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克明：珍宝岛冲突后，我们紧急进山伐木

克明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克明

克明，本名包·耶希扎拉森，蒙古族，1951年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同年插队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锻工。八年后转插呼伦贝尔草原。先后任职呼伦贝尔盟民族歌舞团、呼伦贝尔盟话剧团、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内蒙古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剧作家，诗人，国家一级词作家。代表作：歌曲《呼伦贝尔大草原》《往日时光》《绿皮火车》，歌剧《天鹅》《公主图兰朵》，音乐剧《金色胡杨》《苏赫与白马》。

原题

冬天里的童话

作者：克明

我最喜欢冬天。

因为，冬天里有雪。

每年的雪都不一样，记忆中最难忘的是1969年的雪，因为，雪中有血。

突然通知我去小兴安岭林区伐木。我是个锻工，按理说，和伐木没关系。可到过林区伐木的人知道，还真离不开铁匠。

森林里，能将伐倒的树木拖下山的，是牛和马，而它们蹄子上的铁掌，需要铁匠们来维护。上山的是罗师傅，他是9团最优秀的铁匠，点名要我去做助手。

提起1969年，大家都知道，珍宝岛上中苏战争打响了。

沈阳军区要大量生产枪械，而枪身离不开木材，所以，兵团战士们就开进小兴安岭去伐木了。两个团，8团和9团，各抽调100名战士，铁匠却只有两个，罗师傅和我。

走得很急。

我们各个连队抽来的人，在团部集合，坐进帐篷封闭的大卡车里。每个人屁股下是自己的行李，点完名，就出发了。

汽车刚刚要起步，匆匆跑来一个战友，把行李扔了上来，一个蹦子翻过槽帮，坐在我身边。一长队汽车，在雪原上急驰，一会儿，这个新上来的就趴在车尾的槽帮上开始呕吐了。

天很冷，车蓬不敢打开，因为不断有雪沫卷进来；放下来吧，汽车尾气又很大，闻了就想呕吐。

本来可以在鹤岗上火车，可能因为保密吧，一直用汽车把我们送到一个名叫兴隆的小镇，下车时已经是清晨，腿麻的都快不会走路了。

兴隆镇街道上黑黑的，只有一家小饭馆，事先有人联系好了早餐，做的饭是我最爱吃的猪肉酸菜炖粉条和大米饭，吃完就上路了。

这次，改坐火车。我第一次见到森林小火车，很袖珍，全按比例缩小的那种，地板、座椅和小桌，都是木头做的。很冷很冷，没有暖气，大家都用脚跺着地板取暖，车厢里一片震响。

小火车一直在森林里穿行，两侧都是雪原和森林，有时停下等车，给下山的列车让路。

下山的列车拉的都是圆木，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用树干和铁丝绞紧。我身边坐的是那个新上车的人，很文静，消瘦，不爱说话，眼睛总是望着窗外。天，渐渐又黑了，好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有开饭。

