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历1977年我的准考证
毕亚平，1975年中学毕业后上山下山，1977年恢复高考在农村考入东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1982年初毕业进入银行工作，1994年起进入证券行业，先后在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中高级管理岗位上工作至退休。
作者：毕亚平
1976年2月下旬，我们在心灵受到撞击又像有问题青年那样被对待和教育之后，由保家大队迁往同属于大堡公社的保林大队。与7个月前下乡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没有了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的热闹场面，有的只是家长单位（系统）派出的车辆载着我们走过寂静的山谷。与我们一同前往保林的，还有武装大队74届教育系统的子女。
保林大队位于流入鸭绿江的丹东境内最大的河流——叆河边上，与公社虽仅一河之隔，但在我们下乡那会儿，那一段河上还没有桥。冬天封河要从冰上走过，当地称“跑冰”；夏天过河要渡船，那里称“摆漕子”。春秋两季在开河和上冻前，过河比较困难，也是家长们最为担心的时候。人们要么翻山绕道到上游的爱路大队从铁路桥上通过，要么尽量避开这一时段回家或去公社。这是渡河的情景，艄公拿的不是桨，而是一根下端带着铁钎头的长长木杆
保林大队也有一个大点儿，设在大队所在地的四队与八队之间的土坡之上。如今青年点的房子还在，是个养鸡场。这是我2018年十一回去拍的照片由于大点儿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我们从保家过来的10人很快就被打散分到了各个生产队。我和安凤翔、姜锦萍及武装大队过来的几位74届同学一道被分到自然条件差、劳日值低、相对贫困的第三生产队（也称老少沟）。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每当我听到“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的时候，常会想起保林三队。但当时可没有那么浪漫，离开保家青年点那个大集体，我们初次体验到了离群索居的孤单。我在三队的时间实际上很短暂，但山岗上的朗月、刨茬子的艰辛、侍候烟把头的无聊及独自过山岗去大队的恐惧都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图片来自网络，墙上的报纸和窗前的木箱与我们当年极其相似这是我和安凤翔。她是我为数不多的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再到青年点的同学。说好了“永在一起”，可她食言了，如今因病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在三队大约劳动生活了两三周的时间，社员好像都还没有认全，就传来了调我去大队学校担任民办教师的消息。事情来得突然又简单，没有面试、笔试，也没有试听、试讲，一个调动的口令传来，第二天生产队就套上车把我和我的行李送到了大点儿，并马上去学校报了到。这是现在的保林小学，照片摄于2018年十一。现在的校舍比那时整齐漂亮多了，操场也大了很多。但据说学生招不满了，要并班上课那时大队的学校不叫小学也不叫中学，就叫保林学校。原因是有1到7年共7个年级、7个班级的学生。去报到时，当看到6、7年级的学生有的个子比我还高，上学晚的年龄和我相仿时，顿生胆怯，马上就跑去大队找书记，要求返回生产队干活，不想留在学校。记得当时的大队书记名叫关键，听明来意后，他严肃地和我说：他们个子再大也是学生，农村学校的学生。你是城里来的知青，现在的身份又是老师，怎么能怕他们呢？再说这是经过大队研究的，是组织定的，哪能说变就变？这话管用，那时一听是组织上定的，感觉就没有价钱可讲了。虽说不上是“党给我智慧给我胆”，但也就此打消了回三队劳动的想法。第二天，“整顿衣衫起敛容”痛快地到学校上班去了。与我一同调到学校的还有从保家来的张薇娜和吴梅，从武装大队来的74届的单良。加上先前就在保林并已进入学校的吴晓文和高琳（在9队的分校）等，我们同一时期在保林学校的知青多达6人，占全校教师的比例蛮高的。