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 韩贤强：我考入电影《决裂》原型的劳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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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贤强，江苏扬州人，66届高中毕业，1968年安徽汀溪下乡知青，1975年招工进芜湖搬运公司汽车队当汽车电工，1978年考入安徽劳动大学茶叶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调入华东冶金学院，发表《名茶与佛教》《农业科技文章中的非语言符号系统》《关于我国茶叶教育改革的设想》（合作撰写）《一元二次函数在单一肥料效应中的应用》等文章或专著。

原题

叶 家 湾

作者：韩贤强

叶家湾，安徽劳动大学所在地

1977年上半年，外面在传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心想“逗你玩”呢，“咸鱼”就真的要翻身了？没多大在意。果然，我的一些好友，虽考得好，却没录取。后来社会呼声很大，反映到上面，进行了补录，但是，可以进清华、北大的成绩，却进了芜湖北门一所新办的师范学校，戏称“北师大”。

我的高考没有悬念

1978年的高考又在即，我师傅陈崇德说：“小韩，你要参加高考！”我问为什么？答：“读了大学，你的生活方式，从此将发生改变。”陈师傅解释说：“你接触的人，讲的话，想的事，都会不一样了。”一个工人师傅将一句深奥的话，解释得如此通俗明白。

我搬着一块木板，到汀塘的堤坝上看书去了。

1978年夏，天气炎热，傍晚，我常常拿一块薄薄的长木板，到汽车队旁汀棠公园汀塘的堤坝上，仰面朝天地躺着。天空一碧如洗，如烟如丝般鱼鳞状的白色云彩，从头顶一直铺展到天边；有时，晚霞满天，蜻蜓在映红的湖面上点水。一阵微风，从湖面吹过来，赶走浑身暑气，将压在我胸前的一本书的书页翻得哗哗响。我在复习迎考，实际上，在睡觉。

在命运即将发生转折之际，人的自觉性其实并不高。

我的好友余尚文，1977年参加高考，准备考英语专业，考试前，请安徽师范大学英语教授辅导一下。教授说：“你的口语这么好，我的研究生都达不到你的水平，还要辅导什么？”余家的学习是有传统的，早晨刷牙，他的父亲在盥洗池前的墙上，总要贴一张英语单词，一天一换。

但是，这位文革前芜湖一中的高才生，高考发榜却名落孙山。后来，他在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成绩优秀，清华大学要他，因要照顾母亲，留在了芜湖，成为安徽师范大学外语部分管教学的副主任。

我考取大学的把握比较大。安徽劳动大学茶叶系系主任、茶树育种专家林知兴老师对我说：“不管你考多少分，我们都录取你，将你的考号告诉我。”我在汀溪公社大坑大队茶叶专业队时，一个冬天，漫天大雪，林老师拄着一根拐棍，专程去考察过。那时，我已经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的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林老师可能认为我是一个可造之才。

1978年高考那几天，天气异常地热。上午考完回车队，发现准考证丢掉了，也没急着去找，睡了一觉，再沿途去找，没找到，到了考点门口，听见喇叭在叫：“哪位同学遗失了准考证！”那年考试，英语作为参考分，不计入总分。语文文理同巻，一共八大题，理科生做一至六大题，文科生做一至八大题。我考理科，时间多，顺便将文科的试题也全部做完。主科化学几乎考了满分。

高考那几天，真是找到了中学考试时的感觉。高考填志愿，第一志愿：安徽劳动大学茶叶系，不用再填第二志愿了。万事俱备只候佳音，然而佳音迟至。八月下旬才收到录取通知书，开学日期为11月8日，与一般学校不大一样。芜湖搬运公司汽车队派专车，将我送到学校。

后来知道，安徽劳动大学师生用水，全靠学校后面山上的一个水库，1978年夏季大旱，水库水量不足，而且水质严重污染。刚到校时，自来水管里放出的水是红褐色的，重金属含量超标，尤其是含铁量严重超标。六月份，天常旱，骄阳似火，万里无云。学校贴出通知，要大家“节约用水”，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水涝和干旱总是相伴来袭。那年梅雨季节，阴雨霏霏，不见天日，时而阴雨绵绵，时而暴雨如注，学校后面山上的水，哗哗地积聚于水库之中，水库开闸放水，洪水奔腾而下。连接学校教学区和家属区的一座石桥被洪水冲垮，教师无法到教室上课。

