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哈晓斯：“宝石花”之恋，那个年代的手表情结

作者简历

作者在1966年

哈晓斯，广西桂林人，生于安徽合肥。1968年到安徽省宿松县插队，1971年返城进厂。安徽大学中文系77级。曾任《中国劳动保障报》新闻中心主任、首席记者，《中国劳动》杂志常务副主编、高级编辑，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原题

我的手表宝石花

作者：哈晓斯

编者的话：遥想当年，“三转一响”是幸福生活的标配。“三转”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响”是收音机。换到今天，自行车的升级品是汽车，缝纫机的替代品是冰箱+空调，收音机的替代品是电视机+电脑，那么，手表的替代物应该是手机……

眼下人们对于手表的需求，或许已是可有可无了，至少没有那么急迫，非它不可。它的计时功能先是被电脑，继而被几乎人手一部的手机所囊括，遑论公交、地铁、超市、车站、公园之类公众场合里无处不在的电子计时装置。可以说，手表的计时功能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已被其他物品所取代。至于装饰甚或彰显身份啥的，现如今比手表更显档次的，多的数不清。有没有手表，戴不戴手表，无伤大雅。很多人不是没有，而是搁置一边，无意去戴它，出门在外，远不如揣个手机在怀里方便。手表在当下，恐怕也就是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可是，如果把时钟指针拨回四五十年，手表绝对属于稀罕物。那时城里人结婚，有所谓“三转一响”，手表妥妥在册（另外还有自行车、缝纫机及收音机）。手表甫进商场，小荷初露，倩影款款，奇货可居。只是当时国产全钢手表身价动辄百儿八十，相当于一个青工两三个月工资。

这还不算，与当年其它物资供应一样，手表也须凭票购买。弄张手表票，兴许得半年一年地排队守候。因此那会儿有只手表如同后来有辆私家车似的十分稀罕，不仅需要你囊中宽裕，还得有能耐，路子广，可以弄到票。

少年时代，我对手表毫无印象。国产手表诞生于大跃进时代，那时节恰逢三年大饥荒，正是长身体之际，整天惦记能吃饱肚子，其他一切不计。家里孩子多，父母负担重，挣扎于生存线上，手表这类奢侈品甚至连见也很少见。

我对手表的最初印象，始于文革初期。1966年“五.一六”通知公布后，文化大革命揭开盖头。当时我在合肥四中读高二，家住北城白水坝，因为家远，高一时就选择住校，周末回家。这时校园里、马路两边包括沿街商店外墙上，到处贴满大字报，学校也早已停课。

当时叫“停课闹革命”，其实对我们几个经常在一块儿玩的同学来说，也没有什么“革命”可闹，倒是不用住校了，每天到学校后，结伴去街头看大字报，听辩论，抢传单，然后各自回家。

这年8月26日，合肥街头贴出炮轰安徽省委的大字报，次日街头发生两派群众团体冲突打斗，被称为“八二七”造反事件。这以后，安徽的文革风暴愈演愈烈，省城合肥自然更是风暴中心。

那会儿，合肥老城区环城马路以内的高校只有安徽工学院一所，距离四中不过两站地，又是我周末放学回家的必经之地，那里挨着环城马路和护城河，四周僻静幽美。故而在“文革”初期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我和几个家住北城的同学经常去安工校园看大字报，听辩论。

还有一桩事现在年轻人没见过，就是抢传单，传单是用蜡纸刻好油印的，花花绿绿，不像今天派送小广告似的朝人手里塞，而是走到人群熙攘处，忽然朝空中抛掷，洒落一地，人们争先在地上抢拾传单。无论观点是否一致，传单总是多多益善，有抛掷必有抢拾，毕竟纸张是金贵的。

那时，每天无论早晚，安工门前马路上总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两派大学生沿街辩论成为每天必有的活报剧，彼此都以毛主席语录作武器以驳斥攻击对方，路过的群众围成一圈，静听双方的辩论，间或也有憋不住的插话，支持或反驳与自己观点相同或相左的大学生。

安工门前马路不宽，路东为校园，路西则为宿舍生活区，参加辩论的大学生人多，常常被路过群众分割出四五个小圈，每个小圈里正反两派都有，斥责声、喊叫声伴随着笑声掌声，隔着半条马路都能听见。

盛夏中的一天傍晚，阳光仍很炽烈，我从四中回家，路经安工照例停下，站在一个小圈外听大学生们辩论。为首的是个眉清目秀、稚气未褪的男生，20岁左右，身着白色套衫，蓝色球裤，胸前印有“安徽工学院某某系”字样，看样子刚从操场锻炼归来。他是小圈里的主辩手，声调或舒缓，或张扬，嬉笑怒骂，举重若轻，让对手狼狈不堪。

