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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李晓东：每年口粮能分到三四百斤大米
李晓东，1978年考入辽宁大学铁岭分校中文系。曾任开原市文联主席，为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铁岭市作协会员。在机关工作35年，在报刊上发表散文、杂文、随笔300余篇。
知青岁月杂忆
作者：李晓东
1970年9月，我下乡到辽宁省开原市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大队当知青。
一个月之后，生产队长找我说：队委会昨晚开会了，大伙认为你的表现不错，决定让你参加队里的“分配领导小组” 参与制定队里今秋的分红方案。此外，队长还让我明天上任“护青员”（俗称“看青的”），也就是看护地里的农作物不被他人盗窃或被牲畜啃吃。
听了队长的这一番话后，我心里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要知道，当时的“分配领导小组”和“护青员”，可不是啥人想参与就能参与，想当就能当上的。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许不太明白这其中的奥妙，那可是组织上对一个年轻人的极大信任啊！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那时让我参与队里的“分配领导小组”并任“护青员”，似乎就像今天的领导提拔我到一个关键的岗位担任重要职务一样。
对此，当时的我有两种的感受：
一是我觉得是队长看重我有一定的政治素质，能了解国家有关粮食的分配政策，会为队里秋后分粮提供“既不违反国家的粮食政策，又能提供让农户尽量多地分到一点口粮”的参考意见（那时，国家对粮食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只允许农民留下有限的口粮，不允许私分粮食）。
二是我觉得队长让我担任“护青员”，是看重我没有私心杂念，能够坚持原则、敢于向不良现象作斗争。也就是对偷粮者不循私情，敢于得罪人。
这样一来，我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决不能辜负队长对自己的希望。我常常暗暗的要求自己，要更卖力气的干好农活，要更好的表现自己。特别在“看青”的过程中，遇到乡亲们“捡地”（ 农民到已经收割后的地里捡落在地里的粮食穗）。我总是表现得“一本正经”，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们面前六亲不认，甚至“两眼一抹黑”地大呼小叫，不允许乡亲们捡粮。我觉得自己身为“护青员”， 一定要坚持原则，绝不可以在好友面前“开口子”，更不会慷集体之慨，将落在地里的粮食送人情。
也许是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没过几天，队长又让我担任生产队的记工员。就是要每天给出工的农民计工算分。用今天的话来说，有点儿像一个企业的现金。
在队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有一个木制的大镜框，玻璃里面是一个很大的记分表格。最左侧的表格里面填写着每个社员的姓名，右侧是每月从1号到31号的日期，下面则是每个社员每天的出工记录空格。我的任务，就是负责将每个社员每天出工的状况，填写到空格里。
