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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肖复兴:我的精神家园属于北大荒

肖复兴 新三届 2021-04-24

作家简历

肖复兴

 

肖复兴,1947年出生,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1974年被北京市招考为教师。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当过大中小学教师,曾任《小说选刊》副主编,《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已出版50余种书,曾多次获全国及北京、上海地区优秀文学奖。


原题

北大荒




作者:肖复兴




01
  
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我一直以为,这样的精神家园,一般都会在青春时建立起来,说其属于精神,但一定也有具体的所指,并非虚渺,而是实在的。
  
我的精神家园属于北大荒。
  
1968年,我刚到北大荒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好笑,自以为是,急公好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用当时东北老乡的话说,其实就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那一年,我21岁。看到队里的三个所谓的“反革命”,认为并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而绝对是好人。尤其是看着他们的脖子上挂着三块拖拉机的链轨板挨批斗,更是于心不忍,要知道每一块链轨板是17斤半重,每一次批斗下来,他们的脖子上都是鲜血淋淋。于是,我带头出场了,自以为是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李玉和出场一样呢,要拯救那三个人于危难之中。
  
那三个人中,一个是队上的司务长,说是他贪污了食堂里的粮票;一个是复员兵,被叫做二毛子,因为母亲是个老毛子(俄罗斯人),硬说他是苏修特务,到他家掘地三尺要挖出他里通外国的电台;一个便是赵温,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硬说是和队上赶大车的大老张的女儿乱搞。
  
第一场戏,演出的是访贫问苦。我和一起去北大荒的八个同学当时流行小演唱“八大员”,指的是炊事员、饲养员之类,我们就被队里人戏称为“九大员”。我分别悄悄地跑到这三个“反革命”的家里,踏雪迎风,身后甩下无边无际的荒原,心里充满小布尔乔亚的悲天悯人情怀。我走进的第一家,是二队最北的一间用禾辫子盖的泥草房,是三位中的一位,是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家,我看见家里穷得盆朝天碗朝地的,而他自己则光着膀子穿着一件单薄的破棉袄。不知道我来了哪一股子劲,当场脱下来临到北大荒之前姐姐给我的那件崭新棉大衣,披在他的身上,感觉良好地当了一回救世主。
  
他就是赵温。我们二队的木匠,干一手好的木匠活,唱得来一腔好嗓子京戏。
  
第二场戏,演出的是激扬文字。我和同学一起连夜赶写了三张大字报,慷慨激昂,挥斥方遒,有事实有理论,有文采有感情,掷地有声,不容辩驳。第三场戏,演出的是现场辩论。那时,我们的食堂是全队的政治中心,大会小会,一切活动,都要在那里举行,俨然是我们的“人大会堂”。一连几个收了工的晚上,我们真是有种“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意思。
  
我以为我们在节节胜利。根本没有料到,第四场戏就要开场,我已经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断头台就横在我们的面前。
  
上级派来的工作组进队了。这是队上的头头搬来的救兵,要演出一场气势汹汹的借刀杀人。工作组的组长找我们“九大员”分别谈话,这位年纪和我一样大的66届老高三毕业的组长,是友谊农场党委书记的秘书,他开始向我大背整段整段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语录,密如蛛网遮下来,雨打芭蕉打下来,先把我说晕,然后,义正词严地向我指出和队上的党支部对着干而为三个“反革命”翻案的问题性质的严重性。显然,他和队上的头头已经认定,我是“九大员”中的罪魁祸首。
  
就在这时候,赵温走到我的身旁,很多当地的农民走到我的身旁。他们都不善言谈,只是默默地陪伴着我,约我到他们家里吃饭喝酒。默默的却形成了一股气场,静水无声,却有着渗透和冲击的力量。有一天晚上割高粱,每人一块地,谁割完谁回家。我割地慢,别人早割完回家了,我还在吭哧吭哧地割,等我快割到头的时候,才听见前面嚓嚓的声音,高高的高粱穗全部倒在地上,我看见面前站着的是一脸汗珠的赵温。他什么话没说,和我前后脚回去了,临到他家的门口他叫住了我,说:“你嫂子做好饭等你呢。”
  
我知道最后我终于幸免于难,在于他们,我才发现,并不是工作组高抬贵手,也不是你自以为是悲天悯人如李玉和一般在救他们,而是他们搭救了我,我第一次感到有一种来自民间的力量,如同脚下的土地一般那样结实有力,让我的脚下有了根。
  
记得1974年春节过后的初春,我告别北大荒的时候,朋友帮我从木材场找来那么多的木头,每一块都两米多长,我觉得没办法运回北京,找赵温帮我锯断,化整为零,好带回家。赵温看看那一堆木料对我说:“你看看,不是水曲柳就是黄檗罗,都是好木料呀,锯断了多可惜,回家就没法子打大衣柜了,你还得结婚呢。”
  
