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丨吴鹏森：我的父母，​两个中国农民的平凡一生

作者简历

      吴鹏森，安徽桐城人，曾在农村生活20年，做过农民、回乡知青、民办教师。1977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政教专业学习。1982年开始从事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先后在安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政法学院担任社会学教授。出版独著、合著、主编的著作20余部。

原题

父亲和母亲：

两个中国农民的故事

作者：吴鹏森

写父母的文字很多，自媒体时代更是如此。我也想写写自己的父亲与母亲，这不仅因为那是我的血脉源头，是他们影响了我的一生。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生都在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学者，我还想通过父亲和母亲这两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新旧社会中的人生经历，反映当代中国普通人的命运，反映当代中国社会的微变迁。

1、父亲之死

一九六八年农历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吃过晚饭后，和平常日子一样，我跟着父亲到生产队的队屋去记工分。这是大集体时代中国农民每天晚上都要做的一件事。由于是例行“公事”，大家都非常熟悉每个人这一天在集体劳动中做了哪些事，需要记多少工分，所以这项工作并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完成。

记工分的事是完成了，但工分记完后，社员们并没有走的意思。他们并不急于回家睡觉，因为冬天的夜晚实在是太长了。他们总是会在这个队屋里继续聊天，悠闲地聊着张家长、李家短，孩子们则在一旁顽耍。我当时只有11岁，喜欢每天晚上跟着父亲一起去记工分，主要就是为了有机会听大人聊天，或与邻家孩子们一起玩。

这天晚上，集体工分记完后，我便和生产队会计“下”算盘棋。这是一种以算盘作工具的智力游戏，算盘在那个年代是最普及的计算工具，也是可以进行智力比拼的游戏工具。算盘棋的基本玩法是两个人分别从算盘的两边拨动算珠，按照一定的规则向中间“挺进”。如果通过计算，在双方接近时，把对方的算盘珠子“吃掉”，自己就会占优，如果连续地“吃”掉对方，就会最终将对方打败，从而获得“胜利”。要避免被对方“吃掉”，必须提前进行计算，否则在双方算珠即将接近时才发现，就会处于不利位置，被动的一方根本来不及补救。这种算盘游戏虽然简单，但很有趣，是当年农村读过书的孩子最喜欢玩的一种智力游戏，有时候，一些大人也会参与其中。

我一边听着大人们海阔天空的闲聊，一边和生产队会计下这种“算盘棋”。不知不觉的就接近午夜了，我和父亲才姗姗回到家中。此时，母亲和姐姐、妹妹都已经睡觉了。父亲看看天，估计夜里可能会下雨，还特地用大扫帚将门前散晒的柴禾堆积成柴垛，然后我们才一起上床睡觉。当时，我们家房子狭小，只有三间坐西朝东的草房子，北边一间是厨房，朝南的一间房子是母亲和姐姐妹妹的卧室。中间一间既是门厅，也是我和父亲一起睡觉的地方。

严格说来，我和父亲睡觉的地方并不是“床”，而是一个搭建起来的床铺。用两扇很大的门板横在两排土坯垒起的床垛上，再在上面铺上稻草和棉被，就成了一个相对较舒服的床了。这副大门板是一户农民土改时分得的地主“浮财”，因为它和农民家里简易矮小的草房根本不配套，因此放在农民家里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有一次，这户人家请父亲为他们做砖匠活，将此门作“工钱”抵给了父亲。

夜间，我在迷迷糊糊之中，突然听到有人在呼叫父亲的名字，声音忽大忽小，忽远忽近，仿佛是在做梦。终于，我还是被这种呼喊声惊醒了。睁眼一看，发现母亲正在我们的床前，对着父亲呼喊。再转眼看看父亲，无论母亲如何呼唤，父亲都没有一点反应，脸色非常难看，嘴角两边冒着白色的泡沫，喉咙里发出低沉而不规则的“呼噜呼噜”声。原来，母亲在隔壁房间听到父亲平常睡觉惯有的“呼噜”声有点异常，特地起身过来察看。当母亲发现父亲的情况“不对头”时，便一边在父亲耳畔不停地呼唤，一边让姐姐去喊邻居有经验的长辈们前来商议。

不一会儿，左邻右舍的长辈们都来了，大家都感到问题非常严重。在一阵简短地商议后，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派人到公社卫生院去请医生，一面按照传统的迷信方法，将一只大公鸡站在父亲的前额上驱除鬼魅。只见长者口中念念有词，希望能够将父亲从沉睡中唤醒。按照农民的说法，父亲可能是“摊刹”了，也就是遇上“鬼”了，必须要用红顶大公鸡来驱“鬼”。然而，从凌晨开始一直折腾到天都蒙蒙亮了，一切的努力没有任何效果。

恰在此时，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到了。大家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这位身材高大的医生身上。只见他拨开众人，俯身察看了一会儿，此时的父亲，气息已经非常微弱，医生急忙打开医箱拿出注射器，给父亲打了一针。可是，正是这一针下去后，父亲最后一丝气息嘎然而止，再也没有醒过来。

