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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关少锋:我珍藏了1977年全套高考答卷

作者:关少锋 新三届 2022-02-17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关少锋,河南商丘人,1956年出生。下乡知青,1974年赴河南睢县董店公社插队,曾任柴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冬考入郑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委办公厅工作。曾任河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河南省政协副秘书长,濮阳市委秘书长,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2019年退休。

原题

我参加了

1977年的河南高考




作者:关少锋



1974年知青林场,知青战友合影,前排中为关少锋,左一为李杰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0年之久的高考闸门再度开启。作为570万名考生的一员,我参加了这场有史以来竞争最为激烈的高考。1977年的高考,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而且是唯一一次由各省自主命题的高考。这年的高考,积聚了太多的期望,极大地激发了一个民族对知识和人才的渴求,成为一个国家的时代拐点。

1977年7月,第3次复出的邓小平同志主动要求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8月,他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参加座谈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工作者一致要求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小平同志当即表示:“高等学校今年就要下决心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考学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了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14天后,《意见》精神通过众多新闻媒体向全国公布。

《意见》规定,1977年的招生对象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干部、复员军人和部分现役军人,应届高中毕业生等。《意见》还特别允许“老三届”(即1966至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报考。

按照规定,考生报名的条件放得是极宽的,几乎囊括了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有志青年。由于文革的开展,他们中的所有人长达10年都没机会参加大学的正式考试。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所以报名非常踊跃。从当年考试的情况看,年龄最大的考生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超过30岁,最小的是1977年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年仅十五六岁,两者相差十五六岁,几乎差了一辈儿,许多考场都出现了师生同堂参加高考的盛况。

1977年,我已经下乡当知青近4年,年龄21岁,时任河南省睢县董店公社柴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10月26日早上,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心情很激动。当天晚上,我又从《河南日报》上看到了这消息。在认真研读当天的报纸后,我认为自己完全符合条件,决心参加当年的文科高考。

此后的几天,我带领本村群众“大兵团作战”,完成了冬小麦的播种任务。11月初,我向大队党支部书记请了一个月的考试假,乘长途汽车返回商丘家中复习功课。

作者下乡期间在田间地头读书

下乡4年,整天忙于农业生产劳动,中学课本一页没翻过。好在课本都还保存着。于是找出来重新读,一个人读,一字一句地读,夜以继日地读。复习期间,我没有上过任何培训班。

下乡后我一直坚持读书习惯,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和文史哲方面的书,自认为文科底子还是可以的,复习时在文科方面没下太大劲儿。我曾读过一本《新知识词典》,这是1958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旧书,厚达1500多页,书中有不少文科常识,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被我逐页读过多遍。没想到此书后来在高考时发挥了很大作用,为我的文科答题添了不少分。

复习时,我还找了一些揭批“四人帮”的“大批判”材料,我想这些材料在考政治时可能有用。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材料不仅考政治有用,考作文也很有用。

我把复习的重点放在数学上,这是我的弱项。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了这上面,主要是读课本,做习题。我在中学时数学学得还可以,每次考试都没低过90分。可是时间一长,不读又不用,脑子里的数学公式全忘光了,复习时感到非常吃力。复习期间也曾请过一位数学老师,是父亲单位一位同事介绍的,姓钱,名牌大学的理工男,也是我的长辈,我叫他钱叔。钱叔教学非常认真,可惜我的底子太差了,“朽木不可雕也”,钱叔辅导几次也就放弃了。但无论怎么说,钱叔帮过我,我很感谢他。

1977年的高考不是全国统一命题,而是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简称省)单独命题。原因一是当时从确定恢复高考到实施考试,前后也就一个多月,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命题和印刷,再分配到各省、各地市、乃至各县,是相当紧张、十分困难的。再就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没有统一教材,各省编印各省的课本,命题标准不一样,如果全国统一出卷,命题者不好平衡、很难把握。所以,1977年的高考只能由各省单独命题。