学校地势相对较高，周围受灾农民都跑到学校来躲避，学生食堂里大锅煮饭，赈济灾民。那几日，南京军区的直升飞机，盘旋在学校的上空，空投食物和生活用品，学校只能提前放假。学生在公路上乘船离校，沿途看着一片汪洋中露出的半截子树梢和似乎飘浮在水中的村庄，景观奇特，令人难忘。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为了执行最高指示：“大学要办在山头或平原，农学院办在城市里不是见鬼么？”省委宣传部部长李凡夫主抓落实，四处勘察选址。据说1960年代初一个夏天，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一行沿芜杭公路视察，走到叶家湾，停下来休息，感觉不错，于是拍板在此处建一所大学，即安徽劳动大学。

叶家湾，芜杭公路旁，离县城30多里，离洪林镇8里。大学坐落在麻姑山的南边，麻姑山虽然海拔不高，但长满松树、杂草、灌林，时有各类动物出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传说麻姑仙女曾在此普渡众生而得名，山上至今还有麻姑庙的遗迹。“麻姑晓日”是古宣城十景之一，自古流传“麻姑有意嫁珩琅，敬亭阻隔”的典故。

安徽省想打造一个全国的样板，于是，从安徽大学、皖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农学院、凤阳农业专科学校等院校，整体分拆了部分系科，并入新的安徽劳动大学。首任校长由副省长、省委宣传部长李凡夫兼任。郭沫若题写“安徽劳动大学”校牌。1967年1月至1968年8月，曾改名为“安徽革命大学”。

1968年，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德生，在接见安徽革命大学两派群众协商成立校革委会时，指出：“劳动好啊！劳动创造世界！解放初期，我们党就是通过创办劳动大学，改造了一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此后，安徽革命大学又复名为安徽劳动大学。

1975年，电影《决裂》在全国上映，片中插曲“满山的翠竹青又青，满山的杉树根连根，新型的大学办的好，它和工农心连心”，讲的就是红遍全国的“劳动大学”的故事。1971年，安徽劳动大学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教、汉语言文学、数学、物理、农学7个专业，成为综合性大学，1975年增设茶叶专业。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学校迅速发展，各专业学制均改为四年；1978年，始招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理两个研究生班，学制三年。在安徽高校排名中位列安徽大学之后。

1975年，安徽劳动大学在山间开挖了一个水库，水库大坝高高耸立，一汪清水被绿山环绕，阳光下星星点点，波光闪烁，解决几百名教职工和2000多名学生的吃水问题。后来，学校盖了大礼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智取威虎山》剧组曾在这里演出，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也在曾在此演出，批斗走资派、省委书记李葆华，也曾在此上演，是个历史的见证。学校还盖了东、西两栋教学楼，分别为文科楼和理科楼；盖了一座现代图书馆，背靠山、面对水，有一股静谧安详地读书求知的意味，规模也堪称安徽高校图书馆之最。

大山深处的世外桃源

安徽劳动大学自有其不同于其它大学的独特的风景。

一是看电影。

枯燥而单调的生活中，师生们经常在一起文艺汇演。记得学生有一个小品，一个学生端着个碟子，问：“怎么只有肥肉，没有瘦肉？”另一个学生指着碟中的肥肉，答：“瘦的都被肥的吃掉了。”

那时的节目，自编自演，生活气息浓厚。师生同台演出，关系非同一般，那可是山村校园里最优雅精致的生活。这个小品说明，当时学生生活已有较大改善，都嫌弃肥肉了。

此外，就是看电影。安徽劳动大学没有围墙，放电影的日子，周围的群众都蜂拥而至，好在劳大的电影向来都是在露天里放，人数不受限制，真是人山人海！只是相当一部分人要在银幕的反面看，左手打枪，左手吃饭，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更有风味的是下雨天的雨中露天电影。放映机有一把大油布伞罩着，刮风下雨不受影响，放映员穿着雨衣和深筒靴子，雨大时，雨点打在油布伞上，叭叭地响，雨水在地上，哗哗地淌，放映机吱吱地转，银幕上的天，该晴，晴，该阴，阴；银幕上的人，该笑，笑，该哭，哭，只不过一阵大风过来，银幕被吹得鼓起来，银幕上的形象，也都变得可笑起来，人群中发出哄笑声。真要是大风吹断了拴银幕的绳子，放映也只得暂停。三三两两，一堆一堆的观众，撑着伞，在雨中坚持，大部分观众都跑到屋檐下、大楼上去观看，只要放映机不停转，人就不散。

