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秦其明：抄写吉鸿昌“就义诗”，差点被诬指为林彪“鸣冤叫屈”

作者简历

秦其明，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教授。1971年被分配到工厂。1977年考上大学，先后在南京师大、陕西师大与北京大学求学读书，获理学博士学位。北大数学系博士后出站在北京大学遥感与GIS研究所从事教学与科研。

原题

一名新三届的“大学”梦

作者：秦其明

到大学读书，是我少年时的梦想。1969年秋天，我与徐州石磊巷小学其他的68届毕业生接到通知，到徐州师范学院（现江苏师范大学）上课。真没想到走出了小学门，就跨入了大学门。小学毕业生直接读大学？

不是。在那年秋季，徐州师范学院已经没有了在校大学生，仅留下空荡荡的校园。新成立了徐州师范学院附设中学班，就把大学校园里的教学主楼用作初中教学楼，大学教室改为我们这批初中生学习的教室。徐州师范学院正门在和平路上，从正门进入，沿着笔直的道路能够直接到达教学主楼。在我印象中，主楼北面有一棵高大的雪松，雪松周围栽种着一些腊梅。与我读书的小学相比，校园既美丽又宽敞。

徐州师范学院正门（网图）

附设中学班的所有上课教室集中在教学主楼。徐师邻近居民区有多所小学，这些小学的66届、67届和68届毕业生都被安排来此读初中。这三届小学毕业生，多年后被称为“新三届”。进入附设中学班，不同年级按照部队编制命名，66届小学毕业生属于高年级，被编为一连，67届编为二连，68届编为三连，我们三连有17个排，我所在的班为八排。师范学院的大学老师给我们初中生讲课，记得讲初中数学的王老师是无锡人，班主任是位女老师，姓童，也是南方人。几位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教学很认真。上课时同学讲话多，课堂纪律差，我坐在前排，基本没有影响我听课。

1970年起，全国各高校陆续招收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我们附设中学班占用的徐师教学主楼，被要求腾让出来，供工农兵学员来校上课使用。我们在哪上课？与徐州师院一墙之隔的徐州第六中学接纳了我们，附设中学班同学全部转入徐州六中继续学习。

当时听人曾说过，读完高中才能读大学，我想读高中。然而，1971年分配到我班级的高中名额仅有两个，不知是否机缘巧合，这两个名额落到了两位“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身上。我无缘升高中读书，只好听从学校安排，就业做工人。

1971年12月，我们68届小学毕业生结束了初中学习，我被分配到徐州新光织布厂。邻居们羡慕地说，老三届中学生下农村插队，你们新三届分配到工厂，真是幸运。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在那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确实让人羡慕，难以抛舍的大学读书的梦想，也让我带着一些惆怅踏入社会，开始了工人的生活。

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或许是“文革”时代的创举。工农兵可以上大学，又燃起了我到大学读书的念想。为了弥补自身知识的不足，我在工作之余开始了自学之路。没想到，我的自学过程，竟然险些酿成牢狱之灾。

记得是1972年春季，我们车间召集全体工人大会，传达中央关于“9·13事件”以及“571”工程纪要等文件，我们从正式渠道得知林彪出逃，乘坐飞机坠毁在外蒙古温都尔汗的消息。一天下午下班时，车间指导员（文革中工厂里负责政治思想教育的车间党领导，类似党支书）突然找到我，说要了解一些事情。我跟着他来到了车间西侧漂染房里，他指着墙壁上粉笔写的吉鸿昌“就义诗”，询问我：“知道这是谁写的吗？”，我一看粉笔字，顿时想起来，这是昨天我干的事。当时在车间西侧漂染房外干活，休息时走进屋内，看到窗口边上放着几支白色粉笔，顺手拿起一支，把我每天要背咏的一首诗词，抄到了水泥墙壁上。恰巧，有人在屋外冲我喊，干活了！自己急忙走出去，与大家干起漂染，匆忙间没有擦掉。

我告诉他：“这是我写的”。听到这话，他叫我一起去他的办公室，说说这情况。在车间办公室里，有了如下对话：

“这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 

“你写它，是咋想的？” “顺便写，没有咋想法。”

“能没有想法？林彪去年9月叛国投敌，现在就有人为他鸣冤叫屈。”