他说得我心头一热。是啊,我是还要结婚,那时候结婚都讲究打大衣柜。他想得很周全。只有家里的人才会想得这样周到。
  
于是,他没有帮我锯断木头,而是帮我打了两个硕大无比的木箱子,把这些长长的木料分别装进去。他把那长长的有好几寸的长钉子一个个钉进木箱盖,最后用他的那大头鞋死劲地踢了踢箱子,对我说:“挺结实,就是火车搬运工摔也摔不坏了!”然后,他弯腰蹲在地上一边拾起没有用完的钉子和榔头等工具,一边又对我说:“装一个箱子太沉,没有法子运,即使能运,到了北京,你自己也搬不动。”
  
他想得很仔细。望着他蹲在积雪没有融化的地上,散落着被斧头削砍下的木屑,新鲜得如同从雪中滋生出来的零星的碎花和草芽,我心里很感动。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也不再说话。装上一袋关东烟,知道我不抽烟,自己一个人默默地抽着。我知道,我离开了北大荒,但无法忘怀这里的一切。即使你走多远,你的根扎在这里。我的心头忽然涌出一种家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你和这里的人彼此有了牵挂。
  
当一切事过境迁之后,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历史严峻的回顾与评价和一般人们的回忆与诉说,彼此不尽相同。也许,历史讲究的是宜粗不宜细,而一般人们却是宜细不宜粗吧?因为那些被历史删繁就简去掉或漏掉的细处,往往却是一般人们最难忘记的地方,是一般人们的生命生活和情感休戚相关的人与事吧?

同样是一场逝去的过去,从中打捞上来的,历史学家和一般人是多么的不同,前者打捞上来的是理性,如同鱼刺、兽骨和树根,硬巴巴的;后者则打捞上来是如同水草一样的柔软的东西。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毕竟至今还存活着我们和当地农民和老职工那种淳朴的感情,以及由此奠定的我们来自民间底层的立场,是唯一留给我们的慰藉,是开放在北大荒荒凉荒原上细小却芬芳的花朵,是那些对于一般普通人最柔软的部分,也是最坚定的部分。

也许,这就是历史揉搓的皱褶中的复杂之处,是扭曲的时代中未能被泯灭的人性。是的,历史可以被颠覆,时代可以被拨弄,命运之手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残酷无情,人性却是不可以被残杀殆尽的。这就是人性的力量,是我们普通人历尽劫难万难不屈而能够绵延下来的气数。
  
也许,这就是现在我所说的精神家园的感觉和力量吧?想想那里,就会让自己的心里踏实,温暖。是那种有了依托的踏实,有了实实在在温度的温暖。

02
  
2004年夏天,我和伙伴们重返北大荒,临别的那天晚上,农场的领导都出面,为我们饯行。赵温坐在我的身边。他已经70多岁了,牙都快要掉光了,木刻似的皱纹深深地爬满一脸,瘦削的身子,像是一只枯叶蝶一样,瘦得让人心痛。
  
晚饭前,他就来到了宾馆找我,一直坐在我的身边,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我记得以前他是抽烟的,而且抽得挺厉害的,现在他不抽烟,也不喝茶,就那么静静地听别人讲话,灯光的暗影里,他像打坐入定了那样的安详,瘦削的剪影贴在了白墙上。一直到要吃晚饭了,他对我说:“你去吃,我在这里等你。”我拉着他说:“走,一起去吃!”才把他拉了去。

在饭厅里,他坐在我的旁边,他的旁边坐着建三江管理局的局长,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了。我向他介绍着赵温,告诉他这是我们大兴岛二队的一个老人,我们的关系一直很深。他很热情地微笑着冲赵温点点头,赵温有些木然,没有什么表情,岁月让他久经沧海难为水,对于当官的有一种本能的疏离和拒绝。虽然一直是他手下最基层的兵,但似乎从来没有见过面。这也是可能的。

我看见副局长喜子坐在旁边的另一张桌前。我猜想他大概是有意躲开我,昨天晚上的饭桌上,他和我挨着坐在同一桌,快要散席了,我刚想走的时候,喜子突然站了起来,后退了两步,晃晃悠悠地指着我冲我说道:“肖复兴,我告诉你,三队那个老孙的老婆子什么都不是,别看你为她哭,你看他家弄的那样子,鸡食都上了锅……”我知道他是喝多了,他手里握着的酒杯还在不停地晃,酒都晃洒了出来。但是,他的这一句话,还是让我惊愕,并把我惹火了,我走到他的面前,打断了他的话,问他:“那我倒想问问你了,你是什么?”然后,我转身就走了。
  
今天,也许,喜子是对昨天酒醉之后发的话有些后悔,不大好意思了,坐在一旁去了。
  
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过去和他说几句话,毕竟明天一清早就要离开这里了。晚宴到了尾声,他始终没有过来。我犹豫了一下,就这样散了?要不要有个告别的话和哪怕那么一点的意思?我发现他的眼神有时向这边扫过来,似乎和我一样,也是在犹豫不定。我想了想还是应该我主动一些吧,就端起了一个杯子,往里面斟满酒,站了起来,向他走了过去。
  
