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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丨毕冰宾：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
本文作者
毕冰宾，笔名黑马，1960年生于保定市。翻译/作家。河北大学外文系77级本科、福建师范大学外文系81级研究生，文学硕士。英国诺丁汉大学劳伦斯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美国勒迪希国际写作之家访问作家。出版劳伦斯作品译文十余种，出版《混在北京》《孽缘千里》等长篇小说及散文随笔集多部。《混在北京》改编成同名电影后获第19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
——东方快车纪事
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
长长的快车，足足的马克
——和电影《红高粱》诗
前排左一为本文作者
北京一乌兰巴托一莫斯科。一列粉红和墨绿车厢组成的国际快车重重地喷出一声喘息，呼啸着驶离了北京站。
总算安顿下来，窄窄的包厢已经塞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些国际旅客一个个累得瘫在床铺上，大口喝开水，把身上的毛衣、毛裤脱下来，浑身散发着热气，酸臭汗味开始弥漫。人们骂起来。
“还他妈国际列车呢，四个人一屋，我原先寻思着是一人一个大包厢来着！”
“哥儿们，这架势，像是国际倒儿爷吧？”
“倒个鸟，能把自个儿倒出去就不错了！为办这个护照弄这几个签证，扒层皮。”
“办了多长时间？”
“一听说我去西德，那些人就恨得咬牙根儿，好像我要去天堂，变着法儿卡我。快一年了。”
“你小子犯傻！塞大团结呀，我这一套护照、签证，2000多块搭上了，一路绿灯，几天工夫。”
“得得，总算上了车，算是出了国了，打算下一步吧。”
“这车不还得在中国走吗？反正不出国境我这心还是不踏实。”
“去哪个学校？”
“XX大学，你呢？”
“还他妈没影儿呢！先学德文，过了关再联系学校。”
“在国内练过德语吗？”
“哪儿有那时间？大学一毕业先是联系美国，没弄成，后来有哥们儿帮我弄成德国了，有担保人，就忙着往德国办。“
“这年头碰上哪儿算哪儿，我们不会德文，到那儿再说。别人能混下去，咱也能。”
“学什么专业？”
“管它呢！等过了语言关，蒙上哪个专业就学那个专业。听说文科好念，就混文科吧！”
亚琛，慕尼黑，法兰克福，汉诺威、汉堡、法国、比利时……人们开始熟悉了，一个包厢接一个包厢地串起来，好不热闹。这车上硬席包厢里几乎全是中国人，只有少数几个老外点缀其中。
这些留学生们开始在每个包厢中唱起歌来，抒豪情、寄壮志、诉苦衷，纷纷亮相，一致表示不在国外混出个人样儿来就不回来见江东父老。
这些人中有导演、歌唱家、作家，工程师，讲师，编辑，难怪个个口出狂言！
那些老外成了少数民族，被这些气宇轩昂的中国青年和成堆的行李挤在角落里动弹不得，嘟哝着挤出车厢，站到走廊上来。
聊了一通，小刘就说他不行了，要睡觉。大家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追问他昨夜里跟老婆进行了几次，小刘开口就说“三次”。这数字令大家敬佩，都说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张歌唱家说，何必呢，看累成这样。
一个29岁的小伙子傻呆呆地问怎么回事，被大家臭损了一通。原来他还是处男。对此，人们一致表示同情。可这人却愈来愈处男起来，反驳说：不就三次吗，怎么就会累成这样？对此大家只好再次表示同情。