此刻，天色已经大亮，新的一天开始了。这是我们全家刻骨铭心，永远无法忘记的一天。

父亲死后，家里就像炸了锅。最忙的一件事就是找木匠给父亲做棺材。巧合的是，这一年父亲多次进山贩运棺材木，先后买回四副棺材木，其中三副都已经出售给别人了，只剩下这最后一幅棺材木，父亲一直没有卖。父亲几次当着我的面，对母亲开玩笑地说，这付棺材木就不卖了吧，我四十岁才得“子”，儿子太小了，我等不到儿子长大的那一天。如果我死了，这副棺材就给我自己用吧。没想到父亲的话一语成谶，这一年的腊月初一，父亲真的离我们而去。

父亲死后，幸亏有了这副棺木，否则，以我们当时这样的孤儿寡母，根本无力为父亲买一副棺材给他体面地安葬。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和农村集体化时代，我们当地既不出木材，也没有现成的棺材铺。因此，即使是那些家境稍好一些的家庭，也没有办法在仓促之间买到上好的棺木。

由于殡葬改革，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当年的棺木对一个老人的重要性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孝”是一种核心文化和价值。最大的“孝”，当然是延续家族的香火，使家族人丁兴旺，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让老人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也是“孝”的重要内容。是否有棺木，是否有好的棺木，自然就成了老人走时是否体面的一个重要表现。所以，在传统农村，有许多老人在很年轻时就开始置备棺木，甚至有女儿出嫁时将棺木作为嫁妆陪嫁。在一个医疗条件极不发达的年代，谁知道一个人会在什么时候死亡呢？

在我们家乡的那个年代，没有条件的人家，老人走后，只能用几张薄板甚至是门板用来安葬。正规的棺木是用完整的杉树段做成的，因为杉树入土后不易腐烂。棺木通常用十二支树段围成，即每个边用三个树段。条件再好一点，用十支树段围成，这样的棺材，底座和盖板由两支粗大的完整树段拼成，特别是棺材盖的大头，也就是将来老人睡在棺材内头顶这一头，由于树大而粗，可以做得又高又耸，因而显得特别“气派”。父亲为自己留的棺木，正好是“十圆”的棺木。四个木匠师傅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紧张赶制，终于给父亲做了一副高大的棺材。

父亲死后，按照当时的习俗，要将棺材先找个地方暂厝三年，三年后再由风水先生择日正式安葬。文革期间，风水先生没有了，但老人死后先厝三年的习俗仍然存在。所以，父亲入殓后，便先将棺木送到村子北面山坡后的一个山洼里暂厝。每过七天，我们就会去父亲的厝基地祭奠一次，这叫“做七”。前后需要祭奠七次，所谓七七四十九天。

1968年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雪下得特别、特别的大，以至后来的几十年内，我们再也没有见到那样的大雪。记得这年的腊月二十八，也就是除夕前三天，是“四七”。由于大雪封山，我们去祭奠时，棺材已被大雪深深地埋在下面。我和姐姐两人一起拼命地用手将厚厚地积雪刨开，露出棺材前的一小片空地，然后才能在这一小片空地上摆放祭碗，进行祭拜。

按照村民的传统说法，前一年冬天如果下大雪，第二年夏天通常就会有大水。至今我也不知道这句话中的道理是什么，但1969年的夏天，我的家乡真的出现了极为罕见的洪涝灾害。这一年的夏天，洪水不仅特别地大，而且水位上涨的速度特别快，很快便淹到父亲棺材的暂厝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只好请人将父亲的棺材从山洼里迁移到较高的山坡上。但是这个棺材移到高处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洪水太大，村子里的农田、草场，全部沉入一片泽国之中，导致生产队的耕牛没有地方吃草了，只能集中在村北唯一的一小片坡地上放牧。这些牛在吃草的过程当中，看到有一个棺材在此，就喜欢用身体在棺材上蹭痒痒，结果造成棺材常常被牛蹭倒。

按照传统说法，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但我们全家对此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应对。于是，在1969年的年底，母亲就请村里人把父亲提前安葬了。这样，父亲的棺材就只厝了一年时间，而按照传统的丧葬习俗，本来应该在三年以后才能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是，这一年是所谓“荒春年”，即在二十四节气中，这一年没有立春这个节气，俗称“荒春”。据说“荒春年”是不能葬坟的。然而在此之前，我们对这些习俗一无所知。

当这些信息在村子里风传到母亲的耳中，可把她急坏了。母亲因此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她担心由于自己的无知，会给子女的人生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担心会影响到子女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母亲心情都很郁闷，极少说话，常常流露出苦闷的表情。以今天的知识来看，如果长此以往，母亲肯定会得抑郁病。

直到有一天，一位对风水略知一二的老人来到家里，给母亲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说，“荒春年”在风水学中不过是个中性年份，虽然不会给后人带来什么好运，但也不会带来什么坏处，所以不用担心对子女命运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这种解释提出来后，给了母亲很大的安慰。因为母亲心中清楚，象我们这样一个普通人家，并没有奢望家族兴旺发达，更没有想要子女出人头地，只不过希望子女一生平安而已。既然“荒春年”既没有好的影响，也没有坏的影响，那就知足啦。

