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陈益民，1960年生。江西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
抗战时有狼牙山五壮士，那是气壮山河的英烈事迹。而本文所写琅琊山打架，与革命英雄主义毫无关系，而且此“琅琊”非彼“狼牙”也。
如今“新三届”已成为一个独特群体的专称。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最初三届大学生，他们既有动荡年代的艰苦历练经历，又有改革开放之后顺势而上的春风得意，成为以1950年代为主体的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如今，随着他们逐渐退休，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他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回首往事，书写曾经的美丽芳华。
不过，也不要完全被他们现在笔下的那些奋发向上、多彩有为的记述所蒙蔽。精彩青春，固然是他们的主流，成为他们津津乐道的年华往事；而他们也曾有一些奇异举动，却很少见诸今天的回忆文章，比如偷书，比如打架之类，事虽不多，但也有之。这类事情不登大雅，因而新三届很少有人会去书写。
现在，我就来“填补空白”，写写我们班的打架事件吧。
新三届（尤其77、78级）学生多来自农村和工厂，多由社会底层考入大学，经历过太多的造反、批斗、受欺、压抑、困厄……与后来的应届高中生考上大学的情形相比，这些学生身上带有更多曾混迹社会中的人的特性。当年上大学时，他们也有不那么文质彬彬、不那么温良恭俭让的时候，展示的不一定是世人想象中的“高雅”形象。
记得我班考古专业同学将外出实习，曾先到校外一个胡同里的粮店去换粮票。大约是嫌粮店职工做事拖拉而发生争执，几个同学与之面红耳赤争吵起来，争吵难免就有难听的詈言骂语。当几人拿着粮票离去，走到胡同口时，有居住粮店旁的老人在询问过刚才争吵的事情后非常愤怒，冲着我们几个的背影，用南京话大声骂道：“你们还是大学生？大畜生！！！”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十分美好，而老者骂出“大畜生”一语，也可见我们让人家感到了做人办事都太不像话。
后来我们在湖北实习，有一次上火车抢座位，与一位当地的青工发生争执，又差点儿动手干架。我们考古组的那位班干部一边摘下自己的手表准备打架，一边说：“老子在38军待过六年了，还怕你这小子不成？”那一回要不是一位中年妇女及时劝阻对方小伙儿，肯定就要打起来。
现在，专门讲讲我班在安徽滁县琅琊山的一次打架经历吧。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是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名句。1980年9月28日，我班三四十位同学，前往滁县琅琊山秋游，拜谒醉翁亭。从南京坐火车到滁县，进山游玩。因为人多，进山后就走散了。午后，有同学在山中受到外人欺负，众同学一时愤怒，便与欺负者打了一场群架。由于时间久远，同学们对于此事的描述众说纷纭，从事情的起因，到斗殴的过程，到参与的人员，都出现了不同说法。大家都是历史系科班出身，叙述自己的历史尚且五花八门，可见口述史也不能视为完全的信史。我本人就记得不太清楚，当然主要因为我不是第一时间看到纠纷双方动手的，而是随后赶到现场并“无关痛痒”地在一堆人的混战中也伸出拳头乱杵了几下，又看到有同学将对手两个人打趴下。几十年后就想当然地认为，我班二三十个人与两个社会闲散人员打了一架，并有“胜之不武”的评说：“一场打斗就此发生。虽然我们人多势众，胜之不武，但同学们群起击打共同的对手，心中还是十分痛快。”