他看见我过来了,显得很高兴,端起酒杯,也站了起来,迎着我笑了起来。如果什么话也不说,就这样把杯中的酒碰了,也许一切都真的一锅糊涂粥喝了,也就好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结束圆满得花好月圆。
  
我走到他的身边,对他说了这样几句话:“明天我们就要走了,我先敬你一杯。我知道你从二队从大兴岛调到建三江,为建三江的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
  
开头的这样几句,他静静地听着,很高兴,很受用,没有说话。
  
我接下去的话,立刻让他的脸上变了颜色。我说:“临走了,我只想提醒你一句,这话是对你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别忘本,甭管当了多大的官,别忘了我们都是从二队从大兴岛那里走出来的,那些现在还在那里的人,他们确实是什么都不是,他们就是最底层的老百姓,你还想让他们是什么呢?你别不高兴,听我把话说完,我刚才说了,问你的这些话,其实,也是问自己的话,我们都应该提醒我们自己,不应该忘本,不应该忘了他们!”
  
我光顾着把我心里的话倾诉完,一时没有注意到他是在竭力控制着自己,更没有发现今天他已经又是喝多了,酒精再一次让他没有克制住自己。只见他把酒杯“啪”的一下摔在桌子上,一屁股坐了下来,说了一句:“你这么说,我不跟你喝了。”然后就控制不住地骂了起来。
  
我也火了,要和他争吵。这时候,一直沉默的赵温“腾”地站了出来,像母鸡护鸡雏一样,一把把我挡在身后,指着他的鼻子骂:“你是什么东西!”一下子,他不说话了,全场哑口无声。
  
第二天清早,赵温来为我们送行,我们上了车,车门要关的那一瞬间,赵温突然跳了上来,70多岁的人,腿脚还像是年轻人一样的灵便。他不容分说地对司机道:“拐一个弯,先到粮油加工厂的宿舍。”
  
司机有些不情愿:“那边是小道,不好走啊。”赵温说:“好走,就在大道边上。”司机又说:“那边是集贸市场,堵车。”赵温说:“不堵,拐一点儿就能直接上公路上了。”
  
赵温说得很坚定,司机不再说什么了,因为昨晚的不愉快,谁也不会再说一个普通的北大荒瘦干瘦干的老人什么都不是了,没有人再出面干涉赵温,这是一个北大荒的老人最后的一点要求了。
  
我们都知道,赵温特意从他家的地里为我们摘了香瓜和玉米,天没有亮就爬起床,烧开锅,开始烀玉米。他希望我们带走它们,这是他能够向我们表达的最后一点心意了。他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回来了。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答应赵温的要求,车子扬长而去,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景?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香瓜和玉米都被拎上了车,赵温和他的老婆紧紧地跟着汽车跑的情景。我把头探出车窗外望着,站在道边的赵温两口子的影子越来越小,飞扬起的尘土毫不留情地淹没了他们的影子。
  
我常常想起赵温,想起北大荒。我常常会这样想,我们每天生活在最普通而底层的百姓之中,但我们的心不见得就一定是和他们在一起,也许,相反貌合神离与他们离得很远,自以为比他们高明而高贵。我说过,并且我一直坚信,来自北大荒这块土地上培育的真挚爱情,和来自北大荒这里乡亲培养我们的人民立场,是我们知青岁月里最大的收获,没有了这样的两点,或者我们抛弃了这样的两点,我们的青春才真的是蹉跎而没有丝毫可以回忆的一片空白。
  
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无论我们怎样思念这里,千里万里来过几次这里,我们都不过是候鸟,飞来了,又离去了,而像赵温却一辈子在那里,在那个被七星河和挠力河包围的大兴岛上默默无闻地生活着,荒草一样,春来春去,岁岁枯荣,然后,生老病死,被人随意地践踏,被人无情地遗忘。但是,就是这些人,如果没有了他们,我们还会再回去吗?是的,不会了,我相信,不会了。大兴岛上正因为有他们在,才让我觉得再远再荒僻也值得回去。

回去的感觉和回家一样,那里不仅有你的青春过往,那里更有曾经给予你许多关爱的亲人一样的乡亲,那里有曾经培育你青春期成长的土地,才会如此牵着你的心。所谓精神家园,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吧?或者说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涌动在心底里的感觉吧?
  
有时候,我也会想,即使回去,也只是看看他们而已,我能为他们、为大兴岛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但起码不应该忘记他们,起码不要对他们说一些居高临下的话。说实在的,我在酒桌上对那个副局长说的那些话,不说出来,憋在心里,我会更难受。那些话,是对他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包括他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我们,不应该时刻问问自己:老孙老邢他们真的什么都不是了吗?我们又都真的人五人六地是些什么了吗?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逝去的岁月,残存的记忆,无尽的慨叹,一去不返的青春,都付与历史和我们各自的心去重构和沉淀。
  
我想起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之被连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而且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我们自己。”能够帮助我们拥有重新唤醒自己的能力,是柯林武德说的“过去的思想的能力”,在我看来,这样“过去的思想的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家园的能力。



  
(本文选自夏楠编《家书》,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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