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1966年
哈晓斯,广西桂林人,生于安徽合肥。1968年到安徽省宿松县插队,1971年返城进厂。安徽大学中文系77级。曾任《中国劳动保障报》新闻中心主任、首席记者,《中国劳动》杂志常务副主编、高级编辑,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作者:哈晓斯
在新兴通讯技术飞速发展,传真、互联网、微信、QQ、推特之类通讯和社交平台蜂拥而至的今天,使用甚或知晓电报这一堪称“古董级”通讯业务者恐怕不多。即使在我大学刚毕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亦即40年前,因为长途电话四通八达,有事一个电话,既方便又快捷,用电报作为通信工具已经十分罕见。倒是见过电报局,在工厂时也听说工人家中有事请事假,须持老家来的电报作为凭据(那时工人的家大多在农村或外省),比如“母病重速归”之类。我在青年时代,除去下乡插队3年之外,包括后来招工和上大学,与家同在一市,记忆中从未用过比信件昂贵得多的电报。当年拍电报,十万火急事,还须字斟句酌。字斟句酌倒不是讲究修辞,完全是为了省钱。因为电报是以字计价的,一个字7分钱,而一封信市外8分钱,市内才4分钱。在城镇职工平均月薪三四十元和1斤米价1毛零9厘的温饱时代,为告知一件事搭上几斤甚或十来斤大米,无论如何都有些奢侈。除非事情足够大,又火烧眉毛,否则绝少有人去拍发电报。在不得不选择电报时,又得像文人墨客那样锻炼字句,以求用最少的字把事情说明白。在那些岁月中,电报虽然作为一种通信方式出现在公众面前,但仍然如同大家闺秀般地深居简出,一般人难以窥见芳容。尽管电报快捷,尽管电报沉重,而我和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在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子里,从未体味过电报的奥妙,因此对电报也平添了几分神秘感。第一次与电报打交道,还是在大学毕业半年之后。那是激情澎湃的1980年代初期,我们这批文革后恢复高考的七七级大学生于1982年1月毕业。据当年日记记载,1月7日下午,安徽大学全校七七级毕业生集体合影留念,并举行毕业典礼(按:1月份毕业在中国高校历史上或许绝无仅有)。1月18日,小年已过,距辛酉年除夕只有6天,下午领到派遣单(当年即此后数年,大学毕业生由国家按预订计划分配工作,毕业时发工作“派遣单”),始知被分配在安徽省劳动局,当日即去省劳动局人事处报到。1月19日,大寒前夜,去安徽丝绸厂转工资关系,自本月起,按干部行政22级领取工资。1月28日,壬戌年大年初四,正式去安徽省劳动局上班。3月29日,即我上班两个月后,省劳动局党组决定抽我和另外两名干部参加省委工作组,去省纪委上班。4月15日,被调至省委大要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8月初,我与省纪委另外两人奉派去安庆、芜湖、淮北及合肥巡视,8月下旬方回省纪委上班。这年9月7日,星期二,我在省纪委办公室接到机关通知,说我有一封电报。这是我平生头一遭接到的电报,放下电话,便急急蹬上自行车赶回省劳动局。1982年9月7日 星期二 接固始县党史办电报:“务请届时光临”。上午去局里,人事处王主任表示同意出席会议。
这封电报来自大别山区,拍发机关是相邻的河南省固始县党史办。固始属于河南信阳地区,与安徽六安地区接壤。电报与信件从外观上看大体一致,电报内容打印在一张电报纸上,外面套有一个封皮。封皮上注明投递地址与收电人姓名及其他一些关键信息。比如,我这封电报封皮上,有交发日时与抄收日时,亦即哪天何时交发的,哪天何时抄收的,便于收电人查询。由封皮上看,电报是前一天即9月6日下午5时半交发的(封皮注61730),当日晚8时20分抄收的(封皮注2020)。发电与抄收之间相隔近3小时,而我是隔天收到(或许送电员当晚已送到局里),足见电报亦非即时可达。封皮的另一关键信息是字数,这是电报收费的依据。封皮注明字数为20,细数电报内文连地址、收电人姓名加上发报机关名称在内计19字,剩下的1字为“合肥”的汉语拼音“Hefei”。因为电报正文写“省劳动局哈晓斯”,并未标明是哪个省,故而加上“Hefei”,计作一个字。电报正文其实就是“务请届时光临”6个字。一个外省的县委党史办跟我有什么联系?又有何事紧急与重要到须拍发电报邀请?这其中有个故事。
