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1970年代
哈晓斯，广西桂林人，生于安徽合肥。1968年到安徽省宿松县插队，1971年返城进厂。安徽大学中文系77级。曾任《中国劳动保障报》新闻中心主任、首席记者，《中国劳动》杂志常务副主编、高级编辑，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哈晓斯
1981年1月。七七级大学生大三学年结束，距毕业还有大四一个学年。对于七七级学子来说，这是最后一个寒假。那会儿我对二十年代作家蒋光慈的研究兴趣正浓，上个月刚刚在《安徽大学学报》上发表蒋光慈研究论文，同时现代文学权威刊物《新文学史料》又刊出我对阿英（钱杏邨）女婿吴泰昌记述《阿英忆左联》提出的质疑。两篇稿件同在1980年第四期（两刊均系季刊，同年第四季度出刊）发表，前一篇推翻了六十年代以来采信当事人回忆形成的所谓蒋光慈回乡建党的既有定论，在豫皖党史界引起轩然大波；后一篇虽是“豆腐块”，毕竟在大家环绕的刊物上发声纠正涉及蒋光慈的一处谬误，发表后阿英之子钱小惠还特地给我写信表示感谢。对于一个大三学生来说，多少有些鼓舞。临近寒假，我打算走出书斋，去拜访当年与蒋光慈有过密切交往的老前辈，以获取更多的第一手史料。当时最想拜访的有两位，一是蒋光慈的中学同学李宗邺，时任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们有书信往来，未见过面。二是夏衍先生，他与蒋光慈同为左联发起人，同属一个党小组，也是蒋光慈领衔创办的文学团体“太阳社”的成员之一。不过当时我与夏衍先生并无联系，需要到去北京打听。我们学校寒假自1月25日开始。查当年日记，年前12月31号拿到5本1980年第4期《安徽大学学报》，1月3号，“寄李宗邺信一纸，并学报一本”。同日附信给金寨县（蒋光慈是安徽金寨人）党史办寄去学报一本。1月8号，“上午得知六安地委党史办陈主任一行六七人来肥找我”。他们找我，不为别的，就是对着我这篇《蒋光慈回乡建党质疑》（即安大学报刊载的论文）来讨要“说法”的。隔了一天，1月9日，“我已下定决心，争取寒假期间去沈阳看望李宗邺，现只等他的复信了。”1月11日，“给李宗邺写信，告知我去沈阳大致时间和任务。”1月14日，系里停课待考，赶紧买好北上车票。我的行程安排是先去沈阳，再转道北京。正值数九寒天，据说沈阳气温低到零下二三十度，我从没去过东北，家人说得穿棉裤。那时在合肥，年轻人很少穿棉裤，找朋友借了条偌大的军装棉裤，借来录音机，买了五盘磁带。自然少不了换些全国粮票，那时出门下馆子光有钱没粮票可不行。1月28号，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只见我棉袄外披上大衣，绒裤外套上棉裤，戴着棉帽，包裹严实，酷似《智取威虎山》中小炉匠，搭上北去的列车，开始京沈访问之旅。那时合肥到沈阳并无直达列车，须从天津中转。10个多小时夜车，清晨6时抵达天津。买到当晚去沈阳的车票后，白天时间充裕，我想去拜访一下二十年代“未名社”作家李霁野，此前我们有过书信往来。李霁野先生家住天津五大道之一的大理道11号，很容易找。但因为事前没有联系，待叩开李府大门后，方知李霁野去外地未回。记得在天津马路上见到一道长长的裂缝，远远望去，像豁开的口子似的，挺骇人，不消说这是唐山大地震留下的印记。当晚我由天津站乘车，30号凌晨，兴奋地走出沈阳北站。尽管浑身上下全副冬装，在呼啸的北风裹挟中，依然刺骨地感受到东北数九寒冬的严酷。这时距庚申年除夕还有6天。从沈阳北站到辽宁大学不太远，李宗邺先生住在崇山西路辽大宿舍。老前辈此前已在信中告知，出站后乘坐哪路公交到哪站下。没费多少工夫，我已悄然站在老先生的门前，一座老式塔楼，似乎是套小二居，客厅顶多五六平米，杂物较多，进出十分逼仄。李宗邺先生早年在芜湖乃至安徽颇有些传奇色彩。五四运动中，他在安徽芜湖省立五中与同班同学蒋光慈等风云一时。1920年，在五中国文教员、陈独秀挚友高语罕的影响和推荐下，他作为芜湖学联代表驻沪出席全国学联活动，而蒋光慈则进入为中共建党培养骨干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同年9月，李宗邺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小说《罢市的流血》，作为亲历者，生动反映了五四运动当年芜湖开展罢市斗争的情形。