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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毕亚平：知青与农民斗殴，一刀把天捅出个窟窿
毕亚平，1975年中学毕业后上山下山，1977年恢复高考在农村考入东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1982年初毕业进入银行工作，1994年起进入证券行业，先后在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中高级管理岗位上工作至退休。
原题
我的知青岁月
（上）
作者：毕亚平
我是1975年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的。下乡地点离家不远，就在距我们生长的县城——辽宁省凤城县几十公里的大堡公社（现在称乡）。那年我刚满17周岁。
现在17岁的人在我看来还是孩子，可那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学校早在一年前即为我们下乡做了准备，打乱了原有的班级，按照父母工作单位和系统重新分班，让同学们提早熟悉。今天的同学，就是明天广阔天地里的战友，应该说这样的安排也很人性化。
这是分班前同学了四年的班级合影
这是按系统分班后只同学了一年的班级合影，也是中学毕业照。里面的教育系统和凤城硼矿的子女后来分配在一个青年点
离家之前，许多与下乡有关的信息是通过家长所在单位传递的。有一天父亲回来说：今年教育局和硼矿子女合并下乡的地点虽然都在大堡公社，但有两个大队可以选择：一个是离家近，通火车但与公社隔着一条河的保林大队；一个是居山沟，离家远，每天只有两班翻山越岭过路汽车的保家大队，问我选择哪里？我想都没想就选择了保家，受那时系统教育和树立的知青典型事迹的影响，单纯地想要到更远更艰苦的地方去。
下乡时我没有恐惧，也没有产生将要离家的忧伤。1968年大姐、二姐下乡时母亲坐在炕上流泪的情形我虽亲眼所见并深刻心底，但下乡时因年纪尚轻，父母身体也都还好，对此没有太深的体会和体量。相反，对未来的独立生活还充满了向往和憧憬。在整理和准备行装时甚至还因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衣箱、脸盆和洗漱用品而感到一丝喜悦。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姐妹众多的家庭许多东西都是大家共用的。
临行前几日，中学要好的同学互相走动，或互赠红皮笔记本，题上互相鼓励及当时流行的豪言壮语，或赠送小小的生活用品留作纪念。我和好友徐燕、李春艳还一起来到校门前拍照留念，与母校做了告别。
8月7日那天，彩旗飘舞，锣鼓喧天，几乎全县所有的卡车都集中到了二中操场。车框贴上了标语，车上满是青春焕发的年轻人。大家手持或胸戴大红花，“下乡光荣”的气氛营造得妥妥的。
我和教育系统另外13名同学一道登上了即将开往大堡公社保家大队的卡车。青春朝气和稚子般的笑容挂在我们脸上，车框上“一生交给党安排”的标语充满了时代气息。
话说这张收藏在市档案馆里的照片，是几十年后市里举行知青上山下乡纪念活动时展出，被同校同学发现转告我们才辗转得到的。此前我们并不知道有其存在，初见时已年届五十，大家激动得像个孩子，兴奋程度甚至超过当年拍照。
下乡当天，县里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领导讲话，新老知青代表、家长代表、知青们将前往落户的公社代表等讲话，场面那叫一个热闹非凡。
我没有找到我们下乡那天欢送大会的照片，下图是欢送1977届毕业生下乡的，场面类似。只是我们下乡那年主席台上只悬挂着毛主席的照片，还没有华国锋主席的。
卡车载着奔赴各公社的知青绕城游行，场面不亚于现在任何一个节日。所过之处都是夹道欢送的人们，主要街道没有死角。
刚出二中操场不远，一同学看到了路边送行的学生队伍中有我妹妹，喊我从卡车另一侧爬过中间堆放的行李来与她挥手告别。车行至大堡公社，我又看到了带着学生在中途欢迎的大姐。那时她刚结束6年多的知青生活抽工回城又被分配到大堡公社的中学任教。
市民夹道欢送的情景。这是途径老爷庙
这是路过电影院
不具名的街道也满是送行的人