我很感谢这位农村老人，不管他是真的懂得风水，还是只想通过这种办法来安慰我的母亲。从心理学角度看，他的善良动机实现了。

父亲去世时刚过五十岁，正当壮年。但是，他这样突然悄无声息地走了，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只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残破的家。在我之上，有一个十五岁的姐姐，在我之下，有一个三岁的妹妹。母亲当时还怀有身孕，第二年五月，生下了我的弟弟。

2、旧中国的进城农民工

我在回忆父亲和母亲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一个标签，就是解放前的“进城农民工”。乡村农民大规模地进城是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个社会现象。但农民进城并非今天才有。不过在旧中国，并不存在城乡隔离机制，农民只要在城市找到工作并能够养活全家，就可以将家庭完整地迁移到城市，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我的父亲母亲年轻时都曾在城市生活过一般时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从城市又回到了农村。

我第一次听说父亲的进城经历是文革初期。有一天，家里人突然紧张起来，因为听说有人要来找父亲的麻烦。当时正值红卫兵造反的高峰期，城里的红卫兵当然将目标盯着那些“大人物”，而农村的造反派很难找到造反目标，不知为什么，他们盯上了我的父亲。经打听才知道，他们不知从哪里得到消息，说我的父亲解放前在南京无线电台工作过，因而可能是个国民党特务。但过了好多天，一切风平浪静，他们并没有到家里来。原来是有人问了一句，说此人有文化吗？村里人告诉他们，我的父亲不识字。一个不识字的人在无线电台能干啥？他们顿时失去了兴趣。

不过，经此一惊，父亲倒是第一次告诉我们，他在解放前的确在南京无线电台待过几年，具体事务是给食堂挑水。那时候，即使象南京这样的国民政府首都，也并不是所有单位都有自来水供应。一些单位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就在食堂院内放几口很大的水缸，专门安排人每天从较远的水井或自来水供应站挑水倒进水缸供食堂使用。这是一份既重又苦的工作。父亲还找出两张照片，这是父亲一生中仅有的两张照片。一张是证件照，父亲身穿白色衬衫，留有满头浓发。照片是从南京无线电台工作证上揭下来的，上面有清晰的单位钢印。另一张照片是单位集体合影，大约七八个人站成一排，身穿崭新的深色中山装，每人上身衣服的小口袋里都插着一支钢笔。照片是被父亲精心保存的，非常清晰。父亲当年还是小伙子，身材高大，腰板平直，显得十分帅气。对一个六十年代的乡村少年来说，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照片，觉得非常时尚而新奇。单就这张照片根本看不出父亲只是一个食堂挑水工。

后来在研究当代中国进城农民工时，我常常想起这张照片。我也直接接触过许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不论在什么单位工作，也不论他们为所在单位作出了多少贡献，却很少有被雇佣单位当作“自己人”，和我父亲当年在城市打工的待遇相比，今天的许多城市用工单位真的做得还不够。

3、两段传奇的经历

后来，我发现父亲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秘密，特别是其中两段故事相当有传奇色彩。一是协助我的姑父将当地一个“土匪头子”送到无为参加了新四军。二是介绍同村一个小伙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并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一个是共产党的故事，一个是国民党的故事，中国现代历史上国共两党格局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农民身上居然有了交集，这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话说当年在桐城地界，有一个“土匪头子”，经常纠集一帮人对一些大户人家进行抢劫，因其半边脸有黑色胎记，人称“黑脸”。这样的面相本身就给人一种凶狠的感觉。所以，一般人只要听到这个名字就很害怕。对这样“为害”一方的“土匪头子”，自然要遭到当时国民政府的打击，因而被悬赏通缉。但是，这种专抢大户人家的“土匪”，却在下层平民中受到追捧，他们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劫富济贫”。这种“土匪”在抢劫时，通常还会将一部分赃物散发给周边乡邻，因而当他们被政府通缉时，往往会得到一些底层民众的同情甚至掩护。话说这位黑脸大汉在遭到当地政府通缉后，由于其特殊的相貌，根本无法在家乡继续混下去，于是想到了外逃。

我的姑父是嬉子湖人，经常在菜子湖和长江之间“跑船”，由于经常行走于江湖，可能与黑白两道都有些关系，与这位土匪“吴黑脸”也有往来。于是，他们在一起密谋，想到了一个“万全之策”。一方面告诉乡里，说“黑脸”已得暴病而亡了，为了增加可信性，他们还用棺材装上石头，将其隆重安葬。这个办法主要是为了欺骗通缉他的国民政府，避免其家庭继续受到官方的追究与迫害。另一方面，由我的姑父将其偷渡到安徽无为县新四军所在地，去投奔新四军。为了保密，姑父支开了船上其他人，叫上自己的小舅子帮忙。这样，我的父亲被动地牵涉其中。

“黑脸”参加新四军后，由于枪法好、武艺强，又当过土匪头子，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很快当上了团长。解放战争期间率部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并在解放后留在上海，成为人民海军的一员。1959年因种种原因提前退役，一直住在上海的干休所。1968年，我的父亲送表姐（姑父的女儿）一家返回上海时①，曾与“黑脸”见了一面。可以想象，这对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朋友几十年后得以重逢，尽管社会地位已经相差悬殊，应该还是有说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这从父亲回来后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