我挤到列车中间的链接部，找到小锅炉，打来一杯开水。又从怀里掏出在饭馆里吃饭时，顺手偷来的一个馒头，掰成两半，递给他。他感激地笑笑，接了过来。

这样，我俩就认识了，他叫冬海，是哈尔滨知青。小火车走走停停，大约10个小时后，在一个名叫蚂螂河的小站停了下来。

东北人管蜻蜓叫蚂螂，这附近一定有条河，夏天的河面上一定有无数的蜻蜓在飞舞，不然，为什么会取名叫蚂螂河呢？

大家跳下小火车，到站了。

小兴安岭里有很多林业局，每个林业局又都有好多个林场，分给沈阳军区采伐的叫龙口林场。

这个林场不是很大，储木量算是中等，但都是原始森林。林子很密，树种很丰富，主要是白松，落叶松和蒙古栎，东北人叫椓树。

还有很多白桦、黑桦、白杨，色木，粗大的黄波罗。没到林区之前不懂树木有硬杂木和软杂木之分，像黄波罗、松树和杨树，都属于软杂木，是我们这次采伐的重点。

龙口林场很美丽，很精致，就像它的名字。四周都是山峦，山上都是密林，中央是一个两平方公里的平坦场地。晚上，淡黄色的月亮从树林尖上升了起来，把整个营地照得雪亮。

先头部队早已经把一排排帐篷搭建好。柴油发电机为各个帐篷送上了电。

拉套子的牛和马，都静静地安排在桦木杆搭好的棚圈里，它们是我的工作对象。每头牛，每匹马，都要挂上铁掌。

罗师傅早来了，他已经掐好几百个牛掌钉和马掌钉，我来了，主要是帮他打马掌和牛掌。现代人恐怕不知道什么是挂马掌。

说白了，就是马蹄上用铁钉挂上去的铁掌。在东北，这是铁匠的基本功。尤其在冬季和冰雪开化的初春，牲畜在拉动重车时会很用力，这样就会掉掌，随时要把铁掌补上。

沿着雪道走到第一个台地，就是楞场。

森林里伐下的大树，切掉树冠，剩下的就是树干，林业工人叫楞。把众多的楞归到一起的工作，叫归楞。

这是天底下最累、最危险的活儿。成百上千棵树干归到一起，垒成高高的楞堆，下面是个汽车道，一根一根放到汽车上，用钢丝勒紧，就可以拉下大山了。

从台地直通到山顶，是宽宽的雪道，可以行走链轨拖拉机。雪道旁，有几十条小一号的雪道，通向大森林的腹地。

战士们的工作有两种：一种是伐木，选择胸径40公分以上的树木伐倒，用斧子和短锯将树冠切掉。第二种是用牛或马拉的小套子，将伐倒的圆木拉到雪道上，再由拖拉机拉下山，拉到楞场。很繁琐，但工序一点也不能有差错。

冬海干的就是牛套。

一头很可爱的小母牛，浅黄色，牛角是秃的，眼神很温柔。牛拉的套很小，像一只小号的雪爬犁，把圆木的小头撬起来，放在爬犁上，用钢丝绳绞好，牵着牛，在雪地上很轻松地就拉走了。所要小心的是，尽量选好道，别太快，更别让圆木碰到牛腿。

伐木的兵团战士有男有女，打扮都差不多：绑腿，棉制的护膝。

手里一把长锯，也叫“快马子锯”，两头有把，扛在肩上，忽闪忽闪的；还有小锯和玻璃斧子，是削树头树枝的。

两人一组，踩着没膝深的雪进山，找到可伐的树，单膝跪下，两个人配合着拉锯。树倒的方向提前看好，不小心就砸到自己。

先伐下风头，快锯通的时候，撤出锯刃，移到上风头，当听到大树断裂的声音时，树干就快倒了，要大喊一声“顺山倒～！”雪粉蓬然而起，一棵几十年、上百年才能长成的参天大树，瞬间倒在雪地上……当年不懂得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更没有听过环境保护这个词。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作孽啊！不说别的，就说这雪道吧！笔直的雪道一直从山脚开到山顶，不知要砍掉多少树木？还有那么多的小雪道呢？

每一棵大树倾倒时，连带砸断的小树无尽其数，实在让人心疼！

最壮观的是楞场，一个月后，圆木就堆积得如小山一般！怎么堆上去的呢？人，用肩膀抬上去的！从平地到楞堆顶部，一共有三阶跳板，每一阶都是相对的两个巨大跳板。

一棵圆木拉到楞场后，上来八个人，两人一组，用一根两头尖的圆杠，中间垂下铁制的钩子锁住圆木。杠子叫“蘑菇头”，铁钩叫“掐钩”，“掐钩”联在一根木杠上，杠子叫“扳杠”。

相对应的两个人用力推紧扳杠，这才能保证圆木行进的平稳。抬蘑菇头的都是壮汉。一共两组，每组四个人，哈下腰，将掐钩卡进圆木，在领头人喊的号子声中，挺起腰杆，圆木竟神奇地离开了地面，一颤一颤地向跳板走去，向楞堆走上去了！