他拿出有人抄写在纸上的吉鸿昌“就义诗”，给我说起：一个老工人的阶级警惕性很高，看到你写在墙上的诗，向我们反映。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是不是说林彪在平型关战斗后骑马时挨了一枪（基层单位传达“9·13事件”时，顺带说起林彪骑着缴来的日本大洋马，穿着日军制服，在遛马的时候被阎锡山军队的哨兵开枪误伤之事），当时没被打死，后来到苏联疗养，身体好了。现在叛国投敌，丢人现眼”。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什么意思？是不是要为林彪喊冤鸣不平，连杀头都不怕了。”

听他联系实际的分析解释，我感到了莫名的恐惧，一股寒气，直扑过来，浑身有种冰凉冰凉的感觉。

我对他讲：那首诗不是我写的。

他很高兴我说了实话：“我早就知道，这首诗不是你写的，你写不出来。你告诉我，是谁写的？”

我告诉他：是吉鸿昌写的。

吉鸿昌，是谁？他进一步追问。

吉鸿昌是一位共产党员，他被蒋介石安排人杀害了。我依据读诗时的记忆回答。

他什么时候被蒋介石杀害的？

在30年代，他想抗日，蒋介石派人把他抓住了。

这首诗登在哪里的？

是在一本诗集上，我记得是《革命烈士诗抄》。

你把这本书找来，让我看看，书上有他的诗吗？

好吧，明天我把它带来。

车间指导员的问话，我印象很深。

在文革特定历史环境下，多数人脑海里都绷着阶级斗争这根弦。许多日常发生的事情，都用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剖析。他问我的内容，尤其是联系1971年“9·13事件”，林彪出逃外蒙古，折戟坠沙，亡命国外，进行推理与演绎，让我有口难辨。你没有为林彪之死鸣冤的心，为什么在墙上写这首诗？

背咏与默写，原本是学习诗词的一种方法，这件非常简单的事情，被他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上“纲”上“线”地去联想分析，事情变得复杂了。你有口难辨，或许越抹越黑。这件事会牵连我的父母，也会牵连我的家庭，我在文革中看到过一些黑五类分子被批斗、抄家和逮捕判刑的事情，一幕幕浮现在脑海中。我越想越恐惧，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事对一个仅有17岁年龄，涉世不深的我，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多年以后，我仍然能够记住问话的许多细节。

当天夜晚，思来想去，我几乎一夜没有睡着。脑海里不断盘算着一件事情：上缴还是不上缴《革命烈士诗抄》一书？我拿不定主意。把《革命烈士诗抄》上缴车间指导员，书中收录吉鸿昌“就义诗”，可以证明这个诗词的出处，摆脱受人指使，洗清为林彪事件鸣冤叫屈的嫌疑。想到这里，我琢磨上缴该书对我有利。可是，我依稀记得《革命烈士诗抄》是萧三主编的，文革中有人写萧三的大字报，揭露他是苏联“间谍”，也有大字报说他是革命队伍的“叛徒”。在文革中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你竟敢看“间谍”或“叛徒”编的书，肯定是一种罪过！你承认的，证据确凿，无法推脱。或许车间指导员会问：你为什么看萧三编的诗抄，不知他是苏联“间谍”吗？你的政治立场哪里去了？我担心一事未了，再添一事，按下葫芦瓢起来。

萧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1959年出版）

第二天，因《革命烈士诗抄》不在我手中，没有办法把书交给车间指导员。他没有来找我，忐忑不安中，我度过了两三天。或许是我个人敏感，出了这事后，我感觉过去关系不错的一些工人，似乎在疏远我。朋友敬而远之，我能够理解原因：不给他自己添麻烦，也不给我添麻烦。我希望这件事拖下去，最好他把这事忘记了。

等待，是一种无形的煎熬，也让我无法摆脱这件事可能带来各种后果的思考。心理的压力，让我消瘦了不少。

大约三四天后，指导员在车间里巡查时见到我，询问那本书找到了吗？我告诉他，书是从别人那里借的，我把它再借来拿给你。听完我的话，我注意到他异样的眼神。

我琢磨着，上交《革命烈士诗抄》一书，无法再拖下去。我开始认真思考，书上交后，车间指导员可能的问话，并预演了我回答他问话的不同说辞。那几天，此事搅得心烦。

母亲注意到我的焦虑，询问我有什么心事，我不愿让她操心，就告诉她说没有什么心事。那几天夜晚，我经常失眠，文革中我看到的、听到的“黑五类”的悲惨遭遇，经常在不经意间在脑中浮现。焦虑和恐惧的感觉像漂浮的雾，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做足功课后，我从亲戚处又费了不少口舌借到此书，找到车间指导员，把书上交，并说明那首“就义诗”确实出自这本书中。

