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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祖琴:​当年录取不报到禁止再考,让我慌了手脚

祖琴 新三届 2022-03-21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祖琴,1956年生于合肥。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华东师大教育系研究生班结业,合肥学院中文系退休。做过讲解员、工人、教师,教过中学和大学。从违心从教到享受从教,历炼35年。主要从事儿童文学的教学研究评论及儿童文化儿童教育研究。2013年加入安徽省作家协会。


原题
1977,我的高考




作者:祖琴



又是一年高考时,看着小区一个个孩子背着硕大的书包来去匆匆的背影,目不斜视僵硬的表情,父母长辈们紧张的言语举止,我的脑海里情不自禁地闪现着42年前的一幕幕场景——1977,我的高考!
 
高中毕业证。1975年1月

一、报名
 
1977年10月21日,国家正式宣布恢复中断了11年的大学招生考试!传说变成了现实。已做了近一年工人的我非常激动,但也非常纠结。
 
我于1975年1月合肥八中高中毕业,至此已两年多。兄弟姐妹6人,我老大,最小的弟弟才7岁。父母都是非常认真敬业的教师。恰巧我们这届毕业时增加了新政策:多子女无工作的家庭父母身边可留城一人。虽然我当时很想下放,但父母一是担心女孩下放风险大,二是考虑我在家还可以烧饭洗衣带弟妹,就决定让比我晚一届的大弟下放换我留城。
 
闷在家里一年多,等大弟下放后一切手续办妥,我才有了做临时工的资格。1976年7、8月先在合肥四中,为即将召开的省教育革命成果展合肥分馆协助布展,然后到萧县参加会议,做合肥分馆讲解员。展览结束后又到合肥元件二厂做了临时装配工。日子在抑郁渺茫中一天天艰难地度过。
 

筹备省教育革命成果展全体成员于省博物馆留影。1976年8月


1976年12月31日,合肥市于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在留城学生中正式招工,我成了安徽拖拉机厂设备科电工班一名电工学徒。那个年代,能做国营大厂的一名工人,而且这么好的工种,是多少人的梦寐以求!连我远在贵州工作的叔叔都特意写信祝贺我:“是我们祖家第一个工人!”他可是13岁就参军的老革命,我最崇拜的长辈!
 
有了正式工作后我精神振作起来,每天不辞辛苦,挤10多站公交车,准时到厂,从不迟到早退,从不请假。我们电工班团支部组织了马列学习小组,我作为代表在市团委的表彰会上交流发言!我们几个女学徒还排练了黄梅戏表演唱,全厂巡回演出呢!虽然进厂不到一年,但生气勃勃的新生活注入我生命新能量,人很充实,我很快乐。
 
所以我纠结:如果报名参加高考,就意味着放弃当工人的快乐和光荣,还要与已建立深厚友谊的小伙伴们别离;如果参加高考,是考文科还是考理科?如果考不上,同事领导会不会说我不安心工作?如果考上了,毕业后能否分回合肥?瞻前顾后,纠结了好几天。
 
是我最好的同学最好的朋友储畹茗、马建芳,用激将法促成我作出了决定。她俩说,你如果不考我们也不考了!这句话把我吓住了!那哪成啊!她俩一个在郊区下放,一个在做临时工,我可不能害了她们。考就考吧!但考文还是考理呢?她俩都考理,叫我也考理,但我考虑我既要上班,回家还要烧饭洗衣带弟妹,没什么时间做题,比较而言,文科可能好抓分些。于是我报了名,考文科。同时填了两个志愿:安大中文系,安大政教系。最后在是否服从分配一栏里写了五个大字:不服从分配!心想考上考不上都不离开合肥!
 