很快有同学指出我的说法不对，说哪能用“胜之不武”呢？对方有六人，是蚌埠铁路局的青工。蚌埠人本身就好斗，铁路上又是痞子流氓汇聚之地。他们人高马大，有的腰里还束着宽皮带。而我方是一群大学生，尤其最初动手时我方的人数与他们相差无几。后来我方陆续有更多同学加入，才打败他们。说“胜之不武”，有点自惭以人多欺负人少的意思，实际上不完全是那么回事。陆华同学说：“事情的起因，大约是有三位同学（包括女生邹小玲）在山间台阶上走，迎面来了六个安徽人，其中一人在台阶上故意把我们一位同学撞了个跟头，同学站起来想跟他们讲道理，却被打了。”这里所说的女生邹小玲在事发现场的说法，就是记忆错误。至于同学被撞了个跟头，据当事人回忆，是这样的：当时他与另两位同学上山，走的是横面较宽的石台阶。正往上走，迎面来了六个青年人，一字排开往下走。同学避到台阶左侧边缘了，对方仍不相让，还故意撞了他。同学被撞失去重心，紧急之中一把将对方搂住，以致俩人都跌落在台阶外的土坡上。同学爬起来想跟他们理论，另两位同学劝住，“觉得他们人多，且有意为之，好汉不吃眼前亏，算了”。同学只好忍气呑声。对方见此情形，很得意，以胜利者姿态离去，还把手放嘴里吹出长长的哨声，特别张狂。当事人的这个叙述更清晰地还原了被撞情形。然而，对方欺负人的情节却又被轻描淡写了，尤其是完全没有提对方打了人。而据同学胡友祥说，对方非常恶劣，还打了人，将我们那位同学眼圈都打得青肿了。否则大伙儿怎么会那么愤愤不平，要与对方干一仗呢？以上是事情起因。其中不同人的说法略有出入，但还没有大的误差。随后，受欺负的同学遇上正下山的陆洪新、王凤祥、杨亚非、钱屿、张志东及陆华等等一干人。王为崧同学回忆：“老陆等询问受欺负缘由，该同学说了经过，言语间很委屈。同学们听了觉得应该找那些人要个说法，而受欺负的同学怕为难大家，还说了‘如果大家想法不一就算了’的话。这时，老陆站了出来，斩钉截铁地说：‘这事哪能算了？走，找他们去！’于是几个人加紧步伐去追那些人。追上后，与他们说理，质问为什么打人，没想到对方竟然气焰嚣张，毫不把面前的几个大学生放在眼里。他们六人，我方也六七人，人数大致旗鼓相当，所以他们敢于耍横。他们动手推搡了老陆，一旁的老杨看不过去了，挥起一拳就打过去。于是大家一拥而上，双方打了起来。”老陆是历史系学生会主席，老王是班长，老杨是班委。有同学在外受到欺负，他们岂能漠不关心？而且双方动手，还是对方先推推搡搡引起的。因此，所谓打架，实际是为同学伸冤而与欺负人者发生的一场冲突。老杨说，“自卫反击的第一拳是我打的”。原来，老陆和对方领头的人理论，老杨就在一旁助威。没想到对方没说上几句就推搡老陆，老陆厉声喝道：“你还要打人？！”老杨也就不客气，朝对方打出了一拳。然而，一拳出去，他自己也立即遭到对方其他人的攻击。这时在一旁的钱屿当然不是吃素的，立马也出手了。钱屿回忆：“游琅琊山时大家走得有快有慢，分成前前后后好几拨人。我们这几个是最早与对手开打的。他们多人穿铁路制服，后来争吵中知道是蚌埠铁路局的职工和子弟。动手后，我抓住其中一个态度蛮横的人扭打，采用抱腿摔动作，而他摔倒时死死拉住了我，俩人翻滚到路旁沟边。这时志东同学冲上来援助，于是将对手打进了沟里。”陆华同学描述当时情景说：“当时正在下山，多数同学走在了前面。战斗是从我们几个走在后面的同学中首先打响的。我们截住那六人时，如果他们说点软话或者解释一下，事情也许就过去了。但其中个子不高的一个壮汉站在前面，双手握拳，极尽挑衅。其时我们在场的几个书生，是老陆率先挺身而出。对方那小子揪住老陆的领子，老陆也掰住对方的手，战幕就此拉开。‘战斗’打响，他们有一个人被踢翻在地。那时皮鞋质量不好，鞋底较硬，肯定踢得那人够呛。”“文革”时，学校停课，老陆与里弄中一大群青少年整天打打闹闹，也练过摔跤，后来又在黑龙江下乡的农场里与一些沾染不良习气的知青动过手。因此，面对眼前这场面，他毫不怯场。就在老杨挥拳击中对方左脸颊时，老陆也揣住对手往下一沉，再猛力一甩，便将那人摔倒在地上。对方最初以为面对的只是这几个人，因而很张狂。没想到打起来后，很快就有分散行走的其他同学赶来参战，形势就迅速转化，对方陷于下风。当时老王考虑周到，还嘱咐同学们，赶紧摘掉胸前校徽，以免对方事后到学校告状。李欣在校颇受拘束，一旦出来可以施展拳脚，就力量大爆发了