图为1982年9月6日河南固始县委党史办致作者电报封皮及内文
事情还得从大学时代说起。大约从大二开始,我对二十年代安徽作家蒋光慈产生兴趣,并花时间研究他的作品和经历。蒋光慈一生颇有传奇色彩,他是“五四”时期安徽青年学生的先进代表之一,深受陈独秀的挚友、后为早期共产党人、也是他在芜湖安徽省立五中读书时的国文教员高语罕的影响。1921年春,经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遣,与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曹靖华等同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旅俄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八九月间返抵上海。后在上海发起组织“太阳社”,主编《太阳月刊》等刊物,后与鲁迅、冯雪峰、夏衍等人组成“左联”筹备小组,推动左翼作家大联合。作为作家,蒋的一些作品比如长篇小说《少年飘泊者》和诗集《新梦》等在当年产生过巨大影响;作为党员,他坚持自己意见,抵制左倾盲动行动,最后被开除党籍。1931年8月,终因肺病不治,去世时年仅30岁。那段时间,除去图书馆查阅资料以外,我还通过信函向二十年代与蒋光慈有过交往的前辈大家请教并得到帮助,比如叶圣陶、楼适夷、任钧和南国社演员、蒋夫人吴似鸿等,同时利用寒假在北京、天津等地登门拜访老前辈夏衍和“未名社”作家李霁野,在沈阳拜访蒋光慈中学同学兼同乡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宗邺等。其间陆续考证发现若干新史料,比如蒋光慈“五四”时期的书信与旅俄期间致国内友人的书信,以及1925年11月致郭沫若的公开信等,并陆续在国内报纸期刊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包括蒋光慈传记等。研究过程中,发现有所谓蒋光慈1923年至1924年间曾回大别山故乡建党的说法,而据我的考证,此时蒋尚远在莫斯科,无论如何不可能插翅飞回大别山建党,因而此说无法成立。1980年暑期期间,我着手完成论文《蒋光慈回乡建党质疑》稿,开学后送到《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很快,当年第四季度《安徽大学学报》予以刊载。印象中学报乃大学中的“学术殿堂”,荟萃大家之作,从未见过有在读学生贸然问津。记得看到《光明日报》刊出的这期《安徽大学学报》目录后,激动之余,我还特地把它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以资纪念。
图为《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日刊出的《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四期目录
“研究皖西革命史的同志,对于蒋光慈同志曾于1923—1924年间回家乡金寨建党,并在当地主持成立了皖西地区较早的一个党小组这一说法是深信不疑的……笔者在对蒋光慈生平的研究过程中,对这一传统说法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作了一些考证,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希望得到有关方面的指正。”
论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指出蒋光慈回乡建党这一说法“原始根据”的重大史实错误,尽管“原始根据”出自当事人口述,但因与蒋光慈本人的行踪差之万里,故而不能采信;其次,通过蒋的作品、书信的记载,以及在上海一同创办“太阳社”的安徽同乡钱杏邨(阿英)当年的文章,证明蒋光慈直至1924年八九月间才从苏俄回国;再次,依据蒋本人的书信及自传体小说、诗歌等作品记述,说明自1920年离开家乡之后,直到病逝沪上,蒋光慈始终没有回过家乡。既然如此,所谓回乡建党之事自然无从谈起。
