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与您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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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李晓东：赶集卖稻糠，也被割了“资本主义尾巴”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李晓东，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铁岭分校中文系。曾任开原市文联主席，为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铁岭市作协会员。在机关工作35年，在报刊上发表散文、杂文、随笔300余篇。
知青岁月杂忆
作者：李晓东
1970年9月2日，我和许多同学乘坐一辆大卡车,，来到开原县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插队，那一年我不足17岁。
不久，便赶上秋收，最不适应的活便是割庄稼。为了表现自己不甘示弱，我要了整劳力的活：割高粱七条垅、割水稻六条垅、割玉米五条垅儿……
庄稼活看着容易、干起来难，尤其是割高粱。那长长的高粱秸长在地里时还老老实实的，一旦割下来，便不听话地在你手里耍杈。要不了多久我就被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周围的人都割到我的前面，自然而然给我留下很长一条待割的庄稼，大家称其为“门帘子”。每次割地，我的“门帘子”总是长长的……别人歇憩了，我在割；别人收工了，我还在割。只觉得腰疼的像折了一般，满手都是血泡，却不敢松开镰刀，生怕重握时疼痛难忍……
整个一个秋天, 根本顾不得晨露打湿衣裤，也顾不得骄阳烤得身上冒油，那道长长的“帘子”急得我眼里冒火, 浑身冒汗!哪里是活计的落后, 分明是人格的压力! 迫使我憋足了劲，猛挥着手中的镰!手忙脚乱中一不小心，砍在自己的手上、脚上……哪里有药可上，就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割那割不完的“门帘子”。
太阳消逝的无影无踪了，在朦胧的月光中，我拎着沾满鲜血的镰刀，疲惫不堪地回到青年点，原本那难忍的饥饿感不知何时没有了，一头扎到炕上只想睡觉。
一个秋天都是这样过的, 至今我的手上、腿上还落有当年的伤疤。
不过，我也为自己骄傲，我咬紧牙关战胜了一切困难，当年便挣得了整劳力的工分。
有了知青这段经历，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能够从容的面对各种困难，再没有什么能够难倒我的了,我要感谢当年的那段知青生活。
刚插队到农村的知青，最不适应的农活便是割地。无论是割苞米、高粱、水稻，知青们总是被拉在最后，而且那未割的庄稼依然站在地里形成长长的“门帘子”，任你怎么割也割不完。为此累得腰酸腿痛，特别苦恼。
累死人的割高粱和苞米终于结束了，生产队开始割豆子。割豆子纯粹是凭力气的活，因为豆子的秸秆不过二尺高，根本不会再像割高粱那样“耍叉”了，加上豆秆质地硬得不得了，需要凭蛮劲硬割。这对浑身有用不完蛮力气的知青们来说，该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在心里暗自高兴。
熟透了的豆子一排排直杵杵地站立在垅台上，没有了绿色叶子的陪衬，光秃秃的褐色豆荚没有了一点生气，只是那一根根直挺挺的豆秆上面挂满了鼓鼓的豆荚，着实让人喜欢。
认垅时，我发现其他的知青左手都戴了一只“劳保手套”（那个年代工人的劳动保护用品，帆布或猪皮制作），我知道他们是害怕又尖又硬的豆荚扎手。对此，我不屑一顾。心想：不过就是扎点手嘛，多吃一点苦算什么？我就偏偏不戴手套，为的是要给大家留下一个不怕吃苦的好印象，也就算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对自己要求的更高一些。