记分表是上墙公示的，有利于大家的监督。既防止有人不出工照样得到工分，也防止由于漏记，出了工也没有得到工分。这就要求作为记工员的我，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这项工作，不允许出任何差错。
到年末，由我负责将每个月的表格汇总起来，就是每个社员的年终收入总额。首先由生产队的会计，计算出生产队全年的收入总额。然后由我核算出全体社员的全年总工分，再用总收入除以总工分，就可以计算出每一分的分值。最后，用分值乘以你全年累计得到工分，就是你全年的收入。
由此一来，我的责任重大。因为每一名社员的全年收入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的记工工作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有时，因为工作需要加班加点，队长会临时给加班人加分，我必须及时将加分记入到记分表里。哪怕头一天晚上收工太晚了，第二天早晨我也必须起早记录。否则忘记了记工，出工社员就要受损失；有时，有人请假没出工就不能积分，如果错记了出工，集体利益就会受损失，其他社员也会以不公平而指责我。总而言之，一点也不能错，错一点我也负不起责任。
到年末，我还要把所有人的工分汇总交给会计，会计按照我核算出的汇总工分，作为发放年终红利的依据。
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生产队干活，每人一天的工分是10分，知青当年的工分是8分。1970秋，那一年我们队的效益非常好，每一分的分值是0.113。换算成农民的一天收入就是1.13元。这样的分值，在当时经济欠发达的开原县来说，实在算得上较高的水平（经济中等的生产队，农民的一天收入大约五六毛钱；少的，不过三四毛钱）。即使如此微薄的收入，在当时来讲也是相当的不容易。那时的我们，从早天亮开始下地干活，一直干到天黑收工，一天的劳作时间不止12个小时。如此的辛苦付出，每天只能挣几毛钱，到秋后的算账，还要向生产队再倒找几百块钱。
队部的土墙上，挂着一个特大的木制玻璃相框，那里面贴有一张很大的《社员工分日上墙表》。那是一份特大的表格，全村100多名劳动力的名字都密密麻麻的写在上面，每个人还有一个月30天的具体填写内容的空格。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我竟然成为这张表格的填写者——生产队的记工员。
每天收工后，我都必须及时地将出工的社员当日得分儿的情况，记录并公布在这里供大家的监督。让我更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工作让我一干便是五年。
这张《社员工分日上墙表》，每月更换一次。年末以此为依据，决算每个农民的收入。当时有一句俗话，形象地形容了社员对工分的重视程度：“分儿分儿小命根儿，没有分儿就没媳妇儿……”对农民来讲，工分儿就是收入。分儿多了自然就收入多，分儿少了自然收入就越少。套用今天赵本山的话来形容：“一年到头全指着这点儿工分儿活着呢……”若是没有了工分儿，自然就没有了收入，而没有了收入，又拿啥娶媳妇儿呢？
秋后，队里打完场、交完公粮后，粮库会将卖粮款及时拨付给生产队。这时，全体社员最盼望的日子即将来到了，那就是秋后的年终决算。
首先，记工员要把每个人的全年工分汇总，会计要统计生产队一年的总收入。之后，决算出每一个工分的分值。每个人的全年工分总分乘以分值，再扣除掉所分的口粮及有关费用之后，就是其应得的一年收入。那个年代的农村分值很低，一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从早晨天亮一直干到天黑（大约12个小时），只能赚到10个工分。