李欣同学随后赶到，这场冲突就达到一个小高潮。亦工同学夸赞，“李欣威猛霸气”。李欣回忆：“当时我和其他两个同学拖拖拉拉走在后面，发现前面打起来了，就赶紧往前冲。因而我是最后参战的。我平时晨练，喜欢踹墙、踹树，有六七年练脚踹的功夫，此刻派上了用场。我径直朝蚌埠帮的头儿——一个敦实的汉子冲过去，跃起一脚结结实实踹在他的肩头，势大力沉，把他踹倒在地。汉子似乎也是个练家子，一下又站了起来，只是立足未稳，又被我踹到沟里去了。”陆华同学也说：“对对，我亲眼目睹那小子被李欣踢到沟里去了，然后还想往上爬，又被李欣补了一脚踹下去。”这期间，还有两个有意思的细节。钱屿回忆，陆华个头不高，脸红扑扑的，却手拿一只鞋，一蹦一蹦地跳着用鞋抽打，非常有趣。那是他踢人时鞋子掉下来了，就干脆拿鞋子做武器了。还有薛恒老夫子，双手合并抱拳，像大炮一样，大吼一声冲上去，撞到对方，很有气势。钱屿笑道：“这样的打架姿势我都没见过，乐得我直笑！”更可笑的是，老夫子薛恒高度近视，眼见一场“大战”来临，他迅速摘下眼镜，不管三七二十一冲入战阵，猛挥“铁拳”。无奈眼力不佳，老拳多次打在自家人身上。志东同学正与对手较劲呢，却感觉后背生痛，扭头一看，不禁喊道：“薛老夫子，你打错人了！”高度近视的老夫子薛恒，也勇猛地参加了“混战”，只是拳法有点乱乎
以上为基本战况。但同学几十年后的回忆，还是有些出入。陆华说，“他们节节败退，随后就有人在外围拿石头想威胁我们女生以解围”；钱屿也说：“当时对方眼看打不过，有人就试图挟持女同学，女同学惊叫。我离得近，就解下一根宽牛皮带，捏在手里，心想看谁敢动！老陆、老杨已控制住他们领头的人。那领头的认怂了，叫自己人别乱来。女同学乘势赶紧和其他同学会合。”老陆说：“有个浑小子耍起了无赖，捡起一块石头，一手抓住正站在一旁的杜蒙樨（她旁边还有邹小玲），威胁我们再不停下就要用石头砸她了。”老杨也说：“对方还举着石头威胁女同学呢，我方有同学拦在女生前面，怒斥对方放下石头。”还有人回忆出这样的“英雄救美”情节：邹小玲等三位女生在不远处观战，对方一高一矮两个小子，趁乱往三位女士那边冲，要挟持女生。“我方一位英雄，在危及时刻及时挡在女生前面，把对手截住”。这位“救美英雄”，是志东同学！此战很热闹，过程总体是清楚的。但大家的说法也存在一些争议。比如对方拿石头威胁女生，这事到底有没有发生呢？是个疑问。此外，有位同学还说科威同学手持一根粗树枝奋勇参战，别人说科威没赶上这场冲突呢！这同学又说：哦，记错了，好像是科威从饭馆里拿了一根铁钎，要去参战，但那边战斗已结束。而又有人指出，科威是因别的事拿铁钎比划，并不是为了去打斗。——看来，记忆总有不少的误差。
无论如何，因寡不敌众，对方最终输了。那领头的头上还打破了，流了血，后来到溪边去沾水抹脸来着。随后我方老陆、老王、老杨等提出见好就收，“鸣金收兵”；对方也因势力单薄，不敢恋战，打斗就此停止。那些人还真像混江湖的，当时居然还出现了“不打不成交”的书剑恩仇记情景。李欣说：“一场打斗，将对方凶神恶煞的气焰压了下去。但他们领头的并不垂头丧气，仍端着无所谓的态度，力战不逮，而气格不能丢，表示与同学们和解，居然还邀我们如果去蚌埠，他请我们喝酒云云。虽然言不由衷，但还真有些江湖义气的意思。”钱屿也确认了李欣的说法：“说到蚌埠喝酒，是他们中的一个高个子停手后对李欣说的。”也就是那个被李欣踢到沟里去的身体硕壮的汉子。唐立鸣同学说：“与那几个人和解后，我们同学走在前面，他们走在后面，与我们保持了一段距离。不过我们也怕再生意外，大家不像此前松松散散拉开很长距离的状态，形成团队匆匆下山了。”王为崧说：“对方有人头破血流了，又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继续耍横，还嚷着要去派出所找公安。