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施鹤发：我在大兴安岭的教书生涯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12-28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施鹤发，下过乡，当过教师，上海市区级机关退休。

原题

我在大兴安岭的

教书生涯

作者：施鹤发

（1974年）8月底，我从大兴安岭地区师范学校毕业。我在这个学校只读了一年书，因为我班大部分都66届67届高中毕业的知青，在学校学了点高等基础课程，也没有学教育学和心理学，就让我们结束了学业。上这样的学校，我们都属无奈。
　　

1973年邓小平复出，首先恢复高校招生。我和我的女朋友，就是以后的妻子，以为这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到了，一起高高兴兴地加紧复习，准备考试。我们进了考场，准备做考卷，哪想又成了开卷考。开卷考意味着可以照本抄写，当然也可以抄笔记或抄人家的答题。
　　

我什么书什么笔记都没带。考试么，大大小小的考试我还经历得少吗？考场纪律从来没有违反过。但现在成了开卷考，除了可以带书翻书外，还可以带笔记带做好的习题。考场可以问，可以抄，真是滑稽。我在考场上闷头把考卷老老实实做完。题目太简单了，只要初中程度就可以答出，不需要翻书的。
　　

判卷的人后来透出，参加考试的人都答得不怎么样，尤其作文，字迹歪歪扭扭，满是错别字，还都文不对题。因为参加的人大多是文革中只上完了小学课程就“闹革命”了。可是我高兴得太早，还没发榜，辽宁那边就有人交了白卷，还叫冤。传到伟大领袖那里，就取消了原来的招生办法。于是我们空欢喜一场。
　　

大概我不是党团员，也没有较为突出的表现，比如因抢救一根木头而受伤，或者在生产劳动中不忘阶级斗争，或者大会小会积极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坚决要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久得知，原来已通知我上的上海师范大学不用去了，女朋友的学校也同样。但造化的是，不久又通知我和女朋友去大兴安岭地区的师范学校上学。
　　

不去能行吗？管他什么学校，只要脱离农村，读不读，读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有个出路就行。林区急需教师，就把我们这个班的人提前分配了。那个年代，就是上了大学，也都差不多，不都是折腾几年吗？
　　

我被分配在大兴安岭的林区中学。

学校的校舍还算像样，教室分布在内走廊的一侧，教室南面两扇窗，很敞亮，就是课桌椅太简易了，都是木板钉的，都用木轱辘支棱着，宽窄高低不等。两个学生一桌，似乎要坐得很小心才不歪倒。桌面上有的没书，只有笔记本和钢笔。虽然开学了，教材却只来了一小部分，只能合着用，说是来不及印刷，因为出版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头等大事，还有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材料都比教科书重要得多得多。
　　

这是这个林区的唯一一所中学，有初中和高中，但就这个条件。这儿可是林区，满山遍野都是树木，这里的人都是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把它们伐下来，运出去，为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革命群众换钱换物资而工作着，无暇给学校制作桌椅板凳。
　　

“上课！”我对着陌生的学生喊了一声。
　　

“起立！”一个女生喊，她是班长。“坐下”，我同时用手向大家摆了摆，学生们稀里哗啦就坐下了。
　　

还算行。我心想，来这个学校，第一次走进课堂给这些林区职工子弟上课，还有些忐忑不安呢，但没见乱哄哄的样子，看上去学生还算听话。
　　

坐在下面的学生，有的矮小，有的已经很高大了，有的女生差不多成了大人，像叫起立的班长。这些学生听话么，爱学习么？我心里想着怎么上好第一课。
　　

我说的普通话有点不太标准，脱不了上海口音，师读成四，此读成吃，卷舌和平舌分不清。一堂课上，说了几个类似这样的字，底下的学生活跃了。他们觉得好玩，纷纷叫我“桑海银私老四（上海人施老师）”。林区的学生就图新鲜、稀奇，就让他们这样搞吧。我是第一次当老师，而且还是当班主任。总要有个过程，只要能上得下去课就行。原来的班主任给我交班的时候给我讲过，这个班很乱，有几个特调皮，摆弄好了那几个就太平了。原班主任是个女的，她说真头疼，成天吵吵闹闹，总算把班交出去了，接下来看你的了。
　　

