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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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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丨张正涛：“东山兵变”，考古实习秭归行
张正涛，1957年生。曾在北京大兴插队务农，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8年后，赴日本东京成城大学攻读东洋美术史硕士、博士学位，并兼任东京都北区文化财考古调查队调查员。1998年移居加拿大。
1981年初冬，我们在湖北考古实习，趁着到宜昌参观之机，“胁迫”带队老师同意我们一行12人畅游西陵峡。因是在一个叫东山宾馆与老师“谈判”的，所以同学们后来戏称那是“东山兵变”。一晃，不觉那差不多是40年前的事了。重忆往事，感慨良多，记述于下，以作学生时代荒诞举动的一点忏悔文字。
那年11月初，在结束鄂城田野发掘在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进行室内考古资料整理工作之后，我们被告知将去楚国故都——郢（今江陵县楚纪南故城遗址）参观学习。大家十分兴奋，居然生出了得陇望蜀之心。
12月3日清晨，戴汝宁老师率领我们十二位兄弟乘长途汽车，从武昌出发，踏上了西征之途。一路下来，我们先后参观考察了荆州地区博物馆、楚国故都“郢”——楚纪南故城遗址、江陵县博物馆、当阳长阪之战遗迹、“荊楚丛林之冠”——千年古刹玉泉寺等。12月8日傍晚，我们抵达宜昌市，入住东山饭店。
同行的钱屿同学在楚纪南故城
大家安顿下来后，戴老师召集开会，强调此行主要目的是参观博物馆和与古遗址。同学们虽然洗耳恭听，心中却已酝酿一个密谋——继续西进，进入三峡！
在参观完宜昌地区博物馆、长江边峭崖中部具有“喀斯特”地貌的溶洞——“三游洞”之后，还参观了上世纪80年代号称“长江第一坝”的水利发电站——葛洲坝。葛洲坝当时建有两个过船闸门（二号、三号）、七台发电机组和十五孔的泄洪闸门。站在平水而起、截断长江的大坝上，望着一侧浩渺无际的库区，另一侧咆哮东流的江水，心中荡漾着“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的名句，大家取得共识：必须与戴老师摊牌了：我们要进入三峡最东端的西陵峡，西进秭归！
回到东山饭店，由同学中的四名党员为代表，前去向戴老师提出请求：我们已完成在宜昌的实习任务，我们下一步想乘船过葛洲坝，前往屈原故里——秭归参观实习。
面对我们突如其来的要求，一向斯文儒雅的戴老师毫无商讨余地，一口回绝。理由是他个人没有权力批准我们开展计划外的任何活动。他说，要西进，既保证不了同学们的人身安全，也没有计划外的钱、粮票给予报销……何况又未经有关领导批准。
我们再三解释，戴老师就是不松口，谁也不能说服谁，“谈判”陷入僵局。四个“谈判代表”回来，立即召集大家紧急会商，最终形成几项决定：
1. 去秭归参观是我们十二个人的集体决定，出了任何事情由我们自己负责，戴老师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2. 由许天申全权负责指挥，同时每个同学对自己个人的人身安全负责。
3. 所有食宿、交通费用自理，不得找学校报销。
4. 行程仅限两天一夜（在秭归投宿），于12月12日午夜前全员准时返回宜昌客运码头和戴老师会合，转乘已预订好的客轮。
实际上如果真有同学出现意外不测事件，人家戴老师作为领队老师是脱不了干系的。因此，同学们此时实际上是在胁迫戴老师：无论您同意与否，我们西游的决心不可改变！真是一场无理的“逼宫”，并且还有强词夺理的“理由”：“秭归也是文化遗址，值得去考察学习，而且它仍位于湖北省境内，不违反出省的规定。”
经过反复“斗争”，一方苦口婆心，一方一意孤行，最后迫使戴老师让了步，戴老师说：随你们的便，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
12月11 日凌晨3点半，我们满怀喜悦，摸黑离开了令我们难以忘怀的东山饭店以及让我们心怀愧疚的戴老师，前往宜昌航运码头，买好往返船票，登上前往秭归的交通船。这是一种双层小型机动船，既无睡铺，也没餐厅，只有座位，如同水上公交车。