割豆子每人五条垅，大家一字排开。割下来的豆子随手放到身后，两米左右形成一小堆。割豆子的要领是：手脚要配合好，右手用镰刀揽到豆子秆，左手轻轻往后掰一点豆秆，再用镰刀轻轻一割，豆秆就会轻而易举地断了下来。先将割下来的豆秆放在左脚上面，待再割一刀，割下来的豆秆多了再放到身后。而我一味的凭蛮劲硬割，割不下来就硬拽，拽不下来就俩手一齐使劲把整棵的豆子连根拔下来。偶尔三五次或者十几次的连根拔还好，从早到晚如此“拔”上一天，怕是谁也受不了的！
割豆子突出一个“快”字，打头的刚一认上垅，“一猫腰”就窜出去了十几米，简直是连割带跑，容不得你丝毫的懈怠。一方面割矮豆子须大弯腰，一天下来，腰痛得就好似折了一般；另一方面我没戴手套，又尖又硬的豆荚扎得我满手冒血。开始（我在心里鼓励自己“越苦越累心越甜”）还可以忍受，后来就吃不消了。到了晚上，左手刚一触到豆荚就会痛得钻心，而这时的右手也火上浇油般地凑热闹，因为经过一天的蛮劲硬拽，早已磨出了五六个水灵灵的血泡，根本不敢用力地再去硬拽。
太阳早已消逝的无影无踪了，在朦胧的月光中，我就像刚刚从战场上厮杀归来的勇士，左手早已被豆荚扎得血肉模糊，右手拎着沾满鲜血的镰刀，疲惫不堪地回到青年点，连拿玉米面大饼子的手都不敢抓紧……
庄稼活看着容易、干起来难。其中，我记忆最深的是割高粱和“削高粱头”，那叫一个“累死人”！
以割高粱为例，那长长的高粱秸长在地里时还老老实实的，一旦割下来，离开地面的高粱秆便不听话地在你手里七扭八歪地“耍叉”。要不了多久，我早已被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周围的人纷纷超过我，自然而然给我留下很长一条待割的庄稼，大家称其为“门帘子”。每次割地，我的“门帘子”总是长长的……别人歇憩了，我在割；别人收工了，我还在割。后来，我明白了其中的奥妙。高粱秆太高，我又不会用那股巧劲，长长的高粱秸自然就要不听话地“耍叉”了。
其实，农活里最难的应是“削高粱头”。割倒的高粱一捆捆地躺在地上，接下来的工序便是将高粱穗从高粱捆上面再割下来，农民称之为“削高粱头”。
初次“削高粱头”，我便遇到了极大的麻烦。由于每棵高粱的高矮不同，那割倒在地上成捆的高粱穗自然也参差不齐，让人没法下刀。一棵一棵地削吧，速度太慢了，会被人落下更长的“门帘子”。“一刀切”吧，个子高的高粱会留下很长的秸秆，而个子矬的高粱，穗还没有削下来.....
如果将参差不齐的高粱穗先捋一捋齐整，再整齐地削下来，想得是挺好，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因为那么粗一捆的高粱秸，无论我怎样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割不断。割不断也得割，迫使我憋足了劲，猛挥手中的镰刀。一不小心，锋利的镰刀砍在自己的手上、腿上，鲜红的血便会淌个不停。没有任何药可上，简单包扎一下还得继续割，因为我“折腾”的这功夫，眼前的“门帘子”又增长了许多……
后来，我知晓了“削”的窍门：“削高粱头”不可能“一刀切”整齐地削下来，因为用镰刀横着削，会造成“夹刀”，根本无法削断一捆的高粱秸。镰刀必须斜着顺势高粱秸，才能将高粱头顺畅地“削”下来。
累死人的割高粱和“削高粱头”终于结束了，我的手上、腿上因此留下了许多伤疤。当年的许多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
那年秋天，我被生产队指定为“看青”的（看护已割倒在地里的庄稼防止被人偷盗）。一天夜里，生产队长关德清带领我执勤。半夜时分的凉风吹得我一会儿一泼尿，又饿又冷的感觉一块袭上心头，人困马乏的我恨不得立刻回到青年点热乎乎的炕头睡上一大觉。
这时，我听到队长亲切地招呼我：“小东，咱俩烧抔豆子暖和暖和吧……”只见队长用镰刀在四周割了一圈儿豆秸，集中放在一起，然后用火柴点燃了豆秸。早已被秋风吹干了的豆秸顿时冒起了浓浓的黄烟并迅速燃起了火苗，随即听见烟火里面噼里啪啦的一阵爆响……