我们这些家长就是教师或在教育系统工作的城市青年来这里任教，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农村教育事业的贡献可能真比种地大。张薇娜和吴梅分别担任了一年级和三年级的班主任，我被安排做了大队辅导员兼课任老师，教1~7年级的音乐及6~7年级的农业课。想一想这样的安排挺有意思，一个城里来的小姑娘给一群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讲农业基础知识，用现在的话说也是醉了。在我之前，农业课是由校长李德之兼任的。从他手上接过这门课后，我首先克服了胆怯，然后扬长避短，不去给他们讲农业和农村的实物，而是重点讲理论，把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讲得细致而深入，让那些农村孩子也没得说。关于音乐课，那可不是单纯地教唱歌，我要给接受能力不同的1~7年级的同学讲乐理知识，运用在城里音乐课上所学和当过中、小学合唱队员的偏得教他们识简谱。那时没有电子教学设备，不能做课件和PPT，我找来一张白色图画纸，把“哆来咪发唆拉西”及音阶、音符、高低音、强弱音等统统写在上面，然后根据年级高低和接受能力强弱，用不同的课时讲授给不同年级的同学。一二年级学不会也不勉强，直接教唱歌。这里可以脑补一下一个扎着羊角辫儿的女孩，拿着一卷白纸，走向各个班级上音乐课的情形。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教给了同学们多首歌曲。现在还能完整记住并唱出的，有一首教给一年级新生的《幸福全靠毛主席》：爸爸当年六、七岁，地主逼去做奴隶，吃不饱来穿不暖，泡在苦水里；今年我也六、七岁，上了小学一年级，住新屋，穿新衣，生活甜如蜜；我和爸爸比童年，相隔十万八千里。如今我们翻了身，幸福全靠毛主席，如今我们翻了身，幸福全~靠毛-主-席！而教给高年级的能记住一首我们在保家劳动时常常哼唱的《加快步伐朝前走》：登山攀高峰，行船争上游；社员斗志比天高，加快步伐朝前走。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迎着困难上，顶着风雨走。学习大~寨，学习大寨要大干，粮棉年年夺丰收，夺~丰~收！看看这些歌是不是充满了强劲的时代气息？在学校工作期间还组织学生排练了文艺节目并带队去公社参加了文艺会演。那个自制道具、反映学生走在斗争前列的、进行速度的歌舞，现在还有些印象。而印象更深刻的是汇演时正值雨季，叆河水势猛涨致无法摆渡过河。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年代，我们带着十几个十来岁的学生冒着雨翻山越岭从爱路大队经火车桥前往公社。大家的衣服和道具都被淋湿了，也迟到了。令这个排练时让不苟言笑的李校长露出满意笑容的节目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其实这倒是小事，而冒雨翻山去公社参演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如遇山洪爆发，后果真是不可想象。下图是我和张薇娜去照相馆拍的乡村教师纪念照，婴儿肥的脸挺吓人吧，那时候我们没有看过电影《乡村女教师》，也不知道著名的百老汇音乐剧《音乐之声》。后来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都会想起那段经历。我们到学校工作不久，下乡后的第一个春天来到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在学校工作的我们都住在大点儿，每天在青年点和学校之间有两次往返，一路上路过大片的田野。在春天晴朗的早晨远望大地常常有热气蒸腾的感觉，至今那画面还留在我的脑海中。在油菜花盛开的时候，田野里一片艳黄。现在久居城市，看油菜花等要驱车郊外。而那时见这些景色以及呼吸清新的空气，是那么的简单，以至于大家都习以为常，视觉嗅觉都并不敏感。夏季农闲，学校放假了。大队利用学校的操场、球场召开田径运动会和球类比赛，这让平时难得相遇的同学得以相见，我们欣喜万分。巧的是那天恰逢我们上山下乡一周年，从保家过来的六个女生当即决定利用午休时间去公社照相馆拍照留念。记得我们是一路小跑赶往公社的，往返有约10公里的路程。