其后在南京、芜湖等地从事教育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前后，李宗邺先生编著的《满江红爱国词百首》盛行一时，黄炎培先生为其题跋。其编著的《注释中国民族诗选》6集本被选入“初中学生文库”，一版再版。另有《彭玉麟梅花文学之研究》、《中国妇女之民族文学》等多部著作。进门之后，暖意融融。只是狭小的空间让人仿佛走进一个封闭的笼子，脱去大衣和外套依然感觉很局促。我猜想，这位从事高校教学工作逾半个世纪、桃李天下的老学者恐尚处在政策待“落实”阶段。当时他没说，我自然也不便妄言。
老先生看起来清瘦矍铄，腰腿硬朗，且又善谈，完全看不出已是八六老者。刚见面，因为知道我今天到，不待我掏出录音机，便以浓重的皖西口音，朗声说起当年的人和事。其记忆力之强，令人钦佩。老先生指着刚收到的《安徽大学学报》，说起我的那篇《蒋光慈回乡建党质疑》，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他说：“蒋光慈二一年春天开始到苏联留学，后来到二四年，大概是秋冬之间回国的，以后一直到死，他从来没有一次回过白塔畈（笔者按：即金寨县白塔畈，蒋光慈和李宗邺均系白塔畈人），更没有回过志诚小学（笔者按：即与安徽金寨县毗邻的河南省固始县志诚小学，有当事人回忆蒋光慈曾于1923年回志诚小学建党）。所以有许多人讲，皖西建党是蒋光慈首先介绍詹谷堂入党，然后由詹谷堂又介绍许多人入党，因而说皖西的党最早是蒋光慈去建立的，这没有确切的根据。据我同他往来晓得，以及蒋光慈的著作写的日期，他确确实实没有回过皖西。”（根据录音记录，下同）聊了一会，老先生喊出儿子张罗留我吃饭。因为老先生谈兴正浓，我也不忍告辞，索性客随主便，便去厨房帮助他儿子弄饭。儿子拿出一块牛肉放到砧板上切，无奈这块牛肉筋皮稍多，刀切不动。老先生一旁看了不急不忙，喊他儿子把牛肉拿到窗外放一会再切。原来这是冰箱尚未普及前，东北家庭烹饪常用的基本方法，肉切不动，拿到窗外，不消十来分钟，便冻成肉块，任凭切丝切片，这个细节我至今印象很深。首次去东北，虽然没空也没想过出去玩，但冬日东北街头的一些景象依然过目难忘。东北尽管冷，那是冷在外头，而屋里、商店、公交车，凡是封闭的场所都是暖暖的。街头年轻的姑娘们依然穿着裙子和长靴，让人不可思议。别说东北，就是南方合肥，这个季节也见不到穿裙子的。问起来，倒不是说“美丽冻人”，而是她们出门坐公交，逛商店，或者去上班，哪里暖气都烧到20几度，在外头的时间很短暂，因而并不觉得冷。那天，我从宾馆去李老先生家，瞥见街头摆有一张长桌，桌上放着一摞冰棒，摊主不停叫卖，行人三三两两上前购买。冬季卖冰棒本身就有些奇怪，而冰棒摊在大桌上卖，更让我这个从未到过东北的南方人好生稀奇。想想也是，外面零下二三十度，冰棒摊在桌上放几天都化不了。这一情景我回合肥后还把它当作奇闻来说。春节将近，访谈两日后，我决定2月1日晚乘火车去北京四姨家过年。头天晚上，老先生谈得很晚，从五四时代芜湖五中校长刘希平和国文教员高语罕，说到大革命时期在芜湖的李克农和钱杏邨（阿英），我录了满满两盘磁带。老先生说起1924年刘希平在南京毁家兴学，创办新民中学，后来刘希平病故，老先生于1925年下半年由东南大学回到芜湖，住在教会学校里。他回忆道：“那时正在反基督教同盟（笔者按：1924年上海学生成立非基督教大同盟，号召反对基督教及其所办的一切事业。史称非基督教运动），教会学校学生纷纷退学，我就和李克农、钱杏邨等一些同学募捐办起了两所中学，一个是芜湖新民中学，一个是芜湖民生中学。这两所学校都办到1927年，北伐军第六军收复了芜湖，这两所学校才解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李宗邺1950年代专著《中国历史要籍介绍》（曾作沈阳师范学院教材内部印刷），同年12月承李宗邺先生题签寄赠2月1日已是腊月二十七，转眼就是除夕。这天晚上，我告别李老先生父子，独自来到沈阳北站。因为是始发站，我早早上了车。硬座车厢空空荡荡，旅客稀少，听声音多是在沈阳工作的北京人。我坐的这一排，快到开车时间了，还只有我一人。