上了一堂课后，有点领教了。林区的这些学生好动，坐不住，基础也差。这里的学生从小生长在林区，生活学习条件比不上城市，除了上学，每个学生都要帮助自己的家从事不可或缺的劳动，如拉柈子，种菜园子，准备各种生活物资，劳动时间多，学习时间少。
　　

书本2人一本或者3人一本，没有书的，只好写在黑板上让他们抄了，一黑板的字，有书的不用抄，没书的要抄，能好好抄吗？就这样上着课。布置作业了，有书的能做，没书的没法做。我只得一人一要求。
　　

我知道，这几年，都是各种运动各种批判，文化教学已不是老师学生主要的任务了。
　　

上了没几天课，刚掌握了班里学生的情况，学校就频繁地组织劳动。学校操场东面到多布库尔河岸，有一大片地，学校开垦了出来。暮春，土地开化后，翻土上肥，种上土豆、萝卜、白菜、豆角等作物，收获了，作为福利分给有家的学校教职员工的。平时都是几个校工管理，但很多时候要组织学生参加这些劳动。作为教学要求，培养学生热爱劳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每天都有劳动课，一上就是半天。天气转凉了，地里的土豆得收了，还有大豆白菜萝卜，都是教职工家庭大半年要消耗的蔬菜。漫长的寒冬，教室炉筒里要烧的柈子也是劳动课要解决的。
　　

林区学生，有了这么多的劳动，思想还能变“修”吗？那时把不爱劳动，喜欢享受的思想称作“修正主义”，劳动课就是最好的反修防修课吧。

暮春，历经了半年多封冻的大地仿佛真的苏醒了，多布库尔河的河水又开始奔腾了。晚来的春天，更为迷人，土地开化后吸足了融化后的雪水，阳光毫无遮拦地晒在黑土地上，无际的山岭变绿了，各种植物竞相破土而出，百鸟在林间在河旁欢鸣争翔，相互追逐，连各种牲口也活泛了起来。
　　

这里的学生们在漫长的冬天，大多时间都待在室内，家里学校。现在春暖花开了，他们的情绪也变了许多，而且我也发现，很多学生一下子长大了。这是他们初中的最后一年，毕业后，有的会上高中，有的年龄大些的，就直接上林场的青年队干活去了。
　　

然而，我们班竟发生了一件事，不仅让我，让其他任何人都会意想不到，而且很难说得出口。
　　

我班有个学生姓朱，有点憨，年龄比其他学生要来得大。因为憨，班里一些男生都喜欢作弄他。我并不歧视他，还对他鼓励有加，他也非常听我的话，学习不怎样，但劳动的时候少不了他。我们的学生劳动太多了，冬天教室里的柴火，要靠我组织学生到山上伐，要学生自己找车，找工具。男生调皮不出力，只有他听话，而且力气也大，把自家的板车拉到山上，伐下木头扛上车，又拉回到学校。其他学生则辅助他而已。
　　

就这样的一个学生，竟被镇派出所的人带走了，说这干了件不是人干的事，说是奸驴。我有点懵了，后来听其他老师说，是那个华侨老师，溜达到驴槽那儿，给碰着的。我去问这位老师。我说你看真切了？他说，反正在驴圈没好事。我说，你去驴圈干啥，你不会把事情夸大说了吧？他支支吾吾，给我做了怪相。我又问，怎么又传到派出所的？他说他也不知道了。我说你真行，你咋这么对咱们这些学生呢？他说，中国人都不是好东西！
　　

我对他没话可说，这家伙就这样德行，和我住一个宿舍，打交道多了，有点了解他的，自私，偏执，而且性格古怪，思想方法尤为奇特，他说他父亲是马来西亚的共产党领袖，被清剿，才送到中国来的。他成家了，家在东莞，广东暨南大学毕业后竟分把他到这儿，好几年了也回不去，心里肯定不高兴。所以，他对所有人都不对付，上个课，更是马马虎虎，从不备课，照本宣科，学生听不听与他无关。学生上课乱了，就撂下一句：你们中国人真操蛋，一走了之。
　　

