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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工丨郝寒冰：我编一个侦探故事，居然在火车站流传
本文作者
原题
讲故事的乐趣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遇到的最大苦恼是文化生活枯燥无味，全国八亿人口八个样板戏，广播喇叭里整天介绍的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英雄们的豪言壮语，让人无法相信，难以接受，非但没有解除烦恼，反到更加有一种郁闷滋生在心头。
那时别说什么电脑、网络、手机，连黑白电视都没有。在银川的一家拖拉机配件厂当学徒工的我，下了班百无聊赖，和一帮子师兄弟骑着破自行车到处游荡，套用一句歇后语来说，就是“黄谷柳的长篇小说——《虾球传》（瞎毬转）”
满街乱涮也不是办法，偶尔打只狗解解馋气可以，但脑袋里空荡荡的总得找到某种精神寄托的方式。我所在的工厂有上千号人，是洛阳拖拉机厂的子产业，其中20%的是1958年前的老工人外，剩下的全是“文革”以来陆续招入的：有合同工，也有轮换工，还有临时工；既有从乡下招来的知青，也有中学毕业生直接分配来的，还有从社会上招工来的，更有三三两两的关系户。总之，年轻有文化，有活力，有思想，爱扎堆，凑热闹。
不知不觉中，谝闲椽、讲故事之风就在青年工人中盛行开来，而且所涉及的内容也与主流媒体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没有革命理论和空洞大道理，都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白天讲，晚上讲，下班讲，上班也讲：一是民间传说，二是带有腥荤色彩的段子，三是四邻八方的奇闻轶事。这些故事离奇古怪、风趣幽默，俏皮话、歇后语、谚语一套一套的，笑得人肚子疼。
我所在的金工车间是三班到，经常上夜班，一到后半夜，活干的差不多了，趁机歇歇，几个人就凑到钳工台案边的长凳上，轮流讲故事。
全车间会讲故事的人很多，但讲的好的却不多，也就那么两、三个，而且轻易不讲，光听别人的故事，还要乱加点评。你拿上一盒好烟，他才肯讲，还喜欢卖关子，正讲到紧要三关之处，贵贱不讲了，把人喉的一点治没有。
特别是一个外号叫“羊骚虎”的师兄，等你求够他了，他才接着又讲，但讲着讲着下流话就出来了，一开始多少沾点腥荤气，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罢了，到后来就满嘴污言秽语，赤裸裸的不加任何掩饰，把女士们臊得无地自容，他却哈哈大笑，得意万分。某次终于把师姐“一丈青”惹急了，往他脸上淬了一口老痰。从此骚虎兄算是“老草驴跳渠——把嘴窝住了”。
也有的人喜欢胡溜，逗乐子。有个开牛头刨床的王干头，喜欢讲《三国演义》，但是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对劲了：关羽和张飞为貂禅争风吃醋，差点动刀子；司马懿和儿媳妇有一腿被老婆抓了现行。
原来这货讲的是《三国演义》之“演义”！大家就骂他，他就地转换话题：从前，有个老汉，养了两个儿子，老大忠厚，老二贼奸……大家就说：“不听不听，黄狗念经！”他一急，赌咒发誓，说讲一段自家先人在民国初年的经历，绝对真实——
他的爷爷某次跟着别人从干塘往额济纳贩胡麻油，十峰骆驼载着整整300个10斤装的油葫芦，外加一皮口袋水和馍馍。走到腾戈里沙漠腹地休息时，一不小心失手将皮口袋扣翻，水全漏进了沙子里。骄阳似火，脚底生烟，人都快被渴死了，为了活命，饮鸩止渴，一人喝了半瓢油。刚喝完又舒服又凉快，没走上几步就汆开了稀，油花花的屎汤子顺着尻壕直往下趟，咋都止不住。只得两个人一搭，这个撅起腚，那个双手捧起滚烫的热沙子使劲往屁眼上反复击打，刺激肛肌，如此几番，还真止住了。
又接着走，可没走几步，沾在尻门眼、卵蛋褶和大腿根的碎石英粒就像沙纸一样把局部位置上的细皮嫩肉全酽烂了，疼得人嘴里丝丝地倒抽着凉气。最终所有的人全都脱得精赤条条，展展爬在沙梁上用胳臂滑行前进，远远地望去，活像是一群巨型变异沙匍匍（蜥蜴）······