午饭吃没吃以及怎么吃的已经不记得了，留下的这张伴随我们一生的纪念照意义非凡。没记错的话，照片的题字是吴梅想出来的，“今又八 · 七”是今天又是八月七日的意思。看看当年不施粉黛、又刚刚参加了比赛、经过长途跋涉的我们是不是个个意气风发？紧接着我们迎来了76届下乡的同学和战友，不知不觉，我们也成了“老青年”。为了让刚刚离开家的同学感觉好一些，我和张薇娜商量了一下，悄悄把我们的行李挪往炕稍。那时我们都很要求进步，积极向上。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是真心付出，但也不排除有好好表现、争取入党什么的想法。那时我们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做的这些事情都会写在日记里，只是一直到离开，日记没有被谁发现。秋天来了，青年点又布置起了割柴任务。不论男女、不分新老同学、不管什么工种，这个秋天每人要割柴300捆。尽管这一年已不用现割现烧，即柴火种类不限于杏条，但300捆的任务还是很重的。我们到学校说起此事，也为接下来一段时间内下午课后要上山打柴请了假。这时，从城里下放而来的赫荣礼老师给我们出了主意：由他儿子赫英，念7年级年纪最大的学生（与我同岁）牵头，组织6、7年级的男生上山为我和张薇娜割柴。我们开始觉得不妥：一怕学生和家长有意见；二怕影响不好。谁知他们让我俩别管，就直接操办上了。当时民办教师每人每月有5元钱的补贴，我俩出钱到大队供销社给学生买了吃的，也算表达了心意。只是当时点里只规定了割柴的数量，没提质量要求，学生们割回来的柴火捆都很小，遭到点儿里同学的诟病。他们戏称那些柴火只有“狗脖子”粗。但也只是说说而已，事情也就那样了。1976年我们在农村经历了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记得主席逝世那天，我们正坐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赫荣礼老师手里拿着他的半导体收音机（那时在农村很少见）从外面跑进来，他流着泪和大家说：主席逝世了。我们都愣住了，有些不敢相信。但想想那个年代谁也不敢开这种玩笑，顿时全体如丧考妣。很快大队也接到了上面的通知，高音喇叭里传来了经久不息的哀乐、治丧委员会名单及主席的生平介绍等等。随后，就在学校里组织学生做花圈、扎白花，校园里一片肃穆。一个月后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我们又组织学生张灯结彩，布置教室和学校，并带着学生敲锣打鼓、深一脚浅一脚地在乡间小路上游行……为庆祝胜利，也为了丰富和活跃社员的业余文化生活，冬季农闲我们又开始组织排练节目了。这次不是以青年点或学校为单位，而是由大队统一抽调人员进行排练。青年点里只有我和姜锦萍参加。这次排练的主要目的是在春节期间到各生产队去演出。我这个县城中学的二流舞蹈演员，在保家和保林学校分别编导过节目后，已经难有突破，于是决定回县里观摩学习。当时，凤城工业二局的文体活动搞得很好，得知他们恰好在排演一台庆胜利、唱凯歌的文艺节目，我们把目标锁定在了那里。经人介绍，我和锦萍来到位于小王胡同路边儿的何冰团长的家。他的家是个低矮平房。那时县城里家中有人都是不插门的，我们轻敲而入，经厨房进到屋里，发现他正回头朝里卧炕而眠。我俩没好意思捅醒他，而是对视一下退了出来。但我们时间有限，又怕离开了再错过他，于是我俩重新重重敲门，并大喊：这是何团长的家吗？然后再像初次登门那样走了进去。这回人醒了，我们得逞了。后来的舞蹈也在他的安排下学成了，我们胜利凯旋。
这是40多年后的我和姜锦萍。给她涂口红不是因为演出，而是为了拍照，拍青年点同学聚会的照片。话说当年我们演出时也是不化妆的。
“敬爱的华主席依~依依，你为我们指方向昂~昂昂，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昂，挽救了国家和党……”1977年春节，我们把这个女生拿扇子，男生拿绸子，带有二人转旋律的歌颂华主席的舞蹈，从一队跳到了十一队（大姐回忆说，后来我还去大堡中学把这个节目教给了她的学生）。除了这个节目，我们演出的还有宣传植树造林的快板、乐器独奏及自编自演的其他小节目等，农村也有能人和文艺骨干啊。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春晚，我们每天晚上都给社员现场直演，感觉他们挺喜闻乐见地。