记得，1970年初冬，我所在的生产队秋后的年终决算的结果出来了，每一个工分的分值是0.113元。也就是累死累活干上一天能赚上1.13元钱，可不要小看这每天一块钱的收入，我们生产队可是当时周围十里八村经济收入最高的，也是令其它生产队的知青羡慕不已的。
据我了解，当年许多经济效益欠佳的生产队，每个工分的分值也就是五分钱左右。起早贪黑的忙上一天只能能挣5毛钱。秋后的年终决算，若去掉买口粮的钱，一年的全部付出竟不够买口粮的钱，还要再搭进去（“倒贴”）几十块钱。
如果把“青年点儿”作为知青的第一个家，那么我觉得生产队的队部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因为队部是我们每天早上必去领活的地方，也是我们年轻人晚饭后经常来活动的公共场所，而且这里比青年点儿环境更宽敞、气氛更温暖。
当年，我们村是个独立的自然屯，全村儿50多户 100多个劳动力。每天早晨，大家都要到队部报到，再由生产队长派活给每个人，告诉你跟谁去做哪些农活？
队部就是社员集中的场所，设在村子南面前街的一个独立的大院子。坐北朝南的正房是一趟十间的旧平房，东面的六间屋子作了磨米厂，平日里为社员加工水稻磨成大米或者将玉米磨成玉米面。
靠西侧的四间房，就是全体社员每天集中报到的队部“办公室”了。进队部必须经过一间“外屋地”，“外屋地”的北面有一个特大号的大铁锅，周围则乱七八糟的堆满了玉米秸杆，那是平原地区农民日常烧火做饭的燃料。
队部的“办公室”里面并没有办公桌椅，也没有办公的地方。靠北侧是一铺东西通长的火炕，一方面冬季用火炕取暖，另一方面也是大家开会时盘腿坐着的地方；火炕的南侧则是宽阔的地面，也是大家站在这里等候队长派活儿的地方。
队部的屋里几乎是家徒四壁，没有任何装修。抬头，就可以看到屋顶的天棚，裸露的高粱秸秆和那些逐层裸露的房梁、檩子和椽子……再看四周的墙壁也不是“雪白的”，只是用黄泥混合稻草简单的抹了一遍，不再往下掉土而已。
在西侧的土墙上，挂着一个特大的木制玻璃相框，那里面贴有一张特制的《社员工分日上墙表》，全体社员当日的出工及得分儿情况记录并公布在这里，便于大家的监督。
队部常年有两位担任饲养员的老人值守，他们还负责清晨的敲钟以及半夜时分为牲口添加饲料。每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饲养员就会拿着铁锤到外面的大树上猛敲那段两尺长的铁轨，那是我们上工的钟声。晚饭后，这里又成了我们年轻人海阔天空神侃的地方，两位老人特别喜欢与我们年轻人在一起，对我们也特别的热情。
村里有了大事小情，也都要到队部开会。比如我刚下乡那天晚上，恰巧抓到一位偷了生产队苞米的年轻社员。于是，生产队长召集全体社员到队部里连续三天召开分析批斗会，以其为反面典型，教育他承认错误。
那时候农村的家家户户都安有一个有线的小广播（俗称小喇叭），这是每个公社、大队各自独立的宣传机器。由公社广播站或大队广播员向各家各户广播，主要是把公社和大队领导的意图及时传达给各家各户，偶尔也会放一些样板戏或者是革命歌曲。队部自然也免不了要按这样一个小喇叭。
每当数九严寒的季节到来，队部就成为大家趋之若鹜的地方了。因为那个年代必须“打冻场（为庄稼脱粒）”，就是说秋后收割回来的庄稼一直集中存放到生产队的场院里面。必须要等到上冻之后，土地冻结实了，把土地压光，然后才能在镜子一般冻结的地面上“打冻场”。
由于那个年代缺能源少电力，白日里是经常停电无法打场的，必须要挪到晚上夜战，甚至要通宵达旦的加班加点。那时候的气温也比现在寒冷许多，特别是半夜时分常常会发生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长时间站在空旷的场院里干活，会把人冻的手脚僵硬。人们不得不给手哈气，却仍然无法暖和已经被冻得僵硬的手脚。这时，谁都恨不得能在队部的热炕上焐上一会儿，一准儿能缓过劲儿来。所以借着尿道儿，常常要跑到队部的炕上坐上哪怕一两分钟……