小王很不以为然地说，何必呢，干吗这么舍不得！到了西德找女人玩就是了，只要有马克就行。
有人不同意，说别染上艾滋病。这话又惹来一通嘲弄，被斥之为“处男语言”。说话者告诉大家他带了不少工具。
可小刘说，感情这东西并不是随便哪个女人都可以代替的，他这次是跟老婆做永诀式告别的。他不打算再回国了，等在那边混得差不多了，就跟老婆离了。所以昨天晚上他特别卖力气。听了这番话，人们都沉默了。
有人劝他说还是将来把老婆也办出去，好歹两口子同甘共苦。小刘摇摇头道，他要进行一次人种的改变，不能让自己的下一代还当中国人。
大家猜小刘一定身世不凡。他点点头说，别说了，哪次闹运动他家都倒霉。作为艺术家，他认为他只有去西方才能成功。为了出国，跟老子吵翻了。反正他看破了，趁现在还管得松，能出去就出去，混好了回来光宗耀祖，中国人一到国外就成了能人，再回来就成了座上宾。在国内你就窝着吧，什么都没你的份儿，便宜全让傻冒们去了，人家处处比你有手腕儿，到国外我可以不研究这令人头痛的关系学，不用为结了婚没住房发愁，不用受“小报告”危害，不用……说着说着他又不困了，要哭。
张歌唱家插嘴说，说了半天不是人家傻冒儿，是你傻冒。
小刘承认，他是缺个心眼儿。
顾导演说，不是你缺个心眼儿，是人家心眼比你多。
赵讲师说，我真想找一家冷冻人体的医院，冻起来，等咱们国家富强了再解冻。
所以，我就说，要不咱不出国呢！出了国回来什么都还是老样子，干脆在国内泡吧，没比较，也就没差别，说这话的是一位持公务护照临时出国公干几天的编辑，他的话立即招来普遍讽刺，被斥之为自欺欺人。大家表示希望他终有一天觉悟，办出国来。无奈，他胸无大志，整个儿一个“难得糊涂”之人。
现代青年中像他这样淡泊者也算可贵，看他还有几分オ气，中文英文都拿得起，几位仗义之士纷纷表示，等哥们儿混得飞黄腾达了，一定把你办出去，给咱们当当总管或秘书长什么的。不用劳神费力，保你日子过得比国内强，省得整日介当那个穷编辑。在国外，编辑都是能挣大钱的主儿，在国内你算老几？
列车爬上黄土高原，有人感叹：黄色的土，什么时候你能变成绿洲？这土地把这么大ー个民族养活了这么多年，不容易啊！将来混好了，怎么着也得回来，能种一片草是一片啊！就怕咱们这群不肖子孙只能在异国他乡混个小康，无力回来效劳啊！
随之有人安慰道，别想那么多了，先把自己管好就行了，报效国家，那是猴儿年马月的事了。在国内混的很得志，谁愿意流浪他乡？别感伤了，随着火车走吧，开到哪儿算哪儿。
可我看着这穷样儿心里就发酸，张歌唱家说。他是戏剧男高音，说话时总伴有丰富的面部表情和细腻的形体动作。此时，他双眉紧锁，双手捂住胸口，发出深重的叹息，他的语调更是感人。一时间，大家全部进入角色，目光忧郁地扫向窗外。无边无垠，万仞山峦，偶尔闪过一孔孔窑洞。是的，这景象是荒芜的，这是《黄土地》中的景色。
哎，他叹息，我真不该是个歌唱家，更不该学西洋美声唱法！国家要我们这批人干什么呢？我们没有力量改造这荒原，没有能力为人民建房子，没有办法做一切实事。我们只有一副金嗓子，我没有理由让它荒废了。可我真后悔，我有这么好的嗓子！我会唱《茶花女》《卡门》《奥赛罗》，你们知道吗，奥赛罗，我简直为他发疯！他妻子也激动地说她最爱苔丝德蒙娜的唱段，他们就是排《奥赛罗》时相爱的。可我们有什么用呢！中国的歌唱家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可回国来却没什么机会唱，整个民族欣赏水准太低，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胡晓平上台唱洋嗓子被哄下来。可她却在外国大受青睐。一大批获国际奖的青年歌唱家现在美国和欧洲，有点名气的电影演员也出国了。当然，他们混的够惨的，除了陈冲，都没打入电影界，打工，半工半读，有的当上了阔太太。总的说这些影星文化水平太低，跟歌唱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那么，你们准备打入德国的歌剧界吗？
