟到了什么叫游子的思念，什么叫他乡的离愁。伴随着茫茫太平洋的波涛声，刘忠林向我们讲述了他来到美国创业最初时那段苦难经历。

五年前，刘忠林随武汉“二汽”一个赴美考察团来到美国。临行前就已经和家人合计好了，这次去了美国就“黑下来”，不回来了。先在美国打工，如果一切顺利，能够挣到钱，就申请绿卡，然后把妻子女儿接过去。如果闯荡不成功，挣不到钱，也就没法回国了，因为国内对于赴美人员滞留不归的一律开除公职。只能一个人在美国破罐子破摔，最后那真是要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临离开家的时就是这样策划的。

考察团十几天的行程一晃就要过去了，在即将启程回国的前两天，刘忠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努力寻找“脱队”的时机，因为再不“脱队”就没有机会了。

就在回国的飞机起飞的前一天早饭后，考察团其他成员都去商店购物了，他就借口身体不舒服，说要一个人留在旅馆里休息等待大家回来。

当大家都走了以后，他就毅然决然地拎起行李离开了酒店，脱离了团队，开启了一个人在美国闯荡的艰难人生经历。

他说，一下子脱离了团体，没有了领导，自己成了一个自由人，反倒不习惯了，不知道该做什么。偌大的一个旧金山，到哪里去落脚呢？

他一个人左手拎着一个包，右手拎着一个包，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行走，还要不断地回头看看团里的人是否会发觉，尾随追来。

到了中午肚子饿了，兜里还有一点剩下的美元，就简单吃了一碗牛肉面。吃完饭就问餐馆老板需不需要打工的。在老板指点下找到了一家职业介绍所，经介绍来到了一家华人开的餐馆做“打杂”，每月给900 美元，自己感觉也挺好。

可是，没干到几天，由于自己是个知识分子，不会干厨房的活，被老板炒了鱿鱼。再去别处找，干两天又被炒鱿鱼，就这样找来找去，又炒来炒去，不知进了多少家餐馆，给人家洗盘子刷碗，手被泡白了，被破碎的盘子划破了许多口子。忙了一天，到了晚上10点，食客散尽，还要动手打扫卫生，把一天的垃圾清理干净。

有一次他扛着一大袋厨房垃圾往停在餐馆门前的升降垃圾车里倒，由于垃圾袋太重，人又困又乏，加上他身材又很瘦弱，结果连人带垃圾一起掉进了垃圾车里。

遇到好的老板还好，遇到刁蛮的老板还要经常挨训斥。他在国内是专业技术人员，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于是就经常和老板吵架。有一次他把菜刀都轮起来了，幸亏有人在场给拉开了。

最令人揪心的是到了春节的时候，来自国内的一些同命相连的弟兄聚到一起，做好了一桌子丰盛的年夜饭菜，酒也倒上了，开始分别给国内的亲人打长途电话。

亲人的牵挂，不放心，自己一肚子的委屈瞬间一起涌上心头，双方拿着电话，远隔重洋，双泪长流，泣不成声，哭作一团……

到了最后，妻子和女儿让他先挂电话，而他让对方先挂电话，结果谁都不舍得先挂电话，那真是如同生离死别。

为了排解孤独，同时也是为了节省房租，这些来美国打工的单身华人往往会采取男女两人合租房子的做法，白天各自出去打工，晚上回来在一起同居。如果过一段两个人觉得合不来，就可以随时分手，再另外选择合适的伙伴。在美国这种开放国度里，这种生活状态是很正常的，华人一般都能很快就适应这种生活方式。

刘忠林还特别强调，这种生活方式在离开家之前就已经和妻子说明白了，家里也知道这个现实。

当时把滞留不归长期呆在美国的人叫“黑下来”。“黑下来”的人在美国是没有合法地位的，当地警方一旦发现了，会随时驱逐出境。所以，这些人是不敢给美国人打工，只能给华人打黑工。由于是不合法的，所以薪酬较少。

那时，按照美国的法律规定打工者的薪酬每个小时不允许低于5 美元，按每天12个小时计算，一天不得少于60美元，否则，打工者可以起诉老板。而给华人打黑工一天薪酬只有30美元，所以打黑工只能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刘忠林介绍说，一般来说“黑下来”的人经历过五年到七年后，都可以花钱找律师帮助申请“绿卡”。在办理申请手续的时候，需要本人提供来到美国的准确时间。所以他嘱咐我们入境后在护照上贴的那张小纸片千万不要弄丢了，那是申请绿卡时的凭证。

刘忠林含着眼泪向我们介绍了自己来到美国闯荡的辛酸经历，最后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嗨！我还算挺幸运，才五年就申请拿到了绿卡，在这里站住了脚跟，把妻子和孩子也都接到美国来了。”

听完了刘忠林的讲述，使我联想到在美国期间碰到的另一位华人。那是在刚到达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开会地点报到后的当天晚上，出来散步，肚子觉得有点饿，于是就走进了一家牛肉面馆。