汹涌澎拜的“民工潮”8年后才出现，这时的春运，车少，人更少，那会儿城镇就业与户籍挂钩，城乡之间壁垒森严，农业劳动力转为非农劳动力（俗称“农转非”）难于登天。即使都是非农，别说跨省流动，就是省内城市间流动也得这批那批，还得带上户口随迁，故而，那时节异地就业群体微乎其微。月台上，一群女兵簇拥在一起叽叽喳喳，约莫在为谁送行。这时，月台上响起开车铃声，只见一个穿着褪色军服的女孩从女兵群中走出，快步上车。凑巧，这个女孩的座位就在我对面。列车徐徐开动时，女孩趴在车窗上朝窗外跟着列车跑的女兵们招手。女孩大约20岁出头，身材高挑，扎着马尾辫。一落座，她就喜滋滋地说，呵呵，上车就听见北京话，这车厢全是北京人啊。我回应道，当然啦，这个时候，谁没事往北京跑啊。女孩一口京片子，话音清脆，透着北京人的爽快。得知我是在校大学生，利用寒假到沈阳和北京拜访前辈作家，女孩一脸羡慕。许是对新大学生不熟悉，抑或圈子好友中少有这类“文化”人，感觉对我有些莫名信任。列车还没开出一站，女孩就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她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她在沈阳军区某通讯营当兵，方才那群女兵就是来送她的。她家住东城区，父亲也是军人，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军二代”。那晚夜车颠簸中，她东拉西扯聊了半宵，好在这一排除了我俩并无他人，我权当听者，话题由她说，甚至聊到军营中的追求者，她呼之为“兵叉子”，我先不解，她并不解释，依然舌灿莲花般地抖落军营中的趣事。后来一琢磨，“兵”字下面不正是左右两叉么。因大笑。记得她还带了几盒药品，需低温保存，此时车厢暖气正旺，她就把药品挂到两节车厢的接合部，回到座位只顾聊天也不去管它。到了下半夜，女兵终于熬不住了，说完一段，头便趴在窗前小桌上睡去。此时列车已过山海关，再有四个来小时到北京了。车到北京站，临下车前，女兵给我留了她家院里的公用电话，嘱咐道，你住下后打这个电话找我，人家会喊我接。到北京以后，我们通过电话，女兵和她的好友还结伴来看过我。这些事在1980年代并不稀奇，如果放在今日，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已成治安警示语，很难想象面对陌生人如何可以不设防。我四姨家住在朝内竹竿胡同43号，胡同口对着朝内大街，左手向西不足200米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到北京四姨家放下行李，趁着机关还没放假，我径直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到《新文学史料》编辑部，自报家门。编辑刚用过我的稿件，自是热情接待，我拿出带来的打印稿《蒋光慈传略》等几篇稿件交给他们，记得在编辑部还见到了著名诗人牛汉，他刚复出不久，担任《新文学史料》期刊主编。牛汉看了我带去的几篇关于蒋光慈的史实研究文稿，答应尽快刊用。从编辑那里，我得知，吴泰昌在《文艺报》当编辑，办公地点在沙滩，离这里两站地，并抄下吴泰昌电话。他是阿英女婿，想来与前辈老作家很熟悉，我打算通过他打听夏衍先生的地址和电话。那会儿春节就放三天假，初四上班。那天下午，我试着拨通《文艺报》编辑部电话，果然找到吴泰昌，我报出姓名后，他很热情，约我明天中午11点在王府井萃华楼饭店见面餐叙。想来挺有意思，当年蒋光慈与阿英在上海并肩战斗，朝夕相处，半个世纪后，他们的晚辈，阿英的女婿和蒋光慈的研究者又聚在一起，或许是个缘分。至于我与吴泰昌的相识，则完全是因为年前在《新文学史料》上引出的关于《阿英忆左联》的“笔墨缘”。
王府井大街上的萃华楼饭庄，北京饭庄中驰名的“八大楼”之一