我到时，正当辩论高潮之际，小圈渐次被围成大圈，这时白衫男生昂着头，声调明显激越，挥动手臂，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尤其是他不时挥起的手腕上戴着那只明晃晃的手表，在阳光的折射下竟然闪闪发光。我久久地站在圈外，与其说在听他辩说，不如说只为看他的动作。手表佩戴在手腕上，一举手一投足，竟然可以那么让人沉醉！直至今日，我仍能清晰地记起白衫男生挥手辩说的那副模样。

以后连着几天，我有意无意徘徊在安工门前。有时去早了，索性等到傍晚时分，心想兴许还能碰到那个白衫男生。很遗憾，自打那天见过之后，以后无数次经过安工门前，却始终未能遇到。但就是当初那一眼，让我对手表产生了莫名的倾慕与向往。独自走在路上，常常挥起手臂，想象着手腕上戴着手表的情景。

然而，这不过是一个中学生的痴梦而已。现实是家里连我在内七个兄弟和妹妹，此时老父被“发配”在铜陵矿山，每月工资80元竟然寄回60元作为我们生活费，平日求一饱尚属不易，哪能有什么手表奢念。不过想想而已，在家人面前我连说也不敢说。

转眼到了1974年，其间农村插队三个年头，1971年3月招工进厂，直到此刻，我的手腕上依旧空空如也。当时我在安徽丝绸厂上班，头一年每月17块钱，第二年涨了两块，到1974年终于转正，每月也不过30块钱。当时家里生活仍不宽裕，虽然不要我的钱，但除了留几块零花钱外，我把工资全部交给母亲当作“伙食费”。日子依旧紧巴巴，从1966年算起，手表的痴念断了快8年，早已不作奢望。

与在农村看着日头出工不一样，在工厂上班需要严格掌握时间，对手表不是没有需求。安徽丝绸厂在合肥南七里站，早中晚三班倒，每日接班须提前到，与上一班交接。如果迟到，交接办不成，上一班便下不了班，这是很严重的违反纪律。那会儿我家住在城西，每天上班乘坐厂车，而厂车是按着钟点来的，只要坐上厂车，便不用担心迟到。这样虽无手表，却也不曾迟到。

事实上，厂里的许多师傅也是手腕空空，并无手表。与我同工段的一个师傅，上海人，30来岁，一直没手表，某日因怕当晚夜班迟到，拎着一只马蹄闹钟去隔壁厂看露天电影，电影正在高潮时，忽然铃声大作，一时传为笑谈。

南七里站有家百货商店，有时上早班，午后2点下班，时间还早，常到商店转转。有天在柜台碰到一个男售货员，看着面熟，想不起来是谁。倒是他主动搭讪，知道我是丝绸厂招工上来的，又问起原先哪个学校，原来他也是合肥四中的，叫范任达，文革初念高一，比我低一届。

当时我喜欢写写弄弄，常参加市里工农兵文艺调演和厂里文艺创作活动，我写的《丝绸工人之歌》，经厂工会干事牛力谱曲后，由丝绸厂工人宣传队演唱。而范任达也喜爱写诗，一来二去，我俩成了好友，互相交换新作。

有一天，早班下班后，我去店里找范任达，他指着柜台里的的手表说，这是上海手表厂刚出产的“宝石花牌”手表，全市没有多少，一两天就会卖完，我今天想办法给你弄张手表票。说着他把手表捧出来，让我欣赏。全钢手表配上镀克鲁米的表带，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而在表壳正上方，五颗宝石状的花瓣闪闪发亮，确实让人爱不释手。一看价签，每只90块钱。

这是我三个月工资啊，如何买得起？见我泄气，范任达淡然一笑，说先弄到票再说。约好明天下午在店里见。第二天下班后如约来到南七百货商店，老远就看见范任达咧着嘴，手上攥着手表票，乐呵呵地对我说，昨晚找到店头儿，软磨硬磨，总算给你把票弄到手，今天就把手表买回家吧。

1968年合肥市分发的手表票

昨晚还想着手表票也没那么容易弄到，买表的事也就说说罢了，谁知范老兄真的把票弄来了。怎么办？买吧，这笔90元“巨资”从哪里来？不买吧，范老兄一片好意不说，这“宝石花”的确让人眼热。见我犹豫不决，范任达快人快语道，我先给你垫50块，你自己出40块，我把这块“宝石花”给你留着，最迟明天过来买，不然有票也未必能买到。

晚饭后，我悄悄跟母亲说了买手表的事，她未置可否，只说买手表做啥。见我满心高兴的样子，又说想买就买吧。刚好我这个月才领的30块工资还没交出，又从二哥那儿借了10块钱，40块当晚凑齐，隔天去找范任达，开票交钱取表，转眼功夫，闪着光芒的“宝石花”已悄然在手。

