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胡友祥：从77级下落78级，从理科转考文科

作者简历

 作者上大学时

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胡友祥，1957年生，江苏盐城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盐城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原题

懵懵懂懂的高考经历

作者：胡友祥

1974年，我高中毕业了，毕业后干什么去，毫无着落。那时国家还处在动荡的政治运动中，给中学毕业生指明的道路依然如故：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但政策也似乎有点摇摆，我们毕业头一年，并未催促下放，是不是有意调整上山下乡政策？让我们充满幻想，于是我们这一届便待在城里闲混，没有主动下乡。而且，我那时还混入了一家镇办工厂去上班，赚点小钱呢！

如果说，1960年代末不少城市青年是怀着一颗颗火热的心走向广阔天地的话，那么过了这么多年后，城市青年终于醒悟，广阔天地带给人的命运，实在是不广阔！我家七个兄妹，我排行最小，上面好几个哥哥姐姐成为活生生的例证：他们下放农村多年，失去了城市户口，也就是失去了“吃商品粮”的资格。这“商品粮”，与我们今天理解的概念相差千里，是指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定量对城市人口供应的粮食。而到农村“修地球”，那与城里人的地位就相差悬殊了。

我的哥哥姐姐离开了城市，年复一年地在农村苟且度日，没人能够帮帮他们，让他们脱离苦海。这对于我也是个刺激，感觉能不下乡就尽量不下去。只是没想到，1975年，这样的命运还是轮到了我头上。我并不怕吃苦受累，但去到农村，未来的出路何在？正是怀着这样的茫然，我不得已而走向了乡村，开始了苦不堪言的到接受“再教育”的生活。这一干，便是漫漫的三年！

1977年9、10月间，恢复高考的春雷震响，让我喜不自禁。原本对前途绝望的心，顿时开了花：上大学？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机遇从天而降呢？哥哥当年想通过推荐上个中专，上蹿下跳，托这人找那人，到公社那一关就是通不过。像我们这样平头百姓家的孩子，虽然有大队的一再推荐，但自家没有后台，想靠推荐上个中专都成了泡影，更别说上大学了。哥哥明白了，我也同样明白了，因此，那时天天陪伴我的只有锄头、扁担，连钢笔都没有——也实在是平时用不上它。

我意识到，高考是我唯一能抓住的一根改变命运的稻草，即使心中没底，不知稻草是否牢靠，但容不得多想，必须奋力挤上那千军万马要过的“独木桥”。于是，我立即找借口，向生产队长请了假，回家复习。

我是和一个中学好友一起复习的。这位同学来自苏州城，“文革”期间苏州流行一个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搞了个让许多家庭下放苏北农村的运动，他们全家也就被赶出了苏州城，下放到了苏北。他们过来时，同学还在读初中，也不得不转学到我们中学，与我在同一个班。类似他这样的同学，我们班有男女七八个人。这位同学的成绩在这批同学中算好的，人也很好，他成为我的好朋友。到恢复高考时，我们俩人便一起为高考这一目标而奋斗了，就在他家空空如也的四间草屋里复习起来。

那时条件相当艰苦，他的父母及其他亲人已陆续返回苏州，身边没有长辈，我们只有靠自己做饭吃，连着青菜和水煮饭，吃了几天了，便无米下锅了，菜也没有了。好在还有同学惦记着我们，及时背了一个大的口袋，里面有米等等，还有一大块肉，那可真是雪中炭、及时雨，令我们感动。

那时，我与同学天天晚上在一盏小油灯下苦读，四周很安静，附近有一个理发的老头，晚上偶尔会过来与我们吹吹牛。日子就这样过得飞快，转眼间就到了上考场的日子了。

那时对于什么文科理科毫无概念，就那么稀里糊涂地报考了理工科。心里没有一点把握，完全带着一种碰运气的想法上考场。可能是考生太多吧，先要进行预考，就在我们读书的公社中学，考完后我感觉不太好，以为没戏了呢，竟然把书一扔，不看了！可命运偏偏眷顾我，预考通过的通知还是到来了，让我到县城去参加二考。这二考其实才是真正的全省统一考试。

考得晕晕乎乎，也不知究竟考得怎样，紧接着便接到了体检通知，然后还得以填报志愿。但是填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一窍不通，听说报纸上登了招考学校名单，但地处偏僻，又看不到这张报纸，也没有高人指导一下，现在还能回想起那乱哄哄的场面。还好在现场凑巧碰到一个数学老师，她说江苏师院好，我就写上了；这时边上有人说有个南京邮电学院，我就又把这个写上；第三个格子填哪个学校？我哪知道有什么学校啊，就留空了。

