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吴鹏森：日记中的“77级”，尘封的历史细节

作者简历

      吴鹏森，安徽桐城人，曾在农村生活20年，做过农民、回乡知青、民办教师。1977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政教专业学习。1982年开始从事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在安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担任社会学教授。出版独著、合著、主编的著作20余部。

原题

《日记中的"77级"》自序

作者：吴鹏森

《日记中的“77级”》是作者大学四年的日记，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在“77级”毕业四十周年之际正式出版。本文是该书的自序，特在这里与大家分享。

01

1974年底，我从家乡一所文革中新办的高中毕业不久，便被大队安排当了民办教师。三年的民师经历对我人生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将自己从一个“理工男”变成了文科生。

过来人都知道，十年文革并非铁板一块，它是分为几个阶段的。就教育领域而言，最重要的事件就是70年代初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作为“回潮”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在1972年进行了文革中间仅有的一次“中考”与“高考”。正是在这次“高考”中发生了影响全国的张铁生交“白卷”事件，也正是这个交“白卷”事件彻底断送了随后几年的“高考”，直到1977年的高考重新恢复。

但是，这一年的“中考”也千万不要忽视，因为它在后来重新恢复高考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仅就我周围的同学和朋友来说，在1977年的“高考”中，虽说是被耽搁的十年考生同台竞争，但考取最多的恰恰是当年参加了“中考”的这批人。

正是这一次并不正规、严谨的“中考”，使得我有了进高中读书的机会。在高中两年学习期间，我明显的偏重于理科，记得当时的数学与物理常常能考满分。尽管当年的教材内容比较简单，能考满分也不是容易的事。因此，如果高中毕业时能够直接参加高考，我确定会选择走理科之路。

然而，高中毕业后，我却回乡当了民师。为了做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语文教师基本功的训练上。同时，作为爱好语文的附带产品，我逐渐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并把这一习惯带到了大学读书期间。

两年前，我在工作了44年后终于正式退休了。退休后，我将以往保存的资料作了一点清理，发现自己在大学四年中竟然还记了不少日记。这批保存下来的日记一共有七个笔记本，初步估算约有二十多万字。可惜的是，另有一个日记本遗失了，涉及时间是大学的第三个学期，从1978年11月至1979年7月。

02

粗略地翻了翻这些日记的内容，无非是一个穷学生的求学经历而已。这样一份东西，还有什么值得公开出版的价值吗？我一直在问自己。

征求一些友人的意见，态度不尽一致。有的积极赞成，有的模棱两可。

几经犹豫，几经反复，最后我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历史需要细节。

1977年，由于华国锋、邓小平等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果断决策，因“文革”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得以在当年恢复。这件事看似平常，实则非常不平凡，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产生了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77级”，还有其后的“78级”和“ 79级”，在媒体上常被人们称为“新三届”。“新三届”已经成了当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些年，社会各界给了“77级”以极大的荣誉和肯定。然而，我们真正对“77级”的研究又有多少呢？随着恢复高考40周年和“77级”毕业40周年的先后到来，媒体上出现了不少回忆77年参加高考的纪念性文字。然而，“77级”在大学里的四年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在大学里是如何学习和生活的？他们在学习期间有着怎样的精神状态与心路历程？目前还没有见到真正第一手的资料，更没有相关的专门研究。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本人不揣浅陋，将自己大学四年的日记公之于众，希望能够为未来的人们研究“77级”以及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提供一点历史细节。

“77级”在校读书的四年正是中国的大转折时期，日记作为一种最自由的文章体裁，想记什么就可以记什么，没有任何的限制与束缚。因此，我在日记中不仅记录了本人大学四年的生活细节和心路历程，记录了学校和班级开展的各种社会活动以及与同学间的各种交往情况，而且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诸多方面的信息，大到国家的宏大主题，如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小到一些农民的社会心态。