我们都狂笑不已，明知水分太大，但宁可信其有，苦涩的生活似乎也滋润了些许。
开鏜床的大师兄李胖子是宁大附中68届高中毕业生，插队到六盘山下的泾源县、也就是《西游记》里所谓“魏徵斩老龙”的地方，后被招工进厂。此人善讲“演义”，也因为此，还得了个外号——
李胖子的故事是这么说的：插队期间因为穷，吃不饱，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生产队有个叫哈福的老光棍，三十大几，小矮个，大黄牙，人中三指宽，穷得丁当响，却是个乐天派，与知青处得不错，经常以讲故事为由骗烟抽。
某日，哈福说我老抽你们的纸烟，也不好意思，得回报一下。知青说就你这个毬姿势，咋回报？哈福问：想不想吃肉？知青只当他是溜逼，跟着起哄说当然想吃。哈福便说：想吃我就有办法！
晚上，哈福窜到生产队的羊圈里，把一只羊夹在腿中间，往尾巴上擤了一团鼻涕，连踢带打，羊疼得咩咩乱叫。队长闻讯赶来问：“你想干啥？”哈福说：“报告队长，我又干了件驴事。”问：“啥事？”答：“我把羊给日了！”队长气齁了：“狗婊子养的，你把这羊给我吃了，扣你一年工分！”哈福要的就是这句话，一刀将羊放翻，把几个知青叫来，美美地咥了一顿。但从此哈福头上多了顶“坏分子”帽子，但他却一点也不在乎，反正是苟延残喘。
故事讲完了，我们从此就把他叫“哈福”，简称“老哈”，他也不恼，还乐得答应。
我20岁出徒后，因为个头一下子窜到了一米八二，被调整操作630型车床，这种机床是专门加工履带式拖拉机水泵那种大型毛坯铸件的，到也谈不上技术性有多高，纯粹就是流水作业，关键必须是棒劳力。
我初上630车床的这段时间，车间给我临时配了个徒弟：一个刚从石嘴山煤矿调来的棒小伙子，这尕子是见面熟，爱说笑，主动自我介绍说因为长的矮、胖、粗，人称他“老肉”。每天我的车床卡盘一旋转，他就边摇尾座边开讲，古今中外、荤的素的一应俱全。
我问他何以有如此丰富的资源，他说井下矿工对生死习以为常，看得很淡，稍有空闲就讲故事说笑话，否则用不了矿井冒顶，愁也把人愁死了。与其这样，不如“驴球打肚皮——自己给自己宽心吧！”见我笑得开心，他趁机讲了一段宁夏大名鼎鼎的土匪王郭栓子的轶事：
1949年秋，解放军19兵团大军压境，被军阀马鸿逵收编并委任以“贺兰山保安司令”的郭栓子一看大势不妙，耍了个“贼逼”，假装投共，当了个营长，后来嫌官小，于1950年反水，重新上山为匪。
当时正逢“土改”时期，政府组织工作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形势一片大好。郭栓子到处造谣，说工作队斗地主分田地是假，“割蛋”才是真——要把年轻小伙子的睾丸全割下来，每凑够5000副就送给苏联“炼一颗原子弹”。
深更半夜他还派小喽罗混进村里，把猪大肠、羊卵子、鸡屁股、鸭脖子什么的到处乱丢。天明之后，老百姓出门倒尿罐，一看血乎流啷满地，着实吓坏了，一阵工夫壮汉全跑得不见踪影了，只剩下老汉、娃娃和妇女，大忙季节，地都荒了。
工作队不知所以，下去了解，结果是小尕子一见“公家”来了马上双手护住“牛牛”满地打滚；老汉们则争着抢着解开裤带，让“公家”割自己的蛋；妇女们有的放声大哭，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干脆解开大襟褂子亮出白花花奶子问“公家”是不是嘬上两口？
弄清楚是咋回事后，工作队气坏了，反复解释，还从黄渠桥中学搬出一位德高望重的前清秀才给大家做工作，这才基本稳住了形势，总算是把壮汉们劝了回来。
晚上全村人依然似信非信、心惑两疑、坐卧不宁。前半夜硬撑着不敢睡，后半夜实在撑不住了，睡吧，管毬他妈嫁给谁，爱咋咋的！正睡得五迷三道，外面忽然传来“咯嘀噶”“咯嘀噶”的马蹄声，紧跟着就听见一声大喊“割蛋的，来—嘹！”男女老少一个激灵，翻身下炕，精尻赤蛋窜出去就往外跑，整个村子顿时鸡飞狗跳，乱作一团。
工作队长“大黄牙”正好起夜，一见此景就地急了，掏出随身带的20响，“啪、“啪、“啪”就是三枪，子弹全打在了石头上弹扁了，变成刀片状，“嗖”地一声，又以小角度弹了出去。也就绝了，不偏不倚，恰恰把一头发情乱窜的老叫驴的“家伙”给齐齐切断了！奇怪的是这玩意儿落地后非但不泄气疲软，反到像刚出水的黄河大鲤鱼一样劈里啪啦的欢蹦乱跳，把迎面跑来的几个棒小伙子当场涮倒在地，跌得头破血流、哭爹叫娘！