看到了《诗抄》确有吉鸿昌写的“就义诗”，他没有往下深究。几天绞尽脑汁准备的说辞，没有派上用场。我估计，萧三被打为苏联“间谍”或“叛徒”的事情，他一无所知。后来得知，他们为此事曾了解我的家庭背景，估计没有在我个人填写的档案和家庭背景上找到问题或线索。我在墙上“乱写”引起的事，就这样平安过去了。

多年后，我看到冯骥才写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记述了一百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与遭受的劫难。其中“拾纸救夫”一文，讲述了一个小学语文教师，在上课时讲了"毛泽东当年在浏阳被白军追得无处逃身，趴在水沟里躲藏，摆脱敌人尾追的机警故事"。有好事者上告他，故意歪曲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伟大领袖怎么会被敌人追得如此狼狈，趴在田间水沟里藏身呢？要求他拿出故事的出处来证明。他记不得出自哪本书，拿不出证明，被判八年刑，打入大狱。他老婆和孩子每天捡拾废纸，希望能找到故事出处。距离他出狱前半年时，他家在冬天失火，堆放的大量废纸把他老婆和孩子活活烧死。

与这位小学老师相比，我很庆幸，记得诗词出处，拿书来证明，躲过了抄写“诗词”可能带来的“劫难”。

经历此事，我改掉了随手在墙壁书写的习惯，似乎明白了"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蕴涵的道理。然而，渴求知识，到大学读书的梦想，像种在心田里的种子，随着岁月增长，也在发芽成长。

在工厂繁重体力劳动间隙，我总想看书，发现班组里摆放着《共产党宣言》和《自然辩证法》等马列书籍，休息时就翻看几页。一次，看到《自然辩证法》书中“数学中的转折点是笛卡儿的变数。有了变数，运动进入了数学；有了变数，辩证法进入了数学”，变数与极限的联系，这引起我的兴趣。到大学读书，也需要学习微积分，这种想法促使我仔细阅读《自然辩证法》中关于“无穷小量”的阐述，逐渐把微积分的一些基本思路和概念，在似懂非懂过程中，带着疑问来徐州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通过自学渐渐理解清楚。

渴求知识，喜爱阅读，也让我干“傻事”。文革期间我所在的车间每天都有学习，要求每个班组工人提前半小时集体开工前会。工前会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时事政治，分配当天工作任务。学习时事政治，需要有人为大家读报纸，读报纸的人一定要准时到，很少人愿意干。我调到保全工班组工作后，就揽下工前会读报纸的任务。我觉得读报纸，必须仔细看，用心去读，这是锻炼与提高的机会。工前会上几年读报，我积累了很多时政知识，开阔了视野，提高了中文阅读水平。

在工厂期间，我在睡梦中，不止一次走入了大学校园。多次梦境比较雷同：透过教室的窗户，看到学生在听老师讲课。我很努力地侧耳去听课，但听不清。我尽量睁大眼睛，看到黑板写的内容。我想进去，沿着教室四周巡睃，就是找不到教室的门，让人真着急。想大声询问，胸口似乎被堵住，嘴里叫不应喊不出，于是我极力奋力挣扎，呼叫“门在哪里”，突然惊醒，方知道刚才的情景是在做梦。

在工厂工作六年多，我曾向车间领导提出申请，说出上大学的想法，希望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或者推荐去上“七·二一工人大学”，但始终未过领导审批关。1977年10月下旬，从报纸上得知，高校招生原则是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允许具有同等学力的初中毕业生报考大学。我这个在1971年毕业的初中生，也终于等来了机会，在不少人怀疑的目光下填写了高考报名表。