很难。我们这次是去深造。反正在国内也是荒着，出去学习吧！有机会演点中国的传统歌曲，越土越卖座儿，挣点钱糊口。到饭馆洗盘子的事我们可不干，扛大个儿我更不干，太丢份，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歌唱家嘛。
这话引起人们不满，纷纷插话说：到了国外，生存第一，就不怕丢脸，劳动光荣。我们可是都准备洗盘子、扛大个儿的。
话是那么说，人总是有自尊心的。就说那电影演员杨海莲吧，当女招待，正赶上陈冲跟外国人去吃饭，你说她什么滋味？光荣吗？
这话几乎令某男士潸然泪下，他想起了自己在德国留学的妻子，妻子在那儿是留而不学，整日里打工，拼命挣马克，两年多下来，已经挣了几万。当年她扔下一岁的女儿只身闯荡德国，先是做了三个月访问学者，期满后想留在某大城市，但当地警察局那一关怎么也通不过，于是她几经周折又争取到在一个小镇子留居五个星期的权利。就在这五个星期中，她见缝插针，动用了她认识的和不太认识的所有中国人和德国人的关系找到了一个经济担保人进了饭馆打工。
从此，她立住了脚，每天拼命工作十几个小时，老板赏识，顾客满意，小费比工资还要多。一天中国朋友去看她，她刻意修饰了半天，终于无法掩饰憔悴的面容，但她总是咬紧牙关，挺直腰板，一定要挣一笔大钱，然后风风光光地回国来办公司，搞投资。在国内端盘子能端出这好几万马克来，（折合人民币还要翻番儿？）她在德国打下了基础，现在又把丈夫也办出来。上哪门子学？就打工吧，夫妻双双挣大钱，时间不用太久，就可以折腾出十万二十万马克来。
这位丈夫在国内也是大能人，左右逢源，出去之前早联系好了一些赚钱的路子，准备到西德稳住脚跟后当中间人，买空卖空倒一笔。就说拉个武术、气功之类的班子到德国演出吧，那就容易的很，只要说服某个洋大人，发个邀请函，中国还不有的是准备“走向世界”的人争先恐后朝西德奔？让他们花路费他们也干。老外这边也好骗，只要是纯中国的东西，什么都是“万得福”（ Wonderful，精彩），随便哪个省、市甚至县队来个班子都是“万得福”。对，就弄他当年插队的那个县的武术队来，贫下中农更好对付，只要让他们走向世界，白玩一趟，开开眼，给个仨钱五个蹦子儿的，他们就满足了。
中国人太没见过世面，太没见过钱；老外又太不了解中国，活该让我从中捞一把。
要说这老外精吧，他倒真精，不然人家怎么那么先进？要说傻也真傻。一位去过法国的姐们儿说，她的一个朋友在法国跟丈夫陪读，无所事事，想起自己学过点花剑和拳脚，就早晨起来在塞纳河畔温习，不意身后却日渐人群蜂拥起来，老老少少在一招一式地效颦，以至于她欲罢不能一一大家纷纷交钱要求跟她习武。她只好赶鸭子上架，头天看书，第二天教。几个月下来，她自己武艺大长，身体更矫健，法郎挣了一大笔，学员人数又有增加。
光说中国人多，其实人才也多。可人口爆炸毕竟不是好事。有一次一个美国人问某国人：你们人口为什么那么多？他们说，你们晚上跳舞游戏，我们晚上连电灯都没有，只好干生孩子的营生。到过德国的人说，还是人家老早就注意到了人口过多的危害，很早就采取了避孕措施。当然，为此，他们也付出了代价。现在德国街上常见一些妇女，双臂萎缩，手缩成鸡爪，悬在空中，这是六十年代一种避孕药的后果。
还说避孕呢，我们两口子是自然避孕。说话者是某社科院的青年硕士，现正在德国攻博士。我们要房子，单位说，结了婚的还没房呢，你没结婚就想要房子。先结婚，排队，安心等着吧。于是我们就打了结婚证等房子，左等右等还是等不下来，今年院里又规定，研究生院毕业的，如果留本院，自己解决住房问题，院里连集体宿舍都没了。你说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每星期六出来逛大街，逛公园，下馆子搓一顿儿，然后“拜拜”，这就算过夫妻生活了。我老婆在中学工作，那儿从来就没盖过房子，更没指望。也好，省了费事避什么孕。