如果赶上下雪天，纷纷扬扬的雪花直往脖子里钻。年轻人也会常常抽空就往队部里跑，图的是暖一暖手脚，再抖落钻进脖子里的雪花。
如果赶上下雨，队部有成为避雨的好去处。那时候很少有人穿雨衣干农活，条件好一些的农民，不过有那么一块白色的塑料布。更多的人，任老天爷挨浇便是常事儿了。浑身被雨淋透的你，跑到别人家会担心把人家的地面弄脏，无论跑到哪里去避雨都会觉得不方便的。只有到队部，才是最可以放肆的地方。特别对于知青来说，无论我们被雨淋得多么狼狈，队部就是我们可以随便休息的第二个家啊！
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物质生活十分匮乏。买粮食要粮证、买煤要煤本、买柴米油盐酱醋茶也要相对应的各种购物证券。
在生产队青年点吃集体伙的知识青年们，每天的三餐总是吃“一锅出”。所谓的“一锅出”，就是在大铁锅上面贴一圈玉米面大饼子，下面是白水煮白菜。下面的白菜煮熟了，上边的一圈大饼子也熟了。
这种没有一点儿荤腥，没油拉水的白水煮白菜，吃得大家一点食欲也没有。那时候的玉米面大饼子也不像现在的锅贴饼子精工细作，而是粗糙得剌嗓子。每天不换样地吃这样的饭菜，吃得大家牢骚满腹，发誓“下辈子再也不吃这玩意儿！”大家最盼望的就是能在清水炖白菜里放些粉条或豆腐，再吃到嘴里就会好吃许多，甚至会觉得食欲大增。
说到粉条，我便想起当年在生产队粉坊里面发生的那些故事。
当知青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粉条是怎样做成的。我下乡的那年秋天，生产队的土豆丰收了，收获的土豆在生产队的场院里堆得像小山。队里按家、按劳动力分了一些给社员，余下的土豆就将其制成了粉条。
制粉条第一道程序是将土豆制成淀粉。先是挑出那些虫害、霉烂的土豆，然后洗去土豆表皮的泥沙和污物，将清洗干净的土豆放入机器粉碎。再将粉碎后的土豆浆液放入水缸中沉淀。然后将上面的清水撇掉，将沉淀好的粉汁挖去浮在上层的黑粉。再加一次清水，用木棒搅匀、沉淀，然后将沉淀到底部的淀粉浆液灌入吊挂着的豆浆布里任其淋水。经过几天的淋水，吊包里面的浆液就淋净了水分，形成底部呈圆形、上面是方形的淀粉坨。这时，打开吊包就可以起粉了。这一坨坨淀粉，就是制作粉条的基本原料。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来那沾满泥土黑不溜秋的土豆，经过如此一加工，竟变成了如精粉一般雪白的淀粉。用手轻轻的抚摸，竟然如婴儿皮肤般的细腻。用热水沏烫淀粉，它又呈现出晶莹剔透的半透明状态。这时，粉条尚未制作，人们就已经垂涎欲滴了。
将土豆淀粉制作成粉条，还需要经过和浆→打熟芡→和面→漏粉几道工艺。其中，最关键的工艺是和浆及打芡。当时的我不过十七八岁，对这工艺的关键所在根本就不懂，只能站在一边看“热闹”。小栓老爹是队里和浆打芡的老把式，这关键的工艺非他莫属。他还培养了一个徒弟—老赵家的小颜（当年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和浆打芡的最关键在于配料的比例，先是将少量的淀粉倒入一陶瓷盆，再逐步适量的加入50℃的温水，边加水边搅和，待淀粉成稀糊状，再将开水迅速倒入调好的稀糊里，然后用木棒顺时针方向迅速搅拌，至稀糊呈均匀的半透明状即成粉芡。再将粉芡与湿淀粉混合，粉芡的用量占和面的比例极为关键。我在一旁看到他们常常因为粉芡的用量多一点或少一点而争论个不休。一次，小栓老爹有事不在现场，由小颜掌舵。平日在一起和面的几个小伙子为粉芡的用量多少相互之间不服气，为此，还争得面红耳赤。
