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李晓东：报名高考，单位头头挖苦打击我走白专道路

  人物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李晓东，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铁岭分校中文系。曾任开原市文联主席，为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铁岭市作协会员。在机关工作35年，在报刊上发表散文、杂文、随笔300余篇。

原题

难忘的高考

作者：李晓东

1977年，邓小平拨乱反正之后第一个重要举措就是恢复全国高考。当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条消息后，高兴得跳起来。虽然没有考取的把握，但毕竟有了参与选拔的机会，这对我这个连“红卫兵”都政审不合格的右派子女来说，无疑做梦娶到了媳妇……

我是1970年中学毕业下乡插队的知青，1974年回城到商店当了卖布的营业员。期间看到别人入党、参军、上大学、当工人……心中只有羡慕。因为那样的好事，八辈子也轮不到我。如今，自己也有了报考大学的资格，心理能不高兴吗！

当我满心高兴地找到单位领导，说明自己想报考大学的愿望并请求其开具报名介绍信时，立刻被浇了一盆冷水（当时的政策规定：考生必须持有单位的介绍信，以证明所在单位是否同意报考的意见）。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姓张，五十岁左右，整天一副“阶级斗争的面孔”。他板着脸声色俱厉地挖苦我：“你报考大学，这是想走白专道路啊……那可不行！”

我用眼神瞄到他那铁青色的满脸横肉，耳边不断回响他那无限上纲的否定语调，哪里还敢分辨。刚刚还心花怒放的高兴心情就这样被他浇了个透心凉，冷得我浑身的热血几乎都凝固了下来，再没了一点心情。一天无精打采，一夜的辗转失眠，第二天我竟自己去了商业局。既然单位领导不准我报考，我只好找管他的上级。因为我不想轻易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商业局主管政工的科长姓张，是位年近五十岁的老太太。她丈夫当年是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今天的县长），女儿是重点高中“快班”的尖子生。当她听明白我想报考大学的想法后，不屑一顾地甩给我一句：“你根本考不上！别报考了！……”说罢便丢下我，又忙着跟别人聊天去了。我紧随其后，忐忑不安地向她哀求道：“我想……考考试一试……”

“试啥？你说你考不上还试个啥？！”她一脸的鄙视。

“再说了，报名手续麻烦麻烦地……”她不耐烦地说罢，再也不理睬我。

还没高考，报名这关就如此难过。这时我没想到的，对此，我有些丧气，更多的是不平与愤怒！我在心里想：革命青年报考大学，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学文化呀，怎么能说我想走白专道路呢？

“怎么回事呀？‘四人帮’去年已经被粉碎了，当领导的怎么还是那张阶级斗争的面孔呢？” 我在心里对这两位领导很有些愤愤不平。

我认为，他们两位仍然是“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余孽，是典型的压制革命青年报考大学！

我还认为，报考大学是党给我们青年的权利。《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明确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止符合条件的青年报考……”你们凭什么“横挡竖拦”地不准许我报名呢？

我带着一肚子不理解，拿着《人民日报》社论，去找到了商业局长。我强压心中怒火，嘴上却毕恭毕敬地说：“郑玉英局长，我想跟您咨询点事……”

“说吧”，局长是位年轻的领导干部，也是位漂亮女孩。当时也就25岁左右，身材苗条的大高个儿，她经常一身洗得发黄的军装，分外英姿飒爽。

她原本是我们百货公司的副经理，因为表现突出，不久前才被提拔为局长的。我特佩服她的演讲口才，她讲话不用拿稿，语言干练，办事雷厉风行。

我咨询她：“作为革命青年，我响应党的号召报考大学，是否可以？”

“当然可以，应当支持呀！”

她的一句话立刻就让我感到一股温暖……我接着问道：“可我们单位的主任、局里的政工股长不同意。”

她听懂了我的苦衷，略为沉思后安慰我：“别着急，我帮你说……你放心！”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暗自高兴得又要心花怒放。