记得表上最后有个是否服从分配还是服从调剂的选择，我依然是懵懵懂懂，鬼使神差地写了个“不服从”！这不糊涂蛋吗？你不就是为上学吗，只要有学就必上，怎么又不服从分配了呢？于此可见当时我之懵懂。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天天盼望邮局有我的入学通知书。公社里参加体检、填写了报考志愿的许多考生，先后拿到了各式各样的入学通知书，最差的也拿到了师范学校（中专）的通知书，唯独我，“空空道人”，一无所获。与我一起复习的苏州同学接到了镇江农机学院的入学通知书，也就是现在的江苏科技大学。他其实填的志愿前两项与我差不多，就是不知从哪知道有个镇江农机学院，便比我多填写了这个学校，结果人家就成了。

还有一个我下放的大队的考生，拿到的是我听也没听说过的武汉测绘学院。我奇怪他是如何填写了这个志愿的。这时候我才知道全国有那么多的大学可上，有那么多的选择呢。至于没有录取，究竟是什么原因，真的是不知道的。但是那时大家都比较盲目，我志愿填江苏师院就肯定是个大错，据说那年相当多的人都报它，认为这个学校一般，容易考中，但却是大撞车。

后来听说当时如果胆大一点，填南京大学，可能也会上的，据说南大77级最后又扩招了一批，分数线已经相当低了。也有人对我说，“可能是有什么人写了个人民来信告了你一下，那肯定没有哪个学校要你了。”像我这等小萝卜头也会有人告么？反正是名落孙山了，这印象太深刻了。但也长了见识，知道什么是文科、理科和工科，也知道如何填高考志愿了。最重要的是知道了自己几斤几两，居然胆子也大起来，野心也有了。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其实心里期待的是，不要再来什么通知书，来了也真的没什么好学校的。我心里已经决定来年考文科，冲刺名牌大学了。如意算盘是我考文科主要是历史、地理两门功课好好准备；数学基本不要再学了，有时间做做练习题就行；语文、政治也经历过考试了，政治再加点工夫，语文大多数人在短时间都不会有太大的提高的。我于是就向母亲说出大话：今年没收到通知书可能是好事，我再考能上更好的大学。

我母亲没有吱一声。她自己没上过一天学，但她相信她的孩子。这里还要说一个奇怪的事情，高考后，我那个苏州同学整天心神不安，听了别人的主意，找瞎子算命。瞎子说你家房子最近要拆一半，拆了你就远走高飞了。我们当时认为真是瞎说，他家房子是下放时，当地帮忙建起来的，他父母已经回苏州去了，没有要拆一半房子的任何理由。奇怪的是，没有几天，他家房子边上一个小水利项目要上马，需要开挖一条河，这样他家屋子要拆掉两间，正好是一半。没有多久，他的入学通知书也来了，真的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没有多长时间，我的高考“二次革命”就又开始了。

这次复习还是闷头大干，方式方法还是两人组合，是与另一位中学同班同学一起复习。那也是一位关系特好的同学。我俩中学刚毕业时，还被当时的公社文化站长找去一起编了个故事，代表我们公社参加了全县的故事演讲会，反响还不错的。那可是我们第一次住县招待所，吃大鱼大肉，此后在外住的宾馆条件再好，也没有像那时那样给我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1977年，同学没有参加高考，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不摸底。他的弱项是数学不行，历史、地理相对好。1978年已经有高考的学习大纲了，我们就白天各自学习，每天相聚一次，相互提问，相互指教。效果也还是不错。

不知不觉，夏天到了，高考如期而至。

我们的考场设在县二小的教室。进学校大门时，碰到中学的政治老师，他劈头就问：“你们跑这儿来玩呀？”人家是来应考的，怎么被老师当作不务正业的游民了呢？原来我们没有参加过学校的辅导班，平常也没有到学校去，因而他想不到我们是来上考场“战斗”的。

这次高考的结果是我拿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入学通知书，我的同伴拿到了南京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我的分数为395分。结果是理想的，而过程却仍不乏浑浑噩噩。

回想起来，不应有的失误历历在目。在数学考卷上，有个对数的题目，难度不大，只要换一下底数即好做了，我当时也知道不难，但就是自以为数学水平基本过关了，平常习题做得少，以致在考场上遇到这道题时脑子却一下子“短路”了，做不下去，于是做了一半先扔下，想等最后再回过头来解决它，而到了后面，根本就没有时间再考虑它了。记得那道题可是10分以上啊。好在最后面有20分的大题，倒是被我拿下了。