这里，我想举一个非常生动具体的例子。当年农村推行以“大包干”为最终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由于观念的不同，一开始曾遭到一些地方干部的抵制。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我的家乡有一个生产队，过去一直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这个生产队的小队长也是一个非常有抱负的青年，他的理想是通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将全村农民的住房统一规划，建设一个像大寨那样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可是，他“生不逢时”，遇到了包产到户的旋风。在广大农民都迫切希望实施包产到户的形势下，他仍然不惜顶风抵制，坚持原来的大集体制度。结果可想而知，仅仅一季庄稼出来后就优劣立现。周边实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各家各户都获得了粮食大丰收，而他们这个长期的先进典型却在包产到户的旋风面前彻底败下阵来。

再如，日记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当年的一些道路交通状况，特别是从我的家乡桐城到芜湖，无论从安庆乘坐轮船中转，还是从合肥乘坐火车中转，都非常的不便。还有，我在日记中记载了当年从芜湖经过繁昌、泾县到太平（今黄山市黄山区）的交通状况，然后再从太平经过陈村水库（今太平湖）、石台、贵池、枞阳，一路回家的辛苦。如果把当年的交通状况与今天快速、便捷的交通格局作一个比较，就可以帮助年轻一代非常直观地认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间的巨大变化和进步。

我在日记中还记载了当年的一些社会风气。比如，有的长途客运车站竟然根本不对外卖票，要买票全靠走后门，没有熟人关系的旅客只能望车兴叹。这些现象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

另外，我在日记中也在不经意间记载了许多当年的物资匮乏信息。甚至连我们学习所需的笔记本与练习册还需要表姐从上海寄给我。我也经常和同学一起为家乡的年轻朋友购买衣服、鞋子等日常生活用品。这在商品极为丰富及至产能严重过剩的今天，同样也是无法想象的。

03

当然，大学生的日记，首先还是记录自己当年的大学生活。因此，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当年中国高校在文革刚刚结束后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

我考上安徽师范大学带有某种偶然性。当年，安徽的考生是先填志愿后参加高考的，全国其他省市的情况我无从得知。记得高考前的一个星期天，我和一位中学同学在一起填报志愿。我们都是农村孩子，甚至从来没有进过城，对于上大学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任何可资参考的高校招生信息，所以对于如何填报志愿完全没有头绪。有趣的是，我们两人的报考理念截然相反，可以说代表着两个极端。他以“能走”为原则，只要能跳出“农门”，读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因此，他要填报一所“最差”的学校，从而减少可能的竞争。

我的理念正好相反，觉得人生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机会，那就一定要选一所好学校，至少也要填报一个“像样”的正规大学。抱持这样两种不同的理念，那位同学选了某大学在外地创办的一个教学点，校名读起来非常别扭，以至今天我还记忆犹新：安徽劳动大学蚌埠教学点政治经济学班。[1]而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最后勉勉强强地填了安徽师范大学作为第三志愿。

可是，等到正式考试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无知。特别是考完了数学这门课以后，我知道自己与名牌大学已经彻底无缘。由于考前几天还在忙于民师教学工作，根本没有时间复习（也没有想到要去复习）。到了考场才发现自己当年的强项已经武功全废。面对数学试卷，我甚至连最基本的函数公式都想不起来了。一场数学考下来，我觉得自己和当年的张铁生一样交了“白卷”。不仅名牌大学，连普通大学都可能与自己擦肩而过。多年后，我才知道了自己当年的高考成绩，数学的确考砸了，幸亏语文考得还不错，将总分拉了上来，最后被安徽师范大学录取。

当年在填报安徽师范大学时，我对这所学校一无所知，只是觉得它像一所比较正规的大学而已。此外，还有几个因素也对我报考安徽师范大学产生了影响。一是据说师范大学不仅读书免费，并且还有生活费和助学金。这对于来自贫困家庭的我来说当然具有吸引力。二是听说民办教师报考师范大学可能会被优先录取（其实是不实消息）。三是在全省高校中，惟有安徽师范大学有美术专业，而我想顺带地报考一下美术。