合肥八中高二(1)班团员毕业合影。1975年2月


二、备考
 
1977年12月9日,在原合肥师范学校锅底塘东边平房,坐西朝东的教师宿舍前的院子中间,比较整齐地坐着十来个年轻人,男多女少,年龄参差。前面的一块小黑板边,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老师手拿地球仪,正在指划着什么。这是师范的地理老师陶芳信,在给明天参加高考的文科考生们临时抱佛脚;下午是政治老师邬云德,提示分析时事政治;晚上是我爸爸,辅导文章分析和作文审题。
 
陶老师拿着地球仪,清晰地解释点面线的基本常识,印象深刻;邬老师重点分析提示,有拨乱反正的作用,增添了我们的信心。
 
我爸爸先给我们几个作文题目,让我们各谈自己的立意思路,点评优劣,强调要点,指导作文审题。然后再给我们几篇文章,让我们归纳主题,分析段落大意。有两篇文章记忆犹新。一是郭沫若《黄钟与瓦釜》,一是《西北坡颂》(作者记不清)。两篇文章在一张报纸上,好像是《光明日报》。当时郭正走红,分析郭文是重点。大家意见基本一致。这时已准备下课散学了,我爸突然看到《西》文,立即大声说,大家别走,辛苦一下,再分析归纳这篇文章的主题和段落大意。我们都很老实,又传看着这篇文章,分析讨论起来。可是关于分段意见不统一,三段还是四段?谁也说服不了谁。
 
……冬天的夜晚,寒气逼人。那会儿条件差,没有取暖设备,但被束缚压抑十多年的对知识的渴求,对文化的热爱,对教育的信仰,对高考的尊重,对未来的憧憬,使这群人忘记了寒冷。
 
我们这群考生都已超过20岁,有的是工人,有的高中或中师毕业当民办教师,有的“病留”闲在家中,更多的是下放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由于文革中正常学校教育被破坏,尽管我们经历了几次“回潮”“复辟”,尽管我们多毕业于名校附小附中、一中八中,但是课本知识掌握得还是薄弱肤浅的。再加上几年没摸课本,都忘得差不多了。而且当时方方面面人们的思想行为还有各种束缚,复习课本难寻,复习资料没有,老师不敢辅导学生。感谢我父亲寻找资源帮助指导我们姐弟俩复习,也帮助我们周围的一些考生。感谢父亲!感谢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位老师!
 
我还要感谢我安拖电工班的师傅和兄弟姐妹们!我报名后,他们把我从电工班的外线组转到马达组和配电房,虽都属于电工班,但我就不要整天背着五大件满厂跑,可以躲在角落里偷偷看看书。我的活他们尽量帮我干,我可没请一天假!如果请假,扣钱不说,还怕扣上“不安心工作”的大帽子!
 
备考这些天,每天下班回来,家务事弟妹们已做好,我吃点烫饭就到自己的小书桌前看书复习。看着看着,总是趴在桌上睡着了。周末,我的固定任务是洗八个人的衣物,如果大弟在家,他便大声读背政治或历史内容,让我旁听……
 
……明天就考试了,不要多想,赶快睡觉吧!我命令自己。但到底《西北坡颂》应分三段还是四段呢?带着疑问我进入了梦乡……
 

安徽拖拉机厂设备科电工班获先进集体合影。1978年1月


三、考试
 
前一天晚上迷迷糊糊不知几点睡着了,清晨6点钟被闹铃惊醒。一骨碌爬起来,洗漱完毕,忘记吃的什么早饭,就直奔考场——42中。也忘记是怎么去的了!应该是坐1路公交车吧。
 
这是1977年12月10日。上午考语文,下午考史地。
 
校园里一片静谧,还有几分庄严紧张的气氛。我的考场在一楼。进了考场后,监考老师一男一女,中年人,让我们趴在桌上休息等候。我就低头趴着,在那里不停地抖啊抖。这次考试心里没底啊!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临考了,却觉得好多内容没看到,好多要点没记住,好多题目没有做,好多问题没搞清……越想越抖!
 