我正想去派出所了解情况，派出所却来了两人，也是找我了解朱同学的情况，对于这件事，我虽然不清楚，但我强调，他还是个孩子，青春期，未免要冲动，大家不都是那样过来的吗？而且，我说，那老师不会看得那么真切的。驴能这么老实吗？你使唤它干活都不定使得了。年纪大些的那个人说，反正人家看见了。我说仅凭他说的话能是证据吗？两人也支支吾吾说不清。他们问我这学生的表现。我说，不错啊，学习是差的，有点憨就是了，绝不是流里流气的人。他们说，就是傻子才干出傻事来。傻子是无行为能力的人，那就更不应该扣他了！我们管不了这么多了！他们这样回答我。
　　

没办法，那个年代，青年无所事事，小小的林区，不少学生长大了，没学到什么文化，毕业了，能有什么出路？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只能闲杂在社会上，要么打架斗殴，要么男男女女在厮混，弄得林区职工尤其是家长们都不安宁。当时叫搞流氓阿飞活动，公安部门开展打击行动，开始抓那些所谓的不良青年。那时公检法都混在一起，哪有什么法律程序法律依据，只要有人信誓旦旦地告，就可以抓，就可以判。最后，这个朱同学，还是被当作流氓阿飞，判了四年徒刑，去劳改了。没多久，听说牢房着火，把他给烧死了。
　　

这个班，终于毕业了，当然不用考试、不用其他任何考核。只要我在他们的学生手册上填上，政治表现优、劳动表现优、学习优或良、遵守纪律优或良。然后在教师评语一栏上写道：
　　

“某某同学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政治活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表现良好，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望今后努力改正自身缺点，斗私批修，紧跟党中央紧跟毛泽东思想红旗，将来为革命作出新的贡献。”
　　

几乎每个学生都是这样写，其他班也一样。

1975年。我又带了一个新班。学生都刚从本区的第一小学、第二小学转来。小学经过所谓的教改，成了五年制，转到中学来。学生大都是小不点，尚未脱稚气，个别长得比较成熟的，个头要高出一截，但也能看出一脸的纯真。
　　

在这些刚进中学的孩子们面前，我不像第一年那样担心和不安。一张张充满稚气和尚未成熟的脸，怀着新奇的目光看着我，让我不由得产生了许多爱意。
　　

这个学期开始，学校没要求搞什么“批林批孔”，倒也省事不少。
　　

我想，学生可以好好地学些什么了吧。于是我认认真真地备课，并把教案写得十分认真，连板书都设计好。我教的是主课语文，虽然我读了不少的书，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尤其喜欢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但是，如何教好学生还是缺乏经验。尤其那时的教材，简单要命，一段毛主席的语录，一篇文章，没有辅导教材，干巴巴的。通常老师只要解释课文中生词，文章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让学生能顺顺当当把这篇文章朗读下来，就很好了。
　　

我觉得这样教，有点枯燥，就向老来我们宿舍的杨老师请教。他可是重点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以后十几年里再也没有像他那样，从正经的高中，考入大学到毕业，完整地读完，并取得相应学分的大学毕业生了。难怪他平时讲话，引经据典逻辑分明修辞丰富讲究艺术。我要学学他的教学经验，就去听他的课。
　　