以作文为例,那一年上海的作文题有两个:《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知识越多越反动吗?》,任选其一。安徽的作文题也是两个:《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北京、湖南的作文题只有一个,分别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和《心中有话向党说》。

1978年的高考就改为全国统一命题了。

1977年的高考,全国各省考试时间也不统一,由各省自定,大部分省是在当年12月份进行的。河南的高考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12月7日至8日。第二种说法是在12月8日至9日。第三种说法是在12月9日至10日。

我个人同意第二种说法。但由于年代久远,不敢肯定,我对此进行了考证。我曾向当年参加考试的同学做过调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同意第二种说法。18年前,我的大学同一宿舍的毛志斌学兄曾在《河南日报》上发表过文章,回忆当年高考,题为《历经坎坷梦成真》,文中写道:“1977年12月8日,我和全国500多万考生一样,怀着喜悦和感激之情走进了考场。”

此文在朋友圈里发出后,仍有不同意见。我于是委托同窗好友于为民先生进一步考证。为民兄在《河南日报》工作30年,也曾分管报社的文史资料工作,是一位工作认真、乐于助人的好兄长。为民兄埋头于40多年报纸堆里,从1977年12月的《河南日报》上查出了准确时间。

据1977年12月中旬的《河南日报》报道:“12月8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郑州,沐浴在金色的阳光中,全市开始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次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文章还报道说:“在8日、9日两天紧张考试的日子里,花园口公社供销社把油炸丸子和刚出笼的热馍及时送到二十八中考点。老鸦陈供销社也把新蒸的大包子送到十二中考点。市内许多商店、饭店都出动了流动营业车,把糖、水果、烧饼、油馍、面包等分送到各个考点。郑州交通战线于8日、9日两天在各主要交通干线增派了公共汽车,卫生战线向各考点派去了白衣战士,公安部门向各考点派出了治安人员。”(选自《在激动人心的日子里——郑州市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见闻》

1977年河南的高考,分为文科和理科,考生任选其一。文科考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历史、地理一套考卷),理科考语文、数学、政治和理化(物理、化学一套考卷)。一共4套卷子。文理两科考生的语文、数学、政治3套卷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复习一个月后,考试时间到了。考试前一天,我从商丘返回睢县,在县城临时找个地方住了下来。考场在董店公社中学,距县城15里。我跟李杰等同学相约一道参加考试。李杰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又曾一起下乡到董店公社向阳大队插队落户。

据李杰先生回忆:“那天我们几个人骑着自行车,一路有说有笑,一点儿也不紧张。第一场考语文,这是少锋的强项,他提议复习点语文有关内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其中就背到了陈毅同志的《梅岭三章》。”

谈笑间我们走完十几里路,董店中学到了,成群结队的考生已经云集在校园。

开考的预备铃声响了,我们奔向各自的考场。受考场条件所限,两名考生只能挤在一张窄小破旧的课桌上答卷。

第二遍铃声响后,开始发卷子。按照考试规定,答卷不能写考生自已的名字,只能填考号,我的考号是61334。

语文考试的时间是12月8日上午。先考语文知识,结束后休息片刻,再考作文,分两次进行。

语文知识的必作题有三大道,满分30分。第一大道题是改正病句,有4小题,每题2分,计8分。要求针对原句中的毛病加以改正,不能另造新句。比如第1小题,原文是:“大家一致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接受学习雷锋同志的号召。”我将其改为:“大家一致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响应学习雷锋同志的号召。”2分就拿到了。第一大道题我得了8分。第二大道题是问答题,7分,两题任做一题。我做了第二题:简要说明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主题思想和学习这篇杂文的现实意义。这道题我得了6分。第三大道题是从下列两段文言文中任选一段译为现代汉语,15分,要求按原文顺序逐句翻译,不能概括意译。两段文言文分别节录自《陈胜起义》和荀子《劝学篇》。两段文言文我都翻译了,得了15分。