陶醉在火堆前烤暖的我，忽听队长喊我：“来啊，快来吃烧豆子！”我见队长已蹲在浓烟刚刚散去的火堆前，用镰刀拂去散落在上面的那些豆秸灰，下面便露出七零八落在泥土里的豆粒，被烧熟的豆子正在散发出阵阵焦糊的豆香。我效仿队长，顾不得扑灭火堆里残留的火种，也顾不得抖落掉黄豆上沾满的泥土，手忙脚乱地在被火烧焦的土里扒找着烤熟的豆粒，随即匆忙地扔进嘴里便大嚼起来。哪里还在意豆粒烫嘴，因为焦糊的豆香早已香溢满嘴，那种感觉，就好似又饥又渴的人饱食了一顿可口的大餐，兴奋得我再也顾不得与队长说话了。
那可是在又黑又冷的夜晚，而且是又饥又渴的情况下，浓烟滚滚的篝火帮助我们驱散了寒冷，香气四溢的烧豆子让我大饱了口福，我们在大自然的庄稼地里享受了一次别开生面的野餐。队长一边在烫手的灰堆里上下不停地翻找烧熟的豆粒，一边一个劲地说：“炒豆没有烧豆香！……” 我因为第一次品尝“烧豆子”，也觉得这种吃法的确别有一番风味！我看见队长的嘴巴已经被抹得黑了一圈的狼狈相，便捂住嘴偷偷地笑个不停。
我们生产队有四挂大马车（一挂车通常要配三匹牲口，一匹马驾辕，两匹骡子拉套），因此生产队饲养了十几匹马，再加上几头牛和几个毛驴，一年积攒下来的粪便堆得有两米多高，十米多长的一座梯形大粪堆。
经过一冬的严寒，粪堆早已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了。每年开春，生产队要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抡大锤先把石头一样硬的粪块儿刨下来，再用牛车运到地里去，干刨粪这种力气活儿自然少不了知青。
干刨粪的活儿，除了要带铁镐、铁锹之外，还要带铁锤和铁钎子。因为那时候的冬天特别的冷，零下三十度的低温早把粪堆冻得像水泥一样硬邦邦的。任你抡圆了铁镐刨下去也只留下一条白印或者一个眼，要想刨下一小块粪，也要轮上十镐八镐才行。
我们借鉴打石头的办法，用大铁锤和短粗胖形状的铁钎子，沿着粪堆凿出一排眼儿。很快，坚硬得像顽石一样的粪堆壳就会沿着铁钎子眼儿，震裂出一条长长的“纹”。然后，再用细长形状的铁钎子插入“纹”里面轻轻地一“别”，就会“别”下来好大一块冻粪坨。
虽说刨粪堆是个粗活，力气活，但抡大镐和抡大锤都有窍门。光用蛮力气乱刨，非但不出活，人也累得胳膊发软，要不了多一会儿就抡不动了。
抡大镐的窍门是：首先要找好下镐的点（即容易刨下粪坨的点，不要“贪多嚼不烂”（贪大块冻粪坨，却连小粪坨也刨不下来）。然后，落镐的点要盯住一个点着力。不可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更不能乱刨一气；二是落镐要有力。要将镐头举得高高的，然后，借落镐头自身的重量迅速下落时顺势发力。这样抡出的镐既不太累又特别有力量；三是落镐要准，要盯住一个点落镐不变化。注意在镐尖即将凿到那个落镐点的瞬间，握镐把的双手要有一股收劲，使镐尖着地时微微上翘，使镐尖产生震动，这样，落镐点会发出空空的震响，就容易刨下大块的冻粪坨。
抡大锤也有窍门：这种活对于我们的小伙子来说，干个一天两天还可以，大不了第二天腰酸腿痛再举不起来大锤。可是，若一连干上十天半月的可就遭罪了。多数人三天之后手上都磨出了血泡，一碰针扎似的疼。一周后，胳膊肩膀也肿了，有的躺在被窝里还伸着巴掌数谁手上的泡多。
粪堆就在生产队的队部傍边，我们围着小山一样的粪堆展开了“围歼战”。粪堆旁边竖立着一根高高的木杆，木杆上面绑着个高音大喇叭，每天早上6:30时会准时响起《东方红》的旋律，然后是新闻联播节目。“大喇叭”不停地播放激昂的革命歌曲，大家最喜欢听的是“革命样板戏”，差不多谁都会哼上几句。
常常会有这样的场面：“革命样板戏”的旋律，大锤砸铁钎子的金属碰撞声，铁镐一下接一下地敲打粪堆的咚咚声和大家欢快的说笑声混合在一起。这时，大家倒暂且忘记了劳累。
虽然已是春天，乍暖还寒的天气还是冻得人脸生疼。但是，只要手握大锤、大镐，抡上那么一阵子儿，一个个的就都气喘吁吁的了。嘴里的哈气和头上冒出的热气，使棉帽子和眼睫毛上都上结了厚厚的一层白霜，年轻人再也穿不住棉衣了，甩掉棉帽子和棉手闷子，都扔在粪堆的一边。一天下来，回到“青年点”早已腰酸胳膊疼，累得再没精神说笑了。
刨粪的活儿，每年春天我们都要干上十天半月的，直到把大粪堆削成平地，再把刨下来的粪都送到了地里，我们手上的血泡都变成了又厚又硬的老茧，刨粪堆的农活才算结束了。这期间我们只有一种感觉，就是两个臂膀酸痛酸痛的，再也不想抡大锤、抡大镐了……