我们下乡时允许每个家庭有一个家长随车将孩子送到乡下。我家是父亲去的，母亲因受不了离别的场面，连召开欢送大会的二中操场都没有来。大队为了欢迎我们并招待家长而杀羊设宴，从各家搬来的桌子就摆在大队的院子里。家长们在一起，同学们坐一块儿。餐毕一番寒暄，家长就离开回城了。走前父亲把我叫到一旁和我说：今天我把你送来了，今后什么时候能回去，以及回去后做什么全靠你自己了。这番要我自立的话和父亲说这话时的神情我至今记得。
送别了家长我们带上自己的行李，分别到达被分配到的不同的社员家里。
那时青年点的房子还没有盖好，我们要分散在外面生活一段时间。临时食堂设在公路边上的孔家，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我们就在路边或院里分成小组露天用餐。那时的县级公路还不是柏油路，有车经过时暴土扬尘。每当过车时，大家会马上端起菜盆，抬起桌子，捧起自己的碗筷跑回院内躲避。年轻的我们并没有觉得那样的生活有多艰苦，还常常会因为谁掉个东西或绊了个趔趄而捧腹大笑。
我和刘立志、张薇娜、姜锦萍住在一户王姓人家，男主人在外面上班平时不在家，周末休息才回来团聚。我们几个女生和他们家人住在同一间屋子里的南北对面炕上，中间没有隔板和幔帐，诸多不便。北炕的炕稍放上我们四个人的箱子（刘立志的是柳条包）后所剩地方已经有限，我们不得不把褥子对折起来紧挨着铺在炕上。
房东家七八岁的儿子当时患有黄疸型肝炎，脸色蜡黄，每天清晨我们都在他喊叫妈妈的声音中醒来。现在想想把几个刚刚下乡的女知青安排在有传染病患者的家中似乎有些欠妥，可当时大队和带队干部以及房东都没觉得有什么，我们自己更是没在意。几个青春飞扬身体健壮的人在他们家住了几个月没有谁染上疾病。我们是健康的，也是幸运的。
住王家期间，我们像解放军那样每天清晨起来帮房东挑水。天还暖时，早晨我们到附近的河沟洗漱；天凉后房东大婶会为我们烧些温水，挺“军民”鱼水情的。
安顿好住处的第二天我们便开始出工了。
在保家7个月时间里，我们做的主要事情有：盖房子、排节目、割柴火（自用）、出民工等，真正的农活干得并不多。期间遇到过惊魂大事，也经历着种种小事，日子过得快而充实。
我们下乡后的最初活计是为自己建房。我们到达时青年点的房子刚刚砌到窗口。大队遣散了侍候瓦匠的小工回队务农，只留下有技术的木、瓦匠等大工，让不会做农活的我们当起了建筑工地的小工。场景如下图，图片来自网络。
除了和灰、搭架子的同学，其余的都被分派给了一个师傅，从事搬砖、挑灰、运送大小石头（大石头砌墙，小石头填空）的工作。我的师傅姓肖，刚把我派给他时他上下打量我一番后一脸的不悦，估计是担心个头不高，看上去文弱的我干不了什么。我心想，人不可貌相，力气不足，别人搬一趟我可以走两回。而用不用心，会不会巧干那也很重要的。
我会注意到到什么时候该上什么料，从不让师傅喊我，也不会让他面前空着。到后来，他砌外墙时下一块石头大体需要多大的我会有个基本判断，搬过来的常常八九不离十。师傅逐渐觉得我这个徒弟还不错，以至于后来我要去参加篮球比赛了他还觉得挺舍手的。（当地话：意为因离开了或丢掉了受影响。）
说到参加篮球比赛，里面也有故事。我是和刘立志一同被选进大队女子篮球队准备参加公社篮球比赛的。在青年点里我们的个头不占优势，但多少有点技术；动作不见得规范优美，但能把球投（端）进篮筐。赛前我们参加了几天场地设在6队学校的脱产训练。
打球比干活轻松和有意思多了，但发生的事把我吓出了好几身冷汗，也颠覆了我的认知。除我们两个知青外，其他队员都是当地社员。话说我们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她们应当是教育我们的人。可在训练的间隙，她们带着我们到生产队的地里掰青苞米拿到山根底下燎火烧着吃。我们虽然没有参与掰，也不敢吃，但还是觉得说不清楚，像有了污点。这件事像个包袱一样让我背了好久，这完全有悖于我做个积极进步的好青年的想法。好在后来也没有什么人知道和追究，我才逐渐地放下。
多年后刘立志回忆说：当听到远处有人喊“有人烧青啦”的时候，你都被吓哭了。其实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下乡那天看到后面前往保林的车上两个女生一路上在抹眼泪，我心里还笑她们革命意志不坚定，下乡有什么好哭的呢！
关于篮球比赛本身，我脑中只有去相邻的台山大队打球的印象，而没有去公社比赛的记忆。我们应该是在小组赛中就被淘汰了。
我们到达农村约10天左右，同学开始以不同的理由请假回城探家。我坚持着、坚持着，算是点儿里较少的挺过了一个月才回去的。知青下乡的头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食的，用同学邹立亚的话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宝贝疙瘩，旱涝保收600斤。第一年我们还像市民一样每月有细粮供应，我们点儿规定：逢五逢十吃一顿细粮。