第二天，他上课，我就到他的课堂上去。我先去的，找了个椅子，在教室后面坐下。铃响了好一会，杨老师才兴冲冲地进来。他刚才在办公室里对大家说着一件什么事，说得风声四起，同事们听得正兴，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先来到课堂。估计他是将事说完着来的。见他手里就拿着一本书，这是语文书，走上讲台就往上一撂，看看大家，笑眯眯的。班长叫了声“起立”，我也跟着学生们站起。他两手扬扬，全班刷地一下就坐下。杨老师翻开书本，翻了几下，似乎没找着地儿，就问，上到哪儿啦。同学们回答，第六课，《小英雄雨来》。杨老师说好，他就翻到了那一课。他翻了两页，说，你们哪个学生朗读一下。没人举手，他就指定叫起立的那个班长。班长是个女学生，个子也比较高，口齿很清楚，就读了起来。期间，杨老师也举起书，把正在上的这篇文章浏览了一遍。班长一字一顿地读完了两段。杨老师就叫停下。他就开始讲起课来。
　　

杨老师先说题目。他说，同学们，你们看，这篇文章的题目，一看就是写人的。写谁？大家回答，“雨来”。什么样的人？“小英雄”。对，既然被称为“小英雄”，就有故事了。那么这篇文章讲的故事，就是小英雄雨来做的几件了不起的事情。哪几件哪？我们读了就会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有多么地英雄，是吧？
　　

于是杨老师，就把课文没读的部分朗读了一遍，竟读得十分流畅，而且有声有色，同学们像听他讲故事的朗读，不禁入神了。
　　

读完了课文，杨老师就概括了课文内容，几件事，又有哪些细节，怎么刻画的这个小英雄，怎样顽皮，怎样机智，怎样体现出他的爱国心。
　　

其实杨老师别说备课，连要上课的课文都没看过，也没看他写过教案。我们的办公室和宿舍像教室一样，也是连着的一排平房。中间门进去，西边是办公室，东边是宿舍。大部分时间，天气比较冷，办公室火墙烧得少，很冷，所以很多人，大部分老师，几乎像不坐班工作一样，到了上课点，或者有什么事就来。我们单身的，都索性在宿舍室里办公，找个桌子椅子搁在床边，生活办公在一起了。所以每个人的生活工作我们互相都非常熟悉。杨老师家属在哈尔滨，但调不回去，只能和我们一样，过着单身汉的日子。
　　

不过我觉得杨老师上课还是很棒，像讲故事似的，一堂课都是他在摆活，底下的学生还真爱听他摆。他也不给学生留什么作业，所以在宿舍里也没见他批改过学生的作业本。当然，那时不用考试，也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高中不用考，大学也只是推荐的。所以学得咋样都没关系的。其实现在想想，那时的教学就是凭自己的良心教和学了。
　　

后来我又找了几个老教师，听他们讲课，有的比较死板，按部就班，但课堂上，学生反而叽叽喳喳，不太认真。有的也一样喜欢摆活，但毕竟没那么精彩。
　　

我既守着按部就班的原则，又有分寸地摆活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效果么，谁知道咋样，反正没有考核，班级好坏只是看班级的纪律怎样，任课老师上课的反应如何。

不过没多久，教室里的炉火要烧得很旺的时候，就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让老师带着学生，批判右倾翻案风，有点像闹着玩。你看这些学生才多大，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啦，走修正主义路线道路啦，捍卫社会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实际上都是喊重了喊腻了的口号，谁去管它右倾翻案风是咋回事。
　　

不就读读报纸，喊喊口号吗！报纸上满张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课前课后班会课，随便挑一篇，挑两节读读。那时学校里有复员军人，他们在没安排工作前，派到了各个部门协助搞这个运动。我们班也安排了一个，于是我俩就轮换着念，轮换看着学生，不让他们随便说话，不打打闹闹就行了。
　　

一天，老师们政治学习，政工组的老师念了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内容是，推倒学校围墙大门，让学生走出课堂，融入到社会，学到真知识。这就是当时提倡的教育改革：“开门办学”。
　　

我们学校本来就没有围墙，走出去还不容易？在学校的安排下，我们班的学生分散到医院、机关食堂、供销社、邮电所等社会大课堂去“上课”了。在医院，他们拖拖地板擦擦门窗玻璃，在食堂，拣拣菜洗洗菜，在供销社的帮顾客拿商品称分量，然后算一下价格。这哪儿是学习知识，纯粹是打工么！
　　