每到一个生产队，社员们都早早地坐到了文化室的炕上翘首以待，场面挺感人。待演遍了各个生产队我们回城回家时，已是正月初七。这是我很少有的没有和父母、亲人一起共度的春节，也是当时提倡的和贫下中农一起过的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节后回来不久，大队为精简人员，欲调我去大队工作。这次没等我表态想去或不去，校长李德之直接去找了书记，要求将我留下。这时书记已换成了李兴栋，他们怎么谈的不清楚，有没有说组织决定的也不知道。只见校长回来铁着个脸和我说，你收拾一下尽快去大队报到吧。我知道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到大队后，我接替了同点同学吴淑红的广播员、下放户青年（随同父母全家下乡）陈光的团总支书记、理论辅导员和宣传报道员、在乡青年李兴财的出纳员，开始了在大队的工作。下图是我保留了42年的出纳员交接书，在我下乡那里把签署这类东西叫“做纸儿”，什么事一经“做纸儿”了就生效了。辗转几十年，数次异地搬迁我居然一直把它保留着，惊不惊奇？意不意外？话说交接书上的字是时任大队会计蔡运德写的，他是监交人。后来经历的许多事后觉得监交人的名字也要写上去的，但当时，不懂！虽然担任了大队广播员，但需要自己发声播出的东西并不多。当时市级以上广播系统称广播电台，县及公社称广播站，大队叫放大站。放大站是没有自办节目的，主要是按时接转县广播站的成套节目。那时农村的有线广播很强大，是闭塞的农村和农民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安着白色绝缘瓷瓶的木杆架起的广播线通到村村；插着地线挂在房梁或墙壁上的小喇叭连到户户。每天早上5:55分有线广播都从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声中开始。广播员不分冬夏，每天要在广播开始前10~15分打开放大器预热，之后才能正常播出。公社广播站的节目不是每天都有，采集到了本地新闻，会在县广播站节目结束后加时播出。偶尔，公社广播站会组织各大队广播员、宣传报道员学习或开会，还能记得曾组织我们学习过一篇文章《广播战士心向党，红波永奏“东方红”》。大队有事，我们会临时中断广播插播通知： “社员同志们，社员同志们，现在广播通知，现在广播通知……”后面跟着的是通知的内容。有时也会说：“各生产队注意，各生产队注意，今晚六点请各生产队长到大队开会，今晚六点请各生产队长到大队开会。请各队听到的社员协助转达。再播送一遍……”这些是我经常播出的内容。有时有上面的精神要传达或大队有事要向全体社员讲，也会关掉不重要的节目安排书记讲话。就是面前无人，讲话者自己边说边比划那种。那时有规定：不能在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时插播大队通知和讲话等，即早6点30到7点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晚8点到8点30分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雷打不动，不能掐断。这两个时段的节目是传递党中央的声音，相当于现在CCTV的新闻联播。大队组织大会战时，我们会把高音喇叭和扩音器安装到会战工地。一次会战前，李书记和我说：明早4点准时在喇叭里喊话，让各家各户起来做饭；隔一段时间喊生产队长组织队伍出发；再过一会儿就跟他们说有的生产队已经到达，没有出发或到达的务必抓紧。我说我要是没见到有人到了怎么办啊？他说没事儿，就那么说，没到的会以为别人到了。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干起来后，我要到各队去采稿，回来通过高音喇叭宣传鼓动。同时也接受各队报道员的投稿，情形如图。担任报道员日常要向公社广播站和理论学习组写报道文章，报道大队学习和生产情况，而以报道理论学习和反映无产阶级占领农村宣传文化阵地为主。农忙时，也要反映一下生产情况。记得在苞米抽穗时节，公社要求每天要反映抽穗面积，为这，我再一次走遍了保林的各个生产队。还趁机到了刘立志、邹立亚、姜锦萍所在的11队，与他们欢乐午餐。一次公社广播站催稿很急，一遍又一遍地打来电话。忙得不可开交的我激情回怼：你们只知道一味地催，完全不了解我们在下面有多忙，能不能抽时间下基层来看看啊？