图为《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哲学社会科学版)刊出《蒋光慈回乡建党质疑》
一石激起千层浪。论文发表后,很快被《新华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或许因兹事体大,豫皖两省党史界反应尤为强烈。据当年日记记载,《安徽大学学报》第四期因校对耽搁,迟至1980年12月的最后一天即12月31日才出刊。而8天之后,小寒节气甫过,已是庚申年腊月初三,即有安徽六安地委党史办派员追至安大找我。当年日记记有此事:上午得知六安地委党史办陈主任一行六七人来肥找我。晚至省民政厅招待所与彼等洽谈。陈某提出,蒋光慈没有回过家乡,但可能回过志成学校(志成距白塔畈仅30余里)。这种说法大有点钻牛角尖了。“家乡”或“故乡”的概念,绝不仅限于家庭所在地。彼等以志成(学校)行政区划归河南作理由,亦不足为凭。后留下两份材料供他们抄存。
至今记得当时曾有这样一问:蒋光慈回乡建党是豫皖大别山区党组织的源头,你把原始根据推翻了,党史和军史怎么写?无奈这已不属于研究范畴,我自然无言以答。相隔半年之后,即辛酉年大暑后六日,蒋光慈回乡建党发生地豫皖边区河南一侧的大别山固始县也派员专程来合肥找我。据当日日记:河南固始县委宣传部二同志昨来访未遇,今下午3时在寓中接待他们,他们系来调查蒋光慈回志成小学建党一事。
两个多月后,日记中仍有信函来往记录:“10月4日 接河南固始县委宣传部孙克新信并复。”当初,豫皖边区六安和信阳两地跟我联系时,我的身份还只是在读学生。而1年之后,即给我拍发电报邀请我去固始县参加座谈会时,我已经毕业,成为一名省直机关干部。事实上,在1982年9月6日给我拍发电报之前,河南固始县与我还有信函联系。据日记记载:7月1日 接河南固始县党史办函(寄安大党委办公室转),约我7月10号左右去河南固始参加豫皖边区建党问题座谈会。午后复该办一函,请他们与安徽省劳动局联系,如局里同意,我准备如期参加。
7月13日 接河南固始县党史办函,谓豫皖边区建党座谈会订于七月底召开。
由此可知,豫皖边区建党座谈会原订1982年7月底召开,因故延期。同年8月25日,河南固始县委孙克新来函告知延期后的开会日期。这天我刚由淮北出差返回合肥。另据日记:9月5日 星期日 接河南固始县党史办正式通知,邀我本月10日去固始县开会,如局党组同意,我拟如期前往。
正式通知发出后,紧跟着再发电报“务请届时光临”,足见主办者的诚意。当然,“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是我公开否定了“原始根据”,造成了影响,就得找我要“说法”。征得省劳动局领导批准,并向省纪委办公室请假后,我有了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跨省出差。而这个“跨省”,竟然是以步行实现的。翻开当日日记,抄录在案,也算一桩趣闻。9月10日 晨5时45分,乘长途车至霍邱县叶集。步行半小时左右,抵(河南)固始县陈淋公社。
9月11日 上午志成学校建党专题座谈会开幕,下午发言。晚招待电影《楚天风云》。
9月12日 上午我作重点发言,谈了一个多小时,全程录音。会后评价甚好。晚讨论“座谈会纪要”,至子夜1时始散。
9月13日 上午参观志成学校遗址,下午通过“座谈会纪要”。
9月14日 上午乘车去叶集,午后11时55分,乘车返肥,4时抵合肥。
座谈会开了三天,河南固始县委党史办主办,河南信阳地委党史办、安徽六安地委党史办及两省相关高校及社科研究人员参加,我作重点发言。除了陈述《蒋光慈回乡建党质疑》论文中的论据之外,我还带去刊发于安徽《江淮论坛》内部文稿的《再谈蒋光慈回乡建党》数份,以大量史实证明,所谓“蒋光慈回乡建党”纯属子虚乌有。我的这个结论被写入“座谈会纪要”,当然也有不同意见,但却无确凿史实作为论据,只能“莫须有”。此后,河南信阳地委党史办和固始县委党史办分别来函,并向安徽省劳动局党组发来感谢信。如果说,关于电报的第一个故事,是别人给我拍发电报,我只是被动接收电报的话,那么,另一个故事则是我给别人拍发电报,我则是主动选择电报这种通讯工具而不是其他。故事发生在10年之后的1992年。这时七七级学子毕业已届10个年头。春节方过,同学会便发出通知,订于2月29日在安大校园举办同学聚会,纪念七七级毕业10周年。不料临近聚会前5天,即2月24日,我奉派前往河南郑州采访,当晚坐夜车,次日凌晨抵达郑州。躺在卧铺上,料想29号无论如何赶不回合肥,缺席同学聚会,殊属遗憾。颠颠簸簸中居然吟成贺联一幅:四载寒暑终分手问攘攘校园安大