此前早几年，听在宿松银行工作的大哥哈尔宜说，那时他也没有手表，有一阵县里到了一批上海手表，某天一个朋友来银行存钱，看大哥手腕上空空，对大哥说，百货商店里的上海牌手表真漂亮，你买不买？我有手表票。大哥说，想买但是没钱，你存的钱借给我？那朋友倒也爽快，说借给你，不存了，赶紧买手表吧。大哥当时就去商店买了他的第一块手表，大哥笑着说，买那只上海表他只掏了5块钱。不料几年过去，我们兄弟俩唱的竟是同一出戏。想想也好笑。

作者在安徽丝绸厂时留影，手腕上戴着“宝石花”

刚戴上手表，觉得浑身上下如同披挂着“宝石花”似的神采奕奕。休息日有事没事愿意挤公交去市里转转，白衬衣袖子高高卷起，露出让人惊羡的“宝石花”，遇到有人问“几点啦”，心里乐滋滋的。那年适逢国庆25周年，节前请了假，专程去北京四姨家。与1966年第一次去北京串联时的寒酸不同，这次戴着“宝石花”进京，四姨领着我四处走，恰好在北京遇到厂里同事，我俩还一块去了趟长城，戴着“宝石花”做了回“好汉”。

1974年10月与，作者（左）同事在北京留影，宝石花手表赫然在腕

1977年秋，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我报名参加，被安徽大学中文系录取。那时77级大学生录取率极低，几近百里挑一，被称为“天之骄子”。然而“骄子”们却很俭朴，有手表、皮鞋的很少，到了大三大四时，仍然有男生借同学手表或借皮鞋约会女友的事。而包括我在内，全班大约有九分之一的同学按政策（入学前工龄满五年）可以带工资上学，即上学期间，每月可以回厂领工资。那时我的月薪三十七八块钱，在食堂买饭菜票，买些想看的书，已是绰绰有余。

“宝石花”这时自然与我寸步不离。进校不久，我被选为校学生会副秘书长，有年五四青年节，我联系合肥市文工团来校演出。演出前，我在后台张罗，负责协调节目顺序及掌握时间，自然戴着那只“宝石花”。那时，我的女友在文工团当演员，那天她也到场演出。班上有同学获知消息，演出正在进行中，有促狭者到后台演员出入口嚷嚷要找我，守门的文工团演员问，找他做什么？来者大声说，他借我的手表说用1小时，这都快两小时了还不还？当然人家也是当笑话听，并没有真去找我，回到宿舍里大伙儿说起，引来一阵大笑。

倏忽到了1980年代，尽管我还戴着那只“宝石花”手表，但是这种机械表已经渐次“机老珠黄”，风流不在。记得1984年秋，我去福建沿海石狮镇采访，那里“三来一补”式的家庭作坊十分发达。我在一户农家见到，女老板从香港买到几台电子表装配设备，再买齐电子表零配件，自个儿领着几个人在家里装配电子表，每只成本不过几块钱，那时在石狮镇10块钱就能买一只电子表，比内地便宜五六块。当时我在《石狮镇印象》中写道：

“在镇东南的仓后村，我们参观了一位香港同胞的家庭工厂，女主人的先生和孩子都在香港，她在家办了间装配电子表的工厂。所谓‘车间’只有一间，设在客厅右侧的厢房里。‘车间’四周整齐地置放着三台高倍显微镜和一些检测仪器。女主人介绍说，这些机器和电子表元件是她先生从香港买回来的，生产的电子表仍返回香港销售。工人从村里临时聘请，按完成任务多少计酬。有活干就来，没活干就各回各家。我们去时，因上一批刚装配完，下一批元件还没到，所以未见开工。这类‘三来一补’性质的家庭工业在石狮几乎家家都有，交易市场上的摊贩大都是‘前店后坊’，这边加工那边卖，市场什么走俏就做什么。镇长不无自豪地对我说，香港甚至巴黎最新流行的服装款式，不出半个月，在石狮街头就能买到，而且价格便宜。”（摘自《潮起黄土地》，哈晓斯，1996年，安徽人民出版社）

电子表的横空出世，不啻钟表业的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适用方便价格低的特点，让手表快速摘去“奢侈品”面具，一夜之间，电子表悄然飞入寻常百姓家。

多年以前，我也有了卡西欧电子表，后来有了手机，除了讲课之外，平日电子表可戴可不戴。至于那只“宝石花”，早已“刀枪入库”。偶尔翻到，“宝石花”黯然无色的表面，安详静止的时针，仿佛一只内存巨大的优盘，积满翻覆的时世屐痕，蓄藏苦涩的陈年往事。

哈晓斯写字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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