学生学校也不用来了。我没事了呀，到时候就写写开门办学的总结收获体会吧！其他老师一样也没事了，于是各自忙自己的活，不管是公活私活。
　　

我不放心那些学生的表现，就到各个点走走看看。我不是视察，我没那么大的派头，我只是像个没事的人一样走走看看。让我感叹的是，在那儿的学生个个都很听话，比在学校里听话多了。带他们干活的师傅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而且很主动。想想真的很惭愧。我给他们传授知识，给他们讲道理，有的爱听有的不爱听有的甚至抵触，而到了社会，竟然一下子成人了。我不禁佩服把学校们大门推倒，把课堂搬到社会上去的伟大决定。这样学校不用了，臭老九也不需要了，资产阶级思想还会有吗？修正主义路线还有谁去走？我们社会主义江山还能不永固？
　　

可惜，时间太短！开门办学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大概林区的学生太野，一个地方呆腻了，就不安分了，毕竟不像在课堂，有任务有目标。而且他们到这些地方那个算个啥？免费劳动力？
　　

有一次，我到供销社去看看，有个学生悄悄告诉我，哪个同学，“谁谁谁”，把柜台里的糖果往兜里塞，被师傅发现，挨了骂。“骂”就是教育，这对。但这个学生就再也不去这地方“开门办学”了。
　　

没多久，学生们都回到了学校。
　　

重来吧。再按部就班，上课，讲课，朗读，提问，布置作业，挨个地督促完成作业。
　　

是不是又有点资本主义回潮？

为了紧跟形势，学校领导率政工组的老师按照要求，又抓紧学习，研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教学改革”。
　　

结合我们大兴安岭地区地处东北边境，“苏修”一直对我虎视眈眈剑拔弩张的形势，学校创立了军事特色班。
　　

最惹人注目的是电讯班。所谓的“电讯”其实就是电报，就是“嘀嘀嘀，嗒嗒嗒”的那种。那是一个新班，学校准备了好一阵子，从与通讯部队来联系，安排任务方向内容，到招生要求教学要求，经过双方领导甚至林区领导研究确定。
　　

开学了，这个班可谓军纪严正，可惜没有军装可穿，否则都以为是军校呢。他们个个都是经过挑选出来的，不仅政治背景好，人也比较机灵。林区机关里有资格的职工子女都入选在列。他们的班主任是个党员，政治觉悟非常高，就是个子不高，下巴小了点。她是个老姑娘，背景挺深，听说有个舅舅是区委组织部长。厉害角色吧。但凡老姑娘个性都很突出，当然心高眼高价更高（这里说的可是“爱情价更高”哦）。
　　

这个班上文化课，个个认真努力，上“专业课”，那“滴滴答、滴滴答”，简直像我军或敌军司令部的情报站，让其他班的学生羡慕极了。
　　

这个班确实优秀，思想觉悟、课堂纪律、劳动表现，各方面都显得强于他班，全是因为这个班的特殊，无论学生自己还是家长，对这个班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信任。他们的前途，在办班的时候，大概部队做过什么承诺。这个承诺大概就是当兵入伍。那时我们林区几乎当兵入伍是青年学生们最好的出路。除之，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吗？他们能不珍惜吗，能不好好表现吗？其他班的学生羡慕、妒忌也不行，谁让他们没被选进，谁让他们是“后娘”养的？
　　

不仅是我，其他人应该也明白，教育没有方向，没有希望，教学能激励学生吗？无论政治上一大套，为革命为党为伟大领袖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努力而奋斗而学习，有用吗？
　　

不过，“四人帮”打倒了，中国改革开放，恢复了高考。这个班的学生怎样，我调走了，没有看到。那一定也是一场教育革命闹剧。你想想，学生主要任务是什么，上学上学，学什么？费那么大的劲，花那么多的时间，学习“嘀嘀嘀、嗒嗒嗒”，而这个“嘀嘀嘀、嗒嗒嗒”，却正是闭关很久的国家还在玩的通讯，而世界，尤其我们周边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甚至同胞台湾地区也已经有了电子通信。
　　

