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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丨张亚勤:心理健康这一课,少年班"神童"们都落下了

张亚勤 新三届 2021-10-20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本期人物

 

张亚勤

        张亚勤,1978年12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1997年被授予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成为该协会100年历史上获得这一荣誉最年轻的科学家。曾任微软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负责微软在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科研及产品开发的整体布局,推进微软在这一地区的业务发展、市场策略及本土自主创新。2014年9月加盟百度公司,任总裁。


原题

少年班走出的

“微软全球副总裁”


 

“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


2013年2月9日,农历除夕。身边的同事都已休假回家,只我一个人在偌大的微软亚太研发集团写邮件、清理之前堆积的繁琐事务、上微博看网友们对蛇年新春的憧憬与祝福……没有演讲,没有干扰,周围没有一个人,难得的清净与平和。我的本心从未改变,和多年前独自行走在山路上的那个少年并无不同。在内心深处,仍是那个信奉“人沉静时智慧升起”的思想者。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从中科大少年班的神童,到微软全球副总裁,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对于我们这些少年班的小孩来说,童年似乎都结束得太早了。我们过早地承受了成年人的期许和异样的眼光,长大后却始终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秩序。在我们的背影里,有100多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要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高考还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

 

10分之差:

与中国科技大学失之交臂


母亲常说,学习并不是一件苦差事,要用愉快的心态去对待,要学会去享受学习中的快乐。所以母亲常用讲故事、说儿歌等一些有趣的方式来提高我的学习兴趣。因此我从小就把学习当成一件快乐的事。


张亚勤


1977年高考恢复,喊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或许是小孩子的好胜心,又或许是这颗璀璨的童星注定要开始发光发热,我坚定地对妈妈说:“我要上大学。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


按照规定,只有高二的应届生才能参加高考,我非但不符合条件,而且还有两年的课程要补。身为中学老师的母亲找到学校的校长,想让我直接上高二,这是唯一能让我符合高考条件的办法。校长说:“亚勤很聪明,我也很乐意帮忙,但是他必须先考上高二的尖子班,那个班上师资力量强,才有上大学的机会。”


当时,距离尖子班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因当时的功课比较简单,我以惊人的学习速度,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完成了高中两年的课程,并成功考入了高二的尖子班。这一个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个月,每天学习差不多20个小时。我的动力就是,要去参加高考,要去上中科大。


距离高考只有七个月了,拿到考试资格的我投入到更紧张的学习中。但我的身体开始抗议,长期的劳累,突然得了急性肝炎,不得不住院治疗。半个月后,我出院了,但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我一门心思还是想着两个字——高考。母亲心疼我,怕我的身体扛不住,劝我不要勉强,明年或后年再考也无妨,我却回答:“我还是应该去尝试一下,如果不去尝试,不去考试,等于承认失败,等于是零分了。”


母亲知道,儿子决心已定,自己无力阻止。她在为儿子担心的同时,也感到了骄傲。一个月后,分数揭晓。遗憾的是,我的高考成绩比中科大在山西的录取分数线差了10分。

 

另辟蹊径:

考入中科大少年班


正当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却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我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后来,我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太原轰动了。我去学校的时候,看到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向张亚勤同学学习的新高潮”。


以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少年大学生的身份,12岁的我在这一年的秋季,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安徽合肥。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别人看我个子小,就问我是不是少年班的。我美滋滋地点点头,售票员就说不要票了。人们对中科大、对少年班都特别友好,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型,1978年的时候大学生是很受尊重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

1983年,张亚勤读研究生时的学生证


少年班的同学一般不超过15岁,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学校为此专门想了一些办法。由于我年龄最小,学校就专门找了班上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和我一起住,其实那个同学比我也大不了几岁。


当时中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每个省的状元第一选择都是中科大。这里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融洽,像朋友一样。中科大是中国第一批送学生出国的,所以和国外有很多的交流,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来做客座教授、讲学。这种开放的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了我学习的能力、求知的欲望和创新的能力。


当时中科大实行的是五年制,一般的大学生进校选一个专业读五年,而少年班有一个特殊的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到1979年我选专业时,我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


那时中国的数学、物理、工程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差得很远,但是中科大一些老师已经和国外学术界有了交流,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我记得,当时无线电系的主任和学生交谈时,谈论的都是我刚刚听到或读到的,在我眼里那些都很神奇。


当时我看过一部电影《未来世界》,讲的是未来机器人怎么去控制世界。当然我没有想到去控制世界,我只是觉得自动控制、智能、计算机有这么大的能量,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其实当时的我对计算机、无线电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对就业前景怎么样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兴趣。

 

大学收获:

成功需要坚持和专一


在中科大的八年学习生涯,自己收获了很多:第一点是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的东西;第二点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点是培养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