据当事人后来回忆，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下面大队有人以这种态度回应，因此印象很深刻。具有戏剧性的是多年以后我和那个催稿人居然走到了一起，成了一家人，想想还有点挺不可思议的。不过我不记得这事儿了，是那个被怼的人后来讲出来的。宣传报道员还有一项工作，负责定期刊出大队的黑板报，下图的情形，同龄人是不是都很熟悉？到大队工作后，我一直很忙，整个春天都没能抽出时间回家。4~5月间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汇报近况也说明因忙而暂不能回。不久，收到母亲的回信。她除了告诉我家中都好，并像所有母亲一样嘱咐孩子照顾好自己外，还如一个革命和进步的母亲般对我的忙表示了充分理解和积极的支持，并鼓励我好好工作，要求进步，他们绝不拉我后腿等等。我感动得把妈妈的来信折成了一个小方块，贴在日记本某页的右上角，写上了“妈妈的来信”。在当天的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并讲到为我有一个进步的母亲而骄傲。可惜后来成熟些以后，觉得那时的思想和记录的东西太幼稚了而将那些日记整本烧掉了。不然现在写起这类文章，内容会更加翔实。雨季到来，青年点的猪圈被暴雨冲倒，砸死了点里养着的准备过年杀的猪。带队干部一筹莫展，知青战友欣喜若狂。管他年不年的，先吃为快。根据当地的说法：没有放血的动物的肉是不好吃的。但知青们哪管那个，很久没有见到肉了，这头被砸死的猪像上帝送来的礼物一样，大家用开水秃噜秃噜就给炖着吃了。在农村，我们的饮食是比较单调的。冬天主要是酸菜、白菜、萝卜、土豆。做饭的同学拎着冻白菜根往锅里砍菜的情形我一直记得。夏天有些季节性蔬菜但种类也很少，每顿基本上都是一饭一菜。在大点儿，做饭的炉灶在男生宿舍那边（女生这边是热猪食的）。饭好了喊一嗓子，女生过去用两个盆就把饭菜全端过来了。为了改善一下生活，我们后期会在有同学回城时，互到家里捎信带些炒大酱或咸菜回来。记得我最多的一次用下图那种旅行袋为同学们带回来7个罐头瓶子的酱。那时没有“老干妈”，那些酱都是同学们的亲妈做的。有的家在酱里放黄豆，有的放土豆丁，最好的有放肉末的。总之“各村有各村的打法”，我们没吃过“百鸡宴”，但吃过多家酱。在物资短缺的时代，对我们来说什么都是好东西。刘立志到11队后因深得贫下中农信任当了保管员。记得那时装化肥的塑料袋子五颜六色，我看到有一种墨绿色不透明的袋子很好看，就与刘立志说帮我留出一个用来蒙箱子。她不负所托，不久就让人给我捎来了。我如获至宝般精心剪开底部和一个侧面，到小河沟里清洗干净，欣喜地用它盖在了箱子上面，直到离开农村。坐在门前洗衣服是我们在农村生活的日常，下过乡的知青战友对此情景应当都很熟悉。看到我们用的搪瓷盆了吗？那可是个万能的东西，那时每人只有一个。我们用它来洗头、洗脸、洗衣、洗脚。冬天端一盆冰冷的水放到猪食锅上面热了之后，还要从中舀出一牙缸温水刷牙。一个搪瓷盆的功能就是这么强大，当代年轻人应该难以想象。看露天电影，也是那时常有的事。我们下乡那会儿，农村的文化生活已有所改善，各个大队都有自己的电影放映队。记得保林的两个放映员一个叫夏芳，一个叫李伟，都是女的。有了新片她们会带着放映机到各个生产队巡回放映。遇到喜欢的片子有的人为了多看两遍还会跟着放映队走。公社放映新电影，我们有时也会不辞辛苦地跑过去看。有一次公社放映《雷锋》，我跑过去了让大姐给说了。
在保林大点儿生活的同学多的时候也有二三十人，分别在大队、学校、队办企业或生产组（包括林业队、养猪场、木工车间、原件车间、苗圃等）及附近4队、5队工作和劳动。大队有特别任务，会抽调在大点儿的同学（男生）去完成和执行。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主要有三件事：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拔苗、掐断传染源的打狗和移风易俗、强行推行火葬的收棺材。前两者只是偶尔听到有些社员流露对知青不讲情面的不满，但没有切身感受到什么。而收棺材则因为大队的木工车间就在青年点的房后，导致收回了的棺材和棺材板堆了我们后面满院子都是。据说有的农民气愤地说，这些青年儿是把棺材抬回去留给自己用的。我们很无辜。