我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再看周围，不知何时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个个都笑得人仰马翻。谁知乐极生悲，正在加工的水泵毛坯正好松动把车刀打了，立马引出一声幸灾乐祸的怪叫，我只好自认倒霉，重新磨一把车刀，一不留神，被每分钟2000转高速运行的砂轮把右手食指给磨掉了一大片肉，疼得就地跳奔子，整整一年伤口才长好。
当然，最大的受益者是“老肉”本人：大家都喜欢听他讲的故事，而且认定他的性格幽默豪爽，很快博得众人的好感，迅速融入了新的环境，如鱼得水、好不自在。
可是后来，我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却产生了质疑：世间哪有这种事情？“老肉”纯粹是哗众取宠，我甚至怀疑这尕子的诚信度······不久他给别人当了正式徒弟，我俩之间来往自然也就少了。
直到20年后我已经是一名警察，某日，为一起案件跑到北京公安部档案馆查阅1950年出版的《新中国政法工作年鉴》，突然发现所谓“割蛋”的说法解放初在“三北”地区确曾流行过，并且给相当一部分民众造成极大的恐慌，确实是国民党残匪精心泡制的谣言，目的就是扰乱民心，制造混乱，破坏土改运动。
“老肉”讲的故事结尾固然有“演义”成分，但整个过程基本属实！我一下子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内疚的感觉，回到银川后，费了一翻工夫找到因下岗开出租车的“老肉”诚恳赔不是，说起当年工厂岁月，彼此都感慨万分。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之后有一段时间侦探故事突然流行起来。一夜之间，什么《梅花党》《一双绣花鞋》《303号房间》《绿色的尸体》等等风传，不知道是什么人编的，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天上地下、惊险刺激，充满悬念，受到平头百姓热烈欢迎，口口相传。在传播的过程中，每个人又在不断添加佐料，有鼻子有眼，和真的一样，再加上讲述者夸张的手势和惟妙惟肖的面部表情，把人听得又紧张又害怕，想走又舍不得走。有的小师妹不由自主的往你身边凑，下了夜班不敢回家，有些下三烂以送上一程为由，路上耍骚情，假装拍打蚊虫趁机在脸蛋上摸两把。
一开始这些恐怖故事非常有市场，但讲着讲着就听腻了，因为此类故事不外乎也全是于“样版戏”一个套路：上级重视、发动群众、斗智斗勇、及时破案。时间一长，自然就倒了行情，最后味同嚼蜡。
有一天，晚上我刚把《303号房间》开了个头，就有一个家伙说：“唉，木意思。”我就有点丧气，说不讲了，不讲了！马上有一个小师妹讨好地说：“木意思我们也爱听！”并推搡那位说：“你赶紧走人，不要坏了我们的好心情！”那位却还扒着凳子腿赖着不走。
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立即调动情绪，在原来的故事基础上即兴发挥了一番，加油添醋，恰倒好处的掺和进去了若干本地方言中的歇后语和俏皮话，什么“大肚子婆姨踩钢丝——铤而走险”、“天上的牛郎会织女，地下的烂磨配瘸驴”，效果特别好，心里美滋滋的。
我也知道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也想自己编点好听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正好那时我父亲在历经了一番周折之后重新回到公安机关工作，虽说是易地降职使用也罢。
某日我趁工厂派我和其他几个人到S市“干私活”之际，顺便去看望父亲，无意之间听他与属下交谈中说到某省千辛万苦破获了一起重大政治案件，重罚了一批人。结果最后查明是一起冤假错案，内幕蹊跷诡异，更可悲的是平反工作一波三折，令人痛心万分！
这个悲惨的案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无形中触动了我潜意识里的某根神经，过了一段时间，我“自命为鸳鸯”，移花接木，把故事的国籍、时间、地点、人物姓名作了变通，编了一个情节比“303房间”更加可怕的故事 ：《会走的石膏像》——