……幸亏不久语文考卷发下来了,我扫眼一看,作文题目在我爸猜的范围之内,分析文章竟然就是《西北坡颂》。意外惊喜让我慌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我便埋头做题。注音改错填词选择几题还较顺手,只是到了文章分析时,我犹豫不决,到底是分三段还是分四段呢?最后决定分三段。这样做题时间相对短一点。
 
下面就剩作文了。两个题目,一个是《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一个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第一篇作文要有准确的科学家、科学项目名称,容易错。第二篇作文内容准确性要求不高,可重在抒发情怀,我擅长的排比煽情就能用得上了,于是我选了第二个题目。
 
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打草稿。长期养成的习惯,凡动笔,必打草稿。哪怕是一句话。当监考老师提醒离考试结束还有15分钟时,我草稿还没打完,赶紧收笔结尾誊抄。字写得龙飞凤舞,反而改了我字小拘谨的毛病。
 
当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时,我还有一段没抄!这时,监考老师说,好了,交吧,我帮你把草稿纸贴上去。我昏头昏脑手忙脚乱地在草稿纸上写上了名字后,立马发现又做错了事。监考老师拿来毛笔立刻涂黑处理。看着老师把草稿纸贴上去,我怀着愧疚感激的心情才放心地离开了考场。
 
最后的古文翻译题当然就没时间做了。
 
中午回到家,向爸爸汇报了上午语文考试情况,担心成绩很差,下午史地不想去考了。爸爸没有批评我,只是说:“坚持吧!细心点。最起码了解一下题型,便于下次再考。”

下午历史和地理各占50分。稀里糊涂,也没做完。幸亏听了陶老师的辅导课,还能做些题目。历史背了一些重要事件时间及意义,也有收获。总体感觉我只能拿个及格分。
 
晚上回来,人很疲倦。
 
毕竟离开学校快三年了,况且在那个“知识无用”论盛行的荒谬年代,许多人不屑学习。你若学习认真点,或喜欢看书,有同学就会:你还想考大学啊?!那语气仿佛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知识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连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都排在娼的后面,叫“臭老九”。泱泱大国容不下一张小小的书桌。
 
那时,你若想看课外书,公开的寥寥无几。古今中外名著是稀罕物,只能偷偷看。
 
以前初中、高中老师也经常考试,但毕竟没有高考的紧张气氛。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题目不算难,似曾相识。但因为没用多少时间复习,你认识它,它不认你!有些公式定理没背,有些内容要点记不清,演算过程不熟练,做题速度缓慢。总之考得很不理想,考后估计50分左右。这本是我想拿分的大项啊!
 
精神又受伤!
 
下午考政治,相对轻松些。时间也不很紧张。估计80分左右。
 
高考大战,青春大战,命运大战,前途大战,就这样抖抖地匆忙胆怯地被动应战了。战果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调整心态、继续备战、以便再战!
 
第二天一早,我又走到长江饭店3路车站,回到了安拖挤公交上班的浩浩大军中。
 
管它考了多少分,我回我的电工班!
 

高考准考证。1977年11月


四、张榜
 
高考过后,生活一切恢复原节奏,风平浪静。我也每天照常上班,这时我已被调到设备科办公室搞描图,不在外线组背着五大件满厂跑,不在马达组整天绕线圈,也不在配电房值班三班倒了。我坐办公室了,也开始了再次备考复习。
 
高考前设备科领导曾征求过我意见,或做保管员,或到子弟小学当老师,可能看我性格比较文静吧。但我安于现状,都没换岗。高考过后,领导说把我借调到科办公室,倒也有利于复习再考,我答应了。
 
转眼到了1978年,快到春节了。一个没有太阳的下午,一位师傅对我说:“大红榜!高考录取公布了,贴在厂大门口。你在,但不是安大。”
 
居然录取了?不是安大,什么鬼学校?我和另一个也参加了高考的姐妹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张榜处,挤到榜前,寻找自己名字。“祖琴,安师大阜阳分校。”没有找到她的名字。她很失望,我也高兴不起来。红榜只有一张纸。名单总共好像只有一二十个人。最好的录取学校是南京大学,法语系,是刚分到设备科的女孩,好像叫李清。有好几个录取在合工大。也有安大的。其中有两个我认识,是合肥师范民师班的,高中也是八中的,比我们高两届。当年合肥市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解小学教师奇缺之难,选拔百名留城,短期集训几个月上岗,身份民办教师。总体素质较高,我爸爸带过她们课。
 
看过榜,同伴祝贺我,我哭笑不得,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心里想:不去,明年再考!
 
