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徐明：我当年的劳动日记，竟然押中高考作文题

 作者简历

徐明，1955年生于南京，父母为军人，多次随部队大院迁徙，文革时迁往安徽大别山深处。1970年父母被处理离休，回祖籍慈溪。高中毕业后插队支农。大学毕业后曾任七年中学教师，后入电视行业做记者编辑21年直至退休。

原题

唯一的路

作者：徐明

1977年那场高考来临之前，我是一名知青。

知青，是知识青年的简称，这本来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但在我们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专指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从城市到农村或者边疆插队落户、上山下乡务农的年轻人，大多数知青，实际上只获得过初中或者高中教育，而且这份教育，也是大打折扣的。

以我自己为例：

我出生于1955年，父母都是军人，所以常常跟随父母搬迁，３~５岁，在南京城里上的幼儿园，６~９岁，到了南京远郊的乡下，上了镇上唯一一所小学，二年级时，又迁回南京市里，就近上了一所很好的中央路小学。虽然这样换来换去，不利于孩子学习的连贯性，但好歹都是正规教育，感觉只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不成问题。

直到四年级，文革来临。突然有一天，不上课了，桌椅板凳都集中到了教室中间，还要让老师站上去，说要批斗老师，我其实挺懵的，很惊讶，搞不清状况，就嘀咕怎么能这么做？结果被斥为“保皇派”，逐出教室，然后，就没课上了。

部队也受到了冲击，我父母是做情报破译工作的，这种冲击，显然不利于军队保密原则，于是1967年，我们又跟随父母搬迁到了安徽大别山深处，在六安县独山公社双峰大队的小学就读。

那些在学校的日子，印象里不是学农割麦就是劳动，给学校菜地浇水，有时还要被某老师捉去给自留地干点活，老师说什么听不懂，上课昏昏欲睡，下课猛虎出洞，春秋翻山，夏天镗河，冬天十点上学，下午两点放学，若下大雪，就自动放假。这样上完了五六年级，算是高小毕业了。

然后是初中，要走二十里地，去独山中学上，住校，每周来回，因为在大山深处，没有公共交通，都靠走的。上了没一个月，学校组织宣传队，下乡向农民宣传刘少奇的罪行，排演了一些歌舞三句半什么的，想念毛主席，批判刘少奇。安徽穷，缺粮食，我们下乡后，顿顿吃白薯干为主的饭，总有股霉味儿，偶尔煮一顿红薯，就要开会教育我们不可以剥皮吃，那是修正主义的表现。

后来，因为老睡在地上，跳蚤咬，又水土不服，浑身疹子，终酿成肾炎，爸爸妈妈当时工作之余都进了学习班交代问题，等发现我这病，已经肿成中年妇女状了......

就此辍学，反复治病发病，再治再发，安徽大别山的冬天实在太冷了，为了和贫下中农看齐，部队营房不许装暖气，不许烧炉子取暖，活冻，那些辍学在家的日子，真是不好熬......

1970年5月，父亲的审查终于有了结论，被处理为离职休养回老家慈溪浒山，是年他刚刚四十岁。

到了新的地方，我的教育问题又被提上议事日程，鉴于初中未上，究竟该重上初中还是直上高中？这么大人了，再去初中，实在丢脸，咬咬牙，试试直上吧！万一不行再下来就是了。所以上高中之初，我是极其努力善问的，深怕跟不上。现在回头看，我那时是很幸运的，因为赶上了一批有经验的老教师被解放，回到专业岗位上，课程设置也正规起来，有语文、数学（代数、几何）、英语、化学物理，当然，也有政治、农业、学工学农学军。

自从小学四年级之后，我再一次有了上学的感觉，觉得有好多新鲜的东西要学，燃起了学习热情。说实话，这些老师是我此生最最感激的人，他们让我看见了，什么是有知识，有学养，在他们面前，我认识到了自己的贫乏和无知，认识到了知识海洋的广袤......

不过，那时候还是没有上大学的概念。因为无论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大家的出路，不是进兵团农场，就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每户人家关心的，就是自家适龄的孩子能不能找到比较好的出路，比如：招工进厂，比如参军，比如进商场做营业员，比如上卫校......

我是多么想参军！读卫校学医也好的，可惜，高度近视，让我的一个又一个期待落空，破灭。

我那时，小学六年制，初中两年制，高中两年制，一共十年，掐指算了一下，自己在校的时间，大概是八年，正经读上书、学到一点知识的时间，应该有六年。于是，就凭这六年的教育，我成了一名知识青年。

我是1972高中毕业的，家里姐弟两个，因为我的身体不好，家里自然希望我能留城，可是，因为有五百多的高度近视，参不上军，招不了工，考上卫校被剔出名单，赶上商业系统招营业员，说我可能会看不清数错钱，努力了两年，啥活儿也轮不上，心灰意冷，心想难不成就这样在家吃闲饭？

赌着一口气，瞒着父母，去公社革委会（当时的镇统统称为公社）知青办要求下乡支农，结果他们说，你高度近视，支农也不合格，因为锄草时可能会误把麦苗当草除，给贫下中农添麻烦，误事儿，不适合插队落户当知青。