记得，五十多年前东北的冬天最大的特点就是“冷”，零下30多度是常跑趟的。俗话说“腊七腊八冻掉下巴”，最冷那几天，最低的温度会达到零下40度。
大清早，吃完早饭的孩子们推开屋门去上学，就会被迎面而来的冷风吹得睁不开眼睛。呼啸而来的西北风，夹带着寒风冷气，像针一样扎在你的脸上，用不了多一会儿你的面颊就会被吹痛。谁都无法想象，刚才还被自家烧得通红的炉子烤得满脸通红、甚至浑身冒汗，到外面不过十分钟，竟然就被北风吹透，浑身冰冷手脚冻僵。
最有趣的的是，如果你头上戴的是皮毛的帽子，再围着一条有毛绒的围脖。你呼出的热哈气瞬间就会被冷空气结为冰霜，以至于你的皮帽子、眼毛及围脖……凡是有毛发的部位都会结出白色的冰霜。你若稍一闭眼，上下眼睫毛就会粘在一起。倘若你戴了口罩，虽然会阻挡刺骨的寒风刺痛你的面部，但呼出的哈气，会使你的口窧在外面被冷空气冻成一层坚硬的冰壳。
还有放在室外的金属，在如此寒冷的条件下竟然会“咬人”。孩子们进教室需要拽门把手，教室的门虽然打开了，而开门的那孩子却无法再进入，因为他的手已经被牢牢地冻在铁质的门把手上了。
为了抵御令人打怵的寒冷，做家长的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为孩子保暖。一副棉手闷子、一双黑色的胶皮棉乌拉和一顶带毛的皮帽子，再背一个书包，一溜小跑就可以直奔学校了。
这里说的棉手闷子，不是通常的五指手套（严冬戴五指分开的手套，手指会很快被冻僵），而是只有一个大拇指的外形，还有一条带子系住两支手闷子，将其挂在脖子上，方便干活的时候取下来的一种保暖效果好的棉手套。
棉手闷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将四个手指放进一处保暖（四个手指聚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存热量，比五指分开的手套的保暖效果好多了）。与南极的企鹅总是抱团在一起取暖的道理是一样的。
棉手闷子把使用频率最多的大拇指独立出来，大拇指头活动方便，便于灵活使用。
棉手闷子自然是用棉布和棉花做的，棉布做的外表很容易磨坏，里面的棉花也容易滚包，特别是手掌部位和虎口部位都容易磨漏，所以这几处需要经常缝补。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下乡插队到东北农村当知青。每到冬季，生产队会打“冻场”。所谓的“冻场”，就是利用零下30多度的严寒，把地表冻得像钢铁一样坚硬的时候，在那个镜面似的场院上，把收割回来的庄家脱粒归仓。
在三九严寒的外面起早贪黑的劳作，必须得有一套保暖的棉袄、棉裤、棉帽子和棉手闷子。那个年代物质极为贫乏，根本没有现在的羽绒服，雪地靴……不过，那时军用的棉服、大头鞋和棉手闷子，那可是大家公认的最好保暖用品了。
恰好那年秋天，我去河北唐山二舅爷家探亲。我看到他家炕上有一副八成新的军用棉手闷子。草绿色的外面，里边是厚厚的羊毛皮，我猜想一定会特别暖和。我迫不及待地问二舅爷，想把这副军用手闷子带回辽北。二舅爷一口答应了我的要求，当即把我乐得有些手舞足蹈。我觉得自己有了这副军用手闷子，即使再打“冻场”，也不会担心冻手了；再者这可是纯正的军用手闷子，会引起多少人的羡慕啊（那时的年轻人最时尚军服着装）！我在心里暗暗窃喜。
军用的棉手闷子与民用的手闷子有一点不同，有一个是三个指头的手闷子，那是右手的食指用来扳枪机的。虽然保暖性能差了一些，但干起活来就方便多了。当年的我，正是用这副军用棉手闷子搓苞米，干得既快又不冻手，因此引来许多小伙伴羡慕的目光。
今天，棉手闷子已经基本没人使用了，除非特殊工作还需要手闷子以外就很难见到了，尤其是生活当中更是难得一见。
“四人帮”横行的年代，“左”得不得了，有些事情他们做到了极其荒谬的地步，窥一斑可知全豹，从一些小事可以了解他们的嘴脸。我曾亲身经历的一次卖糠，使我更深刻地了解了那个年代，那种极左思潮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想来，这也不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