需要说明的是，在和面前还要加入适量的白矾粉末以增强粉面的韧性。这样做成的粉条，才会满足人们对粉条要筋道、韧性、滑爽、耐煮的口感要求。
再说和面，实在是个力气活。小栓老爹六十多了，还有一身的力气。每一次和面都由他亲自领着，和成一大团能够漏粉的面团每每要揉面一个多小时。每次都累得好几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浑身冒汗，让我在一旁边看着都觉得这个活儿有吃不消。
接下来便是漏粉，漏粉是个用巧劲的活。下面是一锅烧满了沸水的大锅灶，上面吊着一个用金属铁皮打制的漏粉瓢，漏粉瓢的底部有大小不同的洞（大洞眼儿的漏粗粉，小洞眼儿的漏细粉）。这道工艺需要掌瓢人具有一定的定力，也就是说需要从开始至结束都用同一种速度和力度敲击漏瓢里的面粉团。敲力过大，漏出的粉条就会出疙瘩；用力过小，漏出的粉条就会出现断条。
刘哥的老爹是专门掌瓢的老把式，六十多岁了还健康得很。只见他左手执着盛满粉团的大漏瓢，右手掌握成微微拱起状，有节奏地捶打着瓢里的粉团。再瞧，那粗细均匀的粉条就从漏瓢里源源不断地涌出流到那翻花的沸水里（经开水煮沸定型）。此时的刘老爹更像是位魔术师的样子，他边说边笑着，引逗大伙儿的兴致。随着老把式身体和手腕的不断晃动，再看那一条条粉丝欢快地从瓢里流出，像是花样游泳的运动员，摆动着窈窕的身躯，排着整齐的队形，整体和谐地纵身跳入老柴锅那滚烫的水中。漏粉是件既费力气又讲技术的活。若是捶打粉瓢里用力不匀，漏出的粉条就会粗细不均匀，若是粉团里掺进了细小的杂物，粉条就会出现疙瘩或断粉现象，粉条品相也不好。漏出的粉条经过两番的滚水煮沸，大锅灶旁边早有人将煮好的粉条从沸水中挑出，再根据需要的长短用剪刀剪断，然后上架晾晒了。
此时的粉坊里大家一派繁忙，和浆打芡的、和粉揉面的、掌瓢漏粉的、烧火加水的、挑粉捞粉的、架条上竿的……大家一边说着笑着、一边干得起劲、忙个不停。
在粉坊干活的日子里，留给我最难忘的记忆是偷吃“烧粉团”。趁着生产队长和老把式不注意，有人将和好的面粉团偷偷挖出一小块，再团个圆球状扔进灶坑里用火烤。要不了几分钟时间，方才还粘粘糊糊的面粉团已经被烤成了黑乎乎的面球。轻轻拂去粘在黑球上面的柴火灰，露出了金黄色的煳笳。打开面球，煳笳里面是嫩嫩的半透明状态的“白色粉肉”。将焦糊面球掰成几瓣，每人一小瓣，大家便急不可待地放入口中。那种散发着焦糊香味、外焦里嫩、艮啾啾的特别有咬头的感觉，让你吃了之后满口留香、回味绵长。遗憾的是，这种记忆中的美味每次都不能大饱口福。你想想，一个拳头大的小面球，七八个人分尝，每个人都吃得甜嘴巴舌的。
还有一件趣事让我难忘，就是偷吃粉条。那些刚从沸水锅里煮出来的粉条，必须立即“架条上竿”到队里的场院晾晒。那一排排、一架架冒着热腾腾的蒸汽的粉条，直诱惑得你垂涎三尺。只要趁队长和管事的不在，我就会偷偷揪下一把塞进嘴里，一边干活一边嚼，满嘴的劲道，也特别的解馋。
还有偷吃烧粉条也是我们常干的事，从捆成小把的粉条里偷偷地拽出几根粉条放到火上燎烤，那粉条遇火便膨胀，就会立刻变成一条条白生生的酥脆膨化美食。塞进嘴里，又香又脆，好吃极了！
如今想起那段往事，仍然令我慨叹生产队的粉坊留给我的美好记忆。
生产队早已知道知青的到来，提前就安排了一名社员为我们做了午饭。由于当时条件艰苦，我们的一日三餐总是玉米面大饼子和白水煮白菜，而且天天不换样，连酱油和味素也舍不得放，吃得我们个个胃里反酸水儿。大家企盼的是，菜汤上面若能漂出一点油花儿或者放入几块豆腐也会让人有点食欲啊！
秋收割地开始后，队里开了豆腐房，地点就在队部的外屋地。外屋地的北侧有一个特大号的大铁锅，那是生产队为给牲口添加精饲料隔三差五用其烀黄豆的。如今开了豆腐坊，正好可以利用大铁锅熬豆浆。大铁锅一旁新安置了一个大磨盘，那是用来磨豆子的。在大铁锅垂直上面的房梁处吊了一个大铁钩子，那是用来吊豆包用的。将刚刚磨出的豆浆倒入豆包里，挤出豆浆，再把硌出的豆腐渣用来喂牲口。