时间一晃到了1982年。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出差到上海，专程去拜访了这位从小就听父亲经常提起的家乡传奇人物。那是一个冬日的上午，我在表姐的带领下来到干休所。当时只有小姑奶奶在家。听老人说，小姑爹正在街头和一帮干休所老干部设卡捉拿小青年，剪人家的长头发和喇叭裤。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老干部对小青年的发型和着装非常看不惯，常常组织人在街头强行干预。

不一会儿，老人回来了，听说我是他老友的儿子，自然十分高兴。我这才发现，他的脸不如我想象中的那般黑（听说解放后用药物“整容”了），但仍然英气逼人，雄风不减当年。

父亲的另一个传奇经历是介绍一个同村小兄弟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那是1948年底，安庆已经解放在即。蒋介石虽然安排了大兵团在长江南岸进行防守，但心中知道大势已去。便在表面顽强的背后，到处招兵准备带到台湾作为将来反攻的兵员准备，那个来金神招兵的小头目，正是父亲亡妻的兄弟。

恰在此时，村里发生一件“伤风败俗”的事。一个年轻人和同宗的姑娘好上了。这在今天当然不是什么大事，可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极为出格的事，不仅舆论如滔滔洪水，而且直接受到了族长的迫害，使之走投无路。于是小伙子便向我的父亲求救。父亲思虑再三，觉得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离家远遁。父亲想起国民党正在到处招兵，且便向自己的妻兄作了推荐，使得这位陷入困境的同村小兄弟突然间有了出路。

很快，安庆解放了。这些参加国民党部队的青年从此杳无音信。有人说他们被打死了，有人说运兵船在海上沉没了，也有人说他们跟着国民党到台湾去了。各种说法都有。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突然，有一天，这位“青年”回来了。

原来，他们这批当年被征招的新兵被直接带到了台湾，准备未来用于反攻大陆。但是，虽然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反攻的机会却从未出现。几十万从军的大陆青年，就这样在台湾苦熬着，从青年熬成了中年，从中年又熬成了老年。最终，他们这一辈子一事无成，只是换来了一个特殊身份：台湾荣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蒋经国知道自己已经活不了几天，突然善心大发，宣布开放老兵回大陆。一时间，台湾老兵们为能返回大陆而兴奋不已。终于有一天，这位当年为逃避族长迫害的青年有机会踏上了归乡旅程。虽然这些荣民在台湾一生无所事事，大部分人都没有条件结婚成家，只能孤单一人靠退休金生活。但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而大陆刚刚改革开放，经济相对落后，与台湾人的收入水平差距巨大。所以，台湾老兵归来时，在家乡人眼里也算得上衣锦还乡。这位老兵将多年的积蓄带回来，给每位亲戚发了一个红包，风光了好几天。

当然，这位老兵也没有忘记当年指引他参加国民党军队的“恩人”。可一打听，我的父亲已经去世20年了。于是他找到我的母亲，坚持要给这给那，以表示其不忘本和感恩之心。母亲是解放后才和父亲结婚的，所以并不认识这位老兵，对其所赠之物，坚辞不受。最后推来推去，收了一份最小的礼物：一副金耳坠。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合肥和这位老兵见过一面，那是一个膀阔腰圆的标准军人，可惜生不逢时，跑到台湾陪着蒋氏父子虚度了一生。

4、乡村“多面手”

父亲给人的另一个印象，就是特别聪明能干，什么事情，只要他见过，就能自己做起来。虽不能说多才多艺，但在村里的确是一个多面手。

在大集体时代，父亲长期从事的劳动分工是“用牛”。当时，每个生产队大约有四五头耕牛。这是生产队的“宝贝”，在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的农耕时代，人力是有限的，耕牛就是每个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每个生产队都会非常谨慎地挑选专职“用牛人”。这些人一旦确定了，基本上不会轻易更换，甚至使用哪条牛也是相对固定的。

除此之外，凡是农村家庭需要的各种技能，父亲似乎都具备，虽说是业余水平，但他的确能够同时做篾匠、木匠、砖瓦匠等等技术活，比如用竹子编织箩筐、鱼笼、畚箕等竹器，用木头做小板凳、小桌子，又或者用麻或草编织麻绳、草绳、草鞋，等等。

父亲还有一个更专业点的技术活，就是织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农民很少能买到“洋布”，即机织布。在那个年代，农民要解决穿衣问题，都是自家种棉花，自家纺棉纱。家家户户都有纺纱机，农闲时节，妇女们自己动手，将自家的棉花脱籽后纺成一锭一锭的棉纱。我的母亲便走村穿户，将这些棉纱收购回来，由父亲织成“土布”，再卖给农民。

父亲的织布技术并没有专门学习过，完全是他自学的。甚至连织布机都是自己做的。听母亲说，父亲只是在别人那里看到过，便回来指导木匠制造了自己的织布机。听说在解放前，他做的最复杂的织布机可以织七色布。但我小时候看到父亲的织布机是那种比较简单的双色布，即用白纱作经线，用蓝纱作纬线，这样织出来的就是一种“米色布”，即蓝白相间的双色布。