到了学校以后，我才逐渐对安徽师范大学有所了解。当然更多的了解是在其后的几十年工作经历中获得的。在近代中国，安徽在文化上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领军人物陈独秀与胡适都是安徽人，而陈独秀还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但是，旧中国的安徽高等教育却很落后。当年，我的家乡前辈吴汝伦先生在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职前，曾专门赴日进行教育考察。在考察中，他深感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与其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有密切关系。中国要走向现代化，也必须要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因此，回国后，他在尚未回京复命情况下，就在安庆创办了一所桐城学堂（桐城中学）。但可惜的是，他当年宥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能够为安徽创办一所正规大学。直到1928年，安徽才在各方几经努力下，创办了一所安徽大学，它也是旧中国安徽唯一的本科高校和重点大学。1949年底，因受洪灾的影响，安徽大学从安庆被整体搬迁到了芜湖，与先期迁来的安徽学院合并，几经演变，最终形成为后来的安徽师范大学。

今天，安徽师范大学不仅是安徽省属重点大学之一，而且是安徽全省师范教育的“母鸡”。安徽全省各高等师范院校都与安徽师范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安徽全省的重点中学以及相当多的普通中学教师都是安徽师范大学培养出来的。在中国几千所高等院校中，安徽师范大学历年排名大致在100至200名之间。而它在安徽省内则一直稳居前四，属于所谓高水平大学。

我不知道安徽师范大学这样一所高校能否代表当年的中国高校，更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格在这里代表77级大学生。所谓“代表”通常有先进代表、落后代表和一般代表之分。安徽师范大学肯定无法代表北、清这样的全国顶尖大学，我也不是一个先进学生。正因为如此，或许我在当年高校的生活与学习经历，更能反映那一代普通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情况。

04

在专业志愿上，我当年填报的是中文系。可能是因为总分的因素，录取时被调剂到了政教专业。这种情况在当年的安徽师大政教系77级同学中不在少数。

因为是被调剂进来的，所以有一些同学进校后自然专业不安心。针对这一思想状况，在入学不久的一次会议上，一位领导将上大学、上什么大学和学什么专业，比喻为大学生的“三重门”。他说：现在有的同学觉得自己虽然走对了“大门”，却摸错了“二门”和“三门”。意思是说，这些同学认为自己考大学这一步是走对了，但对进师范大学却不太满意，等于摸错了“二门”，而对被调剂到政教专业更不满意，觉得将来在中学里，政治教师没有语文教师受重视，所以说这“三门”更是进错了。

应该说，的确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有这种想法。有的同学甚至放弃本系课程，专门跑到外系去蹭课。但是，大多数同学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最终还是能够安心于本专业的学习。我也有过同样的心路历程，在最初一段时间，对文学有很大兴趣，甚至动手写过两篇小说，在同学中传阅后还得到了一些好评。但是，这个过程很快就过去了，最终还是对政治理论产生了兴趣。

回顾当初的这一转变过程，有两个因素影响较大。

一是在高中时期，我就对政治理论已有一定的兴趣，开始有了所谓的家国情怀。文革期间虽然能读到的政治理论书籍极少，但那时候，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毛泽东在青年时期和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对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关心与追求。这方面的书籍对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进入大学后，虽然没有进自己选择的专业，但对于学习政治理论在心理上并不排斥。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们虽然没有能力改变这个社会，但觉得研究社会政治理论至少可以让自己做一个明白人。

另一个因素则具有某种偶然性。在一次听中文系祖保泉教授的专题学术讲座中，曾与祖教授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听说我在文学创作与政治理论之间犹豫徘徊，力主我回归本专业，安心研究政治理论。他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小说”相对的是“大道”。古代读书人追求的都是“大道”，文学只是作为业余爱好，没有人一辈子专门搞文学。李白一辈子写诗不是他的志愿，而是因为他仕途不通，只能写写诗。明清那些小说家也都是些落第或失意文人所为。因此，研究治国安邦的社会政治理论才是“大道”，你们年轻人不应该放弃“大道”而倾心“小说”。