闻此一说，我即刻傻眼，又羞又燥，想哭，生气！照这么说，我才二十岁不到就要成废人了？！犟脾气一上来，天天去磨，要求支农。好，你要支农是吧？那你以后抽不上来别怪我们，别后悔啊！

就这样，我胸别大红花，脚蹬绿军鞋，和小伙伴手拉手走进了慈溪县浒山公社东山大队。

因为是自己主动要求支农的，居然被评为优秀知识青年，还被任命为大队知青组长，后来还选上了大队团支部委员，民兵连指导员，光环一箩筐。把我爸妈气的，好长时间不理我。

实践的事实证明，我确实不适合干农活儿，看不清，动作慢，不戴眼镜吧，模糊，戴上吧，汗气一蒸腾，更模糊，一再小心，还是锄死了不少庄稼苗，插秧常被关在水田中间，耘田常常搞得前胸裤裆一片湿，狼狈得很，心里那个虚呀！

农民也说，你不是吃这口饭的料。

可我又能干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叫高考，只知道推荐上大学。

记得1975年还是1976年？我们村里有了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那时多数是师范学院什么的，知青们都很兴奋，那天干完农活，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摆条件，讨论谁有资格成为那个幸运的人。我根本不敢推荐自己，高中毕业后找工作的经历，让我心有余悸，对自己完全没信心。

干农活的日子里，我很努力，可仍然是不合格的农民，而且干了两年后，肾炎复发，在这种情况下，我哪敢推荐自己上大学呀，那不白瞎了一个指标吗？

我是知青组长，尽管自己不敢争，但我有首要推荐权，大队支书也比较重视我的意见。于是我推荐了一个劳动好、身体棒、表现佳，受农民欢迎，同时家里兄弟姊妹多，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知青伙伴。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另一位知青，因某种家庭原因，已经和教育局暗中有协议，只要推荐她，就能录取。可我不知情，力荐了别人，而且知青们都举手通过了。她当时就站起来大哭，夺门而出。

我们面面相觑，不明就里，赶紧跟上去。黑乎乎的晚上，她一路狂奔，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紧紧相随。她冲回自己小队的知青屋，插上门，一边哇哇大哭，一边数落我们，说不公平，说不想活了……我们几个知青站在门外心惊肉跳，不敢走开，生怕她真的想不开出什么意外，就这样站了一夜。那个黑漆漆的夜晚，那份为争一个上大学名额的痛苦选择，至今深深印在我脑海里，宛如昨夜般令人绝望。

1977年那场高考来临之前，我因肾病严重复发，正寄居于杭州上海南京各路亲朋好友的家中，求医问药，进行漫长的治疗。

肾病是个富贵病，不能累着，不能激烈运动，爬不了山，跑不了步，经常需要卧床静养，我一个二十郎当的年轻人，过这样的日子，心里真是苦闷不堪，感觉前途一片灰暗，毫无希望，当时我唯一的心愿，就是能像一个正常的年轻人那样生活，什么理想、追求，都离我很远很远。

唯有读书，方能暂时忘却，方能解忧……

读书、写日记，不管读得懂读不懂，至少在书里，我能有一个游弋的空间，至少在字里行间，我能忘却疾病，成为一个暂时自由的人......

平心而论，只要有力气，在江浙农村插队落户的那段生活，我是挺喜欢的。一下农村，国家就有拨款，由大队为我们造了房子，然后每天跟着男劳力出工，第一年每天规定有５个工分收入，第二年就有７分了，一年干下来，分完粮食柴草，还有几块钱现金收入。那段生活，虽然辛苦，却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青春回忆，还给我的高考带来了运气。

有一次，大队组织青年团员修路，因为从村子通往公路的那条唯一机耕路，由于常年拖拉机碾压，已经坑坑洼洼，破损严重，如果抽各队劳力来修，需要记一大笔工分，可如果号召青年团员干，就算义务劳动，可以省一大笔开支，速度又快，还是一次很好的团支部活动。

我们当然很积极，吭哧吭哧挑黄沙，运泥土碎石，那条机耕路至少有两三里吧，起初是看不出什么效果，觉得倒下去的砂石瞬间就不见了，路也不见好起来，直到坚持了数天之后，才看出，一条黄灿灿的新路铺向远方，踩上去平整多了，还挺结实。那一刻，确实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当时我们有一群知青，比较忧国忧民，常在劳动之余读书讨论写心得笔记。修路这件事，我当时写了长长一篇日记，记下了劳动过程的艰苦，如何肩膀红肿，如何胃痛得脸色煞白，如何一天又一天的坚持。最后终于换来了那条伸向远方的路，如何磨练了意志，增强了成为新一代有知识农民的信心云云，写的还蛮酣畅淋漓。

没想到，这篇日记，在后来的高考中，居然派上了大用场！因为高考复试时，我们浙江的作文题目，就是《路》！看到题目的那一瞬间，我眼睛一亮，一阵欢喜，立刻刷刷下笔，飞快完成，那就是心里现成的文章呀！

我想，这篇当年的劳动日记，因为有感而发，抒发了真情实意，肯定打动了阅卷老师，为我争得了比较好的分数，为我考上大学立下了汗马功劳！因为最后考下来，我们当年高中三个班一百多位同学，只有我，考上了大学！

无论劳动着，还是生病中，因为没有放弃读书，为我这几乎要成为废人的年轻人，在机会突然来临时，争得了一条可走之路，内心深处，我深深感谢书本，也感谢自己的不放弃......