十度春秋再逢君觉泱泱世界何小
联此并贺与会诸君 哈晓斯郑州旅次
联中戏将校名“校园安大”与“世界何小”相对,颇觉有趣。下车住进宾馆后,便想着如何把这幅对联发出去。当时通讯方式仍是“老三样”:书信、电话和电报。寄信怕耽误,也不保险;打长途电话,又恐接电话的人听不准把字写错。除去这两种,剩下只有电报了。细细琢磨,觉得还是电报保险,至少字不会弄错。于是,我兴冲冲跑到郑州电报局,把这封40多字的电报稿抄出交发。电报拍发后,我还打长途电话给留校任教同学,如此这般嘱咐一通。当晚,在给妻子报平安的信函中,我全文抄下这幅贺联,得以留存至今。关于电报的记忆,仅有孤零零的这两次。以后电报很快被新的通讯和社交媒体方式所取代,逐渐淡出人们生活。2002年,恰值毕业20周年,同学诸君相约于皖中聚会。那时我已调北京工作,遂与京中诸同学集合南下。那会儿手机已经流行,台式电脑也已普及,不过那时笔记本电脑还较少见。南下途中,我用随身带的笔记本电脑敲出聚会贺联一幅,以纪其盛。联曰:蜀山脚下四载同窗一班短衫长裙指点文坛言必称鲁郭巴老曹
庐阳宫中廿年聚首满座西装革履漫议家事话无非房车薪股子
2012年4月作者在安徽大学中文系七七级毕业卅周年聚会上2012年,七七级毕业已届三十周年。当年4月28日,安大中文系七七级同学由四面八方聚集黄山。当时我正在广州策划创建中国农民工博物馆,4月27日夜,乘飞机由广州飞抵黄山。这时,书信、电话、电报之类通讯“老三样”,遭遇各路电子通讯平台“兵临城下”,以微博、QQ等为标志的通讯和社交媒体开始向大众普及。2009年8月,新浪微博甫一上线,便呈爆发式增长态势,2010年底,新浪微博注册用户数突破5000万。2011年1月2日,我也按捺不住好奇和兴奋,悄然开通新浪微博,当日便发出第一条微博。到了2012年4月同学聚会时,我已跻身微博常客。比起书信、电话、电报等一对一的通讯方式,微博可以通过@好友让更多的人即时阅读,轻松实现与他人互动。参加毕业卅周年同学聚会后,我于同年5月13日写了首词《御街行》,纪念此番聚会,5月19日午后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出,同时@班上几位开通新浪微博的同学。御街行·毕业卅周年同学聚会有感
紫藤蔓蔓攀青瓦。春已深,坡尽茶。淺渠深湖傍庭院,白墙砖雕谁家。踏歌乡间,雾浓雨洒,风流数晚霞。
别情离緖说安大,杯未满,泪迸发。捧卷不知黎明至,面壁遑论闲暇。黄山峰前,梦笔生花,相约醉天涯。
作者2012年5月19日新浪微博截图
如今,书信、长途电话、电报等上世纪炙手可热的通讯“老三样”,早已风光不再,并渐次退出历史舞台。手机、微博、微信、博客、QQ、传真、电子邮件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通讯和社交媒体形式,也已飞入寻常百姓家。以电报为例,从专业的发报、收报、送报,到足不出户,对着屏幕,轻按键盘,秒传四方,前后不过三十年光景。曾几何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还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神仙生活,如今,不仅早已普及,而且还有更多更新的电子设备和用具快步走入大众生活之中。科技创造历史,正是从你我身边一点一滴的改变开始。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一不留神就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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