号子声是有讲究的，要掌握节奏，要诙谐，有的高级的号子手，还会唱出骂人的话，被骂的人，不可以生气，不能打断，因为会有危险。

喊号子的人叫“杠子头”，脾气很大，人们都尊重他。抬木头，分大肩和小肩；大肩是右肩，这个肩膀吃劲的人很多，十个人里九个是大肩。

小肩的人很少，但两个人一组，必须有一半的工人是小肩。喊号子的人，一得是小肩，二得会唱歌。

一不留神，竟然把我选上了！

冬海的帐篷和我住的是斜对面。

每座帐篷的格局都一样，大约20顶帐篷在空地上排成一片，很有点气势。东山下，是八团的驻地。

八团女知青居多，两个团平时并无来往。只是每天上山的路上，会遇到八团的姑娘们。一水的棉军装，皮帽子，有的姑娘会围上围巾，红色的，蓝色的，在雪原中行走着，令人神往。

那个时代，男女是不说话的，只能远远的观看。

帐篷的格局都一样。

一进门，就是南北两个巨大的铺，用小杆钉好，铺下就是白雪。

三个月后，我们下山时，厚厚的白雪还没融化。我的同铺是个四川转业兵，姓刘，高高大大的个子，四方大脸，很英俊，很温和，是五连的老战士，对我特别照顾。每天晚饭后，冬海都在帐篷门口吹笛子，他的竹笛吹得比我好，真有点专业水平。

我俩换着吹。

一听到《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我就会搬一只马扎，坐到他身旁，他想他的哈尔滨，我想我的北京。吹完了，还会聊一会儿，然后各自回各自的帐篷。

老刘发现我喜欢文艺，也会为我唱一些部队的歌，都是藏族风格的歌曲，因为他当兵时在西藏军区。

“东方刚升起十五的月亮，那月亮照亮了最黑暗的地方哟。

噢～那不是十五的月亮，那是人民英雄解放军噢，索哩央勒！”再以后，冬海吹他的松花江上，我就吹我的索哩央勒。

我们的帐篷因为人少，所以隔出一半做伙房。每天早上天还黑着，伙房就叮叮当当地做饭了，不一会儿，蒸馒头的香味就弥漫在整个帐篷里。

帐篷里很热，森林里有的是桦木，截成半米一根，我们叫“水葫芦”，填进汽油桶改成的火炉里，不一刻，就能红到炉筒子上。

开始时，每天都给牛马挂掌。过去一段时间，来挂掌的少了。罗师傅说，这是因为牛马渐渐习惯了冰雪，会用巧劲了。

有一天，我俩正在铁匠炉叮叮当当地干活，山上跑下来两个姑娘，是八团的，脸色苍白，话都说不完整，只是恐怖地说，树干流血了……罗师傅抄起猎枪，我又叫上炊事班长，三个人一起跟着姑娘上山。

原来，她俩在拉锯的时候，从树干里流出来一滩血，还听见动物的吼叫声。

我们赶到时，树已经被附近赶来的战士的锯断。

一只熊被锯死，另一只从树干顶部的洞里逃走了。据罗师傅从足迹上判断，跑的是大熊，死的是小熊，但小熊也有200多斤重。费了很大劲，大家才把熊拖回营地。

当晚，大家吃上了熊肉，很粗，一点也不好吃。扒好的熊皮放在雪地上，让人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那天傍晚，冬海放下笛子跟我说：“你说人怎么这么狠呢？人家在树洞里睡觉冬眠，着谁惹谁了？

锯伤了，跑了就完了，还给锯死……”

别人都吃了熊肉，冬海一口也没吃。

杠子头不知和谁置气，不干了，下山了，楞场的作业基本停摆。副团长派人找到我，让我顶上去。

我站在跳板下向上看去，懵懵的～我从来没有抬过圆木啊？更甭说还要喊号子？队伍中的人都鼓励我。

我试着用小肩和大家走了一次，还行！冬天里的圆木很重，大的约有1500多斤，小的也有1000斤！跳板上有雪，专门有人用笤扫随时扫。蘑菇头压在肩上，像陷进肉里，开始很疼，后来麻木了，没什么感觉。

起身的那一瞬间，膝盖在抖。号子的旋律很简单，唱词随便来，只要合上节拍，有点趣，就是好听的号子！我是领唱，大家在弱拍上和，都很帮忙唱，声音很响亮！

“嗨～挂了上吧！”

“嗨！”

“哟～嗨～”

“嗨！”

“掌腰起来吧！”

“嗨！”

“使了一把真啦劲儿啊！”

“嗨！”