有了这个规定，同学们请假回家除了有特殊情况一般会避开这些日子。做大米饭时米下少了根本不够吃，每次都是按每人一斤米下锅。当时我们吃饭的碗很大，盛好了饭无法一只手端在胸前，要反手擎在肩头。
这是大家相互送行赶车回家的情形。图片虽来自网络，但与实际情况很像。我们就是乘着远处那种红黄相间、每天只有两班从赛马、大洼开来的过路汽车回家的。运气不好时请好了假等了很久还上不去呢
我们下乡后，大队把一些外出学习和参加会议甚至到其他大队出民工的机会给了青年点。记得张薇娜被派去参加县里的“评水浒，批宋江”学习班，回来向我们传达精神、做学习辅导时一脸的严肃，当时觉得她知道的可多了。我则作为大队的代表之一去参加了县里的“三级干部”会。会议内容和其他情节已经模糊，能记得的是几个月前欢送我下乡出城的妹妹，又出现在欢迎各公社“三级干部”会议代表的人群中。
多年后她回忆说，这送出和迎进的感觉不太一样。还能记得的是参加“三级干部”会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差，虽然回到了父母所在的县城，但按会议要求要集中住宿不能回家。记得我们公社的代表住在老新华书店对面的平房四合院的“欣荣旅社”。房间里是炕不是床，大蓝格的床单，红线绨被面，挺干净的。后来这里拆掉建成了现在的法院和检察院。
这是我和张薇娜的合影，上面的题字多么直白
在保家的那段时光关于做农活的记忆不多，能记得的是农历八月十五的晚上大队组织我们参加了一次收割。叫不叫大会战不记得了，只记得是提前通知了我们，还请社员给我们做了割苞米的演示。北方农历八月中旬的夜晚已经很凉了，我们提前穿戴好把自己武装起来，然后集中在一起等待、等待圆月的升起，然后趁着月光收割。月下收割虽很浪漫，但毕竟光线不好，许多人腰弯的不够低，留下了高高的茬子，此事后来遭到了社员的诟病。我想不起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晚上出去收割，白天下地岂不是更好？
经过了平口、上梁、挂瓦这些重要环节，在上冻之前，我们搬进了青年点自己的房子。搬进来时棚顶还没有抹上白灰，一把把秫秸裸露在外，时不时会掉下个小虫或其他小东西；因没有足够的时间好好通风和晾晒，冬季到来时墙上挂上了白霜。屋子里很冷，我们睡觉时还要带着围脖和帽子。但这些都没有让我们畏惧，我们十几个女生睡在一间大通铺的对面炕上充满了欢乐。
在没有安排学习和开会的晚上，我们玩起了“摸瞎乎”游戏。记得藤先梅同学为了躲避被抓，爬到了高处的箱子顶上。现在想想在那样的环境下做这个游戏是很危险的，我们的房间南北两个炕之间的距离很近，蒙着眼睛爬上爬下，险象环生。在点里真的发生了有同学从南边炕上跳下直接跌倒了对面炕的炕沿将嘴磕破缝针的情况。但那不是因为做游戏，而是停电造成的。
搬进新房我们生火做饭面临一个问题：由于我们第一年下乡没有干柴、陈柴（头一年割的），现割的湿柴大多数烧不着。当时正好处于冬季农闲时候，于是点儿里规定全体同学上山割杏条！杏条是一种可以即割即烧的东西，但它并不是成片成片的，我们要到山上去挑着割。在大雪封山，社员都不再上山打柴了的时候，我们每人每天要割回4~8捆杏条。上山时所有人腰间系上绳子，头顶戴着棉帽，在远处完全分不清男女。
据吴梅后来回忆，我们几个女生在同一面坡上割杏条，有人因手冻僵了割好的绕(发平舌音)子反复几次都捆不上柴而哭泣时，我给大家打气道：困难像弹簧，你软它就强；困难像杆秤，你软它就硬。她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事我倒不怎么记得了。
我们无论是给青年点建房还是为自己上山割柴，大队都是给我们记工分的。因此，我也想过我们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贡献是什么？我们给农民带来了什么？事实上，贡献也是有的，我们带来了文化和一些他们没有的东西。
在保家，我们排练和演出文艺节目的时机很多，用现在的流行句式说：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场文艺演出不能解决的，不行就两场。
迎接教育局、凤城矿领导来点儿里看望，我们排演节目；老“贫协”进点儿，排演节目；评水浒批宋江，排演节目；毛主席诗词发表下生产队宣传，排演节目；公社和县里知青文艺汇演，那更是正宗的要排演节目。
领导们来慰问，坐在炕上看我们表演“我爱上养猪这一行”时因距离太近我们指着领导说猪的尴尬、唱着“老贫协进点就是好，知识青年把心意表”时老贫协晕倒现场的恐惧，配合“评水浒批宋江”，陈景龙等同学在田间地头表演三句半“宋江是个投降派”的幽默至今让我们记忆深刻。