二是逛马路。

没有电影的傍晚，晚饭后，从学校到洪林桥镇八里长的公路上，洒满了散步的千名师生。从学校到洪林桥镇，是一段起起伏伏的丘陵公路。学校旁边有一个道班房，公路维修及时，路不宽，却整洁。路两旁，以长不高的马尾松为主，杂有其它树种，高低参差，常年葱翠。在快到洪林桥的地方，山边还有一座当年日本鬼子留下来的碉堡。散步大军，遵循着“靠右行”的交通规则，井然有序，缓缓移动。不分晴雨，不分寒暑。

雨天时，各种颜色的伞，组成两条彩色的龙，相向而行；雪天时，一条白色的长带子上，被踏出两道深色的辙。散步大军，浩浩荡荡，伴随着傍晚到天黑，大自然景色的唯妙变幻，充满神奇，蔚为壮观。

1965年夏，安徽劳动大学招收了第一届通过高考的学生，也是恢复高考前唯一一次的高考生，举行了第一次开学典礼。

1982年9月，劳大改为皖南农学院。1989年，皖南农学院撤销。折腾了24年，安徽劳动大学，这一“长官意志”的产物，终于寿终正寝，一批“宏伟的”建筑，随之废弃。一所大学对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至此，安徽劳动大学影响了多少人的命运，至今，安徽劳动大学仍然牵动着多少人的情感。二十多年来，安徽劳动大学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不乏社会栋梁。同时，也造就了一批教师，当年，他们大多是北大、人大、武大、莫斯科大学等名校毕业，专业功底深厚，经过20年偏处一隅、不受政治风暴过多的影响，成为了真正的有影响的学者。

老大哥与小兄弟

78级茶叶系31名同学，三位应届高中生，三位老三届的高中生，年纪最长者为1947年生，最小者1961年出生，相差14岁。其中有二位老三届同学来校读书时，他们的大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大部分都在1954年至1959年之间出生，年龄相差之大，堪称“大哥”与“小弟”。大哥与小弟在一个教室里坐着，自然是个缘分，但是，他们确实是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人群。

同学们学习都很用功，教室里的灯，总是亮到深夜，凌晨三四点，又有起早的学生，在教室里看书了。在一起读英语，“大哥”们读一个小时，头脑己经有一点昏昏然，“小弟”们读两个小时，跟没事人一样。快放假了，大雪纷纷下/同学想回家/ 回家好过年/ 多么快活呀！“小弟”们欢呼雀跃，一位“大哥”说：“同学盼回家，家里有好吃的等着，我回家，还要考虑给孩子带点什么好吃的。”我问他：“四年时间不算短，老婆在家，要带孩子，操持家务，还要做农活养家活口，怎么会支持你来读大学呢？”答：“就指望我毕业，给她做身花衣服了。”

一位“小弟”因事要回家，却在发愁：买了凌晨4点从宣城到合肥的火车票，联系了一辆去宣城的便车，凌晨3点在学校门口等候，必须两点40分起床。凌晨两点40分正是酣睡之时，起得来吗？同寝室的一位“大哥”说：“你就放心睡吧，我叫你，保证分秒不差。”“分秒不差？”“小弟”疑惑了，问：“万一呢？”“大哥”说：“不会的！从现在开始，我就不睡了，两点39分开始倒计时，两点39分55秒，我将手放在你的背上，五、四、三、二、一，手掌就重重地落下！”“小弟”心里佩服，而且感动，说：“那，还是我不睡吧。”

大学生活，最正当的回忆应该是学习和老师。安徽劳动大学的自然环境，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灯红酒绿的诱惑，没有亲朋好友的访问……为读书创造了一个好环境，大块的时间都花在书本上。茶叶专业的专业课，我在汀溪时，向公社农技站安徽农学院茶叶系毕业的技术员借阅了茶叶专业的全部教材，已经学习过了。在劳大的专业学习，印象不深，很多时间，都花费在与中文系、政治系学生的闲聊上，却也因此增长了见识，交了一些跨专业的朋友。