“脚下是大跳板啊！”

“嗨！”……

号子悠悠的，长长的，回荡在楞场上，回荡在山谷里，雄壮的和声震荡着我的心，让我感到快慰和力量！

一根根的圆木抬了上去，压脚子将圆木卡住，卸钩，轻松地走下来，又将另一根圆木抬上去，抬到高高的楞堆上去……十天不到，我的颈椎和肩膀之间，压出一个大包，随着不断的压迫，大包开始破了，流水，水干了，就会和秋衣或毛衣领子粘到一起，晚上脱衣服时，会再度撕开，痛苦无比。

卫生员姓黄，大家叫他黄大夫，和老刘是部队的战友，每天晚上都来给我换药，时间长了，就有点烦：“这个娃儿硬的很！有个偏方很管用，你敢不敢用？”我说：“疼不疼？”“一点也不疼，抹上就好！

就是用鼻涕，可管用哩！”吓得我赶紧说不用。

就这样，撕开，愈合；再撕开，再愈合，十天后，竟然痊愈了，而且，从里到外有些奇痒，一旦蘑菇头压上去，会有一些痒痛痒痛的舒适感。

脖颈上隆起一块硬硬的死肉，肩膀也更宽阔了。

冬海心疼地抚摸着，叹了一口气：“不行咱就别干了……”

小熊死后半个月，一天夜里，伙房传来乒乓的声响，开始，大家睡的很深，没有什么反应；突然，一只水桶翻倒的声音，把大家吵醒了。

老刘压低声音招呼着罗师傅：“老罗，好像有熊！”罗师傅的位置挨着伙房的间壁，他轻轻拿起猎枪，把枪口探了过去，回头悄悄说：“捂住耳朵，我开枪了！”“砰，砰！”两枪，又传来一阵乱响后，安静了。

罗师傅又压上两颗子弹，拿上电筒，我们赶紧跟了出去。

伙房里的东西乱七八糟的摊了一地，没有熊。

伙房外，一串熊的足迹指向山上，大森林一片安静。

老刘问：“罗师傅，打到没有？”罗师傅摇摇头：“打它干什么？冬眠的熊让咱们吵醒了，孩子也死了，它就是饿了，下山找点吃的，撵走就算了，唉！”

归楞是个危险的工作，上千根圆木垒成小山，人是不可以上去的，就怕楞塌了，把人碾死。可我们团就是有个不怕死的，比较二，什么事都冲到前头。

东北人有句话：“家雀儿下鸭蛋，楞充大眼子”，说的就是他。一来二去，人们干脆叫他大眼子，反而忘了他大名。

他听了也不介意，嘿嘿地笑着应答。前几个星期，他在楞堆上跳舞，大家都喝令他下来，他就是不下来。

下面装车的没注意，一开闸，楞堆呼愣一下塌了下去，大眼子猝不及防，摔倒在堆顶，四脚朝天地旋转着往下滑，快到底时，圆木停止了滚动，他脸色煞白，颤抖着爬了下来。

这事让副团长知道了，把他臭骂了一顿，差点扇他嘴巴子。可这事刚刚过去没多久，大眼子又出事了……

我们楞场的人没在现场，林子里的同志回来告诉了大伙儿。森林里伐倒的大树，有专门的人清理树冠树枝，然后，由拖拉机用钢丝绳拖下山，拖到楞场上。指挥拖拉机手作业的，是个技术活。

大眼子相中了这个活，偏要指挥。山上由于雪深，常常埋住了树墩，如果圆木卡在树墩上，要尽早发现，听到发动机转速突然慢下来，排气管冒出黑烟，就应该知道有问题，马上示意停车，检查。

这天，拖拉机的履带一个劲儿地打滑，冒黑烟，拖拉机手停下车，让大眼子检查，他却让拖拉机往后倒车，然后突然加速，用力量把卡住的圆木拽出来。大家都按规矩回避，躲藏到树后，唯有大眼子不怕，还在雪地上张罗着。

拖拉机猛地往前冲，又拌住了，他又让往回退，接着又指挥向前冲，一边指挥一边骂人，这次，钢丝绳一下绷断，巨大的冲力横着扫过空中，扫断两棵小树，抽在大眼子肚皮上，他惨叫一声，就倒地昏迷了……副团长马上调来吉普车，把他送到通河县医院，医生说治不了，让赶紧转院到哈尔滨，不然就出人命了……副团长黑着脸来到楞场，下了死命令，再也不许出现任何安全事故！