而周文和邹立亚表演的对口快板中的台词：“三山五岳同庆祝，无产阶级专政更巩固；九江八河齐呐喊，沉重打击了帝修反”，至今记忆犹新。还有反映移风易俗，宣传农村青年结婚不要彩礼的：“村东有个四合院儿，院里住着个王丽娟儿；姑娘本不要彩礼儿，可她妈一个劲儿扯后腿儿；丽娟啊，你我的独生女儿，我哪能不管你办喜事儿；虽说要彩礼，那是个旧风气，可穿戴也总得差不离……”聚会时说起这些，作者周文说他的记忆已经模糊了。
图片来自网络，我那两个同学比他们帅多了
我们排练过的歌舞“让青春放光芒”，我至今记得完整的歌词和曲调，作为编导我还能记得绝大部份动作。
“沐浴灿烂的阳光，胸怀远大的理想，我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誓与工农相结合，让青春放光芒；挥动勤劳的双手，改变大地的模样，我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继续革命当闯将，让青春放光芒；迎着斗争的风浪，广阔天地做课堂，我们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心向党，让青春放光芒。”
这个歌舞后来又经过我们细致打磨和刻苦排练，带去公社参加了知青文艺汇演。
公社的汇演安排在冬季，寒冷的礼堂没有取暖设施。为防止布满灰尘的舞台尘土飞扬，组织者在舞台上洒了水，而水很快结成了冰。跳舞时，在做一个旋转动作时我因踩在了冰上而滑倒了。但当时年轻、灵活，旋即起身跟上了节奏。表演结束，挨着我跳舞的邹立亚打趣道：我以为导演给自己单独安排了高难度动作了呢。
在公社文艺汇演中，我和刘立志、张薇娜还表演了周文创作的小型快板剧《帮大妈》。该剧有故事情节，有人物分工。表现的是我所扮演的下乡青年刘梅花同回乡青年王晓霞（张薇娜饰）一起帮助和劝说她的母亲吴大妈（刘立志饰）不在家里“猫冬儿”，而是走出去同大家一道参加冬季农田基本建设的故事。巧合的是这个节目演出不久，我们真的投入到了让我们终身难忘的冬季农田基本建设之中......
图片来自网络，和我们排练的情景很像
公社决定利用冬季农闲时间从各大队抽掉人马集中到关家沟大队修水渠。以往这种“出民工”的事儿都是分派给各生产队的，根据人口多少每队派出1~2人不等。这次有了这么多知青，大队把出民工、修水渠的任务派给了我们。于是，我们近20名知青带上行李和随身衣物，乘大队派出的马车从保家来到关家沟。
这个水渠没有什么规模，完全没有机械化作业，全部靠人挖肩扛。主要活计就是把低处的泥土运到四周的坝上。我和姜锦萍是搭档，我们共同抬一个土筐，每天坑底、坝上来来回回。事情无聊，我们乐观，一边干活一边把八个样板戏的唱段唱了个遍。
那年春节，我们都回到了城里与家人团聚。期间我们不仅去硼矿做了文艺演出，还因有一位同学回城接班将离开我们，大家去照相馆拍了全点合影。谁知这竟是我们的永别和永久的纪念。
春节过后，三位同我们一起在关家沟出民工的同学，在去公社买粮返回途中，与一当地青年发生口角，接着上升到肢体冲突。在三人徒手打不过对方一人的情况下拿出了带着身上的匕首，造成了对方的死亡，真是把天捅出了个窟窿。
出事当天我因请假回家送别远赴新疆的哥哥不在当地。那时信息闭塞消息传递很慢，第二天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返回出工所在地。经过工地发现全然不见同来的青年点同学，当地社员和其他人见到我时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单纯的以为是对知青和外来务工人员的不熟。回到驻地，与我同居一户的李佳卿哭着给我讲述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我当时就惊呆了……
这件事情的发生，提前结束了我们在关家沟出工的时间，也让一个同学在一年后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另外两人获刑。这件事对我们的思想和心灵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此处省略千言万语）
不久，教育局和硼矿两个系统的子女分开了，教育系统的子女全部迁到保林青年点，在保林的硼矿子女迁到保家。我们开始了在保林大队的新生活。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