“话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有个全国最大的生猪屠宰场，里面有个名字叫‘萨狄格’的屠夫，40多岁，一辈子杀猪无数，技术那是没说的，一刀致命，从不补刀，他自己曾经放出话说：不是吹牛，爷爷我闭着眼睛一刀准。有个二球不信，于是打睹，筹码是一辆半新的‘伏尔加’小汽车。说干就干，萨师傅被蒙上双眼，往滚动的运输带上一连捅了三刀，只听三声猪的嚎叫。老萨得意洋洋，牛逼拉哄的第四刀下去，只听叫“啊疤、啊疤—厮—嘟—嘟”一声惨叫，翻译成汉语就是“痛杀我也”！
萨师傅本能的一把扯下蒙眼睛布，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居然是他的老爹、这个市的前市长、“二战”时期反法西斯英雄，脱得赤条条的，胸口上一个血窟窿哗哗的往外冒着血，眨眼的工夫已经毙命，吓的老萨就地稀屎拉了一裤裆······”
“接着讲、接着讲”！我说“木有了”, 听故事的人都骂我卖关子，挤牙膏，骗烟抽，甚至威胁“想挨鼻斗就趁早说！”于是，我不得不又往下编。讲讲，歇歇，点根烟抽两口；再讲，再歇，再抽两口烟。有好几次眼看都不能自圆其说了，就找个借口来句“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一道金光闪了，回到家躺在床上继续海阔天空的胡思乱想。
讲到后来自己也觉得不是个事，牛吹大了咋收场？潜意识里甚至很希望有人能够当面揭穿我的慌言，因为我的“套路”其实高不到哪里去，就一中学生的水平而已，虽然情节跌宕起伏，甚至天花乱坠，却难免漏洞百出、露出马脚，稍有点百科知识的人很容易从中发现破绽的。实际上也未必没有人发现我是现编现卖，胡吹冒嘹，只因大家都闲的无聊、跟着疯子扬土，所以没有人站出来驳你的面子罢了。
算了，索性破罐子破摔，顶着裤裆犟，硬着头皮讲，反正捷克斯洛伐克距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又是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小兄弟，早就与中国断了来往，谁也无法考证事情的真伪，就是吹破了天也无人跟你叫真。就这样，断断续续讲了两个多月才算是罢了。
原想就此了结，不曾想结果根本不是我期望的那样，敢情大家伙都和我一样，闲着也是闲着，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开了，越讲越长，越讲越玄，越来越完善，越讲越恐怖，到后来甚至被说是“苏联著名推理小说大师康斯坦丁·玛卡里希·彼德洛维奇”（纯属杜撰）的作品。
某回我乘坐绿皮小火车到贺兰山里看望一个当兵的发小，在大武口站倒车的工夫，无意中听见有旅客在讲《会走的石膏像》，实在忍耐不住了，悄悄告诉在在此接我的洗煤厂一位同学：“你们都中了共军的奸计——这个故事其实是我编的。”不料他一声冷笑：“把你长得俊的？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是不是长了一副奇怪的面孔？！”
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什么奇怪的面孔？”他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你小伙子不是人啊——你是‘金丝猴的姐姐——溜X猴’”！我犹如当头挨了一棒，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半天晕晕乎乎找不到北，差点错进了女厕所。
40多年的时光转眼过去了，一晃我们都已退休。节前，师兄弟们在“京津春”小聚，满桌的人都到齐了，唯有“老肉”迟迟不到。正当大家焦急之际，门口传来一阵熟悉的脚步声，有人不失时机地大喊一嗓子 ：“割蛋的，来—嘹”！就地笑翻一片。那一瞬间，时光仿佛倒流，所有的人又回到了拖拉机厂讲故事的岁月······
2022、2、22
银川 罗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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