记得，当年队长指定的豆腐师傅是一位名字叫韩锁臣的青年农民。当时的他30多岁的样子，膀大腰圆的身板，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力气。
每天晚上，韩师傅要把豆子放入缸里用水泡上一宿。第二天早上三四点钟，他再把泡好的黄豆捞到水桶里，然后就可以磨豆子了。
他先在磨盘下面放好盛放豆浆的水桶，再把驴套在磨杆上，然后用一块布蒙上驴的眼睛，小毛驴就会低头只顾拉磨了。小毛驴只管低头拉磨，其它的活还得靠韩师傅亲手去干。小毛驴每拉一圈，韩师傅就往磨眼里填勺带水的豆子，于是，磨盘缝里便汩汩地不断冒出豆浆。
像乳汁一样雪白的豆浆，散发出淡淡的豆香。眼见水桶里的豆浆快要满了，韩师傅会用瓢把豆浆一瓢一瓢地舀进吊在大铁锅上面的豆包里。
那个豆包，是把一块过滤布的四角分别系在交叉木棒两端，使之形成一个四个角的网兜挂在铁钩上。待生豆浆灌满了豆包后，韩师傅开始上下左右地摇晃那个吊在大铁锅上面的豆包。于是，豆浆汁就会不断地从豆腐包的经纬的空隙中渗漏出来。过了一会儿，看到豆腐包渗漏的豆浆汁逐渐减少，最终不再渗漏了，豆腐包里就剩下豆渣了。为了将豆腐渣里残留的豆浆全部挤净，韩师傅这时会拿出两根一头用结实的绳子绑好的木棍子，夹住鼓胀的豆腐包，两支胳膊用力将两根木棍的另一头紧紧的合拢。利用杠杆原理，经过这样几次变换不同位置的挤榨，最终将豆腐渣里残留的豆浆全部挤了出来。
接着，韩师傅点燃了事先放入灶坑里的玉米秸开始熬豆浆。过了片刻，锅里的豆浆便逐渐翻滚起来，沸腾的豆浆不断冒出热气腾腾的蒸汽，于是满屋子弥漫着沁人心脾的浓浓豆香。
豆浆熬好了之后，就着豆浆的热乎劲儿，韩师傅用瓢把豆浆舀到有豆腐包布过滤的二缸（个子很矮的半截缸）里，热气腾腾的纯豆浆汁顺着滤布流进二缸里，顿时满屋子弥漫在蒸汽中。
接下来，韩师傅用瓢先扬了几下滤好的豆浆汁，再用瓢舀了一点豆浆，用舌头舔一舔，直到感觉豆浆的温度降到了适当的温度，然后他不慌不忙地倒入适量的卤水，又用木棍顺时针搅拌几圈，这就是卤水点豆腐的过程。
这时，韩师傅把过滤布放在豆腐盘子里铺好，再用瓢把点好卤水的豆浆倒进豆腐盘里，倒满以后，蒙上豆包布再用木板压在上面，压出豆浆里的水，压出水的豆腐便硬实了。于是，方才还似水一样的豆浆就变成了硬实的豆腐。
有了豆腐，青年点的伙食也可以改善了。尽管还是平日的白水煮白菜，只要在里面放上几块豆腐，那视觉和味觉都会大大地改变。原来难以下咽的玉米面大饼子，有了大豆腐的佐餐，也会让我们食欲大增。即使碗里放块豆腐，倒上一点酱油，再用手折上几段小葱，做一个小葱拌豆腐，也会让你吃得杠香。
我下乡的开原县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大队，地处清河流域，是水稻产区。每年秋后，我们知青每人都能分到三四百斤大米，那是我们一年的口粮。
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除了逢年过节，人们几乎吃不到鱼肉蛋，也很少吃到大米白面。住在城里的市民，买粮要到国家指定的粮食供应站限量购买。每人每月三两豆油，三斤大米和三斤全面（黑面）。其余都是玉米面。知青的生活条件就更差了，我们一年到头天天顿顿是玉米面大饼子，白水炖白菜汤总是不换样。
为了能改善生活，秋后，我们就会用分到的大米去换取自己需要的东西。大米，在当时可以算作稀罕物。谁家都舍不得天天吃大米，常常会分出一部分大米用其以物易物，换回自家短缺的食物。比如，粮食不够吃的人家，为了让全家人吃饱肚子，会用一斤大米换来四斤玉米面。而一个人一顿就可以吃掉的一斤大米，换成四斤玉米面就够全家人吃一顿饱饭了；为了让全家人过年多包两顿饺子（那个年代白面也非常短缺，只有逢年过节才会供应几斤精粉），还可以用大米换来白面；当然，用大米还可以换来其它的金贵食物，我当年就和几位农民兄弟一同就用大米换过花生米。