‘去就去！谁怕谁呀！’我方不觉理亏，也不认怂，这样嚷着。于是双方都往山下走。走了一段，胡友祥说：‘双方都吃了亏，我看就到此为止，也别去派出所了！’确实，这事闹到公安，就有可能传到学校，对我们肯定不利；而对方先挑起事，去派出所也有顾虑。因此老胡恰到好处的一句话，化解了矛盾‘死结’，双方遂作罢。”而陆华的说法略有差别：“那六人是被我们裹挟着下山的。去公安局（那时每个公社只有一个公安特派员，并无派出所概念），是我们提出来，只是裹挟他们同行的一个借口，并非真想去，直至到了火车站，才让他们离去。他们是安徽本地人，我们怕他们另招援军。幸好当年没有大哥大、BB机，否则面对层出不穷的‘地方部队’，我们危矣！”在回南京的火车上，老陆、老王、老杨一再强调，返校后谁也不得对外乱说，切不可让系里知道我们在外打了架。因而，此事后来一直只是私下流传在我们的笑谈中。此事由老陆领的头，过后他又感觉后怕：“这事也确有考虑不周。比如，如果这帮小混混身上带有凶器（比如尖刀、铁棒之类），那我们怎么办？恐怕就不能如此冲动了，否则必然造成严重后果。所幸那是一次空手对打的战斗。”老杨在此事件中的表现深得众同学认可，十几天后班委会换届民主选举，他高票当选为下一届班长，亦可见我班同学在这一事件上的态度。琅琊山秋游合影
同学回忆一再提及此行有三个女生同往，打架过程中还有女生观战，并受到威胁而尖叫云云。被提到的三个女生之一的屠雪华说，自己那次根本没与大家一起去琅琊山。我从同学们在琅琊山的集体合影照片中，未见女生身影，我怀疑是不是女生都没参加那次旅游？大家的回忆恐怕有想象的成分吧？同样没去的男生何平对此作出评论：“可见历史叙事中往往含有文学想象成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琅琊山之游的回忆本身，就足以构成一篇精彩的小说。”我也继续佐证：“合影就是史料，史料中未见女生，可见她们是否去了值得怀疑。” 此说招致反对。同学们说，照片上没有女生，不等于她们没去啊，一个搞历史的人不该如此作出判断。钱屿解释可能合影是女生拍的吧？所以她们没在合影中。黎明同学据此感叹：“看来实物也靠不住啊。”而老何辩驳：“一般来说，群体合影不会叫女生拍的。”老何进一步论述：“历史学的悲哀正在于此，欲治丝而益棼，表面上极其规整自洽的历史叙事，往往离事实愈远。”他一下提升了我们的历史叙述高度。我不无得意地说：“事关打架过程中英雄救美重要情节的真实性，这事确实重要。不过，我一学顾颉刚疑古派，就像石头砸碎了平静的池塘，动摇了同学们回忆的真实性。”关键时刻，杜蒙樨、邹小玲两位女同学现身了，蒙樨发了一张她与小玲的合影照片，证明两人确实去了琅琊山，及时澄清了这一事实。但是，蒙樨说：“你们说的打架场面我觉得我没看见过呀，尖叫的人也肯定不是我。而且当时我和小玲没有也不会离得那么近观看你们打架，所以你们说对方有人抓住我拿石头要挟的事肯定没有发生过。”她们两人是形影不离的，蒙樨如果说不在打斗现场，那么小玲也可能就不在，“英雄救美”也就停留在美丽的传说上，而不是事实了。好在小玲是这么说的：“太久了，记不全了。当时有男同学将相机等让我们拿着看管，让我们站在后面，以避危险。男生在我们前面坡下混战。但具体怎么打的，现在记不清楚了。”而蒙樨仍糊涂：“你确定我跟你在一起吗？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这些呢？”
参加琅琊山之游的两位女生