小时候，我还曾上机操作过。那时，我大约七八岁，脚已经能够踩到织布机的踏板了。操作这种织布机，需要双手双脚同时并用。上面两只手，一只手要抓住经线网机来回拉动，将刚送进去的纬线推打紧实，另一只手要拉住上面的机关，引导带有纬线的纱梭在分开的经线中间来回穿过。底下的两只脚要同时踩住两片踏板，一上一下地踩动，让机器上面的经线能够上下分开，以便机梭子从中穿过。整个过程看似简单，实际操作起来还是需要一些专门训练的。

织布在村里算是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一种传统手工业了，在我所知道的周围村子里没有看到第二家。在儿时的我看来，父亲能织布简直有点神奇，也说明父亲作为一个农民来说，的确是很能干的。

父亲的业余织布生涯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才结束。这时候，中国的轻纺工业发展起来了，中国人自己织造的“洋布”开始占领农村市场。父亲的“土布”终于敌不过“洋布”，家里的织布机再也派不上用场，只能静静地躺在房子的一角。目睹父亲织布生涯的衰落全过程，对我后来学习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很有帮助，尤其是对近代西方工业品如何打败中国传统民族手工业，自然更容易理解。

5、走南闯北的“生意人”

在我的父亲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农民的那种韧劲，那种特别顽强的吃苦精神。为了养活一个家庭，他们可以拼尽全力，使出浑身招数，并激发出各种智慧的火花。为了养家糊口，父亲除正常的务农耕种之外，每到农闲季节，就东西南北到处跑，做起他的“生意”。这些生意的主要路线是两个方向，一是北上，到大别山的山区收购木材、茶叶、烟丝，另一个方向是南下，将从山区收购来的这些木材、茶叶、黄烟丝卖到湖东地区。

在冬天，等湖水完全退去后，他们就会挑着货担，直接从湖中趟泥河到湖东，这样可以少走几十里路。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湖中半泥半水地结成冰渣，人一脚踩下去，脚踝与小腿就会被冰渣割裂出一道道血印。我从小就发现，父亲的脚板每到冬天就象久旱的土地，龟裂成一道道血口子。每次回家，母亲看着父亲的脚，都会心痛不已。当时医疗条件差，没有条件治疗。父亲便将蜡烛在火上烧化后，乘热淋到这些血口子里，将其封住，以免过多地流血。

父亲在湖东做生意，送去的是从山区贩来的烟丝、茶叶，回来主要是购买当地盛产的萝卜。那时候，农民每年生产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每年春天的三四月份都会“闹春荒”。不会过日子的农民在春荒来临时，便外出“逃荒”，以乞讨度日。能干一些的农民，会精打细算，提前将有限的粮食平均分配到全年，特别是进入冬季的“农闲”季节，便将少量的粮食搭配糠菜、萝卜混合着食用。所谓“糠菜半年粮”。父亲从湖东挑回来的萝卜正是此用。即使这样，也很难保证每年都能安全地度过春荒。春荒期间，家里每天只能吃两餐稀饭。父亲当时正当壮年，每天早晚两碗稀饭，根本不能解决身体的需要。这一点，只有几岁的我都非常深刻地感受到。因为每当春荒时节，父亲的身体就会急剧地消瘦，胸前的两排肋骨会一根根地突出来，就象农妇用的搓衣板一样。

正是靠着这种辛劳，靠着这份执着，父亲独自艰难地支撑着这个家。

6、母亲的苦难童年

和父亲一样，我的母亲也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的家离我们村只有两三里路程。据母亲回忆，她在四岁的时候，外婆就去世了。此后外公到外地做厨师，家里只有母亲和她的祖母相依为命。这时的母亲其实就是一个“留守儿童”，只能在过年时和父亲见上一面。后来，为了生存，祖母作出一个决定，将母亲送给几十里外一个朱姓人家做了童养媳。

但是，朱家的男孩没有成年就夭折了。朱家是一个厚道人家，并未因自家儿子夭折而迁怒于母亲，相反，他们还为母亲的未来着想。当时正是抗战期间，安庆已经沦陷。为了母亲的未来和人身安全，朱家将母亲推荐给他们的一个远房亲戚，国民党中将师长黄师岳的太太做丫環，因为母亲的针线活做得好。

黄师岳是是桐城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最为闻名于世的是，当年北大、清华和南开北方三所高校内迁，从长沙到昆明是要步行的，蒋介石请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派人护送，张治中就派国军中将师长黄师岳担此步行团团长。在黄师岳师长的亲自护卫下，几百名师生在湘黔滇的崇山峻岭中经过68天长途跋涉，终于顺利到达昆明。在昆明，黄师岳对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说：我把你的学生都带来了，一个都不错，一个都不少。

后来，黄师岳回到家乡抗战，任鄂豫皖边区第13游击纵队司令。他的家也成了“收容所”。许多亲戚和乡邻都跑到黄家要求收留，黄太太宅心仁厚，尽管有诸多困难，还是一一收留下来。整个抗战期间，有30多人一直在黄家避难。直到日本投降，这些“难民”才陆续离开黄家。