语文知识中还有参考题,20分,试卷中写明参考题是为了考察考生自学情况,分数另计,加入各门成绩总评,题目是:简要分析陈毅同志《梅岭三章》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点。李杰先生回忆:“在语文知识中,竟看到了《梅岭三章》的内容,使我大喜过望,没想到我们在来时路上复习的内容成了高考题,这真是一个好兆头。”这道参考题我也做了,得7分。我的语文知识得了29分,比满分差1分。

作文题70分,两题任做一题,要求不能作成诗歌。一题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另一题为《为抓纲治国初见成效而热烈欢呼》,我选择了后一题。我在作文中赞扬了华国锋同志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重大意义,歌颂了一年来各方面已经实现了初见成效的事实和大好形势,抒发了个人的喜悦心情,同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决心。

我在文中写道:文革中,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竟要从外省调运粮食;保定地区由于打派仗,麦苗长得没有吴德同志的头发高,亩产下降到不足100斤;鱼米之乡的温州,竟到了逃荒要饭、典妻卖妻的地步。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揭批“四人帮”伟大革命运动的开展,四川飞来捷报,保定飞来捷报,温州飞来捷报,全国四面八方都飞来捷报。面对这大好局面,我们怎能不热烈欢呼!

阅卷老师很喜欢作文中的这段话,在“打派仗,麦苗长得没有吴德同志的头发高”下面划了红线。70分的作文,我得了55分。

关于“麦苗长得没有吴德同志头发高”一说,源于吴德同志1976年春天的一次讲话。吴德矮而胖,头发短而稀,讲话幽默犀利,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是我党当时很干练的一位高级领导干部。1976年前后,保定地区派斗严重,农民无心种地,麦田疏于管理,预计收成很不佳。吴德见状着急,他在保定的一次讲话中狠批了派斗。他说:现在人们无心搞生产,麦苗长得还没有我的头发高,再斗下去,老百姓只能喝西北风了。这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被我写到作文里去了。

12月8日下午考数学。当数学卷子发下来后,我匆匆一扫,头便懵了:好多题看都看不懂,更别说做了。我在考场上如坐针毡,勉强坚持到考试结束。我只做对了一道7分小题,加上其它零星得分,100分的卷子只考了15分,真是一场惨败。考后大家都有同感:题太难了!

12月9日上午考政治,考题分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三大类。简答题中有什么是生产力,什么是生产关系,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性质及意义等;论述题中有试论如何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试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及意义等。考政治我答题顺利,洋洋洒洒,考出了高分。

12月9日下午考史地,考题仍分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三大类。这场考试,我答题依然很顺利,历史题满分60分,我得了50分;地理题满分40分,我得了37.5分。

无论语文还是政治、史地试卷,都有参考题,比较难,卷子上明写着可答可不答,答了酌情加分。我都答了,一共得了30分。如地理试卷中有道参考题,是批判西方学者的“中国贫油论”,我的回答是:“中国贫油论”的论据是中国的地质没有“海相沉积”,只有“陆相沉积”。“海相沉积”有形成石油的可能,“陆相沉积”没有这种可能。我国优秀的科学家李四光同志,经过大量的辛苦的研究,断定“陆相沉积”也有形成石油的可能。在李四光同志这种独创的地质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开始找油会战大转移,从西北的玉门一带,一下转到东北,连续发现了大庆油田、胜利油田,还发现了“海相沉积”的大港油田。“事实说明,这种谬论根本不符合实际。”阅卷老师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在这段答卷下面划了很多条红线,还用红笔批了一个大字:“好!”