由此可以确定，女生只去她们两人，而不是三人；她们是否在打架现场，存疑；而被众同学说得活灵活现的女生受到对方用石头威胁，并且还尖叫，已无从查考，似有演绎成分。好在这些在整个事件的真实性上已不是关键问题。老何刚才还连称事件的真假“越来越扑朔迷离、渐入佳境了”，这时为缺少了出人意表的大反转文学结局而抱憾，扫兴而去。而我也为自己的怀疑被证明是错了，而仰首嚎叫了三声：唉，唉，唉！历史叙述，其实是有叙述者的很多主观成分在里面的。仅40年前的这么一场纠纷，大家的记忆就出现不少偏差，可见记忆，也是不完全可靠的。都已是“天之骄子”了，还在外打群架，成何体统？而这多少折射出新三届人的血性吧，眼里容不得沙子，毛主席语录融入了血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于此“役”，我本人不想将其拔高，故以“打架记”名之。然而有同学大不以为然，说把这称为“打架”，有损我“南大历史系七八级”光辉形象，强烈要求改题为：“琅琊山自卫反击战”！其出发点是可以理解的，我班人才济济，是个优秀的班集体，岂可因“打架”这一说法而毁掉大好名声呢？然而我也有自己的考虑，即新三届大学生群体与其他届的不同处之一，就是他们多是从基层社会走出来的性情强悍的人，都是经过“文革”历练的敢做敢为的人，说他们打过架，未必就一定是不可为外人道的不齿之事。何况当时我们的“打架”，还事出有因，不一定非得上升到“自卫反击”的境界才说得出口。因此，关于琅琊山的那次事件，我坚持用“打架”称之。为此也许有同学会不满，在此我就声言一下吧：我用这个词，完全是我个人一意所为，决不代表我们班级对该事件的定性的表述。当年我们去滁县旅游，是班集体有组织的活动。历史系学生会主席老陆、班长老王、班委老杨，是那一事件的引领者。老王说：“到琅琊山旅游，是我们那届班委组织的，我与老陆还曾去学校后勤车队联系车辆，未成。买火车票也是由我们办理的。系里卢明华老师以及辅导员金学明还专门交待我，要对活动的安全负责。”而后来发生同学被外人欺负事情，正是以老陆为首的班干部出面来应对、并在班干部的率领下与外人发生了“战斗”。事件的性质不是个人的打架斗殴，而是集体的有组织的行为。我至今犹对班委在那次事件中发挥的领导作用充满敬意。志东同学也说过：“那是同学们团结一致的行动。特别是老陆、老杨和老王等人，显示了面临突发事件的处置和应变能力。打趴对手后，立即收手，召集全体同学回撤，安全返宁，避免了衍生不必要的麻烦。他们的举动不仅当时给我印象深刻，而且对我以后工作的组织行为也有启迪。”
老陆自己后来对此事件也有一个评说，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几十年前我主导了这一事件，我毫不后悔。这事应放在当时的特定历史环境来看。那时‘文革’结束没几年，斗争遗风犹在，不少同学成长于‘文革’中，在社会基层摸爬滚打多年，打架斗殴司空见惯，许多事情的解决，习惯于靠拳头，靠暴力。谁怕谁啊？应当承认，这与法治不沾边。可话又说回来，我们当时在琅琊山这个地方，到哪里去说理呢？不来点硬道理，就只能白白受欺负了！同学们当年血气方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是无所畏惧、精诚团结的体现。枯木朽株齐努力，高昂着正义之师、道义之战的豪情，闪耀着奋勇向前的精神！因此，关于这个事件的篇名，我倒是赞同‘琅琊山自卫反击战’这个提法，这不是一般意义的、没有是非判定的打架斗殴，其中蕴含着邪不压正的正面意义！”虽然我固执地未接受老陆关于“琅琊山自卫反击战”的提法，但对于他上述的其他评说，却是举双手赞成的。老陆毕业后，做过部属国企的领导，对事情的判断，站得高，看得远。他还有一段话，很有启发意义：“时代在前进！今天，法治环境日臻成熟，假如再碰到类似事情，我们就要有理有节，依法处事，再不能像40年前那样打打杀杀了！”这话说得好！有感于斯，就让“琅琊山打架记”，永远封存在我们那遥远的40年前记忆中吧！它只记录那时、那地、那件我们做过的可笑而有趣的事情，并永远成为我们茶余饭后保留的笑谈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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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