冬海病了，高烧不退。

身上压了两床被子，还是打抖。我告诉了老刘，老刘让我从伙房要来一小碟豆油和一个瓷汤勺，在冬海的脖颈下、胳膊弯、脊椎两侧反复地刮着，刮着，大约一个小时后，皮下开始出现大片的紫红色的斑，然后，用热毛巾擦拭全身，静卧，冬海不一会儿就沉沉的睡去了。

老刘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悄悄对我说，没事了！

那天我没出工，就坐在冬海身旁看护。

快到晚饭时，他醒了，显得很精神，爬起来想要上山，我劝住了他。他看看左右没人，悄悄给我讲了他的秘密：他爱上了连队里一个姑娘，一个会跳舞的姑娘，长得很漂亮。

团部宣传队选中了她，但她提出要和冬海一起调走。

可冬海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这事就悬在那里。冬海拼命工作，拼命表现，是为了入团。

入了团，就是革命的青年了，才有可能调到宣传队，和自己心上的人在一起……他幽幽地问我：“你说，这事能成吗？”我不知如何回答。他问我：“你想打仗吗？”我奇怪他为什么问这个。

他见我不吱声，接着说：“我就盼打仗。假如真的和老毛子打起来，我他妈第一个冲上去！哪怕牺牲了，我也要冲！我就是想证明，虽然出身不好，但我的心也是红的！”

同病相怜。

我俩都18岁，出身都不好。虽然我还没有心上人，但我能隐约感受到他的痛苦。

出身，这个无处不在的幽灵，总在你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出来恶心你一下，然后，又悄悄躲进了档案袋，等待着下一次机会……冬海为了证明自己也和别人一样，甚至不惜用生命，真让我感慨！

老刘出身也不好，但他已经放弃了所有的追求，只是默默地做好份内的工作，如有闲暇，他会坦坦荡荡地帮助一切需要帮助的人。

卫生员胡大夫也好像出身不好，但他是党员，部队里入的。那段时间，我的心情很不好。自由散漫的我，经常说不干就什么也不干了，拿起猎枪，到森林里玩，罗师傅也不管我，楞场上的弟兄们也从不说我的坏话。

森林，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充满了诱惑。山谷里有一处小溪，溪水清澈透明，上面是厚厚的冰盖，有些融化了，叮叮咚咚地落在水面上。

你停下脚步，就会听到这声响，很清脆的声响。银白色的雪地上，偶尔会看到动物的足迹，有的细碎，有的宽大，步幅深浅不一地印刻在洁白的雪地上。森林里没有风，很暖和，也就是零下十度。

安静极了。

有一种不知名的红果，像串珠一般从雪中伸了出来，张扬着妩媚的色彩。还有一种叫冬青的野果，在高高的杨树枝头，羞涩的藏着。我只要见到冬青，不管多高，一定会爬上大树，把它们摘下来。

别忘了，我是个铁匠，我能把镰刀头改装到长杆上，轻轻一割，冬青就会落到雪上。冬天里，人们都会得冻疮，尤其是姑娘们。

胡大夫让我采来冬青，放在伙房的大锅里煮，然后分给得冻疮的女孩们烫脚，他说这个方子有奇效！我无意中还看到了猴头蘑菇，在蒙古栎的枝丫上，身上落着雪。

再后来才知道，假如东边有一个猴头，那么，它对应的方向一定还有一个！运气好的话，一天能采到七八个饱满结实的猴头蘑菇！

人，总要想办法排遣烦恼；我排遣的办法就是到大自然中去。一到森林或草原，我的心就会融化到每一片雪花或露珠里，变得晶莹剔透……

太阳向西飞跑的脚步开始慢了起来，春节快到了。

采伐的进度很快，指标也快完成了，节前放了两天假。

哈尔滨离通河不远，松花江的对岸就是方正县，到了方正县就能坐上长途汽车，回哈尔滨很方便。

但冬海不想回，他要留下来坚守岗位，他说，这一批团员可能有戏，大家都说他干的很好！

我去了一趟通河县，听说那里能买到狍子皮。狍子皮的防潮功能特强，铺在雪地上睡觉都没问题。

1969年，阶级斗争的形势更严峻了，自由市场早都被取消了，通河能买到狍子皮吗？事情恰恰相反，春节前的通河，不但有集市，而且还挺红火。

卖狍子皮的贩子贼眉鼠眼地打量着过客，但凡见到知青打扮的人，就会悄悄贴上去，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要狍子皮吗？如果你停下脚步，他会很热情地再说：“兵团的吧？要几张？”