有人说，那是你们太老实，我们医院里的年轻大夫没房子还不是照样怀孕了？生了孩子叫森森，肯定是晚上钻树林子干出来的。还有的孩子就是跟妈妈在集体宿舍长到上学的，有什么办法，当中拉个布帘子，谁不知道谁？
小张说他们单位分房子，子女算分房人口，搞得年轻正式职工分不到房子。干部的子女却住上了，真弄不明白这个单位是谁在工作。说到这儿，准博士愤怒起来：想把我们逼到外地去，老子就是不走！我出国留学，名额还在院里，什么时候分了房我再回去。
有人提醒说：有本事还是学那哥们儿，当中间人，做买卖，从中渔利。这也是打一种“时间差”，等外国人明白是怎么回事，中国人也明白了，你也捞足了。
奔西德吧，等咱们立住脚，再招呼一批人来。《红高粱》里不是有句顺口溜吗，“娘，娘，上西南，长长的宝船，足足的盘缠。”咱们也编一个。“哥们儿，姐们儿，奔西德、长长的快车，足足的马克。”人们笑得前仰后合，笑出泪来。
一位女士说，瞧咱们这群疯子，二三十的人了，背井离乡，谁知道等着咱们的是什么？
管他是什么，先去了再说。告你说吧，混的好，有吃喝有玩有乐，混不好，流浪街头，还有当妓女的。反正出去了，总要体面着回来，不管在那儿过的什么鬼日子，回来面子上要过得去
这位在德国混了三年，回家探亲两个月，觉得还是不如自己在德国的日子好过，又急忙登上火车回德国。他讲话口气大得很，俨然以德国人自居，处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招来人们的厌恶，称之为“德国先生”。他并不在意，依旧在大讲德国如何像天堂，依旧在教训这些第一次出国的人：
到德国一年德语不过关，对不起，勒令回国。玩儿命吧，哥们儿，交学费吧，一个月几百马克，交一个月的钱给你延长一个月的签证，交不起，卷铺盖。真的。什么经济保证，我知道，全是假的，君子协定罢了，到那儿就打苦工去吧，累个臭死，还得念德文，苦啊，吃不了苦，一会儿下车往回坐，还来得及，过了二连可就晚了。
一番话颇令一些人神情忧郁。最担心的是出洋三个月就得卷铺盖卷儿回来。
就是死也不能灰溜溜地回来！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大不了要饭去，德国还有救济金呢！你小子怎么就没一点儿人情味儿，不帮大伙儿出出主意？怎么光泼冷水？
到了德国，认钱！谁帮谁？我向哥哥借钱还要立协议，找中间人。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人们不寒而栗。
我说这话也是为他们好，让你们有个思想准备，别太理想主义了。北京一个女的，到了德国后，就把她丈夫办了出去，可丈夫到后她就再也没见他，只打电话告诉他：我把你办出来算尽了我的义务了，拜拜吧。后来这个男人自杀了。这话听得人身上起鸡皮疙瘩。
车到中蒙边境时，有几位中国旅客被勒今下车，因为他们的出国手续不全，据说有的没有签证，有的签证是伪造的，还有的签证字迹模糊难辨。
国际列车与飞机不同，你尽可以买票上车，一路上没人查你的护照和签证。那几位老兄一路上吃喝玩乐，上了火车就以为到了中立地带，早在庆祝自己不是中国人了（火车开动时，他们的女人们挥泪相别，呜咽道：到了那边早点接我们娘们儿出去！），谁知道还有边境验关这一说？最后只好大包小裹收拾干净，在二连下车。
听说这类事件时有发生。不少人（不少农民）倾家荡产买到护照，扶老携幼上车出洋，一路歌声一路笑来到二连，谁承想没有签证还不让出国！只好再回去办签证，以为像签火车票一样容易。有经验者告诉他们，他们永远也不会得到签证的，权当到二连旅游一趟吧。于是后悔得要自杀。手里捏着的那本价值几千元的护照，原先捧着像亲爹似的，（有的贴肉藏着，有的勒在裤腰上，有的缝在裤衩上）现在镚子儿不值了，这可不是存款本儿！那几千元算他妈喂了狼了。文化水平太低，上当受骗，都是教育的问题。