那时没有农贸市场，农民也没有更多的农副产品需要出售，自家种植的吃不了的大路菜可以拿到一个被指定的地点去卖，名曰“自由市场”，其实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年代，哪会有什么自由？我本人就曾体验过“自由市场”不自由的经历。
1969年，革命委员会布告规定：“严禁粮油及其制品上市，打击投机倒把、倒买倒卖……”虽然准许自家种植的蔬菜及农民自己生产的土副产品……进入自由市场。但是这种传统的自由交易，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进行批判。那时候，有个人人皆知的口号叫“割资本主义尾巴”，大体上是：凡是在“一大二公”之外，只要搞一点其它的副业，或者做点与买卖搭边的事，都叫“资本主义尾巴”，一律要加以割除。
那年秋，当知青的我分到了一年的口粮：三百来斤的大米，一百多斤的玉米，还有杂七杂八的黄豆、小豆、粉条、豆油和稻糠……大米是细粮，城里人每月每人才供应三斤，这一次我就分到了三百斤，打心眼里那个乐啊，甭提了！只是那七十多斤稻糠没处“消化”。家里没养猪、鸡，又舍不得送给别人，最好的办法是卖掉换点钱。尽管值不了几个钱，但毕竟累死累活干上一天，也挣不上一元钱，那七十斤糠，咋也值个四五天的工钱啊！
我知道粮食是国家统购统销的物资，不准个人自由交易。可这稻糠不是粮食，再者我又不是倒买倒卖、投机倒把，是队里分给我的农副产品，卖点糠该不会有错吧？我在给自己的行为寻找理由，也在为自己卖糠壮胆。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骑自行车驮着一麻袋稻糠去城里赶集。东西不重，只是那鼓鼓胀胀的大麻袋，时常将自行车晃得离了歪斜不走正道，车把拐来别去的弄得胳膊又酸又疼，三十多里路竟累得我浑身是汗。
进了集市，再也不愿多走几步，就近找一处不挤不乱的僻静地儿，卸下麻袋，打开袋口，傻呼呼地站在一边守候买主。不多会，经一路奔波浸透汗水的内衣便湿漉漉冰、冷冷地贴在了身上，那滋味让人不好受。我萎缩着身子呆在麻袋旁，渴望着有人问价，然而竟没人看上一眼。
眼见太阳升起老高，市场的人也多了起来，这时，我见到几个衣袖上戴着胳膊箍的人正从市场里面朝我这边走来。临近时，我发现在其边走边喝斥的身后，尾随着几个拎着米袋子的人。这不由得使我提心吊胆起来，别把我也当个“投机倒把”分子，不如趁早溜之大吉。但又舍不得这袋稻糠。索性挺直腰板，一脸满不在乎的神色。果不其然，一个戴胳膊箍的人冲我嚷道：“你！这咋回事！”他指着我脚前的那袋糠。
“这是稻糠……队里分的……”
“稻糠也不行！把东西拎着跟我们走！”根本没等我解释，他那声调好似吼，语气更似命令，表情分明是逮住了“投机倒把分子”。容不得我分辩，更不许讨价还价，充满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威慑力”。看着他们那几双凶悍得让人发惨的眼睛，我本想分辩的话刚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好拎着糠袋子跟他们走。
我和几名“粮贩子”被人推搡着进了市场管理所。这是位于市场外围的一排平房，房舍很破旧，临街的门也七扭八歪地敞开着……粮袋和稻糠麻袋都被堆放在外屋，人则被“归拢”到里屋审问，审问是逐人进行，重点当然是哪几个卖粮的。那年月，私下卖粮可犯大忌，那叫违反国家统购统销政策，轻者粮食没收，如果是倒买倒卖，还要被扣上“投机倒把”分子的罪名，说不定要给什么处罚。
好在我心里有底，这七十斤稻糠是队里分给我的，不是“投机倒把”。再者，这稻糠也绝非大米，怕也不够“上纲上线”的标准，我暗自在心里核计对策。“审问”进行得并不顺利，老半天谁也不承认“投机倒把”。一个50多岁农民模样的卖粮者哭咧咧地哀求道：“同志，你就饶了我吧！这是队上分给我家的口粮，孩子有病要用钱，我才……行行好吧！”
“你少给我来这套！别装！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胳膊箍”狠叨叨地说。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的应当剥去！”旁边的另一个“胳膊箍”在用毛主席语录批判卖粮人。