餐馆里冷冷清清，只有我和张涛两个人。年轻的老板娘给我们每人端来一杯冰水，边等牛肉面，边和我们聊天。

交谈中了解到她也是在1977年恢复高时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跟随丈夫来到美国西雅图，丈夫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很快就找到了合适的工作，而她自己是新闻专业，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就开了这么一个牛肉面馆。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于1929年9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名扬海内外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这在国内是一个令多少人向往和羡慕的名牌专业啊！可是，在美国她只能开一个小面馆，真是大材小用了。

改革开放后，一大批国内本科毕业生怀着对美国的向往，想尽一切办法，冲破重重阻力，冒着各种风险奔向美国，去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后代而开创家庭的未来。

可是，真正到了美国却发现并不那么顺利。一些人找到了适合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而另一些人却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餐馆就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第一块土壤，究竟有多少成功人士曾经在餐馆里洗过盘子刷过碗，谁也说不清。

作者在旧金山“新湖南餐馆”打工时（摄于1996年6月）

离开了海边，刘忠林又把我们带到了一家饭店，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赶在晚上六点前把张涛送到了他打工的饭店，然后我们俩一起回到了“新湖南餐馆”。

刘忠林对我的友好和关爱，引起打工同行的嫉妒，从第三天开始，我就发现那个“油锅”越南人对我很不友好，老是挤兑我，训斥我，使我很不舒服。我强忍着怒火，直到第四天下午，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就找到刘忠林说：“我不想再干下去了，倒不是我嫌工作太累，主要是那个越南人处处找我的茬，我受不了这种窝囊气。”刘宗林就耐心地劝导我说：“现在他给你气受，将来你站稳了，你就可以让他受气。”刘忠林还跟我说：“如果你将来能够留在美国的话，我们俩可以合伙开一个饺子馆，专门经营饺子。”

正当我对工作环境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张涛那边却出了麻烦。第一家那个上海老板对他挺好，干了两天他自己提出不干了，给老板炒了。结果再到职业介绍所，介绍了几个餐馆都不成，他就想打退堂鼓了。晚上回来我就劝他先别慌，慢慢找，实在找不到工作，我一个人的工资也足以维持我们两个人的生活。

可是话虽这样说，没有工作不挣钱，每天吃的、住的都要花钱，时间长了，身上带的那点美元都花光了，连回程机票钱都不够了。

于是我们俩之间产生了分歧。他的意见是马上买机票回国，我的意见是现在面临上国内放暑假，利用暑假期间在美国打一个月的工，挣点美元再走，回去不影响下学期上课就行。

到了第七天下午三点，正当我在“新湖南餐馆”里和刘忠林在紧张忙碌中互相聊天的时候，张涛突然跑到了我们餐馆，一进门就恳求我答应和他一起马上买机票第二天回国。我说：“你看在西雅图开完会的时候，我想回国，是你提出来要到旧金山打工，现在才干了七天你又要回去。说来的是你，说走的也是你。”

他说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就吃了一根大葱，肚子饿的发慌，精神也几乎接近于崩溃了。我就让他赶快在我们这里吃点东西，可是他不肯吃，并且表示只要我不答应他，就不吃东西。我和刘忠林好言相劝他也不听。

最后他把自己的近视眼镜摘了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双泪长流地对我说：“李老师，我求你了，和我一起回去吧。”

看到这种情景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刘忠林叫到一边说：“忠林啊！看来我只能回去了，我们俩一起来的，如果张老师出点事我也担当不起。”

刘忠林说：“这样吧，你先答应他，等把张老师送上了飞机你再回来。”

我说：“我不能这样做，那样骗他不好，我还是和他一起回去吧。”

万般无奈，刘忠林只好放我走，给我结算了七天的工钱，210美元。我俩依依不舍地分手了。

他还嘱咐我们说：“既然决定要回国了，也不差一天，买后天的机票吧，明天去金门大桥看看，那是旧金山的标志性建筑，还有花街也看看。”

美国当地时间7月2日我们搭乘中国国航班机，经香港回到北京。

回国以后，我时常思念起刘忠林，开始还有联系，后来时间长了就失去了联系。

2007年4月，我随政协团赴美国考察，从夏威夷飞到旧金山，这是我在阔别十一年后第二次来到旧金山。到达旧金山后我曾经给刘忠林打过电话，但是，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看到那曾经熟悉的金门大桥，花街，以及那曾经留下过我在餐馆里打工经历的唐人街，感觉依然是那样的亲切。只可惜再也找不到“新湖南餐馆”了，也不知道刘忠林夫妇后来是否还开饭馆，如今生意经营的怎样。只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一家在异国他乡平安、幸福。

难忘以往的岁月，难忘我俩的友谊。真心的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有机会再见到刘忠林夫妇。

旧金山标志性建筑金门大桥（作者2007年4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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