母亲觉得自己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因为黄家虽然对母亲不薄，但毕竟只管吃喝，没有工资。母亲已经长大成人，很想自己出去闯一闯。经黄太太介绍，母亲到了安庆，进入当时安徽著名企业胡玉美的老板家，成了一名雇工。

“胡玉美”并不是人名，而是一个企业的品牌。清道光十年（1830），一个名叫胡兆祥的人由徽州婺源移居安庆，开设了“四美”和“玉成”两个酱园，后将老板的胡姓和两个店号合称，创办了“胡玉美”品牌。到20世纪初，“胡玉美”酱园生意日渐发达，先后九次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西湖博览会、南洋劝业展览会等海内外金银奖章，从此声名大振，享誉中外。

母亲到了胡家，主要为胡家几个女儿做各种针线活。据母亲回忆，胡家几个女儿都非常喜欢母亲，一直到她们远离家乡，去南京等外地读书时，仍然和母亲保持联系。母亲认识的几个汉字也是由胡家女儿们教会的。

一转眼，母亲在安庆生活已经好几年。其间结过一次婚，丈夫是安庆市一名旧警察，还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小家庭本该幸福美满，不出意外的话，母亲的一生应该在安庆这座城市中度过。可是，两个突发因素彻底改变了母亲的人生轨迹。一是母亲的首次婚姻发生了剧变。那个国民政府旧警察，不仅游手好闲，而且染有吸毒恶习。更令母亲无法容忍的是，他为了筹资吸毒，竟瞒着母亲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卖掉了。这对母亲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也使母亲下定决心与其彻底分手。二是解放后不久，农村就开始土改。我的外公听到“土改”的消息后，匆匆从外地赶回老家，期望通过土改分得田地从根本上改变家庭的命运。过去没有土地，外公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现在，听说共产党来了，要进行土改，每一个农民都因此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为了多分田地，外公坚持要母亲也从安庆回家参加土改。母亲虽然并不愿意回去，但最终还是接受了外公的意见，回到当年给她幼小心灵留下极大创伤的老家。这样，母亲从一个安庆市民又回到了她的出生地，重新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7、父母的婚姻

母亲的回归，为外公多分了一份田地。但土改结束了，母亲的未来成了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一个已经25岁的女性，又有过短暂的婚史，如果不能出嫁，是不正常的。而且，母亲从小就和继母关系紧张，要在这个家庭里长期共处也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经人介绍，母亲和父亲走到了一起，组建成一个新的家庭。

客观地说，父亲和母亲的这段婚姻并不相配。从母亲这一方来说，她多年在城市生活，实际接触的都是城市上层社会的家庭，包括将军的家庭和当时安徽最著名的企业家的家庭，同时自己也在安庆这个省会城市组建过自己的小家庭。因此，母亲对城里人的了解程度是一般在城市打工的人所不具备的。母亲的眼界是开阔的，对城乡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有近距离的观察和思考。母亲当时只有25岁，由于成年期主要在城市生活，因而完全不同于当时的农村妇女，也没有当时农村妇女普遍存在的小脚。

反过来看看我的父亲，当时正处于人生最悲摧的低谷时候。首先，这是一个成分非常复杂的家庭。上有一个6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前妻留下的一个残疾女儿，还有姑父和姑姑留下的两个儿子。原来，当年帮助“黑脸”参加新四军后不久，她们夫妇已经相继离世，留下了三女两男五个孩子。面对姐姐、姐夫留下的五个孤儿，如果要全部接收下来，远远超出了父亲的抚养能力。父亲采取的办法是保男不保女，将三个侄女中的老大出嫁。老二送到一个大户人家做帮佣，最小的女儿实在太小，直接就送给人家了。剩下两个儿子，父亲将其接到自己家里养起来。父亲当时认为，自己的后半生已经没有条件再组建家庭了，一个女儿还是残疾人。因此，父亲决定将两个外侄当作儿子抚养，想将来依靠他们为自己养老送终。这样一个成分复杂的家庭，即使在今天，也会令任何一位女性望而却步。

但是，父亲和母亲还是走到了一起，组建了一个看似不和谐的家庭。这也是“解放”这个宏大事件，带给父亲一个意外的人生机遇。没有“解放”和土改，就不会有母亲的返乡，当然也就不会有母亲和父亲的婚姻。

后来，母亲先后生下了我的姐姐、我和我的妹妹、弟弟。中间还有另一个弟弟，在大饥荒中饿病夭折了。

8、母亲的“手艺”

婚后的岁月归于平常，和农村其他家庭没有什么区别，日子过得艰辛而安宁。但是，母亲的各项才艺逐渐在乡邻中显露出来。

母亲的第一项技术出人意料，这就是她的接生技术。其实，她从来没有学习过如何接生，也不知道她接生的“第一次”是如何发生的。但在我能够记事时，接生已经成了母亲经常帮助乡邻的一项活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医疗资源实在太缺乏了，根本没有正规产科医生和护士。农村妇女生孩子都是找有经验的接生婆接生。母亲从城市回到农村，容易获得乡邻对她的信任。那时候，母亲帮人接生都是义务的，没有任何报酬。但生孩子的人家会在过年时送来一份礼，通常是一斤猪肉和二斤挂面。特别是生男孩的家庭送礼的积极性更高一些。幸运的是母亲帮人接生好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后来，乡村卫生院的妇产科正规组建以后，母亲才“金盆洗手”。