世界早已进入了又一时代了！那帮只想搞阶级斗争的政治家们，误了国，也误了那批青年的美好青春！

期间，我们班搞的特色课也是通讯，但纯属另类，当然不是“嘀嘀嗒嗒”的那种，但也是最原始的军事通讯：司号和旗语。这两种通讯虽然原始，有的地方还真用得上，比如，起床睡觉、出操集合，喇叭或者广播里模拟喇叭声一响，一心为了打败美帝苏修解放台湾的解放军战士，听到了号声就知道干啥了。再比如，指挥舰上甩几下旗，其他船只就知道是前进，还是右转左转，还是发射啊的。
　　

虽然简单，有时还用得上，但一样，如果不当兵也是啥都没用，就是玩玩。我觉得还不如教他们操练格斗搏杀为好，至少可以防身。
　　

我们班男生学吹号，女生学旗语。也是部队上派了号手和旗手前来上课和操练。
　　

女的一拨，就在操场的一角。道具很简单，就是红白小旗，左右手各执一旗。英武的军人旗手，面对着我班尚在成长，还高矮不一的女生面非常纯熟自如，比第一次上讲台自如得多，或许他们因为是军人，非常自信。他把旗语各个动作表达的意义和要领，先讲解了一遍，什么军姿啦，眼睛看旗尖啦，左右摆动啦，两臂平举啦，左右一条线啦，与身体成45度90度180度，画圆交互，成十字啦，虽然放在一起讲复杂，但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做到也很简单，跟学生们做操似的。
　　

我在一旁看着。女同学倒也有了兴趣，看她们一个个十分认真，比我在讲课时还要认真。
　　

男生学吹号就热闹了。在革命战争电影里，他们看到年轻的或者少年司号员举起黄灿灿军号，“嘀嘀嘀、哒哒哒”地，就知道红军或者解放军就要进攻了，或者行军了。他们特别喜欢这种声音，激越高昂壮阔，充满了雄壮豪迈的气概。在学校，少先队号手起码都是中队长们的事，少先队开大会了，那些号手，在红旗下在队伍前，举起令人羡慕的小号，吹出一整套的号声，真令人鼓舞羡慕。现在他们作为一项军事课学习，怎不令人高兴。他们一人手握一支小号，在操场的另按照司号兵教的要领练习。他们不仅军事课练，平时一有空，就拿出号“嘟嘟嘟”地吹。我们单身的教师都住校的，宿舍对着操场，以后，操场里每天早晨都会听到我班的学生吹的号声。
　　

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嘴角肿胀腮帮子酸疼发麻，但都克服了下来。这些男孩还是有些毅力，不管这些东西学得怎样，将来有用无用，只要有这种精神就好。
　　

不久，区林业局举办了一次全民群众大会，在大会开始前，让我们班的学生吹号助兴。当号声整齐划一吹响，会场顿时充满着浓厚的气氛。以后区里及学校的每次大型活动和大会上，都能听到威武雄壮号角声。

随着生产建设的发展，全国各地对木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且搞了那么多年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哪曾想发展什么其他工业。建筑用的木材，我国哪有什么其他替代品，又处于长期封闭的，几乎没有什么进口材料，只有靠我们大兴安岭。那时根本不讲什么生态保护，只知道大兴安岭有取之不竭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下财产么，整呗！
　　

自1966铁路修到加格达奇，大兴安岭的开发也全面启动。于是，采伐工人常年驻扎在山上。他们窝窝头就着盐水，日夜不息像割麦子一样将一片片树木伐倒运出山去。然后像流水一样，顺着铁路流了出去。这个区的林业局和大兴安岭其他林业局一样，年年“大会战”。“大会战”就是林区所属各行各业的员工都参与，都放下手头工作，到山上去采伐树木，就是打一场“人民战争”，完成或者超额完成我区的采伐目标。林区的上上下下干部大多是转业或复员军人，仍有着战无不胜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就像当年“大跃进”一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种精神能不发扬光大吗？
　　