我知道，他这是在配合学校做我们这些专业不安心同学的思想工作。但他的一席话还是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我便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文学梦，专心致志地开始研究起社会政治理论来。

05

这样说，并不等于我从此走上了一条“政治正确”的道路。事实上，我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基本上属于一个“边缘化”的学生，不仅在政治上没能积极要求进步，而且连班级开展的各项重大活动也鲜少参与。

我当年所在的安徽师范大学政教系77级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集体。班上人才济济，不仅有许多文艺活跃分子，而且许多班干都曾在社会上工作多年，有着非常强的组织管理能力。正因为如此，这个班集体曾经获得全校唯一的全国“新长征突击队”的称号。这个称号今天已经无人知晓，而在当年获得这个称号可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这个班集体有多么优秀，在各个方面都非常突出。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作为一个与文艺不沾边的政教专业，这个班级竟然曾推出一台大型歌舞节目《春满校园》并获得了大奖。记得那时候全班同学几乎悉数登台，只有我和极少数同学没有参与其事。我们班级还曾多次组织集体外出参访活动，如到泾县茂林考察当年“皖南事变”旧址，到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参观考察，等等。这些活动我同样是一次都没有参加。

究其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我没有文艺细胞，既不会唱，也不会跳。因此，所有的班级文艺活动自然与我无缘。二是因为我不仅是一个“边缘化”的学生，也是一个家境极度贫困的大学生。由于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和两个未成年的弟妹，我在大学读书期间，不仅没有花费家里一分钱，还要经常带钱回家帮助家里购买国家供应粮（“救济粮”的美称）。特别是农村全面实行包产到户以后，生产队不仅将所有的田地全分了，连农具和耕牛也分了，冬季兴修水利的任务也分到各家各户承担。这一切给我的大学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我不得不在一边读书的同时还要经常请假回家种地。所以，我在学校里除了完成必要的课程学习任务，只能将班集体活动压到最低。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的农忙季节，我总是要请长假回家做田、插秧、割稻，种棉花、收小麦、割油菜，挖山芋，等等。凡是当年农民所从事的所有农活，我是一样不少的全部承担下来。

因此，我们这个班集体所取得的荣誉与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有为其作出过任何贡献。但是，我是靠着人民助学金才读完四年大学的，每月不仅有18元生活费，还有4.5元助学金。在大学期间，我得到了班上老师和同学的许多帮助，特别是先后与我同一个宿舍的同学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家庭困境对我有歧视，而是在有意无意地尽自己所能帮助我。所以，尽管我是一个自我边缘化的学生，但对这个班集体仍然充满了感情。在今天重读这些日记过程中，每每看到许多同学在我请假回家种田时帮我代记课堂笔记，看到许多同学盛情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做客，看到许多同学在我经济陷入困境时主动借钱给我，看到许多同学与我志同道合并结成了终生朋友时，我的心一次次被当年那些同学间的温情所感动。

06

尽管我是一个穷困潦倒且自我边缘化的学生，但我的心中从没有自卑过。所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可以说是我四年大学生活的写照，甚至有时还会如毛泽东诗词中所写的那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我虽然没有参加班级的“官方”活动，但我参与了同学间的各种“非官方”活动。我还多次和其他高校的朋友结对进行社会调查。我对芜湖这座城市的风土人情与历史变迁也进行过很多考察，对它的了解甚至超过了一些当地同学。在大学期间，我还做了一件至今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是与母亲已经失联几十年的舅舅重新建立起联系，并定期去那里陪老人家聊天。由于我的定期外出，同室同学曾误以为我在谈恋爱。谁都不知道我是在帮助一位抗战老兵度过他人生最为孤寂的最后岁月。这件事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在替母亲尽孝，而且对我后来的社会学研究也是很重要的感性积累。