硕土老婆开始发言。都是教育问题？中小学教师待遇那么低、谁愿意干老师这一行？反正我这辈子再也不当教师了。我当年考大学时能进北大的分数我却报了师大。毕业时全班都争先恐后跳出教育口儿。人家都可以跳，就我不能，因为我上大学前是中学教师，必须回中学。我是优等生，系里想办法把我分到政府机关，这下可触犯众怒了。群众们联合告状，要求我“社来社去”，偏偏这时市里下了文件要求中学来的回中学。这下可好，我成了三明治，上下一块挤我去中学，我一点辙没有，其实我也知道，这全是借口。要是我当了某主任的儿媳妇，“群众”反应再大也白搭。去中学就去中学，可是，由于中小学教师一直受歧视，教师队伍已经惨不忍睹了。再者，教师本身素质下降，出现了不少家庭妇女式的人物，整天小报告，叨叨叨，尤其可恨的是，不少男人也干这个，而且比女人更阴险。
人们纷纷点头称是。然后硕士老婆愤愤然说：搞业务的不如另外一些人吃香。我们就会耍嘴皮，耍粉笔，人家可是有权有关系，待遇当然比我们高。我们这帮穷鬼，家里缺块木板想找都找不来，谁愿帮我们？我们校长，你们猜是干什么的？豆大的字不识一碗，校长照当，人家是红小鬼。他还整天抱怨自己太亏了。他说他那个连里目前数他级别低，谁谁文化还不如他高，人家都当了什么部长级大官，现在理都不理他了，真是笑死人。例行公事听新老师讲课，忽听得呼噜声大作，原来是校长先生睡熟了！
工资低，没房住，工作量大，谁受得了？反正我不当了。
另一个人则提出了不同见解，说现在正是中小学教师走俏时候。咱们的人民数师再不是那种清贫高尚之士了，现在的也是向钱看。中国人口爆炸，儿童入学成问题，于是中小学开始动用经济手段了一一拉赞助！我们单位几平包了附近那个中学和小学的赞助，那简直是一把锋利的割肉刀、一刀一块精度肉。我们赞助了他们彩电，冰箱票，赞助大笔的钱，我们盖房子他们参加分房，我们的食堂他们可以来吃，我们的澡堂供他们免费洗，稍不满意就提出不接受我们的子女入学，他们讲话，我们反正有的是人愿意赞助，没你们也能活。可你们是高级知识分子，希望子女早成才心更切，就得靠我们。听听，人心不古啊！
硕士老婆得意地大笑，说，这很可以理解。你们总不能希望中小学教师老当大傻瓜吧？！他们傻惯了，吃够了亏，现在变精了，反过来以恶抗恶，这也是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中小学教师辛辛苦苦为你们培养孩子成才，还让你们看不起，我们命没那么贱，我还嫌要得少呢！要我当教育部长，就给中小学教师长三级工资，定期发彩电、冰箱票，实行一套疗养休假制度，给他们多分统建房。我就不信，没人愿干教师，教师成了热门，学校就有了选择权，择优录用，从此教师就高人一等了。
听你这口气，跟家庭妇女差不多了。
没办法，我们中学教师愈来愈家庭妇女化，不得不这样，社会应对此负全部责任。我也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所以就出来“陪读”，顺便学一门德语。
有人嘲笑道：陪读者大部分在家当家庭妇女，你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了。