不过也有一位农妇在与他据理力争，意思无非想说明粮食是自家产的，换点钱买点必要的生活品，不是倒买倒卖，更不是投机倒把！她因为理直气壮，嗓门自然越来越高，更惹怒了“胳膊箍”。
“咋地？你还不老实？你这叫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得割掉！我这是从邪路上往回拉你们，你还胡搅蛮缠……再不老实，就给你送进去！……”
我哪有心情听他们这些说教，只是想脱身的主意。我看准他们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审“粮贩子”上，便假装上厕所。途经外屋，一看没人，也不知哪来的那股劲，抓起那袋稻糠撒丫子便跑，很快就跨过横道融入拥挤的人群中。脱离了“胳膊箍”的视线，我松了口气，并暗自庆幸自己。只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再也不敢到“自由市场”去买卖东西，生怕被“胳膊箍”们认出来，再重新逮去。
那时候，家家户户没有电视机。农村的各家各户只有一个有线的小喇叭，其播送节目的前端设在公社的广播站。城里的一般家庭多是外形垮大的电子管收音机，经济条件好一些的人家才会舍得买精致小巧的半导体收音机。收音机广播的都是与“两报一刊”统一调子的内容。每天清晨6:30时，会响起人们熟悉的《东方红》旋律，开播“新闻联播和首都报纸摘要”节目。全国的文艺演出只有8个革命样板戏，一年365天天反复演唱，以至于从小孩子到老人，每个人都会唱上几句样板戏。
人们长期在封闭式的高压政治环境中生活，不仅整天的胆战心惊，也渴望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状况？有人就想到，若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一段外国的对华广播，也许能够对外面的世界稍微地了解了那么一点，哪怕听到来自国外一点新鲜的信息，尽管只言片语，也会觉得自己有了格外的收获。于是，便有人冒着风险“偷听敌台”，也成为少部分思想解放的人了解外部世界，满足求知欲望的特殊途径。
“偷听敌台”是“文革”时期的一句流行语。所谓“偷听”，就是背着别人自己偷偷地听；所谓“敌台”就是与中国有敌对势力的电台。泛指敌对国家对中国的华语广播，也就是以美国和前苏联为主要对象的“敌对”国家和地区的广播电台。
例如“美国之音”（美国国际广播电台）“BBC”（英国广播公司）“莫斯科广播电台”（前苏联国际广播电台）“自由中国之声”(台湾对大陆广播电台)……等。当时收听这些电台只能通过短波收听，而且多在夜半时分进行。如果没有耳塞机，人们不得不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小。没有人敢当众收听“敌台”，也没有人敢于当众诉说听到的任何内容。
现在的年轻人对此也许会有所不理解，不就是听听外国电台对中国的华语广播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至于害怕得这样吗？是的，说害怕一点儿也不夸张。如果有人偷听“敌台”被人发现，先要查明家庭出身，如果你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还好，可以解释说：“出于好奇，仅仅是偶尔而为之”；若是“地富反坏右”的出身，则可以对其“上纲上线”地批判，甚至可以定性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偷听者就会被定为：“亡我之心不死”“里通外国，妄想复辟变天”的阶级敌人。
一旦偷听“敌台”的行为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停职反省、隔离审查、勒令检讨、批斗批判、游街示众；重则会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甚至被判刑入狱。据有关资料介绍，文革期间就有人因偷听“敌台”，被以“偷听敌台罪”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所有这些，绝不是危言耸听。