母亲的第二项手艺当然是她的本行，也就是“针线活”。母亲的针线活远近闻名，哪怕是给我们身上破衣服补个补钉也与人不同。母亲的刺绣活也很好，不过当时农村条件太差，这项技术根本没有表现的机会，但从她为小孩子做的“老虎鞋”上绣的各种图案中可以略见一二。母亲给家里人做鞋，无论是单鞋，还是棉鞋，也不论鞋子是老人穿还是孩子穿，她从来不用量尺寸，只要看一眼，即知其大小，做出的鞋都非常合脚而好看。母亲有很多用牛皮纸剪出来的鞋样，这并不是她自己需要，而是供村里其他媳妇来借用。在制鞋工业化以前，老百姓穿鞋都是自家做的，一个农家媳妇会不会做鞋，是其称职与否的重要表现。回想起来，虽然我们小时候家里特别困难，但兄弟姐妹几个人从来没有出现无鞋穿的窘境。

母亲的烹饪技术也常为人称道，这是所有到我们家吃过饭的人的共同感受。当时的农村条件非常差，物资严重匮乏。但是，只要家里有客人，不管是“贵客”，还是我带回来的同学，母亲总是能够变着花样做出几个不同的菜，而且给人以“色香味”俱全的感觉。哪怕只有一种蔬菜，母亲也会将菜干和菜叶分开，再通过刀工的变化和几样搭配的辅料，做出完全不同味道和不同花色的菜品。

9、熬过最艰难的岁月

和那一代所有农村妇女一样，母亲在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走出家庭，不管家里多么困难，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经营模式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变化始于四清运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展的四清运动对农村的影响极大，除了发动者的政治动机之外，一个附带的后果是农村妇女被动员起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最初，妇女们对这一倡议相当排斥，经多方动员，也只答应每年出来做几十个工分而已。但只有几年工夫，农村大多数妇女都接受了这种新观念，和男人一样，常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妇女劳动观念的转变，不仅改变了中国妇女自身的命运，甚至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但在当时，它首先对我们家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我的父亲突然去世以后。

父亲去世时，我们家只剩下母亲、姐姐、我和妹妹，弟弟是“遗腹子”，尚未出世。当时的我，只有12岁，尽管母亲按照传统观念让我成了家庭户主，每每代表家庭参加集体会议，但那更多的是形式主义，背后还是靠母亲的“垂廉听政”。在这样一种家庭结构中，如果女性都不参加生产劳动，那我们家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挣工分。在集体化时代，没有工分就意味着没有任何收入，因而也就无法生存。

幸好，在父亲去世的前几年，这种传统观念已然彻底改变。这样，在父亲去世后，我们家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劳动力的家庭。按照当时的规定，母亲和姐姐可以定“七分工”。也就是说，她们母女两个人加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半劳动力。这几年，她们拼命的参加各种集体农活，甚至只有男性劳动力才干的活，她们也要求参加，目的就是多挣工分，以便年终能够买回家里那份口粮。

这种情况大约维持了五六年，这是我们家经历过的最艰难岁月。记得有一年，我们差不多一年时间没有吃过一次肉，甚至除夕这一天也不例外。直到除夕这天傍晚，村里有些人家已经在张贴春联了。这时，大队领导在给烈军属送春节慰问品，每家是二斤肉，一付对联，一张毛主席像的年画。不知什么原因，到最后还多出一份没有送出。于是一位干部提议，说某某人的家里的确很困难，这一份干脆给他们家吧。于是派人将二斤肉送到我们家，从而解决了我们这一年的年夜饭没有肉的问题。

1974年底，我高中毕业被安排当了民办教师，虽然姐姐不久就出嫁了，但有了我的民办教师工分加津贴，家里日子慢慢地好起来，基本上跟上了其他农民家庭。

转眼到了1977年冬，我参加高考被考取了，春节过后就离开了家乡。这一去就是四年。家里又重新陷入无劳动力状态，年纪已大的母亲重新成了家中唯一劳动力。

1979年，农民梦寐以求的大包干迅速在各地农村铺开。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很快解决了中国几亿人的吃饭问题。然而，突然而至的大包干也给那些没有劳动力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对这句口号体会最深的，不仅是那些“老革命”或“老教条”，还有那些缺少劳动力的农村困难家庭。过去大集体时代，各种农活由生产队统一安排，劳动力统一支配，耕牛等大型畜力和大型农具统一调用，现在这一切都要在家庭内解决，困难可想而知。农具需要一家一户自己置办，使用效率极低；耕牛需要几家共养，轮流放牧，每户喂养一个月，只能母亲亲力亲为；冬天到了，要兴修农田水利，只能将劳役分配到各家各户，也必须由母亲承担。