家庭妇女就家庭妇女，日本的大部分家庭妇女都是大学生，家庭生活全现代化了，市场供应半成品，日子好过得多。所以，国外女作家特多，家务工作现代化，于是就写作，大多数写儿童文学，编动物故事，神啊鬼儿的全上，于是不少人成了名，还能赚大钱，声望高过当小职员的丈夫，何乐而不为呢？我的同学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毕业后就去美国陪丈夫读书，两口子吃一个人的奖学金，平均每月每人200美元，在美国的贫困线以下。可她会过日子，从街上捡了两台人家扔的旧电视，全是彩电，花几美元买一大包旧衣服（大部分九成新，只是样子过时了一一人家那儿一个月ー个样式，衣服换代率极高），上穷人商店买便宜吃食（鸡蛋放的时间稍长点，但总不至于泄黄，富人要吃当天的鲜蛋，不买超过三天的，咱们低价买来吃，咱们的胃口可没有那么讲究），嘿，日子过得挺红火。她说那比她在国内当大学教师都强。主要是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尽管在美国算穷人），日子过得松心。在国内，大学教师照样穷。整天要为多拿几块钱东奔西忙给“五大”（夜大、电大等）业余上课，成了讲课机器。他说（指她丈夫），德国教授月工资是五六千马克，咱们的教授160元人民币，合80马克不到。
不能光看这个，他们物价也高。一个月医疗保险就要交400马克，房租要交2000马克，汽车要上税几百马克，一分，那几干马克也就完了。
可人家什么都有了。
国情不一样，反正那日子我过不惯，毕业后我还得回来。硕士说。毕竟是寄人篱下。
人们一致赞扬硕士爱国，但问他房子怎么办？
硕士说，如果他拿到博士回国，他们院无论如何也要给他解决一间房。
平房我可不去，没暖气，没煤气，没厕所，没洗澡间，没厨房，那日子怎么过？凭什么博士连个科长都不如？人家科级还两间一套呢？
有总比没有强，谁让咱吃知识这碗饭呢？
反正不解决住房问题，我就不回国，老婆说。人家那些大官儿的子女都不回，我更不了。
硕士笑笑，笑得很苦。
老婆出去后，硕土坦白说，这几年他在德国学得很苦，但玩得很痛快。他每月1000多马克的奖学金，吃“穷人商店”的东西，可以省不少钱。他已经到东欧、南欧、英法等国玩过了，穷玩，还行。唯一的问题是老婆不在身边。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国外都作了“抗战夫妻”，“互相帮助”嘛，可以理解，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比如我就干不来，所以就只好把老婆接出来。
搞外国娘们儿呀！
中国学生胆子小，也没钱，等着吧，学不了三个月，就会产生性狂躁，难受得你学不下去。
自己难受是小事，那几个老婆在国外的人心中不免嘀咕起来……
偏偏硕士哪壶不开提哪壶，又说，唉，女人真有专利，在德国，混得好的留学生中女的比男的多。
话没说完，已走了几个人。硕士这オ自知失言。
火车到苏蒙边界时，蒙方的边防站人员上来检查护照，其中一个白净脸膛的书生模样青年一眼看到中国画报，就拿起来翻看，又惊又喜，看得直入迷。然后他指着大熊猫问中国人这是什么。会俄语的人告诉他说这是“吃竹子的熊”（俄文如此构词法），他大惑不解，说从没见过这种熊。人们告诉他这是中国特产，在外国很有名的。他不好意思地说他这是第一次见到和听到有这么好玩的东西。他们不了解中国，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两个邻国，竟然陌生到如此程度，让他把画报带下去吧，他连说不行，道着谢下车了。
列车在夜色笼罩下进入了苏联境内，啊，西伯利亚！不久就开到了一座边境小城，人们纷纷跳下车来吸呼西伯利亚的空气。冬末初春的远东，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寒风刺骨、狂风大作。相反，空气很湿润，弥漫着清香的气息。那气味来自大森林，来自化雪后潮润的泥土。这群中国青年又蜂拥闯进小火车站的候车室。
火车又开动了，旅客早已困得熬不住了，全都睡去。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阳光明晃晃的极刺眼。一看表，オ早晨4点（莫斯科时间），人们明白其实这已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