次日中午，我如约在王府井大街北口萃华楼饭庄见到吴泰昌。他看起来四十多岁，衣着朴素，神清气爽，皖南口音。年前从《新文学史料》编辑部打听到，吴是安徽当涂人，北大中文系毕业。之前我们并不认识。蒋光慈和阿英都是安徽人，五四时期在芜湖相识，二十年代在上海交往密切，1927年秋曾共同发起成立文学团体“太阳社”，直至蒋病逝沪上，阿英始终在身边。我在探寻考证蒋光慈生平史实中，也发现搜集了阿英一些史实。我俩在饭庄大堂一张靠窗的桌子对面坐下，刚沏上茶，吴泰昌就直奔主题，谈起《新文学史料》刚刊出我的那篇文章，他先表示感谢，又解释说，阿英口述并无错，而是他在记述整理时弄错了。这时服务员来点菜，吴泰昌似乎是常客，从口袋中掏出四五张10元人民币（当时人民币面额最大为10元）递给服务员说：“请你给我们点吧，钱不用找了。”不计贵贱，只谈友情，初次见面，感觉吴泰昌举手投足之间，颇有些名士风度。那年月，四五十元可是一个成年人每月养家糊口的全部工资呢。我跟吴泰昌谈起李宗邺与阿英的交往，谈起阿英早年在芜湖和上海的往事，他挺感兴趣，要我把原始史料复印给他。我答应了，他说开春以后要去上海，也会去安徽，到时他去找我。我说起拜访夏衍先生的事，吴泰昌与夏衍很熟悉，他告诉我说，夏衍先生就住在朝内北小街，离你住的竹竿胡同隔条街就是。说着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把夏衍先生的住址和电话抄给我。这次跟吴泰昌见面餐叙，连吃带聊不过个把钟头，他下午还得上班。然而，谁能料到，如此平常的作者之间或者说是现代文学研究者之间的一次见面，居然在两个月之后，被人编成一桩“莫须有”事件在同学中风传。以致至今路过王府井大街萃华楼饭庄，都会回头多看一眼。当年没有也无处申说，时隔四十年有必要在此补述来龙去脉，展示1980年代校园生态的另一面。我与吴泰昌萃华楼饭庄分手两个月后，即当年4月间，吴泰昌南下皖沪组稿，到合肥后，他如约去安大中文系找我。吴是《文艺报》编辑，又是安徽人，还是北大中文系出身，想来与安大中文系应该很熟。他去找我时，据说是问：“你们系里的哈老师在不在”。“哈老师”三字顿时引起好事者的警惕，认为兹事体大，便以严肃语气暗示道：“是否哈晓斯告诉你，他是老师？”吴泰昌一头雾水。在他看来，我在寒假期间为做研究，跑沈阳，上北京，又在《安徽大学学报》和《新文学史料》这类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再加上年龄偏大，谈吐之间，也不似通常在校学生那样唯诺谦恭，而是条分缕析，侃侃而谈，怎么也不会是在校学生，那么便是教师。当初我和吴泰昌在北京萃华楼餐叙时，彼此知道姓名，见面直接开聊。不过，学生也罢，教师也罢，与蒋光慈和阿英研究毫无干系。他既不问，我亦没说，岂料因此造成误会。吴泰昌如实说明他以为我是安大教师的原因，再三声明并不是哈晓斯自己说的。当时系里并没有人告知我，吴泰昌走之后，我才知道他来过。同时也有风言风语传出，我在北京“冒充”安大教师如何如何。以“莫须有”之事谣诼同类，毁人不倦，乐此不疲，想来绝非孤案。现在忆起，当年真没把安大教师看作那么神圣，更不屑去“冒充”，七七级大学生的牌子已经足够硬气。事实上，我上课之余做研究，写文章发表，乃至访问当事人，一路顺风，并没有因为我的学生身份而受到阻碍和刁难。故而听闻风传，一笑了之。因为从头到尾完全是“莫须有”，所以尽管风传很甚，系里并没人找我（倘若真有冒充招摇情事，不对肇事学生处分则是失职与放纵），我自然无法也无处去“自证清白”。幸好40年前日记和信件尚在，事件脉络乃至后续发展仍很清晰。吴泰昌当年4月24日在北京给我写信，述及他去安大找我之事，只是隐去误称“哈老师”一节。据4月27日日记：“接李宗邺一信，次接文艺报吴泰昌一信，约写蒋光慈一稿，七八月寄去可也。”。吴泰昌在信中写道：“从沪返回见到你的信。这次在合肥，前后共四天。我去安大找过你，你不在，又没有人知道你在市内的住处。”“没有人知道你在市内的住处”应是系里某主事者对吴泰昌找我的回复，天晓得到底是“没有人知道”还是压根就不想知道（同寝室或同小组的同学会不知道么？），以致不让吴泰昌知道后与我见面？甚或担心吴与我见面时会脱口说出系里对“哈老师”称呼的盘诘？故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让吴一走了之。在4月24日信中，吴泰昌还约我给《文艺报》写蒋光慈研究文稿，七八月寄给他。同时让我把新发现的有关阿英的材料抄给他。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首届大学生，七七级年龄差距悬殊，所谓“老少同堂”，当是我国乃至世界高教史上的罕见现象。入校时就有年少新生称呼年长新生为“老师”的事，报到分组后相顾一笑，传为七七级经久不息的笑谈。