后来得知,我的考试情况是:语文85分,政治89分,史地87.5分,数学15分,总分276.5分。郑大中文系的录取分数线是240分,我高出郑大中文系录取分数线36.5分,也算是高分录取了。

此次高考,我得了不少参考分:政治参考题得了18分,地理参考题得了16分,历史参考题得了14分,语文参考题得了7分,一共得了55分。最终计入总成绩的只有语文一门,7分折成了1分。其余54分一概不计入总分。我颇不以为然:说好了“分数另计,加入高考总成绩”,怎么又不算了?早知如此,还不如不作这些参考题,省下时间把必作题好好做做,如果再把字写得好看些,兴许还能多得几分呢。但这是后话。

行文至此,可能有同学或朋友会问:你对自己当年高考的答题及得分情况怎么会了解得这么清楚?我的回答是:我至今还完整保存着自己当年的4套高考答卷。

作者当年语文知识答卷,考号61334

当年的高考作文答卷,满分为70分


作者1977河南高考政治答卷

作者1977年河南高考数学答卷及得分

作者1977高考历史地理答卷

作者1977年高考地理参考题答卷

这一保存带有传奇色彩。当年考试,试卷只印试题,答题纸另附,考后试卷、答题纸、草稿纸一起密封交给监考老师后,由省招办存档。郑大去省招办录取新生后,卷子转交郑大学生处保管。4年后我大学毕业,河南省委办公厅到郑大选人,考卷也调走了。很快,我被选中了,从毕业到上班只有18天。上班后不久,办公厅人事处的领导找我谈话说:“这是你当年的高考答卷,很珍贵,但按档案管理规定,这种材料是不能装入个人档案的,销毁又太可惜了。我们把它抽出来,你自己保管吧。”我高兴地接过了这4套答卷,并将其保存至今。

我的大学同学、北京语言大学原党委书记、国内著名语言学家李宇明先生就此事评论说:“能看到自己当年的试卷,也是少锋的一种福分。太令人羡慕了。”

接下来的日子是等待,我照样回村干农活。

1978年2月的一天,有熟人告诉我被录取了,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当时还不敢完全相信。我骑自行车到县城看红榜。此时睢县县城里贴了两张大红榜,一张贴在县汽车站大门的西墙上,一张贴在县教育局大门的东墙上。两张红榜前人潮涌动,有点水泄不通。这两张红榜我都挤进去看了,都有我的名字。红榜上也有李杰的名字,他被开封师院(今河南大学)物理系录取了。

1978年春在郑州大学校门口前

等待高考结果的日子里,我利用劳动之余,还在茅屋油灯下写了一篇论文,题为《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与“四人帮”的愚民政策》,随后投稿给《开封师院学报》(今《河南大学学报》)。

在这篇文章中,我把中世纪教会推行的蒙昧主义与四人帮鼓吹的愚民政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对比分析,得出了四人帮的愚民政策比教会主导的蒙昧主义更具欺骗性,因而更具危害性,是发展了的蒙昧主义,是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种反动。

半年后论文发表了,刊登在1978年第3期《开封师院学报》上,学报编辑部寄来几本杂志和稿酬。这时我已成为郑大中文系的一名新生,同宿舍的同学看到后向我祝贺,并让我请客。我们几个人在老郑大北门旁的一家小餐馆里撮了一顿,喝了点小酒。

1978年第3期《开封师院学报》目录

10年考生积压,使1977年高考的竞争空前激烈、十分残酷。当年的全国报考人数是570万,录取名额为27.297万个,录取比例为29:1。据《河南省招生考试志》记载:1977年,河南共有708097人参加考试,实际录取9374人,录取率为1.3%,也就是说在河南,75.5名考生中只能录取1人,录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睢县教育局的领导回忆:睢县当年参加高考的考生有4000多人,大学本科录取了42人。我能考上大学,在县里可以说是“百里挑一”了。

我的大学同班同学、知名诗人张伟进被录取后,写了一首《忆秦娥·忆高考》,这首诗生动表达了我们这些高考幸运者的心声。文中写道:
 

那年冬。漫天飞絮梅香浓。梅香浓。万千学子,满面春风。 

十年阴翳倏忽空。题名金榜云霞红。云霞红。读书报国,犹念邓公。

 

1977年全国首次恢复高考,不但使27万多名学子彻底改变了命运,更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新风尚,从而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学知识、学文化、学科学的热潮。1977年的全国高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对当时乃至后来中国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作者与夫人王建国在北京故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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