列车开到斯柳疆卡，停车12分钟，年轻人按不住激动，抱着照相机飞奔出车站，直奔贝加尔湖而去，化雪后的泥水溅了他们一身也顾不上了。
拍照呀，笑呀，我们这是在贝加尔的怀抱里！拍完了又飞也似地向列车跑去。列车员在焦急地点着人数，生怕漏下谁。直到人都到齐了，他们才收起红旗。
漫漫的长途旅行，最难熬的是长夜。
聊天，倾诉衷肠肠，几天过去了，已经腻了。人也乏了，但又无法入睡。车过1778公里的里程碑后进入了欧洲，人们开始激动。似乎终于告别了那穷疯了的亚洲，进入了天堂般的欧洲了。好日子来了，欢呼吧！一个哥们儿神经质地说，可没人响应。连他自己也觉得没趣儿。离要去的德意志越来越近了，可离家越来越远了，怎么说那穷地方也是“生我养我的龙江村“啊！那是一片热土，那里有我们二十多年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一位很憨直的小伙子一路上寡言少语。他帯了一大旅行袋方便面，一天不知要吃多少袋，可还是饿：那东西没有油水儿。去餐车吃吧，要卢布，吃不起。那就多加点水，喝汤吧。他坚信，等哪天再回中国时，他会像个富翁一样腰里揣上足足的盘缠，要多少卢布有多少卢布，再也不带吃的了。
大吃方便面的青年愈来愈愁眉不展（他一直显得不大合群）。人们给他打气，说你发哪门子愁？咱们都不会德语，英语也不灵，到了那儿再说吧。你现在发愁也无法三天内学会德语呀！听说德语比法语还难学，比俄语也难。
那哥们儿终于憋不住说了实话：他出来时老婆已怀孕七八个月了。大伙儿一听都说这是他的不是。你明明正办出国，为什么还让她揣上？他说，我们也没想到要怀孕，让她去打胎，她们全家反对。我知道，她们家是怕我在那边混好了不要她了，想用孩子拴住我的心，中国人就是不开化，这也算拴人的办法么？男人的心怎么会在这上边？土啊，不开眼啊。以为凡是出了国就能混得多好多好，就会当陈世美！说着小伙子苦笑起来。
过了新西伯利亚市，又过了欧亚界碑，一座座苏联的城市开始一连串地出现，人口也显得稠密起来。说实话，这片雄伟的土地上似乎人们的日子过得并不那么红火，那些城市也呈现出我们这里见惯了的文明与落后的混合。人们的衣着并不讲究，可以说是“朴实”。从新西伯利亚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大城市的外观上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城市现代化程度并不比我们高。时而站台上有苏联人找外国人（包括他们为是日本人的中国人）要美元，要美国烟，要打火机，要纪念品。
唉，真没想到。这些年轻的中国人开始感慨。他们革命七十多年了，竟还有这种世风。闹了半天，他们的强大让老百姓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有人不同意，说别管怎么着，他们的宇航事业、重工业、体育是第一流。人家好歹有那么些第一流。苏联给人的感觉是惹不起，别人不敢随便动他一根毫毛。能树起这样的国际威望来也算不简单了。
有人则说，别提了，苏联人到中国来纯粹是疯狂抢购，轻工业品、电子产品、副食品、纺织品，什么在他们看来都好得不行。我们现在是抢日货、美国货、西德货，什么东西一说是国产就皱眉头，其实我们的东西在东欧极走俏。我们比他们强。可是，我们不能光凭这一点就认为比人家强呀：以吃得好坏为衡量标准那是猪的哲学。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强大，总爱干涉人家国家内政，输出革命，老百姓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其实大多数老百姓的眼睛是盯着菜篮子的。所以，有人说还是日本新加坡和西德这样的国家赚了，不用承担那么多的负担，自己顾自己，反倒日子好过。就是，人不能总想管别人，那样总会落个力不从心。