接着几天,连续听到我的同学们录取的好消息:鲍健、储畹茗清华,陆心德复旦,汪曙恒科大,马建芳、刘晓雁、贾莉蓓、王晓莺、熊为健、杜向阳、张晓江、胡礼军合工大,董建勤安师大,宛永年安农,唐秀丽安医,李勇、张树新中医学院……还有一些认识的人的消息:王晓云南京林业学院,陈焕兰师大,肖军、张林宪(音)合工大……
 
我的大弟因为代替我下放在长丰岗集,一天整劳力一个工分才九分钱,知青还拿不到整工分。生活非常苦,所以备考很努力。但为了保险起见,第一志愿只报了安徽师范大学。后来考了280多分,被安师大政教系录取。
 
我为他们高兴,也为自己难过。怎么考个师范?还是分校,还在阜阳!?
 
我爸爸1969年初随合肥师范整体下迁到阜阳,在太和县苗集中学教了四年高中语文才回来,知道阜阳很穷很苦,很难吃到米饭,而我是基本不吃面的。
 
再说我没报安徽师范大学的原因是不想当老师。前些年中看到了太多老师的悲惨境遇。况且我性格偏内向,不善言辞。不宜当老师。要是想当老师,我第一志愿就会报安师大中文系,烔炀河宗亲祖保泉是系带生人,录取时就住在老师范宿舍斜对面的稻香楼,其中有天饭后散步还到我家来看我爸爸。不过我爸只字未提我要参加高考。
 
后来才知道当年文科本科录取分数线是240分,重点线是280分。安大是重点线上,和北大南大等一起录取。如果你第一志愿安大,分数再高也没机会去北大;如果你第一志愿师大,但分数在重点线上,还有希望去北大,如我们的师兄李克强。当然他的文科水平是杠杠的,据说考了330多分。
 
话说回来,我只考了250多分,报安大等于白报。又没报师大,只有让志愿没收满的阜阳分校把我兜底去了。客观地说,阜阳分校的带生老师张华诚还是好心人,录取了我这个“不服从分配”的幼稚之人。但在当时,我非常怨恨这个不知道不认识的带生人。
 
再后来才知道,师大中文系第一志愿人没录满,祖保泉曾在我们这些没被第一志愿录取但达到师大分数线的淘汰者中间淘金,我竟毫无声息地又从这个族侄智慧的眼皮底下被淘汰了。“也姓祖?”“祖琴”“有工作”?“不服从分配”?……他只知道我叫祖小琴,到我家我爸又只字未提我考试这事。
 
当年理科本科录取线是200分,重点线是240分。好友储畹茗考了280多分,第一志愿报考安大数学系。理科安大不属重点,但她超过重点线40多分,物理考了合肥市第一,所以就先被重点清华看上,被录取到清华计算机系,意外惊喜!
 
好友马建芳也考了280多分,但因为第一志愿报了合工大,属于重点学校,便被录取到机电系。最牛的是我们班学习成绩最好的鲍健,他自填的第一志愿就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的也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意料之中!
 
合肥市77级清华大学录取3名,两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好朋友,而且住在一个院子前后楼!当年在校园里学习我不比他(她)差,考的学校竟天壤之别,我实在接受不了。这两位同学的父亲储老师和鲍叔叔也私下劝我不要去阜阳,来年再考,考理科。
 
不去!坚决不去!重考!
 