此外，我的大学生活除了缺少文艺与体育色彩外，其他活动还是丰富的，并不是只知死读书和读死书。仅举一例，根据我的记录，在大学四年时间内，我总计看了170多场电影，平均每年达到40多场。除去寒暑假，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看一到两场电影，有时每周看电影达到三场以上。我看过的课外书籍更是无法统计，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

在大学的最后两年，随着对社会政治理论学习的深化，我开始主动参与一些学术活动，曾与当时全国最负盛名的政治学家取得联系，提出自己的一些不同观点并得到他们的认可。我在最后一年先后写了五、六篇学术论文。这些论文被老师们认为都达到了可以公开发表的水平。由于各种原因，我只投出了其中的一篇，但在毕业前夕确实收到了某知名刊物的采用通知。由于对自己几篇文章的认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直接邀请我参与一本学术著作的撰写。我承担的专题是“国家观的历史发展”，全文5万多字，主要梳理了从古希腊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诞生之前，西方思想史上国家观的历史演变过程。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本科生参与这种纯学术课题的研究，在当时的大学生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07

回到日记上来。这本日记原始内容约有二十多万字。在整理过程中除了进行必要的文字整理外，我始终坚持“不作加法，可作减法”的原则。之所以提出这个原则，是因为有同学向我提出建议，可以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有关事情进行补记或追记。还有同学提出，第一年的日记较为幼稚，后面几年的日记相对比较成熟。如果通过补记的方式就可以弥补这一缺憾，避免读者看了第一年的日记就不想看下去。有的同学还举例说某某“右派”的日记就是这样处理的，并认为这样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完整地了解当年发生的一些人和事。但是，我没有接受这个建议。我以为，历史就是历史，作为一本日记就是自己当年的实时想法，不可以用今天的想法来修改或完善，哪怕它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也只能以这种破碎而不完整的面目示人。至于第一年日记的幼稚，正是我作为一个来自农村的大学新生的自然表现，人都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

但是，我也觉得对某些日记内容可以适当作些减法，也就是删去一些不适合公开或没必要公开的内容。这些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他人隐私的，如当年一些同学在个人情感上遇到问题，喜欢与我交流，被我记入日记之中。这些内容当然已经不适合在今天的日记中公开。另一类是许多流水帐式的生活记录，如果觉得对反映自己的大学生活和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话，也没有必要保留在这本日记中。[2]

经过这样一番处理，最后保留下来的日记大约有十八万字。其中涉及许多老师、同学（包括大学和中学）和朋友。对于这些人，除了极少数作了模糊化、匿名化处理外，绝大多数都保留了真名实姓。之所以这样处理，是因为如果全部匿名化，会让熟悉的朋友读后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云。[3]

此外，作为附录，我还收录了自己当年写的三篇论文。一是为了更全面地反映自己当年的大学学习情况，二是为了记录自己当年在这几个问题上的思考，这些思考即使在今天看来似乎仍有些价值与意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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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别小看了这个“政治经济学班”，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作重心转入经济建设主战场，经济学专业人才受到社会的特别欢迎。所以这个班的同学后来普遍发展得非常好。这个小小的教学点后来也发展成为安徽一所知名高校，这就是今天的安徽财经大学。

[2]当然，毋庸讳言，在删除的内容中也包含一些在今天被认为是比较敏感的话题。

[3]对于这些保留真实姓名的同学与朋友都尽量征得了本人的同意。但还是有部分同学因种种原因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希望他们在读到这本小书时，能够理解和原谅。但不论是真名还是匿名，日记中没有任何对同学或朋友的负面记录，更没有恶意记录。这并不是处理后的结果，而是当年的日记中就是如此。即使是对个人债务的记录，当年也只记了欠债情况，没有我的还款记录。这也是笔者重读日记时感到非常欣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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