如此说来，偷听“敌台”还是小事吗？还会有人敢于当众收听“敌台”，或者敢于当众诉说听到的内容吗？
当年的我，和许多偷听过“敌台”的人一样，收听敌台纯属偶然，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原因，只是出于好奇，想知道敌台到底播点啥内容？那时候，我家有一台晶体管半导体收音机，那是父亲每天早晚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的。当然，也是我收听少儿节目“小喇叭”和“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宝贝。
一天，我好奇地把收音机的波段旋钮转到了“短波”的位置，偶然听到了与中国广播电台不一样的声音。虽然说的也是中国话，但是，他们声音特别“生硬”，很明显是外国人在说中文。其中，“美国之音”的结束语总是“这里是美国之音对中国的华语广播”；“美国之音”女播音员的声音留给我的印象特别“别扭”，她嗲声嗲气的有些像当年相声演员形容的“猴拉稀小姐”；“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头语总是“莫斯科广播电台，xxx千周，现在对中国的华语广播”；而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播音员的声音也发嗲，特别像当年电影里面的女特务，那语调跟糖稀似的甜甜的、软软的，令人讨厌。
第一次偷听“敌台”， 我只觉得特别神秘。我以为“敌台”一定会报道一些“内部消息”或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重大问题”的报道，若不然政府怎么会不让老百姓偷听呢？其实，“敌台”既没有什么“内部消息”也没有所谓“重大问题”的报道，不过是说些不着边际的反华内容，偷听之后并无些许收获。即使如此，偷听“敌台”也是需要谨小慎微而不能出一点差错的。对此，作为“黑五类”子女的我，不得不加倍地提防。
一次，我自己在家偷听“敌台”，只觉得外面有人说话的声音，我赶紧把波段旋回中波，再关掉收音机，然后往门外东张西望的，看看有没有人监听……虽然自己虚惊一场，但是，还是自己给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
还有一次，我去同学岳景德家的“学习小组”写作业。先写完了作业的我闲着没事，看见同学家有一个比较高级带耳机的半导体收音机，于是不由自主地拿过来旋到了短波的“敌台”。在严重干扰的噪音中偶尔听到只言片语，根本没有偷听到什么内容。这时，另一位同学悄悄地凑过来，突然拽下我的耳机也要听，吓得我立刻乱扭了一下旋钮。结果，那位同学什么也没有听到。
他狡黠地问我：“方才，你是故意扭乱的吧……？”
对此，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心在“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后来，我就不再敢偷听“敌台”了。我觉得如此地冒风险，还要为之提心吊胆甚至胆战心惊，根本不值得！
我不再偷听“敌台”还有下面的原因：
一是“敌台”播放的声音不清晰。由于我们对其的干扰，导致“敌台”的噪音过大，播音不清晰。或者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杂音骤起。有时候“敌台”会播出一些好听的音乐（当时国内的广播电台仅仅有样板戏），可是，刚刚听了一会儿，就被噪音湮没了，哪里还有兴致再偷听。即使是在“中波段”可以收听到的“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这两家的无线电信号超强），也常常会被中国的信号干扰（据说当时的大城市对敌台都给予了信号干扰），严重的“频飘”让人根本无法收听；