茶叶表面的水滴

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茶树叶片水分状况与抗寒性研究》，叶片水分状况是指叶片里的结合水，即成为叶片组织结构的水和自由水，即在叶片细胞之间可以自由活动的水，两者之间的比例。结合水占比大，抗寒性强；自由水占比大，抗寒性弱。将一定体积的叶片，放置在高浓度的蔗糖溶液中，在一定温度下，一定时间内，高浓度蔗糖溶液从叶片中析出的水分为自由水。析出的量是通过蔗糖溶液浓度的变化来计算的，蔗糖溶液浓度的变化是通过蔗糖溶液浓度的曲光度来测定的。结构水的量，是通过将叶片烘成灰粉失去的量，减去自由水的量得到。

可见，测定结构水和自由水的方法，对结构水和自由水，进行了重新定义。也就是说，方法论就是世界观。测定结构水和自由水的方法有多种，测定的结果可能会不一样，哪一种方法测定出的量，更加接近理论上的结构水和自由水的量，这种方法就越科学。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恒温箱是必备的设备，恒温箱的另一个作用是烘烤狗肉。

白雪皑皑中的肉香味

那是1980年冬季里发生的故事。实验室在学校茶园里的一幢平房里，72小时连续不断地监控温度，记录蔗糖溶液曲光度的变化。熬过一个漫长而无聊的冬夜，凌晨站在实验室的门口，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极目远眺，白皑皑的厚雪，覆盖着叶家弯的山川河流，静谧而清冷，空旷而单调，有几只狗轻盈地在雪地上奔跑，艰难而无望地寻觅食物。

农学系王方晓同学弄来了一些狗肉，洗净，盐少许，放在不锈钢小盒子里。在60度低温长时间的烘烤中，狗肉溢出香气，时隔几十年香气在记忆中依然浓郁。

同学姚永培、胡武林参与完成的论文《茶树叶片水分状况与抗寒性》，刊登在湖南省茶叶学会专业杂志《茶叶通报》1981年第6期上。《茶树叶片水分状况与抗寒性》也成为我的毕业论文，接受了以黎洪模校长为组长的专家组的考核，他问了几个既基础又深刻的问题，黎老师听了我的回答，满意地点头。毕业论文评为“良好”，有些遗憾。

徐悲鸿的女儿和女婿

黎老师，瘦高个，偏瘦，说话慢条斯理，每一句话，似乎都经过深思熟虑，有一种不容否定的权威。他的一句话，在师生中很有影响：“学生的事，是学校里最大的事，如果有学生的问题需要研究，其它问题的研究都必须停下来。”

黎老师1948年3月入党，1949年6月赴安徽大学进行军事接管，是南京军管会派往安徽工作的副军事代表。1981~1983年曾任安徽劳动大学校长，是达尔文主义、作物栽培学、普通遗传学、作物遗传育种及水稻育种方面的著名专家。黎老师是一代国画大师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的丈夫。徐老师当时也在校任教，我听过她讲授的《遗传学》。

徐静斐老师，金陵女子大学高材生，1948年初冬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4月，徐老师随一野战军党委派遣的金陵南下干部支队参加接管南京的工作，不久又被派往安徽工作。1963年，徐老师做的蚕神经内分泌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79年，徐老师开始从事遗传距离预测水稻杂交优势的研究，1981年，此项研究成果获国家农业部农牧业科技进步一等奖。1983年，她的“用多元分析预测水稻杂交优势”的研究成果，填补了国际多元分析预测作物杂交优势的空白，1985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徐静斐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约50岁，洋溢着女性的沉稳、干练、成熟。徐老师个高、微胖，短头发整齐地别在耳后，白皙的皮肤，素面朝天，不事修饰，从未见过徐老师戴过项链和戒指。徐老师说：“我从来不化妆”。女儿长像随父，徐老师的相貌透出一股徐悲鸿大师的韵味、灵气、风采。我们特别喜欢听徐老师上课，亲切和蔼，脸部表情丰富，却也并不夸张，京腔京调、字正腔圆，深入浅出、清楚明白，像一股清澈的山泉，流进你的心田。