于是好家伙，这些长期居住在山上窝棚里的汉子，用油锯“突突突，哗哗哗”,日夜不息地扫荡着森林。他们驾驶着往来于储木场的爬山虎轰鸣肆虐，拖拉着一棵棵原木，无情地碾压拖扫着嫩苗幼树。
　　

“时代出英雄”。机关的商店的医院的食堂的各行各业各单位的人，男人女人，干部工人，扛锯提斧，坐着卡车马车，或者拉着架子车，涌向森林。于是林区热闹了，附近山都扫光了，便走向更深更远的林子。
　　

我们学校也有任务，于是学校停课，也涌入“大会战”的洪流。毛大的学生，扔了书包，在老师们的带领下，三五一组，拉着架子车，提着歪把锯。
　　

你想想，十几岁的孩子，大的伐不下，扛不动，只好伐未成材的，离道远的，拉不出，只好伐道边的。可道边留下的只是母树、幼树，那也没办法，目标任务啊？上面指挥部的革命干部才不管呢，孩子们能管吗？这不是“大会战”吗？
　　

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战争。上山的所有男人女人，干部师生，会伐的不会伐的，用着原始的歪把子锯，像白蚁一样啃噬着可怜的大森林。经过大会战，所伐的林子一片狼藉，树冠四处横卧，树墩敞露无遗一个高比一个。谁能理会这些，在那些革命干部心里，目标任务是重中之重。
　　

当班主任的就头疼了。我虽然在农村待了几年，山上伐木的事也干了不少，虽然累，但还要注意安全。一棵大树“哗”的一声倒下，打折打弯多少小树幼树，尤其像弓一样反弹过来，别说有多危险。山上因伐木死的，每年都听说过，带着孩子们在山上这么折腾，我能不担心吗？所以只好让他们伐小的幼树，大点的树，只有我自己操作了。
　　

伐下了树，得装车呀，得往回拉呀！装车好装，将一棵棵不大的树截成一段段，然后装上不高的架子车。学生们两人、三人或者多人，将一截截的木头抬到车上。带车的学生都舍不得他家的车，装装就要叫，“车要压坏了”，“轮胎要爆啦”，这个车不大，也不能装多少，装多了轮胎是经受不住的。差不多了就捆绑。捆绑我拿手，因为我在农村拉过柈子。我亲手操作，让学生们看着学着。我把捆好的绳子，再用夹棍做镖杠，撬起，木头上横一根短棍，反镖一下，用杠杆原理压下去，再绑住。果然我把一车的木材捆得紧紧的。我跟学生们说，这是杠杆原理，短棍做支点，你们用长的一边一撬，再大的树也能翘起。“噢，知道。”其实学生们在干活时已用得很多，但不知原理和计算，得物理课上教。
　　

装完了车要往储木场拉，这又是一个艰难的事。这要靠班上个大力气大的男生了。林区的孩子都干过这样的活，几个力气大的男生都很担当，像傅同学王同学还有任同学，都是相当不错的孩子，全程几乎都是他们拉着套，其他男生女生帮在后面推或拽。满满的一车，有点分量，要拉出山。大家哼呀哈地一起推拉，下山了，都拽着车，怕车往下冲。
　　

最令人担心的是过铁道。那是个涵洞，本来是雨天走水的，平时就是上山下山的道，那洞很低矮，都得弯腰低头才能过，而且山上下来还是较陡的下坡。听说有人拉柈子回来，由于车冲得快了，没止住，拉车的人把头皮给削了。学校领导也特意关照过，一定要注意安全。于是我让拉车的学生下，我自己套着车把拉。我弯着腰低着头，并用后背顶着木材，前面和后面的学生们一起拽着拉着，一步一步慢慢地拉过了这段让人担心的涵洞。
　　

当班主任的真累，总算过去了。
　　

1978年，我整三十岁，我调离了大兴安岭这林区的中学，与我女朋友调到了一起，成了家。再不成家黄花菜都凉了。

施鹤发专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