二是“敌台”播放的内容没意思。“美国之音”自诩为“自由之声”，其实宣传的却是与事实不符的中国的阴暗面。可以说，美国之音是“美国进行境外渗透，实现其全球霸权的工具”，是典型的“反华媒体”，其头条新闻经常是中国境内外异议人士的言论和行动及经过该电台歪曲和渲染的中国报道；还有台湾的“自由中国之声”，称共产党叫“共匪”，称解放军叫“共军”，听起来让人很反感。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因能源短缺经常停电。那时的停电一停就是一宿，有时候晚饭都得摸黑吃。经济条件好些的人家可以买根蜡烛，在烛光下吃饭还算比较亮堂。但是，那时的物资匮乏，蜡烛也属于经常脱销的“俏货”，或者要凭票供应，或者偶然遇上了就会多买上几支以备无患。
蜡烛分红色和白色两种颜色，白色的蜡烛质量好，燃烧的时间长、亮度大、油烟小（购买白色的蜡烛必须凭票）；红色的蜡烛因质量差、不耐燃、亮度小、油烟大，0.10元/支（有时不要票）。即便是价格便宜的红色蜡烛，普通人家也舍不得长时间燃用，除非是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晚饭时，点上那么一两个小时。所以更多的人家便早早熄灭蜡烛，摸黑唠喀、早早就寝……
除了电灯和蜡烛之外，最好的光源当属煤油灯了。那个年代人们最熟悉的煤油灯，当属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面李玉和手提的那个铁路的信号灯。那是一个宽大的玻璃罩，里面是宽厚的灯捻，点亮之后会发出轻微的“咝咝”燃烧声响。这种名为“马蹄灯”的效果特别的亮。不过这样的灯特别费油，寻常百姓是舍不得用的。
东北农户常用的是一种身材瘦长、体型稍小的煤油灯，下面好似一个放大了规格的墨水瓶，里面盛满了清亮的煤油，墨水瓶上面是金属的瓶盖，瓶盖中间露出一条薄薄稍宽的灯捻，其上面是一条细长的玻璃“脖子”。点燃了灯捻，再略微调大一点灯捻旋钮，那煤油灯顿时便亮了起来。同时，煤油灯捻燃烧时发出的油烟也通过这条玻璃“脖子”中得到淡化。我猜想，也许是这段玻璃“脖子”使得煤油得到充分的二次燃烧，进而使得油灯减轻了污染，光也更亮了些许吧？
除了煤油灯之外，自制的小油灯也适用平民百姓。最原始的小油灯是用一只小碟，倒上一些豆油，放上一段线绳作为灯捻，点燃起来若明若暗。豆油灯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也比摸黑强多了。后来，有人利用铁盖子的小玻璃瓶，自做成小煤油灯，比那豆油灯亮了不少，但是还远不及煤油灯光亮。
为了省钱，更为了光亮，有人发明做了两个灯捻的小油灯。就是用废弃的铁皮罐头盒，倒上煤油，放入一根细细的棉绳，待棉绳浸透煤油即可点燃。两个灯捻的小油灯与蜡烛的亮度相差无几，如果离的近一些，也可以在油灯下短时间地读书看报……
那时的农村特别困难，多数农户点不起油灯，只能以廉价的柴油代替煤油凑合用。柴油不如煤油好，最糟糕的是油烟太大，时间稍长一些，人的鼻子孔就会被熏黑。为此，人们总是注意看着油灯，随时把灯捻剪短了一些，拨得灯花如蚕豆花一般的小……
我住的“青年点”只有一盏小小的油灯，为了照顾大伙，只能放在房子中间的房梁上面，微弱的光仅仅能照清人的轮廓。晚饭后睡不着的我想看看书，根本借不到亮光。没办法，我只能自己想辙。
我找来一个废弃的铁皮盖的玻璃药瓶，用薄铁皮卷成两个细细的空心管，再其间串过一根细鞋带，这便是油灯的两条灯捻，再用铁钉在药瓶的铁皮盖上凿出两个小孔，插进空心管的灯捻，一盏两个灯捻的小油灯就做成功了。
两个灯捻的灯花虽然很小，但光亮却比一个灯捻的亮了一倍。晚上，我就可以用它秉烛读书看报了。后来，为了让油灯的油烟更小，灯光更亮，我又自制了一个有五个灯捻的小油灯，放在炕边的耳畔。由于灯捻很小，油烟又淡了一些，灯光也更亮了一点。听着油灯发出的细微咝咝声，我读着写着、想着背诵着……似乎忘记了停电。
1977年，恢复了全国高考。我考大学的理想就是在这昏暗的油灯下滋生、成长的，小油灯让我懂得了日子的艰辛，生活的艰苦和学习的勤能补拙……也让我感觉到，在当年的小油灯下勤奋苦读，促使我学得更深，记得更牢，受益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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