有一次，徐老师穿一套蓝色女性职业装给我们上课，在讲台上走来走去。我突然注意到，她穿了一双有搭扣的黑色布鞋，没有穿袜子。淡极始知花更艳，朴素，是极致的美，犹如一枝白莲，清清净净立于水中，不染一丝纤尘，胜过万千姹紫嫣红。我想到庄子在“天道”的话：“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越高贵的人，越朴素。

悲壮的坚守

林知兴老师，茶叶系系主任，满口闽语，挺有学问。林老师有福建人典型的身材和相貌，人不高，脸黝黑，与他从事茶树育种科研，长期野外工作有关。茶树雄雌同花，但异株授粉优先。茶树品种的提纯工作异常困难，要将品种茶树种植在深山之中，方圆数里之内不能有其它品种的茶树，迫使同品种茶树间授粉。同品种茶树间授粉结的籽，培育品种茶树二代，再强迫同品种茶树间授粉，形成三代……逐步提高茶树品种纯度。形成一代，要数年之久。这种坚持，不是一般的坚持，是艰辛的、默默无闻的、一生的，甚至是以失败告终的坚持，是一种极具悲壮色彩的坚持。

林老师讲过一个培育多倍体小麦的故事：血红的夕阳下，一对老年“农民”夫妇，从田间归来，他们是农学院的两位教授，年轻时，立志培育多倍体小麦，以适应高寒地区的气候条件。毕业后，他们进了青藏高原。他们带过许多研究生，由于各种原因，都不愿意留在高寒地区，一批批来，一批批走，只有他俩坚持着，坚持着，在田头到宿舍的崎岖小路上，坚持着走了半个多世纪。

最终他们成功了！如果不成功，他们的工作还有意义吗？林老师说：“有意义！它提供了不成功的例子，让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育种，往往就是一个前赴后继，成功不一定在我的事业。后来，林老师在探索用单倍体提纯茶树品种，这可能是一条捷径，但也有较大的技术难度。由于叶家弯那个地方常常停电，培养箱里单倍体的发育，总是受到影响。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张明龙老师，文革前南京大学的高材生，教授《植物生理》，是皖南农学院教学科研的带头人。张老师重视基本功训练，在他的课上，拿滴管的手势不对，既便不影响操作，也不行；张老师关注学科前沿动态，经常向我们介绍《植物生理学报》上的文章，包括他的文章。

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教师的职称也开始恢复。评定职称要报各种材料，还要考外语。张老师的外语已经荒废得差不多了，他没有申报职称。这可急坏了教研室里的其他教师，张老师不报，谁还好意思报啊？人事部门也很着急，对张老师说：“外语考试试卷，你可以拿回家去做，什么时候做好了，通知我们去取。”拿回家去做？怎么做？叫儿子做，傻啊！张老师说：“不行！我是老师，不能做那种事。”后来，学校向教育厅打报告，张老师免考外语，率先晋升为副教授。

当时，全国茶界三巨头：浙江农学院庄晚芳先生，安徽农学院陈椽、王泽农先生。庄晚芳，茶学家、茶学教育家、茶叶栽培专家，我国茶树栽培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在茶树生物学特性和根系研究方面取得成果，晚年致力于茶业的宏观研究，对茶历史以及茶文化的研究作出贡献。

陈椽，茶学家、茶业教育家，制茶专家，是我国近代高等茶学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早在1942年，就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高校茶学教材《茶作学讲义》，对茶叶分类的研究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王泽农，茶叶生化创始人，创建和完善了茶叶生物化学学科体系。堪为一代茶学宗师！

茶业界的一些著名专家学者来访，学校都安排我参与接待，我曾当面向庄先生请教，得到他的悉心指导。

一次，一位浙江农学院的教授来校做“茶树短化速成密植”的学术报告。会后交流，我将茶树速成密植的国外研究状况、国内研究水平，以及该教授近年所做的工作做了简要叙述，以示对他的敬意，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教。该教授很惊诧，说：“我校青年教师对茶树短化速成密植的认识，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我很惭愧，我只是在前一天晚上，查阅了我的“两级资料”而已，其中恰好就有“茶树短化速成密植”一类，这样做，算不算投机取巧呢？

在老师们的影响下，我注意收集资料，订阅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茶叶专业杂志。新杂志一到，立即将文章题目分门别类地抄在卡片上，此为一级；有空时、需要时，研读相关文章，做提要、摘录，此为二级。因为没有电脑和网络，用的是笨办法。