再如历史考试，那是夏日的下午，考的过程中，天突然下起了暴雨。一时那个小学教室变得很暗，又没有灯光照明，看纸上文字不太清晰，加上我又懵懂依旧，最后的一个大题，题目是“鸦片战争前后的……”我只看到了“前”字，忽略了题目上的“后”字。这样答案就不完整，相当于只做了一半，失了大分。那道题本来真的是会做的呀！考完回去的路上，听众人一说，是鸦片战争前后，我才懊悔不迭，恨自己糊涂，我本来自信历史基本上是不失分的。

这样一自责，问题又来了，晚上想来想去就是睡不着。到了深夜，我哥哥好心拿来了安眠药，当时因为有个政策，一家下放三个的，可以有一个招工名额，这个机会就给了我这个哥哥，我们高考期间就住在哥哥工厂的宿舍里。还以为吃了药能睡个好觉，可这药好像一点也不管用，翻来覆去的，一夜无眠。而不幸的是，第二天还要考语文啊，气人的是，等真进行考试了，这安眠药的药效却开始发挥作用了。我拿了考卷才写几行，晕乎乎的就想睡觉，头很重，脑子一点都不听使唤。

最有意思的是那个作文，一篇文章缩写成800字，写好了，横过来数，竖过来数，就是算不清到底写了多少字，本来自己数学还不差，此时却连这样的小学一二年级的数数水平都达不到。没办法，只好这么交卷了。还有，有个词语填空，应写“伫立”一词，我明明想起来了，最后却忘了写上去。后来想想真是很滑稽，这安眠药不能怪它不管用，只不过管用的时间太滞后了。

不幸的是，这事还殃及池鱼，与我一起复习一起赶考的那位同学，本来不失眠，也一片好心地把安眠药当补脑丸一般，让人家吃了一颗，同样中了招。后来这成了我们多年的笑谈。

1978年江苏省是告知考生高考成绩后，才填报考志愿的。根据自己的成绩，我感到填南京大学比较稳妥，当时填了历史和经济两个系，只是把经济系填到了下面，这才把我分到了历史系。最初我并不清楚自己究竟是喜欢读历史还是喜欢读经济。入学后再上中国通史课，一点新鲜感都没有，觉得很乏味。那时高考复习时，读了一些历史方面的书，比如关于党史，读的是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已经学得够深入了。在学校还一度怪自己，志愿还是填得有毛病呀！

我从小上学之路就不平坦。由于哥哥姐姐学校毕业后就下放到了农村，这让我产生了误解，以为上了学读了书的人就要下放农村。因而我小学毕业后，一度不去学校上学了，上学有什么用？上与不上都是一样嘛。尽管有高玉宝自学成才的榜样，但那个对我而言太遥远了，并且我也不知道这类榜样的故事。

玩了将近一个学期，乏味了，又想上学了，这样，哥哥找到中学老师，老师跟校长一说，校长说让他来吧，就这样我又到中学念书了。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有人想上学，学校还是欢迎的。初中毕业时，一度又不想上高中了，下放的阴影太大了。后来还是硬着头皮，把高中念了下来。

当我拿到入学通知书时，最高兴的是我母亲。她到那时才说了一件事，说我上高中时，有个同事当众说，某人家孩子还上什么高中，当真的想上大学呀？当年我的那些初中同学毕业后，没继续念高中的，个个都进了工厂，我们念高中的一批同学最后结局都是下放农村。因而相比之下，似乎上高中反而是更不好的选择。好在世道变迁，我迎来了恢复高考，最后还真的考上了大学，母亲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三岁时父亲就在贫困交加中病逝，一直守寡的母亲，用她的毅力，含辛茹苦地把七个未成年的孩子拉扯大。那时母亲整天为生计而劳累，她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规划子女的未来，但她付出了她的全部，她认定孩子上学总是好事，让所有子女都上了学。

多么伟大的母亲呀！在那个生活极度贫困的年代，母亲所付出的一切，未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每当想起这些，我就想流泪，内心对母亲充满了无限的敬爱。

我基本上是在自然状态中成长起来的，不像如今的孩子们，时时刻刻都在父母包办一切的状态中成长。成长过程充满着茫然，以致参加高考仍是充满着茫然，懵懵懂懂。但毕竟是考上了，并且考上的还是著名的南京大学，现在想想，恍如做梦。

如今大学毕业也过去几十年了，回想参加高考的经历，真是有趣：1977年参加体检了，填报志愿了，看似应当录取，却又名落孙山了。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1977年即使考上，也必定是个一般的大学。未考上，却增添了我的信心，也让我了解了有关高考应注意的事项。此后尽管仍有糊涂之处，1978年，终挡不住我迈入南京大学的步伐。

因此，可以说，我从77级下落（或叫上升）到了78级，从考理科转向考文科，这个折腾，这个变化，实际上是我人生的一次大转折。它很值得我回味，也是值得我珍惜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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