交通船起锚之后直奔葛洲坝。船只先停泊在下游的船闸外，等待船室泄水（约9分钟）。待船室内的水位与下游水位持平时，下游闸门开启，里面的下行船只首先驶出船室，在船闸外排队等候的上行船只再依序进入。之后下游闸门关闭，再向船室注水（约9分钟）。待船室水位上涨约22米与上游水位持平之后，上游闸门开启，船只依序驶出船室，进入上游航道。整个过闸时间约40分钟。我们犹如“鲤鱼跳龙门”般，随船过闸，跃上了平湖仙境。
西陵峡与巫峡、瞿塘峡并称长江三峡。它东起宜昌南津关，西至秭归香溪河口，全长约66公里，是三峡中最长、也是唯一一段位于湖北境内的峡谷。西陵峡以礁滩险、水流急、山石奇、峡谷高之“四绝”而闻名于世。那时葛洲坝水利工程仍在建设当中，三峡大坝水利工程尚未立项，因而三峡的水文地貌尚无明显改变。
船只驶入西陵峡谷，平静的江面画风急转，但见两岸绝壁万仞，云雾缭绕；江中滩险水急，风景瞬变。峰回水转中，“兵书宝剑峡”“牛肝马肺峡”“黄牛峡”“灯影峡”“青滩”“崆岭滩”等西陵峡中名峡险滩一一收入眼帘，带给我们无以伦比的震撼。置身其间，两岸山峰耸峙，顿时让人联想到郦道元描写的词句：“自非亭午时分，不见曦月。”
陈益民同学在船上画的速写
38年后的2019年9月，我有缘重走三峡。船行至西陵峡段，凭栏远眺，因水位上涨的缘故，昔日隐约于云雾之中的绝壁万仞已失去令人震撼的高度和神秘，谷峰一览无遗，清晰可见。而俯首江面，但见水流平缓，船体稳定，再无当年过险滩闯激流的刺激和惊险，倒像是在颐和园昆明湖上悠闲自在的泛舟荡桨。西陵峡昔日的险、急、奇、高之“四绝”已荡然无存。
船行半日，于中午抵达江北岸秭归县城的归州港码头。从码头拾阶而上，由“迎和门”进入了秭归县城——归州古城。
我们直奔此行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屈原祠。沿石板街路出古城东门，行经一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单孔石拱桥——张公桥，该桥是秭归县最古老的石桥。在张公桥的一侧，有一座“屈原故里”牌坊，建于清光绪年间，为重檐庑殿木结构建筑，四柱三间三楼，灰色琉璃瓦盖顶，高7米，面宽5.2米。牌坊上的“屈原故里”原为清人题字，1965年郭沫若到此考察，欣然题写“屈原故里”，秭归人以郭沫若的墨宝更换了原清人的双面题字。在牌坊的右侧，立有“楚大夫屈原故里”和“汉昭君王嫱故里”两块高2米的清代石碑。因“屈原故里”牌坊是归州古城的地标性建筑，故我们大家分别在牌坊下拍照留影。
令人遗憾的是，在三峡大坝建成的今日，我们当年拍照留影的牌坊旧址和张公桥已沉睡于三峡库区的水中，而“屈原故里”的牌坊则于2003年被迁建至秭归新县城——茅坪镇凤凰山脚下，继续它新县城地标的作用。
过了“屈原故里”牌坊，沿街向东到向家坪，就可以看到位于半山腰上的屈原祠了。屈原祠原址在距归州古城东5里的“屈原沱”处，始建于唐代，宋代称“清烈公祠”。1976年因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水位上涨，它被迁至向家坪旁边的山坡上。1981年我们参观时，屈原祠已改名为“屈原纪念馆”，馆名亦为郭沫若生前所题。由原先的“祠”改为“纪念馆”，意味着“屈原祠”已由旧时单纯祭祀先贤的性质改为现代综合性博物馆。纪念馆依山面江，被环绕在苍松翠柏和满园飘香的橙林之中。
我们没有公家的介绍信，凭南大历史系学生证和诚恳的言辞，依然得到了馆方的热情接待。纪念馆内有山门、屈原青铜像、屈原衣冠冢、东西碑廊和新建的陈列馆。原先的山门的建筑造型较为少见，但迁建后，红柱、白墙、绿瓦，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联想起“古代建筑学”课中所学到的古建修缮工程应固守“整旧如旧”的原则，同学们不免一通议论，认为古建筑的迁移保持原有结构、形式和风格还是十分必要的。
纪念馆当中的陈列馆新建于1979年，分上下两层：一层展厅陈列有历代版本的《楚辞》和一尊明代屈原石雕像，还有表现屈原生平的图片、绘画、诗词、乐曲和书法展品。二层展厅则陈列了从秭归境内出土的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各类历史文物，向人们展示了巴楚文化的精髓。
如今的屈原纪念馆，因三峡大坝建设，已再次动迁至秭归县新县城——茅坪镇凤凰山。千余年来屈原祠已历数次迁徙、重建，流水经年，“香火”不衰，成为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屈原纪念馆出来，我们一行开始寻店投宿。在秭归县城的繁华主街——民主街，我们找到了一家临街小客栈，大家决定在此留宿。