皖南农学院的老师教了我四年，后来我们又共事六年。他们是我永远的老师。

匆匆的告别

大学四年，1982年毕业。那年，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省人事厅根据毕业生所学专业，有一份用人单位的表格发下来。同学们根据自身情况，填写自愿，经系里协调，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一一对应。学校派专人将表格送到省人事厅，等待批复。

那边厢，公事不过夜，省人事厅立即签发派遣令，拿到派遣令，学校专人立即返回，到校时，往往已是深夜。这边厢，食堂里、宿舍里、系办公室里，灯火通明，操场上，几辆大卡车整装待发，一个无眠之夜。

同学接到派遣令，行李就在身边，扛着就上了车，去火车站或去轮船码头。大卡车在黑暗中驶出校门，同学们都向往着前方，没有人关注有没有人来送行，思念，那是离校以后的事，再说吧。来校前，已经过数年社会生活的熏染和磨练，作为学生，少了本应该有的那种可爱的单纯，失去了本应该有的一些浪漫情怀。

毕业时，同学们没有很深厚的惜别之情，也没有多少对四年读书的不舍之恋，离校时大都是淡淡地告别，似是人生的一个站点，到了，就下了车，再奔赴新的地方。

都走了，到寝室去看看吧。果然，还有一位同学在睡觉：蚊帐是放下来的，床前整齐地放着一双鞋。打开蚊帐，席子铺得很平整，却没人。经查，该铺为我班董同学所属，此人什么也没带，只将人带走了。很怪，当时迫不及待地离开学校，过后，又花几十年时间来思念。

1982年我留校任教，兼任茶叶试验站站长。1988年，皖南农学院撤销前夕，宣城行署人事处干部科来人找我谈话，问：“愿不愿意到行署工作？”我征求林关胜院长的意见，林院长语重心长地说：“小韩啊！社会上复杂得很，你应付不了，找个高校吧。想去哪里？”我说：“最好离南京近一些，好照顾父母”。

林院长帮我联系，最终，在高中同学老魏的帮助下，我到了华东冶金学院。从1968年到汀溪茶乡，1988年离开皖南农学院茶叶系，除去中间在芜湖的4年，我与茶叶相处了16年，至此，画上了句号。

此期间，发表有关茶叶方面的文章约30篇。其中包括茶文化方面的《名茶与佛教》等5篇，教材方面的《农业科技文章中的非语言符号系统》等3篇，茶叶教育方面的《关于我国茶叶教育改革的设想》（合作者：林关胜：皖南农学院院长；林知兴：皖南农学院茶叶系主任）1篇，方法研究方面的《一元二次函数在单一肥料效应中的应用》1篇，其它为茶树栽培科技方面的文章，其中也有些文章获奖。

这些文章大多集中在1983至1988年我留校任教期间发表，当时，茶叶界有“浙江有个杨贤强，安徽有个韩贤强”的佳话。杨贤强(1939—2016年)，1964年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曾为浙江大学茶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将我与他并列，太抬高我了，实在不敢当。

离开皖南农学院时，将我几年来订阅的近20种茶叶专业专志，和一些文学杂志赠与学生，让他们来自取。文学杂志很快被拿走，茶叶专业杂志鲜有人问津。1988年之后，进入思想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我的那些同学，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可谓大浪淘沙，重新洗牌，从政者有之，行商者有之，打工者有之，只有一位“祁门猴”许乃新从一而终，坚守了专业。

每个具体的人，都是一定背景，经济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下的人，接受大学教育无非是形成一个人的文化背景而已，学习什么专业，虽然也影响文化背景的特色，但是，并不是最重要的，正如孔夫子所说：君子不器。

如果评述过去，往往总会遗憾地感到，当初如果不这样，会有更好的结果。如果真的重来一次，一定不会是现在的结果，但也不一定是比现在的结果更好的结果，因为，世界充满了偶然性。无数的偶然性，促成了现在的结果，再把这些无数的偶然性聚集在一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事件的完全重演，几乎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用社会发展的宏大规律，来指导今天发生的具体事件，今天发生的事件，都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因此，我们时时刻刻都处在机遇和风险之中。

我们只能回顾过去，无法预见未来。

201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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