在莫斯科一下火车，你就会不时地碰上向你要美元、要西方产品（电子表，计算器，牛仔裤，打火机，羽绒服等等）的人。不少人是大学生。你要做点什么事，他们会向你要小费。公价美元对卢布的比值极低，一美元换不到一个卢布，可黑市上一美元可换得四五个卢布。街上和商店里排大队现象很严重，蔬菜和水果极少见，辽宁苹果（一般的国光）卖两个多卢布一公斤。
他们的家电产品落后到无法想象的地步，价钱还极高。街上很少能找到饭馆（咖啡店倒是不少）．一般饭馆里副食品极单调（价钱倒不贵）。他们的饭馆和饭店很有趣，一旦座位坐满了人，服务员就关门，外面就排上大队，出一个进一个，保持室内安静，可室外的人就得顶风冒雪地站上好一阵子才行。
莫斯科的市容雄伟壮观极了。气势磅礴的大厦（像我们的军事博物馆那样的）比比皆是。可如果你串小巷，就会发现破旧的店面，破烂的房屋和失修的街面，公共汽车上的泥土太多了，商店里品种太少了，大队太多了……有人诙谐地说，到了莫斯科跟到了家差不多。一切都有似曾相识甚至没有出国得感觉。
最令人恼火的是，中国人在这儿不是被当成日本人就是被当成越南人。这儿的越南人可真不少。一旦你说你是中国人，他们会先是一愣，然后就大喊“中国一苏联，德鲁日巴（友好）”。他们会极热心地为你指路，很热烈地同你握手，一个劲儿地重复“德鲁日巴”。于是你感到宾至如归。
这群中国青年又转上了莫斯科到柏林的火车，途经波兰和东德，一天一夜就到了西柏林。
分手在深夜，从此就要浪迹四方了。此时此刻，大家只希望这火车就这么没完没了地开下去，朝前走，莫回头。大千世界，我们的确太渺小了，要闯要拼命。我们多希望水远在一起不分开呀。可是不行，命中注定我们要相会又要分别，要去挣命，奔日子。
一列火车，又一列火车，载走了奔向不同方向的人。只剩下四个人第二天清早转车。
他们送别了朋友，提着行李进了西柏林车站。去找旅店吗？算了，还有六个小时，就在车站凑合一夜吧。
可是不行，站上警察来轰旅客了。原来西柏林车站夜间是不允许停留的。要清站锁大门。
去哪儿呢？旅店要几十马克，大贵了，可外面冷风呼啸。令人无法停留，女歌唱家偏偏一路上皮肤过敏，服了扑尔敏，此时已伏在丈夫身上大睡，甚至边走边睡，颇有当年八路军夜行军的工夫。
此时的车站附近聚集起一群破衣烂衫疯狗一样的酒鬼，他们醉了，发疯般地跳舞，骂街，打架斗殴，不时向中国青年冲过来。
一位懂德文的学生去找警察，希望能留在站内，像动物一样被锁在铁门里加以保护，但遇到拒绝。可是，他诉苦说，我们随时会遭人抢劫或被酒鬼侵犯。警察说他们只管出了事以后的事，目前没出现抢劫和斗殴事件。中国人无奈，只好提着行李来到警察局门口过夜。
寒风呼啸，他们像落叶被横扫。那女士在狂风中依然大睡，她丈夫只好把她塞进公共电话亭中过夜、这娇小的女歌唱家缩在的亭子里，倒头便睡。三位男士在凛冽的风中跑步取暖。
都是为了省下那几十马克！
女歌唱家此时做了一个大美梦：她终于成功了，灯火辉煌的德国国家歌剧院舞台上她唱着台丝德蒙娜的咏叹调。舞台下抛上来成堆的鲜花。
三个男士仍然在跑步，在跳高。好久没这么快活地玩过了，又像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的小伙伴中。
地球在不停地旋转，此时的祖国已是上午8时。新的一天已开始了。祖国，您早！我们心里揣着您！不知不觉中泪水已上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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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