我跟着小贩走进一个小院，他迅速从柴伙堆里掏出狍子皮，厚薄两种，厚的大的15元，薄的小的8元。

我掏出20元，小贩咬咬牙，给我一大一小两张皮子。回来后，我和冬海一人一张，我俩过了个温暖的冬天……

春节到了，营地开了个联欢会，八团的姑娘们也来了，老刘唱了一首歌，冬海吹了一首《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大家都鼓掌叫好……

采伐终于结束了。

楞场上的圆木都拉干净了，我们把掐钩、把门、蘑菇头和板杠都交回仓库，各种绳索和工具的归仓忙了一天。

这时，传来了好消息，大眼子抢救回来了，身体正在恢复中。听到这个喜讯，大家都很高兴，都说有这一次的教训，他一准会改改性格，再不会得瑟了。

胡大夫哼了一声：“狗能改了吃屎吗？”大家都不吱声了。

先头部队的帐篷已经拆掉，支木和细碎的物品整齐地码放在一起。还剩下最后一车圆木要装车，都是七长八短的圆木，真想算了吧，可司务长偏让装上，说空车回到绥滨，那么远的路，太颠簸。

好吧，大家提起精神来，一鼓作气就装完了。

还剩下最后一根圆木，长的样子好像是杆枪，到三分之二处有个拐弯，谁也没在意，一股劲就把它扔上车。

冬海在车后站着，我在车头，和司机说话。车上有人喊，让把这根圆木调个方向。冬海拿起一个扳钩，想扳它一下，正这时，我转了过来，车上的人看他举着扳钩不方便，在上面用压脚子撬了一下，谁想到这根圆木滚了起来，样子像枪托的那个拐弯一转，轻轻碰在冬海的前额，正好后面有很很粗的圆木，一垫，冬海哼了一声，就蹲在地上，喷出来一口鲜血。

鲜血洇在雪地上，显得分外的红。

我赶紧跑过去，从后面抱起了他。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头疼……”就再也不吱声了。

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抱到了团部的帐篷，正好胡大夫在，他很有经验，让我们顺着炕沿放倒，我看了一眼，炕上铺的就是那张熊皮。

我们大家给胡大夫讲述过程的工夫，冬海突然大口大口吐出鲜血，喷得很远。

胡大夫大喊一声：“不好，马上调车，去通河县医院！”汽车来了，我跳了上去，后面的人把冬海托了上来。我岔开腿，冬海就躺在我怀里，汽车疯了一样向前冲，两面的树林刷刷地向后退。

胡大夫一把扯开冬海的棉袄，撩起内衣，对我喊：“把住衣服！”他打开药箱，抽出一管强心剂，在颠簸的车上，打碎药瓶的头，装上针管，吸满药水，长长的针头一下就扎到冬海的心脏上去了。

见冬海没有任何反应，他捉住两只脚，把他从我怀里抽出来，平放在车厢里，上去就开始做人工呼吸！

20分钟后，胡大夫翻开冬海的眼皮看了看，停止了一切抢救，说了一句话：“没了……”

车上的人顿时没了声响。医院到了，大家陪着冬海，下了车。接诊的大夫看了看：“颅骨都塌了，应该当时就不行了。”

冬海被推进一个小屋，屋里很冷。

胡大夫把我留下，说是要回去汇报。当时也没有电话，团里还得派人到哈尔滨，找到冬海的家人报信。临走时，找来一包蜡烛，一包脱脂棉，告诉我，过一会儿就得用棉花清理耳朵、鼻孔和嘴角的鲜血，如果冻住了，家属看到会更难过。

说完，一群人就呼啦啦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