高考报名这一关终于顺利地通过了，但平日的刀把却仍然攥在商店主任的手里。

其实，在单位领导百般刁难我、阻挡我报考大学的期间，单位发生了两件事情，似乎会动摇我报考大学的信心：

一是单位想分给我福利住房，却被我拒绝了。1977年，我所在的单位已筹建福利性家属房。作为已有四年半工龄的男职工，我符合分得福利住房的各种条件，可以得到这份难得的福利待遇。但我明确告诉领导，我自愿放弃这份福利待遇。也就是说，我不要单位分的福利房。我的所作所为让单位领导和同事都不理解，而且非常惊讶？因为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人都希望得到一套福利房却无法得到。现在单位给了我福利房，而我却不要……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给自己实施的是背水一战策略，完全断了自己的后路，为的是坚定自己必须考上大学的信心。

二是上级领导调任我到上级机关担任会计工作，却被我婉言谢绝了。一天，公司的领导找我谈话：“公司缺一名会计，打算培养你，你愿意吗？”“当然愿意！当会计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我知道公司是商店的上级管理机关，公司的会计岗位是干部。去公司当会计这可是许多人托门路都求不到的美差……”我禁不住高兴地回答领导。领导的态度也很明朗：“你若想参加高考，我们则另选他人。”

虽然我内心非常愿意去公司当会计，但面对这两难选择，我还是向领导表示：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但我还是想考大学。

最终，我还是谢绝了领导的好意。看来，堵死了一切后路的我只剩下奋力拼搏了。

我的实际文化水平是小学6年，我只念了一年初中，我们初中文化课学习的内容是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每天早晨要做“三忠于四无限”、跳忠字舞，体育课挖地道、扔手榴弹、练拼刺刀，我们的数学课仅仅学过一元一次方程，其它的都不懂；我们还学了木匠的画线（也就是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和工人的“三视图”，即车工加工机器零件用的主视图俯视图；化学也仅仅学过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

为了备考，我想复习、想看书、想听辅导……但是，单位的领导要求我，工作时间必须得上班，不能看书补习、不能参加高考辅导班听辅导。作为营业员，你的工作不能耽误一分一秒。我每天必须要8小时站在柜台里卖布（每天要走“三尺柜台内的小长征”），即使下班后也不许回家，还要集中学习毛主席最高指示，还要阅读“两报一刊”。为此每天下班之后，还要再折腾两个多小时。这样一来，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多达10个小时，严重影响了我的复习备考。

对我来说，时间就是知识，时间就是前途，时间甚至会改变我的命运……因此，我要抓紧时间，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时间，哪怕一分一秒也舍不得放过。

我与同事达成默契，只要领导不在，我就蜷缩身子藏在柜台里面看书，求其他同事替我“放哨”，发现“情况”，立刻敲击柜台通知我。

白天，我一边在柜台里卖布，一边默念历史、地理、政治、哲学等需要死记硬背的题。为了减少商店嘈杂环境对我复习的影响，我和同事订立攻守同盟：只要领导看不见，我就钻进柜台底下（储藏布匹处）偷偷地看书，全身心地投入复习功课（工作时间是不可以复习的）。而我的同事则为我“站岗放哨”，只要看见领导过来巡视，立刻敲击柜台向我发出“警报信号”。我只要听到敲击柜台的声音，就知道领导已经朝我所在的位置走过来了。于是，我会立刻从柜台底下钻出来，假模做样地在柜台前边照顾顾客。

每天下班之前，商店还要开那永远开不完的“大尾巴会”。那时“四人帮”的极左余毒尚存，每天班后都要有一两小时的政治学习（读报纸、谈心得）。

回家后，匆匆嚼上几口饭，我便开始“挑灯夜读”了。当时，既没有“高考补习班”，也没有老师可以求教，甚至连课本教材也没有。我只能按照高考复习大纲，到新华书店买来一些辅导材料，大海捞针般地通盘复习。没有老师指导，没有同伴相商，只有自己在家一个人自学，遇到困难，自己理解、消化。我每天都学习到后半夜，一年下来，圆润的面颊瘦成两个大坑，体重硬是掉了十多斤。

临近高考前，为了有个整块时间“冲刺”，我求人在医院开了一周的病假条，想在家里整天整宿地复习一周。谁知刚休了一天，第二天，对面柜台的魏姨（魏敬凡）特意跑到我家告诉我：“小东啊！快上班吧，主任说要召开全店的批判大会，分析批判你。”

情况如此严重，第二天我只好上班，当晚的学习会上，那位主任再次绷起“阶级斗争的面孔”，不点名地怒斥我：“……咱们单位有人想走白专道路，我告诉你，别说你考不上，就是考上了，也绝不能让你去走白专道路！”