这是一座二层木结构老式建筑，很像影视作品中民国时期小城镇中的民居建筑。进得客栈，我们坐在二楼窗边，望着楼下青石板路上熙熙攘攘的过往人流，感受到一种别样的风情。
来往的人流中有一些头缠蓝或白帕子、背着背篓的汉子和女人，他们的背篓中有的是生活用品，有的却是个娃儿赫然坐在里面；背篓人手里多拎着一把丁字木拐，人走累了，就把木拐支在背篓底部，小憩片刻再接着走。这种盛物载货的道具和习俗与我们习见的风习完全不同，就是与宜昌、荆州地区鄂西人的习俗也有区别。
有趣的是街上小吃店的饭菜也多偏麻辣，颇有川菜风味，和武汉、鄂城甚至宜昌、荆州等地的所谓“楚菜”风味已完全迥异。再联想到我们乘船过西陵峡时看到的绝壁上的悬棺，同属楚地，但衣食住行甚至丧葬习俗却有异，这大抵是因秭归自古属巴国，生活习俗更近于巴人之故吧。
辞别诗人，又寻美人。除屈原之外，秭归历史上还出了另一个名人——古代四美之一的“落雁”王昭君。传说西汉元帝时，王昭君奉旨出行塞北，和亲匈奴。大漠孤烟途中马嘶雁鸣，王昭君不禁悲怀自身命运，在马上泣弹《出塞曲》。曲调的幽怨和伤感使得伴行的大雁肝肠寸断，纷纷坠落于地，“落雁”之说便由此而来。近两千年来，这位生长于巴山楚水间女子的命运，引发了多少文人墨客心灵的共鸣。据文献统计，古往今来，反映王昭君的诗歌有700余首，写过昭君故事的著名文人达500之众。与昭君有关的小说、民间故事有40余种，还有无数古代杂剧、现代戏剧。由于美人王昭君在历史上的名气之大，所以“昭君故里”是我们秭归行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昭君故里位于秭归县香溪河上游的宝坪村（现划属兴山县）。在屈原纪念馆我们已打听好了前往的路线和方式：从归州港乘船继续逆江而上，到达西陵峡西口的香溪河；再沿香溪河北上到宝坪村。但经仔细打探后方知，乘船往返宝坪村需要两天时间。由于时间所限，为了按时返回宜昌，我们不得不选择放弃。唐杜甫有诗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对已到秭归却与“昭君故里”失之交臂，大家抱憾不已。
有同学也纳闷：古时如此偏远荒蛮之地，如何诞生出千古传颂的美女，且被皇帝招入宫中呢？想来“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是空话。同时，也可想见，那香溪之水也必定非同一般，能让女子出落成具有沉鱼落雁的容颜。我们几位到了此地而无缘一睹，实属遗憾了。但到了秭归，也应满足了，这里有投江明志的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又有为和亲而远嫁的昭君：“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一个壮烈，一个凄美，成就了这一方水土千古不衰的人文标志。
何止是人杰地灵呢，这里还盛产脐橙，昭示着物华天宝。两千多年前，屈原就在此地写下了名篇《桔颂》，可见秭归有十分悠久的柑橘栽种历史。脐橙是秭归众多柑橘种类中最有名的一种。因其尾部长似有“肚脐”而得名。脐橙橙香浓郁、清甜多汁，果肉晶莹剔透并且无籽。虽然秭归“中国脐橙之乡”的美誉直到1990年代以后才获取，但当时脐橙已是秭归标志性的土特产了。
由于这里地处三峡河谷地带，冬暖夏凉，独特的气候条件使之成为一个天然的水果保鲜库：当年成熟的脐橙可以挂果不摘，留待来年采收。故我们去秭归时，虽已入冬，将近年末，映入眼帘的却是一江碧水，两岸有黄绿相映、硕果累累的橙林。归州古城的街面、码头、车站上也到处都能看到售卖脐橙的摊位。
张正涛参观脐橙厂留影
次日，因取消了前往昭君故里的计划，而返回宜昌的船下午才出发，我们偷得半日闲，逛归州古城吧。上午我们在东游西逛中，无意在一条街上发现了秭归县橙汁加工厂。因了古城内满眼的脐橙，让我们动了进橙汁加工厂参观的念头。
于是我们一行大大咧咧登门“拜访”厂长。我们继续用学生证充当“介绍信”，向厂长提出参观生产橙汁工艺流程的请求。听罢我们的请求，那位中年厂长痛快地表示欢迎，于是指导我们戴上类似厨师的白帽子，穿上白大褂，套上长筒胶靴，领我们进入消毒间，淌过消毒水池之后，进入生产车间。
我们原以为这里就是一个手工作坊，而大感意外的是，这里居然是一个有半自动化设备生产橙汁的现代工厂。车间里的工人并不多，他们把成筐的脐橙倒进一个大铁桶里，机器注水滚动，自动清洗桶内脐橙。清洗干净的脐橙由传送带送至剥皮压榨机，而压榨机另一端出来的橙汁则被自动灌瓶封装。然后作为制作橙汁汽水的原料提供给汽水厂。