我继续正常上下班。我爸爸非常支持我重考,还把他主编的一本刚编好加急印出来的语文复习资料给了我,让我参考学习。据说这是安徽省第一本语文复习资料,有语文基础知识,有作文选,有我的习作《我读雷锋日记》,还有总理高中作文《江山如此多娇》。爸爸用心良苦,更坚定了我重考的决心。 

  

先父祖瑞年及合肥八中语文组编写恢复高考安徽省第一本语文复习资料之习作选目录。1978年2月


但是,在离阜阳分校开学还有两三天的时间时,在市五七办公室(招生办公室)帮忙的好友马建芳特意到我家告诉我,据说今年录取不服从分配的下次不许报考!这个消息使我慌了手脚。这意味着我可能永远不能进大学门了。阜阳,师范,分校,好歹也是大学啊!脑子一下子转了弯。赶快办手续,准备上大学,去阜阳!
 
我是想通了,但是爸爸妈妈难受了,妈妈不想我离家,爸爸虽然什么没说,但是他在我离家的前一夜辗转反侧,一夜无眠。

五、报到
 
1978年2月28日,是阜阳分校中文系报到的最后一天,我和朱姐姐坐早晨7点多合肥至阜阳的火车去学校报到。
 
车站上,有十几个从我家跟到火车站来送我上学的同学同事。大家面容都不是很喜庆,依依不舍,担忧重重。印象特别深的是我妈妈在流泪,小学同学陶丹伏在一根水泥电线杆后面流泪。我的心情也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啊,但我强忍着没落泪。
 
快开车了,我恋恋不舍地辞别各位亲朋好友,上了火车。找到座位号,却发现坐着一个陌生人。我又急又气,张口一句话没说完,忍到此时的复杂情绪终于爆发,趁机大哭起来,吓得那人拔腿就跑。同学朱姐姐赶快帮我放好行李,拉我坐下,劝我别哭。我听话地坐下,声音小了下来,但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淌。这时,眼光随意向前,却见斜对面有个男生在画画,画我?画我哭相!我不好意思了,泪水止住了。真尴尬!我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中午在车上只简单吃了自带的干粮,心情还是压抑。朱姐姐找着话题,引我说。说着说着,心情又好起来。总归是大学生了!
 
经过12个小时的慢车颠簸,终于在晚上7点多到达阜阳市火车站。

安徽阜阳师范学院。1982年1月
 
下车后,站上迎来一群人,说是各系接新生的同学。其中有几个人喊着:“中文系!中文系!”我和朱姐姐背着包拖着箱子走过去,同时还有几个人也围了过来。一个穿黑色风衣个子高高的男生,约30岁,一开口就听出是上海人;画画的男生也在,竟也是中文系的同学;还有几个记不得是谁了,应该有六七个人。
 
等人站定,来接我们的人帮我们提着箱子背着包,走出站外,引着我们来到一辆卡车前说:“同学们,上车!”拉的拉,托的托,我们终于都上了车,坐在行李上。这时,一个男生问我:“你是合肥八中的祖琴吗?”普通话略带合肥音。我感到很吃惊,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在这刚来的第一个晚上,就有人知道我是谁!他是谁啊?我说:“是的。”这时他指着身边的一个男生说:“我俩都是八中的,他比你高一届,我比你高两届。”“噢。哦。”我没再说话,但压抑沮丧的心情似乎增加了些温暖。
 
车开了半个小时左右,左拐一条路进了一个校园,大约不到1000米处,停下来,他们带我们下车进了学校行政大楼,很快办了手续。又叫我们上车,说中文系在离这里还有三里地的三里桥,我们只好又爬上车。
 
车子出门直走后又左拐,大约十分钟过了一座小石桥,右拐约50米,进了一座砖砌的门,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了约100米,终于停下来了。两个八中的男生提着我和朱姐姐的箱子行李,把我们送到一排芦苇顶砖土墙的房前,说:“你们的宿舍到了”,“洗洗早点休息吧”,“明天上午8点开班会。”我们表示感谢:“谢谢谢谢!”
 