类似我的遭遇或许并非个例，为人师者，听闻这类误会原本可以付之一笑，何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鲁迅语）自己的学生呢。此时距七七级毕业只剩200来天，凭空捏造出这桩“莫须有”传闻意图何在？如今想来，符合情理的解释是，我去京沈访谈前辈作家，包括找《文艺报》吴泰昌等，事前未向系里报告，也没有让系里出具介绍信（涉及辽宁大学、中国文联和文艺报等单位），居然自作主张“独来独往”，系里也是看到校刊上的《夏衍先生访问记》才获知，自觉被冷落。而吴泰昌口称“哈老师”来访，让自觉被冷落者如获至宝，以为必然如此（不冒充教师如何得见夏衍等名流前辈？），果然如此（吴泰昌称呼“哈老师”言犹在耳），“证人”就在面前。孰知吴泰昌蒙在鼓里，他不过如同当年年少新生呼年长新生为“老师”似的，自以为此人便是安大教师，自然不能也不愿昧心作此伪证。然而，尽管“剧本”不能按好事者的编排演下去，而此事并未到此“了之”，仍有人把它编排散布出去，活灵活现，煞有介事，有影无踪，让人听得见，摸不着，追不上。及至四十年过去，竟然有人还清楚地记得此事。日前我与一位北京同窗谈起这段往事，大学四年我俩交往极少，没说过几句话。据他回忆，他是在小组会上听同学议论的，当时他也和其他同学一样，相信此事是真的。关键是不了解情况，既不知其一，更不知其二，没有理由不相信。他说，记得那时快毕业了，感觉这样做会受处分的。“莫须有”可以如影随形，毁人于无形。此种“毁人术”始自何时没考证过，但至今并未绝灭确是事实。记得当年愤愤之余曾暗自思忖，人心险恶岂止在江湖，朗朗校园亦非清风和熙。夏衍先生住在朝内北小街46号，距我四姨家竹竿胡同一箭之遥。2月12号，正月初八，我按照事前电话里约定的时间，来到夏衍先生寓所。这是一所紧挨着北小街的四合院，大门对着西南，正房则是中规中矩的正南向。院子不大，却很幽静。寒气尚劲，阳光洒落丝丝暖意。刚在客厅坐下，年逾八旬的夏衍老前辈便拄着手杖由书房走出，我连忙站起搀扶老人落座。夏衍先生二十世纪上海左联时期与蒋光慈往来频繁，也在同一个党小组。按照头天晚上准备好的问题，我首先谈到，有些材料说蒋光慈在病逝前一年（1930年），曾因拒绝参加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飞行集会”等活动，因而被开除党籍。“蒋光慈同志没有被开除党籍，这一点我可以证明，还有阳翰笙同志也可以证明。可惜现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了。当时我和蒋光慈同住一幢楼里，平时经常见面。我记得当时只给他以党内警告处分。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他在1929年发表的小说《丽莎的哀怨》，在当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二是因为他不愿参加组织活动。不过那时的组织活动，主要的也就是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那一套。”说到这里，夏衍先生笑着对我说：“当时我也参加这些活动。”之前，我拜读过夏衍先生《“左联”杂忆》一文，并作了笔记。其中写道：“据我回忆，上海左翼文化组织被摧残最严重的时期，是1929年到1932年初那一段时期，因为这一段时期由于错误路线领导，左翼文化组织的成员经常不断地进行了一些所谓飞行集会、撒传单、写标语之类的鲁莽行动，因此每一次游行示威就会有一些人被捕。”“当时不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不止蒋光慈一个，鲁迅、田汉等人也不愿参加。”这时我提到，有文章说蒋光慈后期曾自动脱党的事。夏衍先生直率地回答说：“这可能是指他拒绝参加上述那些活动，但党组织没有把他开除。”我所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即年前我在《安徽大学学报》上那篇《蒋光慈回乡建党质疑》中涉及到的疑点，我问道：你们同在“太阳社”，同属一个党小组，有没有听说过蒋光慈从苏联回国后曾回皖西大别山建党的事。