上世纪80年代初，国人的消费水平较低，没有现在流行的鲜榨橙汁供大众消费。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还只有各种品牌的橙汁汽水，当年各地经典品牌橙汁汽水，有北京的北冰洋、上海的正广和、天津的山海关、武汉二厂的滨江、西安的冰峰……貌似品种繁多，而口味其实是相差不大的。
参观完毕，为了表示我们曾“到此一游”，我们每人都手拿托盘在生产车间里拍照留念。从车间出来，我们买了一些脐橙，以1毛8分一斤的成本价获得，是厂长对我们的关照，令我们十分高兴（当时武汉橙子的市场价是5毛多一斤）。离去时，我们向热情好客的厂长及工人师傅们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挥别古城的时候到了。带着精神层面的满足和没有饮到香溪之水的遗憾，拖着此行的物质斩获——大包小篓的秭归脐橙，我们12人心满意足地登上了返回宜昌的交通船。
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因着三峡大坝的缘故，我们当年留宿过的小客栈、参观过的橙汁加工厂、曾漫步过的青石板小街和遥远岁月中过往游客的故事，都在后来的三峡工程的蓄水中，随秭归老县城——归州古城一起，沉没在了长江中。三峡大坝的建成，改变了归州古城的一切。
去秭归前已与戴老师约好到宜昌客运码头会面，换乘去汉口的客轮。但我们的交通船在过葛洲坝船闸时，遇到麻烦。陈益民同学当时的日记记述：
“船经过葛洲坝时，我们很晦气，在这儿耽误了两个半小时。葛洲坝船闸有120米长，可容纳几艘船。为减少开关闸门的麻烦，通常总是让几艘船同时过闸。为等待后来之船，我们乘的261号轮在坝上游停了很长时间，本来一点多钟到达宜昌，却拖至三点半才到达。”
迟到会有什么后果？原来我们早已买好宜昌到汉口的轮船票，从秭归回宜昌，转乘那艘轮船，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凑。显然我们太缺乏经验了，没考虑中间是否会出意外。果然，因过船闸耽误时间，当时很可能就赶不上了下游那趟轮船。我们万分着急，而在宜昌码头等待我们的戴老师更着急。到了开船时间，我们却未到达！而人家船上有上千乘客，到了时间，人家总不能为我们几个人而不开船吧？
谢天谢地，尤其谢谢戴老师与船长交涉，请求再等等。于是人家那艘大轮船真的为我们几个人而没按点开船。我们12人心急火燎，船过闸后又行驶半个多小时，到达宜昌码头。我们一行冲下船，狂奔，总算赶上了那艘大轮——东方红32号轮船。大船真在那儿为等我们而推迟了二三十分钟才启航。真是有惊无险。
张正涛（左）和耿曙生同学在轮船上
我们平安归来，戴老师也放下心来。他没说一句抱怨、责备的话，把我们送上船，他自己却下去了，原来他不与我们同行，而是改乘火车返回武汉。我们心怀歉疚，都站在甲板上，向戴老师挥手告别，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
我们确实玩过了头。为了缓和紧张关系，一返回武昌，到达湖北省博物馆，我们立即去探望先于我们归来的戴老师。当初四人“谈判代表”还拿出秭归脐橙意图“贿赂”，又是赔礼、道歉的话说了一大堆。戴老师叹气，说：“你们真会耍无赖，对我是既威胁又拉拢，软硬兼施啊。”在我们的百般恭维下，戴老师也表示他可以不追究我们的过失，暂不向系里汇报。但必须向考古教研室主任蒋赞初先生说明情况。蒋先生此时正在杭州参加考古学会年会，很快也会到武汉来。
几天后，在去火车站接蒋先生回省博的路上，我们向先生坦白了一切，希望先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愿意诚恳向戴老师做检讨，将此事在武汉就地解决。
蒋先生和戴老师都是厚道人，没有过度追究，最后只是一起开了个会，由四名当初的谈判代表做了书面检查。二位老师答应回学校后不再提及此事。这场原本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严重后果的“兵变”，就这样被蒋先生和戴老师柔性处理了。我们为此深深感激蒋先生和戴老师的宅心仁厚。如果他们坚持向系里汇报，那么回校后轻者我们会挨批评，如赶上极左的处理，因此事影响我们的毕业去向都不是没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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