此后，我更加小心翼翼，不敢迟到早退，不敢看书复习，不敢请假.....甚至连参加高考那三天，也被扣发了工资。那种感觉就好像我报名参加高考，就是在偷偷地干坏事。而且，我竟然在监督人的面前，每天都在不停地干坏事……正因为如此，我会随时遭到领导组织的全体职工同志的分析批判。

只有下班之后的我，才像获得自由的囚犯，扑到书里用心地研读，再不用左顾右盼地抬头观察是否有人监督我？是否会遭到那位张姓领导组织的批斗会及大家对我的分析和批判。

更困难的还不仅仅是上述的报考难，最难的应该是当年参加高考考生的人数之多及录取比例之低。由于与我同年参加高考的考生中有大量的1968年下乡的知青（俗称老三届），即初一、初二、初三和高一、高二、高三的六届的学生（他们文化课知识的占有量，明显要比我高出许多，而那时的我不过是小学六年级），我与上面六届的师哥师姐同考场竞争，其金榜题名的难度可想而知。

与我同时参加高考的还有学校在读的76、77两届毕业生。此外，还有70届一75届的五届学生。

若将上述考生全部合并计算的话，当年的我们是十三届的考生一同参加高考。

我是1978年参加全国高考的，高考成绩发榜后，我的喜怒也是一波三折。数学成绩是最先发表的，当我听到自己的数学成绩仅仅考了18.5分，心里顿时凉了大半截。因为仅这一科的成绩，就足以把我的高考总分落下很多。我当时就傻了眼，自我感觉一定与大学无缘了。然而，接下来我其它几科的考试成绩却越来越好。政治80分；地理82分；历史78分，仅仅这三科就高达240分。再加上语文试卷的38.5分，我竟然出人意料地取得了293分的好成绩，而1978年辽宁省高校（文科）最低录取分数线仅280分。

再后来的我，却以自己数学获得的这18.5分的成绩而沾沾自喜了。有位老师后来告诉我，你这不起眼儿的18.5分，可是当年开原重点高中应届（文科班）的数学试卷前八名的好成绩（据参与判卷的老师说，他经手的文科考生的数学试卷，大约有一少半的考生的数学成绩是零分，另一多半的试卷，即使有成绩也是低得可怜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局里的那位政工科长见到我，再没有了“考不上，报名有啥用？”的腔调。更具讽刺的是，她自以为骄傲的女儿李小花（开原重点高中应届毕业生，而且是火箭班的尖子生）却名落孙山。商店那位张继饶主任，也没能做到“考上也不放你走”！相反，因文革期间参与批斗老干部致死人命，他被撤职处分离开了领导岗位。

新任领导吴玉宝主任把我作为青年中的先进典型，他还组织全店同志召开了一次欢送我上大学的欢送会，在会上表扬了我爱学习的精神，还号召商店里的年轻人向我学习。

就在这次欢送会上，商店里的团组织吸收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并赠送我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今天，我回忆起这段往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那一幕幕情节和一幅幅熟悉的面孔，让我体会到生活的苦辣酸甜……

我还要感谢身边的每一位关心我、支持我、帮助我的老同事，是高考使我的命运有了转折。

我真心感谢党、感谢邓小平，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7年迅即恢复高考。我觉得，惟有邓小平这样伟大的政治家，才有如此远大的眼光、惊人的胆略、大无畏的气魄和众人所望的威望做出如此英明的决策。

如果有人问我，恢复高考到底恢复了什么？我觉得一是恢复了知识的价值，彻底否定了“读书无用论”；二是恢复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不再是受人批判的“臭老九”；三是恢复了大学招生的公平机制，凭真才实学考大学彻底杜绝了“走后门”上大学。

有人评价当年的恢复高考，认为没有当年的恢复高考，就没有今天的繁荣盛世，我觉得这种评价一点也不为过。从表面上看，恢复高考不过是青年学子们对学业的追求，其实不然。我认为应当将恢复高考的意义上升为中华民族对文化的尊崇和人民群众对学习文化知识的追求。小平同志很早就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就是把这一浅显的道理上升到理论，进而指导我们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

有人在邓小平百年诞辰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作者打了一个比喻：“阿基米德说过一句话，如果给我一个支点的话，我可以撬动地球。如果把中国现在的四个现代化比作地球的话，那么撬动这个地球和四个现代化的就是恢复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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