1977年秋天，正在南京治病的我，被父亲召回慈溪家中。父亲告诉我，现在国家有了新政策，不必推荐，不必走后门，可以通过考试来决定谁上大学。他说：小明，你试试吧？他没多说，我也没敢多接茬，因为我知道，爸妈最担心的就是我这个病秧子身体，为了治好我从小就有的肾病，他们担了多少心，熬了多少药，况且我还是个主意大、父母说话不怎么肯听的犟小孩。

现在，这样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他们心里不知生出了多少希望呢！

好吧，没什么可说的，只有短短两个月了，复习。

课本已丢下五年，历史地理没学过，数学早忘了，惟有语文政治尚可，所以花大力气啃的就是数学和史地，从早到晚，课本看得我腰酸背痛，头昏眼花，恶心想吐，脑袋欲裂，终于有一天我大发脾气：不看了不看了，这怎么能考上。

我爸是个军人，记忆中，一辈子对我们批评为主，打骂为辅，暴烈得很，可是那一次，他央求我说：小明，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求求你，求求你了！我从来没见过爸爸这么低声下气跟我说话，一下子心软了，再说这唯一的机会怎么能放弃？好吧，收拾心情，调整状态，继续机械地紧张复习，当时我就盼着考试那天早一点到来，考完拉到！毕竟复习迎考太枯燥无聊，比不上读自己喜欢的书有意思。

考试的时候终于到了。据现有资料说，是初试复试考了两轮，其实我都忘了，只记得，带着两支笔，坐进考场，试卷一来，刷刷刷，先找自己知道的题目做，然后，再研究那些不知道的，也不多纠结，相信自己的第一反应，因为体力差，我只能追求速战速决，那两天我几乎每场都是头一个交卷，头一个离开考场，因为坐久了腰不行，眼睛脑子也不行，我得保持体力脑力，参加完考试，还得参加体检，要保证尿检和视力检测过关呢！

考完之后，我对自己并没有太大信心，感觉自己考得不怎么样，没啥把握，所以没抱太大希望。

倒是对我弟弟寄予了很大希望！本来我家想让他下乡，我留城，结果城里没人要，我自己蹦跶下乡了，他于是留城进了工厂。故而父母对他能否考上，上不上大学，都不是太在意。

可我弟弟真是个聪明男孩子，他小时候太顽皮，常常惹祸捣蛋，号称皮大王。一年级下半学期，当时我们还随父母在南京的部队大院生活，小学老师借口他有灵性，把他推荐进了南京市外国语学校寄宿，学德语，每逢周末才能回家。

我记得一到周末，父亲会带我俩去玄武湖公园溜达，然后让我弟背德语课文，爸爸背着手在前面走，我弟跟在后面战战兢兢背，一打疙瘩，爸爸就转过身来严厉地望着他，那时我们怕我爸怕到极点，生怕挨打，以为他听出了错误，现在想来，他哪里懂啊！

扯远了。

弟弟从高中开始，展露读书才能，数理化不用说，文章也好，经常写些诙谐幽默的政讽小文，引得大家会心大笑。总之，这场高考于他，肯定是囊中之物，我当时认为，弟弟肯定能考上，我就难说了。

没想到，先等来通知书的，是我，杭大历史系。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我爸高兴的，嘴都笑歪了，而且好几天没合上，我妈向来不擅情感表露，但我知道，一块大石头，终于从她心上移除了，我这病秧子，总算有着落了。

而我，那一瞬心里还挺难过的，因为没有我弟的通知书。

幸亏后来扩招，因为志愿填报不当而被耽误的弟弟，终于入读浙江大学，把我高兴坏了。我清楚记得，那天课间休息，弟弟来找我，告诉我这个消息，我一蹦老高，笑得合不拢嘴。他才是真正的读书胚子，优秀才俊呀。后来弟弟博士毕业，去了加拿大留学，此是后话。

1978年的3月6日，我拎着行李，走进杭州大学。

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杭大正门进去有一片小树林，道路两边也都是树，所以印象里，校园一片青翠欲滴，绿意盎然，空气十分清新宜人，我站在那里，深吸了一口气，心里想，这就是大学呀。

四十年过去了，这个印象，依然历历在目，新鲜如初。

那一刻，感觉如婴儿般新生，因为沉重晦暗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我们几个大学同学曾经议过当年为什么参加高考，于我，是四顾无路之时，突然出现的唯一光明之路。

非常感谢那个时代，也为此感恩邓公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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