我所在开原三家子公社前三家子村，位于辽北开原的西部，我们换花生米需要到法库县的柏家沟。期间，途经开原县最西南角的前施家堡，越过已经冰冻的辽河到达铁岭县西北角的双井子。再往西北方向骑行到铁法市的大明，再往西骑行到法库县的柏家沟，然后再走街串户地到村民家中与农户商量用大米换花生米。
此行的路程，横跨开原县、铁岭县、铁法市和法库县四个县（市）区，全部行程大约50多公里。
头一天晚上，我用麻袋装上百十来斤大米绑在自行车后面的货架子上。第二天还没亮天就起床，骑上自行车一路疾行。那时候的冬季气候寒冷，又没有油漆马路，都是积满了冰雪且坑洼不平的砂石路。我们每个人的自行车后面，还驮有百十来斤的大米。在这样的路面上行驶，简直就是不停的颠簸。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把自行车蹬得飞快，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大米摔倒在冰雪的路面上。
就这样，我们要连续骑行三个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当我们满脸冰霜，却又满头汗水的下了自行车。根本顾不上喝口水、喘喘气儿，立刻就得挨家挨户的去询问是否有人愿意用花生换大米？
由于我们驮来的百十来斤大米，需要兑换好几户人家（一户人家没有能力换这么多大米）。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联系好多家才能兑换全部大米。尚且，返回家还有5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双方还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记得当时以物易物的价格是，一斤大米换一斤带皮的花生。若想换一斤花生米，则需要1.3斤大米。
这其中还有一个骑行难易的问题，如果换带皮的花生，由于体积过大，我们回家返程的路上骑行会困难，而若换成花生米则体积也非常小，携带也方便。
那一次，因为以物易物的买主不多，所以我不得不换了两种。既换了二三十斤花生米，又换了五六十斤的花生。我用两个麻袋分别装好放在自行车后面的货架子上。结果，一边儿大、一边小的麻袋产生了偏坠。严重的不平衡，使骑自行车更加难以掌控，造成了骑行的费力。
途中，由于路面不平、车又偏坠，我常常摔在路上。遇到严重的冰雪路面，我只好推着自行车走。搭在后面的花生袋子还常常磨自行车的后轱辘，我还得分出许多精力关注它。
就这样，我觉得自己的汗水越出越多，慢慢湿透了棉衣。当我们在天黑前赶回到家里，早已经人困马乏的我们已经没有了食欲。脱掉已经被汗水浸湿的棉衣，就想在热乎乎的火炕上躺上一会儿。
第二天，我们大家谈起这段用大米换花生的历程。没有人想诉说一路的艰辛和吃苦，更多的是谈论品尝炒花生的美味，还想谈论的是，换来的这么多香喷喷的花生，一定会为我们每一家的春节年宴上增加了可口的美味，我们都在为这一点而沾沾自喜！
因为有了这些花生，就使得我们对过大年的餐桌有了盼头。现在的年轻人恐怕不会理解我的这种说法。难道有了这几十斤花生就是那个年代人们最大的奢望吗？的确如此。
从那以后，每年冬天我都会骑着自行车、驮着大米，往复一百多公里去换一次花生。这样，那些年的春节，我家过大年的餐桌上面就有了好吃的油炸花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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