加入神童班,起初是因为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个故事,一个神童的故事。看完之后我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个神童叫宁铂,两岁半时就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三岁时能数100个数,四岁学会400多个汉字,五岁上学,六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八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


少年班学生陈师从、施林、宁铂(从左至右)


1978年3月,宁铂来到中国科技大学。随后的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幕式上,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发表了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这两个看起来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之间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结束,百业待举。人们对科学的热忱,使得对宁铂的赞美到达了最高峰。


中科大少年班的这些孩子,成为媒体追逐的目标。有一天,一个作家要采访这群神童,看到我沉默寡言,便叫我一起去散步。作家说,知道吗?比起你的同伴,你的基础还很差。我争辩道,我是凭自己的本事考进来的。随后作家说,可是,你才刚刚开始,究竟能不能成功,还要看你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促使我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我,整个科大少年班的同学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仅仅只是这个特殊群体遇到的问题之一:自科大少年班创立之后,一直就争议不断,这群孩子也遇到了一些心理问题。


宁铂自进入少年班后,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后来的发展也不顺利。2005年,他终于遁入空门,出家为僧。在此之前,他用高尔基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


我不希望“天才”的说法误导大家,一个人的成功有很多因素,智商只占20%,情商占50%,心态(也可以说逆商,美文缩写AQ)占20%,运气占10%。绝大多数人智商的差别都不大,关键是怎样用好自己的聪明才智。身处这个时代的大学生面对不断加剧的就业压力,也面临很多前所未有的机会,我希望学生不仅要拥有对未知的好奇心,不断探索的激情,更要打好基础,并培养自己坚韧的品格。


杨承宗老师指导中科大少年班


即便比别人聪明,也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在我的记忆当中,我比很多孩子都懂事,但也有和大多数孩子一样爱做梦、朝三暮四的天性。今天喜欢下棋,明天爱上画画,每一次都是虎头蛇尾。成功需要坚持和专一。

 

新的挑战:

华盛顿大学的橄榄枝


1985年,一封信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中科大。那是一封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收信人是我。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出国的打算,没有考托福、GRE,甚至都没申请过华盛顿大学。我考上本校电子工程硕士,继续深造。硕士即将毕业时,我正在做通信方面的硕士论文。


从山西太原到安徽合肥,再到美国华盛顿,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我还是感觉到了不适应。首先是语言问题。尽管我的英文算是不错的,但第一学期上课的时候,50%-60%都听不太懂。我买了一个录音机,把老师讲的录下来,再去复习,每次上课前都预习。刚去了两个星期,教授就拿来一堆文献,让我作一个评价,一个月内完成。我一看这些文章,很多知识国内没有学过,而且都是通信方面最新的技术研究。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直奔图书馆,借了六十多本书,反复阅读。耐着性子看了又看,做了很多笔记,慢慢弄清楚了思路。


当我把自己总结的论文内容、公式的推导过程、对论文的评价交给皮克•霍兹教授时,他很惊讶,他本来是希望我随便看看,没有想到我每篇文章都作了很仔细的评价。他说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博士了。那时我才去了几个月,教授的这句话可能是开玩笑的,但对我却是很好的鼓励,我把它看作一种肯定,信心增强了不少。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我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同时也发现功课比国内要简单,特别是数学、物理,在基础学科方面,中国学生的培养深度比国外要强很多,基础比较牢。


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我的论文是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在美国,老师完全看你要做什么,他对你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而且,作研究、作科研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自己选课题的时候都是最用心的时候,也是最培养你独立研发能力的时候。


1999年1月,美国电子工程师荣誉学会将1998年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授予了我,我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向我发来贺信:“祝贺您获得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您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成功都离不开辛勤的工作,我对您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成就对大家无疑也是一种巨大鼓舞。”


张亚勤在微软


我觉得,在作研究的时候,好奇心很重要。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向,要选择跨领域或者是新领域的,不要满足于在旧领域做一些小小的改进。选择一些新领域,这是最重要的。此外,选合作伙伴时,一定要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最后,所做的东西要有前瞻性,要对产品和产业有影响力。

 

将微软中国推向世界前沿


在美国待了十几年,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习惯了每天对着大西洋彼岸的空气开始自己新一天的生活。1998年10月的一天,一个越洋电话让我和微软结缘,并将由此创造了我职业生涯的高峰期。


1998年11月,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回来后,和李开复见面了,谈得十分投机。我觉得开复不仅仅是在建立一个机构,而是在实现一个理想,希望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研究方面的机构。另外我对微软也是十分敬佩,我自己也是微软技术、PC产品的使用者,或者说是微软的Fans。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是研究。


自己在人生重要关头的抉择,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有时是根据自己的感情,而很少出于一种特别逻辑的思维或系统的考虑。作出加盟微软的决定,我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待遇如何,中国的空气如何,自己将有什么得失。这一决定就像是对一位朋友的承诺,要闯出一番事业。