更不幸的是，母亲的身体突然垮掉了。1980年前后，母亲突然站不起来了。躺在床上没事，只要站起来，两侧神经疼痛难忍。然而，家庭的重担全部在母亲一人身上，她必须下田干活，必须到菜地种菜，必须承担喂养耕牛的责任，还必须保证一双小儿女能够继续读书。她每天都在外面，走不动，就在路边坐一会儿，再不行，干脆躺在路边。所以，乡邻们常常看到一个衣衫不整、蓬头垢面的母亲，大家甚至觉得这个农村老太太能否熬得过来。

在母亲生病期间，我曾多次返回家中，面对母亲的“怪病”也不知道怎么办，带着母亲到处看医生，也吃了很多偏方，就是没有效果。从城市买回来各种药酒给母亲喝。母亲本不会喝酒，为了治病只得咬牙坚持，由于酒精过敏导致母亲身上不断地脱皮，常常是脱了一层又一层。

这样的日子过了差不多三年。有一天，母亲突然发现自己能够站起来了。至于什么因素导致母亲身体痊愈，至今仍是一个谜。

原因已经不重要，关键是这段异常艰难的日子终于“熬”过来了。

10、重回城市的生活

1984年底，我的孩子出生了。为了帮助我们带孩子，母亲再第一次来到我所在的城市――安徽芜湖，这一年，母亲正好60岁。母亲因土改而从安庆回到家乡时是25岁，一转眼，35年过去了。

母亲虽然已经60岁了，但她很快适应了城市生活，每天将孙子送到幼儿园，然后上街买菜，回家做饭，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

这种状况维持了7年，直到孙子上小学。

母亲那时虽是60多岁的人，又没有文化，但每次回家，无论是从安庆中转汽车、轮船，还是从合肥中转汽车、火车，从来不需要我们接送。

自从孙子上学以后，母亲坚持重新回到农村一个人生活。她感到自己还是属于农村，希望自己将来能够终老在故乡的土地上。有时候，她想出来走走，也会轮流到几个子女家住上一段时间。

11、魂归故土：母亲的心愿与遗憾

2009年，母亲已经85岁高龄。自25年前病愈后，身体一直很好，甚至连感冒也很少有。听说孙子要结婚了，母亲非常高兴，春节后不久就早早地来到上海，等着参加孙子的婚礼。

婚礼于国庆节期间在希尔顿酒店举行。这一天，希尔顿酒店浓妆重彩，宽大的门庭和楼道被装饰一新，由于只安排了我们一家的婚礼，所以显得格外大气而隆重。母亲在孙子婚礼上特别兴奋，她穿着彩色的礼服，柱着手杖，不停地与大家合影。在场的所有宾客都认为，她根本不象人们想象中的农村老太太，神清气爽，举止优雅，有一种富贵相。

婚礼第二天，乘孙子和孙媳去国外蜜月旅游。我带着母亲专门去参观婚房。母亲柱着拐杖，坚持不要他人搀扶，一个人楼上楼下转悠，一间一间地仔细察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用摄像机记录了这一过程，给母亲留下了一段极为难得的视频。

参加婚礼后，母亲本来准备春节后重回乡下，可就在元旦前三天突发脑梗，并很快进入病危状态。经过同济医院聂大夫的精心治疗最终脱离了危险。在雪花飞舞的除夕之夜，我将母亲送上火车，由妹妹陪同母亲回归故乡。

在姐姐和妹妹的精心护理下，母亲居然坚持了八年之久。但是，母亲的病情发展毕竟是一个不可逆过程，最终的一天迟早要来，对此，我们全家都有思想准备。2017年4月28日，农历四月初三，母亲在93岁生日后的第三天突然走了，走得非常安详。

母亲希望自己死后能有一个传统的葬礼。与其他事情不同的是，她将此事专门委托给我的姐姐。她对姐姐说，你兄弟不相信迷信，因此，这件事不能指望他。母亲告诉姐姐，一定要给她扎几间屋，不然在阴间没地方住。在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些传统风俗的确是很排斥的，但后来逐渐认识到，这些不过是一种民俗活动，不存在真理和错误，唯物与唯心，科学与迷信的问题。其实，在八宝山开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和在偏僻的乡间举行一场传统的葬礼，在本原意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祭奠故人的一种仪式而已。既然母亲相信这些，我又何必违拗呢？所以，这次母亲的葬礼，我告诉姐姐，一切按家乡的风俗办。

但是，母亲最后一个心愿却无法实现。她生前一直不愿意火葬，最后还是无法避免，这对我们后人来说也是一大遗憾。两年前，地方政府突然决定，辖区内全部实行“火葬”。有十几位老人为了抢在六个月过渡期内土葬，竟然自杀身亡。新华社记者为此写了几期内参，质疑这种一刀切政策，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只能说，这也是中国特色的一部分吧。

这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两个普普通通中国农民的平凡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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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姑父的女儿，也就是我的表姐解放后到上海定居成为上海市民，并不是因为有这位“老革命”的帮忙，而是她从小订亲的未婚夫解放前就到上海的工厂做学徒。解放后不久，回家完婚后，表姐夫将表姐接到上海定居，从而成为上海人。但确实有点巧合的是，两家都在虹口区，而且相距不远，并很快建立起联系。

（本文摘自作者著《乡村叙事》第二章，该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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