后来知青在老百姓中口碑不太好，在有的地方不受欢迎，原因并不全在知青，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现实中大多数农民还是淳朴善良的，不满归不满，说起上述事情，许多人也是现出体谅，理解不是这些城里来的孩子自己想那么做的。那个时候比较左，许多事情执行起来一刀切，没商量，缺少人性化的安排。在大点里还有几个72届的“老青年”，他们已不像我们那样心思单纯。下乡几年了，他们已经有了回城的渴望和情感的纠葛。在宿舍里他们常常哼唱知青歌曲和前苏联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等。那优美的旋律和唯美的歌词，震撼着我们年轻的心。记得邵丽伟和丹东青年李树庭还唱过一首当时不知名的歌儿，多年后那曲调和歌词还萦绕过我心头：“当战争结束，我要来见你，重回祖国和你在一起。假如我牺牲，不能再相聚，你就到战场寻找我的尸体……”后来有了百度，我查到了那是一首苏格兰民歌，叫《西班牙骑士》。说起邵丽伟我还记起一件往事：那是在我们离开农村后，她回城当了营业员。有一天我去她们店里买东西，排在了长长的队伍后面。她发现后主动招手呼喊：亚平过来，不用排队。队伍有些骚动，有人甚至提出抗议。她用手中的家什敲着操作台说：吵什么，吵什么？这是我的知青战友，还有谁和我一起在农村吃过苦也过来来，我也先卖给你。大家都不做声了，她给我称好所买，我有点不好意思但又挺感激地离开了。1977年7月底，我作为大堡公社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在县里召开的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的细节都不太记得了，但照片中大堡代表团的成员许多都还熟悉。前排中间穿深色衣服者是大堡公社著名知青姚克荣，时任纪家大队党支部书记；与他并肩而坐的男子是公社团委书记陈景杰，恢复高考后考入大连海运学院；最后一排左一是保林的陈光，1978年考入上海理工学院。不过这些人后来都没有什么联系了，不像青年点里的战友那样感情深厚9月，公社召开田径运动会，我作为保林大队的运动员披挂出征。公社的运动会项目有限，我的长项——跨栏没有设立。退而求其次，我报了跳高、跳远和4X100接力，而这些都取上了名次。我们手中的奖状真的有我的贡献呢
1977年10月，国家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青年点的同学几乎全部回城复习备考。12月1号2号，我们返回公社参加了高考（关于高考我另有文章记述）。这张照片是我们从保家过来的六名女生在考完后回到县里的"东风照相馆"拍下的高考纪念照《难忘的时刻》。这也是我们参加高考时的真实面目高考发榜了，1977年，大堡公社有10人被本科院校录取。保林大队占了一半，保林青年点共有包括我在内的四人。春节过后我们回到公社和大队办理手续。
就要离开了，回望这片土地和我们生活了两年多的地方，感触良多：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有着他们的淳朴和善良；那些没念多少书的人中也有大智慧者，他们讲出的道理和做起事来让人折服；那些在困苦中生活的人们，脸上有笑，心怀希望，这些都以积极的正能量影响着我；而那些简单的饭菜、单调的生活；那些三更眠，五更起的日子；那些极寒天气上山，狂风暴雨行走等等，奠定我们后半生“什么样的酒全能对付”的吃苦耐劳的基础。以及让我们有了对人感恩，对己克制，对物珍惜的感悟。更有，这段经历让我结识了一群终生的朋友，这更是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2006年8月同学们同回保家
2008年8月 战友们相会于暧河边上
2007年5月 凤凰山侧畔砬子沟玩耍
2010年5月 从四面八方赶到沈阳参加刘立志、邹立亚女儿婚礼
2012年4月 宝山探春、踏青、洗温泉
2013年初次见到老照片“一生交给党安排”
2017年春节团聚在庄稼院
2018年，战友们怀旧复拍老照片
同学为我唱首歌
老泪纵横暖心窝
左：我与歌词及快板剧等作者周文，右：2018年十一回保林路遇当年学校同事李洪新老师——“问姓惊出见，称名忆旧容”
2018年十一，回到保林青年点，站在女生宿舍门前：看、想、思、忆、比......
2018年国庆 相会于鸿金门
现在的保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