2000年的8月2日,我正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当时研究院的规模接近50人。在微软的五年,我们实现了比尔•盖茨的理想,把微软中国研究院变成亚洲研究院,并推向了世界最前沿。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麻省理工大学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评为全球最顶级的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之一。


由于工作关系,我跟全球最顶尖的500个公司的CEO有不同程度的接触,发现他们也很不一样。有的人热情、奔放,有的人内敛,甚至有点害羞;有的人口才很好,有的人结巴。但这些领袖拥有的共性中,有一点就是简化抽象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比尔•盖茨的身上也寻找到了。


2004年,我调回微软总部负责全球通信及嵌入式系统的开发,比尔•盖茨成了我的导师,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交流平台。必要时,盖茨会找几个人一起,每个星期或每个月抽个时间去谈话,就像是大学的教授一样。我和盖茨的交流,很少准备,因为和盖茨谈话其实很轻松,但却是高智商的碰撞。


比尔•盖茨的知识面很广,知道很多种不同的产品,不但了解科技的前沿,而且有很强的商业洞察力。他能把所有的东西简单地列在一起,这是体现他高度的地方。此外,盖茨简化问题的能力很强,他可以把很难的事情,很简单地帮你描述出来,或者是整合起来,能够用一句精练的语言将问题的实质提炼出来。这主要是他对技术、产品及市场等综合因素的把握游刃有余。


盖茨多次来到中国,作为学生和朋友的我都随行陪同。盖茨有时问的问题很独特,思维异于常人,简单的一句话就能说到中国很复杂的问题,我不由得佩服盖茨的智力。

 

新时代需要“中国智造”


改革开放30年,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前面的30年里我们用大量的人力、劳力从事制造,这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机遇,我们的经济可以说创造了全球人类历史的奇迹。但是在以后的30年,能不能保证同样的快速增长,能不能通过原来的第一劳动力,通过高成本的模式来发展经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只有通过研发、创新,通过中国“智”造,中国才能进一步地发展,保持快速的增长,继续领导世界高科技的潮流。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重要的创新源泉,我们希望依托于微软的平台,不断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大型项目管理经验的复合型软件精英,助力中国“智”造的不断升级。希望越来越多有智慧、有热情和富于创新精神的技术人才加入进来,共同实现这一创新愿景。


新的制造时代,不仅仅是制造,而且是“智造”,不仅仅是我们的劳动力,更多是我们的智商,是从原始的时代,怎么走向真正比特的时代。比如说在信息方面,大数据的平台,云计算的平台,包括互联网的技术,彻底改变了整个制造业的现状。


我在飞机上面碰到一对去西雅图的夫妻,他们是做巧克力的。他说几年前他基本上每年生产300多万箱的巧克力,需要100多人,现在只需要家里三个人,然后可以生产比原来多10倍的3000多万箱。但是他说3000多万箱不一定卖得出去,为什么呢?就是用了很多信息化的技术,包括数据的平台,接到互联网上,整个流程还有销售网络都可以自动化。所以,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是未来中国制造,全球制造的一个方向。我认为制造业还是整个经济的一个支柱。美国现在三分之二的经济还是制造业,以后中国制造业只会越来越强,但是需要一个转型,信息化就是其中的关键。


信息技术对整个产业的价值分配产生很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劳动力的成本,在整个制造业里面占的份额很高。像苹果90%以上的利润是非制造业的,是非人力的制造成本,这时候一个产业,包括制造业真正要发展,一定不是总靠节约成本。很多个性化的定制并不会增加成本,可能会变得更加便宜。个性化和大规模化并不矛盾,因为所改变的就是软件里面几行代码而已,或者设计里面的一个很小的改变,都是自动的。


重大的技术变革总是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云计算正是这样一种力量。期望处于变革世界中的亚洲和中国,能够把握这一趋势,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过去30多年,微软与业界同行、合作伙伴建立的创新生态,使我们能够正视变革时代中面临的全新挑战,引领未来云的愿景。放眼未来,我们将带着云实践的积累和经验,倾力支持中国顺利迈向云的征程。

 

“神童”的符号,

有时反而是一种束缚


77、78、79级这个群体似乎成了一种“现象”,被贴上“幸运”、“独特”、“特殊”等标签,更被视为一种“成功”和“不可复制”的标志。忝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我的身上也一直被冠以“神童”的符号,其实有时候反而是一种束缚。


追思过往,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既与那个年代的精神遗产和宝贵财富密切相关,更关乎新时代下的不断探索、反思与不断开拓、创新。


如果说我取得了一定成功,那么也是建立在在不断否定身份、不断超越自我的基础上。于我来说,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


原载搜狐教育《那三届》专题

部分图片选自网络,版权事务请与编辑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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