推开带着响声的芦苇竹笆门,迎面扑来一阵热气,使吃了一路淮北平原凉风的我俩感觉到了温暖。只见三四十平方的空间摆放着十几张上下铺铁床,大部分上面都有人,多已进入梦乡。我们看着床边贴的名字,寻找着自己的床位。
 
在里面靠东边两行,我和朱姐姐分别找到了床位。她在上铺,我也在上铺。她的下铺睡着一个胖姐姐,满脸红彤彤。我的下铺是个瘦妹妹,没睡着,坐起来戴上眼镜打量着我们,和我们聊天,告诉我们胖姐姐也是合肥的。她是宿州市的,说着较标准的普通话。
 
……这一夜我几乎没合眼,高考以来的各种场景似一幕幕画面在我脑海里不停地翻放,我还总是盯着上面的芦苇房顶,问自己:“这就是大学吗?”分校的分校。宿舍是防震棚。“这就是大学吗?”

大学第一年暑假全家福。1978年8月

六、班会
 
清晨,宿舍渐渐喧闹起来。同学们已经把我和朱姐姐的早饭买回来了。稀饭,馒头,咸菜。肚子挺饿的,我们都吃得很香。
 
原来这个简陋的宿舍住的还有76级的10来个女生。混搭。晚上篱笆门还是用根粗竹棍顶着!
 
上课铃声响起时,我们已来到靠校门口的教室,砖瓦平房,7、8间。只见我班门口站着一位比我大约10岁的女老师,和蔼可亲:“你是祖琴吧?”听口音是上海人。我点点头。“昨晚来得很晚?”我嗯了一声。“坐在第三组第一排。”这样我和瘦妹妹同桌,一直坐了4年。
 
老师先做自我介绍。原来她是上海下放知青,中文系75级毕业留校做辅导员,姓吴。
 
又介绍了相关情况。得知我们中文系77级有90个学生,10个女生,分成两个班。我班有5个女生,40个男生,来自全省各地。最大的31岁,最小的18岁。分数最高的360分,最低的240分。有干部、工人,更多的是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和回乡青年,还有一些转业军人。有上海人、合肥人、芜湖人、蚌埠人、安庆人,更多的是阜阳地区的同学。
 
接着全班分成四个小组自我介绍互相交流,并讨论推选组长、班委、团支部、党支部人选。
 
我看到昨天晚上接我们的八中大师兄在第二组。
 
我们第三组坐在讲台前面,围成一个圈刚坐稳,一个个子不矮,偏瘦,皮肤白白的男同学笑咪咪地问我:你不是说不来的吗?怎么又来了?我不好意思地说,听说今年不服从录取分配,明年就不准考了。来了,总归是上大学啊!他不置可否地笑了。我心里嘀咕,他怎么知道我原来不准备来了?
 
经过各自自我介绍,我知道了大概情况。我们这个小组有来自阜阳、亳州、合肥、安庆、宿州、芜湖等地的同学,两个女生,10个男生,问我话的同学就来自合肥市,原来是安徽省物资局做秘书工作的,蚌埠人,带薪上学。我的同桌瘦妹妹是和我同届留城的,宿州市人。同时得知我班除了一个芜湖同学没来报到,其他陆陆续续都来了,我是最后一个。还得知我们没工作的每月有生活饭票16.5元。得知我班有七八个合肥人,两个班有近20个合肥的同学,有5个上海知青。
 
这个学校原来是阜阳师专的旧址,办安师大阜阳分校才救急临时安排中文系用,本部在扩建,我们大概两年后会搬到本部去。
 
第一次班会留下了深刻印象,感觉中文系的这届学生很不一般,厉害的同学多得很。
 
后来才知道,1977年全国550万考生,连专科才招了20多万,录取率不到3%!早知道,我的心灵也不会遭受到那么沉重的打击!

大学毕业中文系77(1)班与领导老师合影。1982年1月

吴老师、祖保泉、祖庆年(伯父)、张玉英(伯母)、祖瑞年(父)合影。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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