夏衍先生回答很干脆：“在党内或党外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进而我提出，有些评论家畏首畏尾，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总是习惯以作家后期的成就或政治上的进退来评价作家的一生，夏衍先生颔首表示认可，并说，这种情况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好得多了。他伸出手来举例道，现代文学史资料把胡适的《终身大事》都选进去了，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党史研究资料把瞿秋白的文章也汇编发表了，这是很好的事。不知不觉，谈了一个多小时，夏衍先生还要去参加文联党组会，我于是起身告辞，告辞时拿出我去年写的《蒋光慈传略》送请夏衍先生审阅。他也从书架上取出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新出的《夏衍近作》，欣然在扉页上题字送我留念。有个细节值得追述，当天晚上，我在四姨家捧读《夏衍近作》，发现其中一篇回忆田汉的文章中写道：“不久，也就是一九三一年冬（据我的记忆），光慈告诉我，田汉已决定申请入党。”而蒋光慈是1931年8月31日病逝的。因此，书中“一九三一年”可能系“一九三〇年”之误。次日我就其他几个问题再度趋访夏府，最后提出这个问题，我说：“也许是印刷厂排字时把一九三〇年错排成一九三一年了。”夏衍先生沉吟片刻后，对我说：“肯定不是排错了，是我记错了时间。”一个从事文学活动半个多世纪、在文坛享有盛誉的老前辈，如此坦率，让人钦佩。因为开学在即，拜访夏衍先生之后，我便匆匆返回合肥。几天后，新学期开学，我把写好的《夏衍同志谈蒋光慈——访夏衍同志后记》交给安大校刊编辑部，校刊半月出一期，正好赶到2月28日刊出。很快，南京师范学院（1984年后改名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简报》1981年第2期予以转载，5月3日，收到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寄来这期《文教资料简报》3册。同时，安徽省社科院历史所主编《安徽革命斗争史资料》1981年第3期亦全文转载。很快便有了反响。5月11日，接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唐天然一信，信中称，他读了我写的夏衍谈蒋光慈一文，文中说蒋光慈没有被开除党籍，而当年蒋光慈确实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附来他摘抄的1930年10月20日《红旗日报》刊载的蒋被开除党籍的报道。5月17日，我复信唐天然，说明我对这件史料的看法。我认为这份史料很重要，保存了当年左倾错误路线恣意横行的证据。而夏衍先生的回忆，是否也说明当年的开除处分并未经过正常的组织程序，以致同一党小组成员却毫无印象。唐天然就此撰文《关于蒋光慈党籍问题的一件史料》，后来刊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笔者当时所写夏衍先生访问记，刊于1981年2月28日《安徽大学校刊》
此后，我与李宗邺、吴泰昌等先生信函频仍。一年之后，1982年1月七七级学子毕业。我被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而业余时间蒋光慈研究并未放弃。此后几年，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安徽日报》和《文学评论》《新文学史料》《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等报刊发表论文。1984年夏，李宗邺老前辈以九旬高龄写来七绝四首，谨抄录如次，表达对前辈作家的景仰与怀念： 李宗邺1984年7月15日
于辽宁大学
哈晓斯：就地过年，那时也曾提倡过
夏衍谈周扬：有些事他得告诉毛主席
李辉：怀念黄宗英，洞察人生纯爱在心
李辉：“五七干校”里的文化人
俞平伯：低头走进了没奈何的光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