1977年在工厂车间时留影

那年，江苏省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超过30万人。这么多人踊跃报考，给江苏省出了个难题：若全部集中考试，当时的学校不多，无法保证有充足的考场来容纳考生，也缺乏足够数量的监考与阅卷老师。针对这种困境，江苏省把77级高考分为两轮：初试与复试。地区和地级市设立招生委员会，负责初试命题与组织初试。地方上的初选考试科目主要考数学和“政文”(政治和语文结合)两门，报考外语院校的考生第二天加试外语。初试成绩不公布，过线的考生综合政审与体检后，把符合条件的复试名单报到省里，省里批准后再通知考生复试。复试由全省统一命题考试。

我在11月28日骑自行车到徐州市三中参加了初试。初试科目包括数学与语文，记得语文试卷里也包括政治试题，下午考的数学。初试之后，我厂两名老三届考生与我，仨人获得了复试资格。接到复试通知后，距离参加复试的时间很短了，保全班组的师傅偷偷告诉我：找个安静地点去复习，维修机器的事情由我们来干。那十天左右的复习时间真是争分夺秒，尤其是高中课本涉及的数学公式，需要死记硬背。高强度的紧张学习，我的头发全部直立起来。有一天，工前会上一位年长的工人师傅惊讶地发现这个现象，并叫嚷起来。这情景使得我对“怒发冲冠”成语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12月23—24日，我在徐州十五中（王陵路57号）参加了全省统一的高考复试。复试有四门课程，记得语文考试安排在下午，其中的作文题目“苦战”，要求不能写诗歌，其它无限制。看到题目，我第一个写作构思是工厂里的技术员科技攻关。他白天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夜梦中突然想到技术解决方案，他半夜爬起，来到实验室，赶去作试验。在晨曦初露的时候，试验成功了。再往深处想，如何描述试验过程的细节，我不熟悉。

参加高考复试的准考证（证上照片复试后挪作它用）

我于是想到了工厂义务加班“苦战”的真实情景！这种场景我亲身经历，可以表达出真情实感，“苦战”过程的许多细节历历在目。多年后依稀记得我的作文概要：

夕阳的余晖斜洒在锯齿形的高大厂房上。车间里下班的铃声响起，我走到更衣室里，准备换下油污的工装。突然，车间里大喇叭广播传来通知：青年工人、共青团员马上集合，去车间参加拆除隔离墙的义务劳动。在团支书带领下，一伙年轻人投入了隔离墙的拆墙、搬运砖块与打扫垃圾的义务劳动。

接着就开始描述拆墙与搬运过程的繁重劳动就像一场艰苦的战斗，以及劳动过程中年轻人之间打趣灰头土脸与粉尘满身的对话。文章的最后结尾，描述了完成拆墙任务后，我从工厂浴池洗浴后出来，一身轻松，仰望满天繁星，听到一个伙伴在朗诵叶帅的诗：“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声音划破夜空，穿得很远很远……

凭借真实的生活体验，我顺畅地写完了作文，估计没有跑题。现在回头看这篇考场硬逼出来的作文，受到当时特定政治环境下的文风影响，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苦中有乐”与“从众思维”的模式。第二天考政治和史地。拿到试题后，我发现前几年在工前会的读报内容，对我答题有很大帮助。

高考复试结束，我回到工厂。工人师傅问我：考得咋样？我回答：能答出来的题，我都回答了，不知对错。事实也是这样，77年初试成绩不公布，复试成绩我没有花时间去打听，也不知道找谁去打听。至今我仍然不知道我初试与复试的成绩。

复试之后，等待录取通知的日子是难熬的。经常有熟悉的工人师傅询问，什么时候走（上大学）？我心中期盼着录取通知，又担心不被录取，心中没底，最怕人询问这事。在煎熬中终于等到了1978年2月下旬，我收到了南京师范学院的录取通知书。3月初，我告别了工厂里朝夕相处的工人师傅，带着工厂岁月的记忆，3月5日到达美丽的南京随园校区，报到注册，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

上大学之后，我曾几次返回工厂看望同班组一起工作的老工人师傅，也曾遇到当年车间主任。闲聊中询问起，当时我没能够被推荐去上“大学”的原因。据他讲，班组师傅看好我干活做事的勤快，担心我去上学后找不到合适的年轻人。车间领导说他尊重班组的意见，没有给予推荐。

我相信他讲的话，能理解我为什么不被推荐。感谢高考复试前班组给予我的宝贵复习时间，更感恩中国走出文革后出现的春天！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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