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丨熊代坤：乡下孩子磕磕碰碰的大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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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丨熊代坤：乡下孩子磕磕碰碰的大学之路

Original 熊代坤新三届 2020-08-25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熊代坤，兰州铁道学院77级，铁路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原题

走向大学

作者：熊代坤

我读过私塾，新学在1967年缩短学制后，我读完五年级就算到头了。无奈我又读了两年半五年级，终于功成名就，就去生产队挣工分了。我知道，读了书才可以当超度亡灵的“道士先生”，可以算八字，可以替人写人情簿子，还可以教书。虽然干部也要文化，但也许是先有干部命才有文化的，所以我从不是为了当干部才去读书的。我也曾见过读“农中”的人，但我仍然没有中学的概念，自然更不会把读书与大学联系起来。

一. 初中

1971年春，因羡慕在街上读书的同学能侃侃而谈，并会唱很多样板戏，就去找胡校长申请读书。校长说，不行，你们已经是社会青年了，我们只收应届毕业生。况且，他们都读了一学期了，不能插班。当时我虽知道一个年级有两个班，却误以为一个班读的是第一册，另一个读的是第二册。“我去读一班，怎么是插班呢？”和校长争论了半天，他说不清楚，我听不明白，回家两天也没想通。

适逢落实“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政策，我母亲自然是茶台学校的“贫管校”机构成员。我参加了这个乡村小学当年的毕业考试，和邻居李国华一起，成为这个班被录取上中学的几个学生之二。

街上的中学仅仅是中学的一部分，叫初中。听那在我家落户的知青赵明刚说，在县城还有高中，高中之后还有大学。读了大学可就不得了，每月工资就五十一，平均每天都一块七。不过，听说文化大革命前考大学，有人就当场考晕过去，可见得上大学是命运的转折。我从未想像农民也可有这种转折，只听说下乡知青满两年，也可以推荐读工农兵大学。

街上的中学每天大概十一点钟上课，连续五节。后来才实行上早课，上下午各几节，中午回家吃饭。这些街上人的生活方式，影响了我们的农活。我恨透了这些街上人，这不是在逼我弃学吗？

在那轻视理论时代，课程不多，内容简单。我年龄已上了十五，时常在比较今天的所得是否与一天的农作相值。赵明刚向我流露的知识，邻居“老秀才”炉虎帮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偶然所得的一本课外读物，木匠划墨线产生的几何问题，我都有机会向老师讨教讨教。

化学老师向志强一口遵义腔，同学们都不喜欢他，但我帮助他树立威信，经常去请教化学和物理，偶然还涉及的高中内容，并请他指点我的不足。他叫我和街上的同学搞好关系，我就利用课间辅导他们。这一招让我走向开放，结识了街上的朋友，提高了“社会层次”，理顺了学习思路，受益匪浅。我还请过几个老师去过我家，但就是没有和班主任老师幸国权拉过关系。

读书对于我从不是负担，成绩自然也遥遥领先。后来我可以系统地辅导初中毕业的赵明刚参加“高考”，我自豪极了。

二. 高中的学习

既然初中生回乡两年就可以上中专或大学，为什么我要上高中，至今我也不太明白。可能是看见那些有后台的学生都去了，母亲也从未反对，算身不由己吧。在“资本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1975年，公社书记的儿子通过老师作弊都被淘汰出局，三筛两不选，我们参差不齐的八人进了正安一中。

全县只有两所中学办高中，一中在县城，二中在安场。一中四个班中，我们一班有好多是县委、县革委的子女，或者是高分。我去报名，老师问我考了多少分，我如实说不知道。老师笑着说，你看，成绩好的人就是谦虚吗，然后写上88分。后来才知道，我居然是全县第一名。

我除曾去找过因犯错误而被辞退的陈太福老师外，我从不巴结老师，总误以为要花钱。我也不知道怎样当好班长去获取老师的欢心，用班长的影响力提高一下社交能力。在那没有教辅材料而又不时兴“补课”的年代，说不定还有家长欢迎我和他家娃娃玩呢。

但是，我在得意中没有去找第二个“向老师”，没有人指点迷津。老师叫我带人去领书分发也没去，要我负责承办的国庆专刊（墙报）也因没充分理解老师意图且自由发挥而流产，结果，我很快被免掉了班长。

我记得，仅有个把月的时间感到不注意学习就不太懂，在晚上点着煤油灯去教室自习的规定取消后，又发生了在厂房代用的宿舍砸窗框烤火的事件，我被当成主要检讨对象。

隐约觉得读过大学从外地来的郝老师，全家都宠着他那全县第二名的儿子，有点跟我过不去。从此，我逐渐疏远了那些“拍马屁”的同学，原来的老师、同学也不再注意我了。但我牢记座右铭，“知识的根是苦的，果是甜的”。第二学期开始，我就转到四班去了。

适逢张玉琴不学ABC，张铁生交白卷，学习气氛渐淡，似乎都在上课，仅后期曾有过作文争风。下午两三节课后，教室也锁门了。我记得我翻窗进去看过书、写过作业，抄过歌曲。

在学习上我似乎比别人在意一些，感兴趣一些，语文、数理化、历史、政经等课程自命能融会贯通，可惜数学的排列组合没上完，第四册物理课本仅有64页，农基课全算扯谈，英语不记得有无。第一学期老师在教材外分别加学过《岳阳楼记》、不等式、透镜成像。

高中后面的三个学期不曾记得有无考试，我和谭明强自办过两期手抄的《文学小报》，后来被勒令停办。

三. 高中的生活

高中两年，刻骨铭心的就是囊中羞涩。上学几个月后，每月4元的助学金政策取消，每学期报名要花四五块钱，生活费每月10元钱，这是多数农民学生的平均水平，也是家境规定的“纪律”。

两个半馒头或一瓢饭，就算是半斤粮；再加一勺带汤的时令蔬菜，其油花花是由每人每月四两定量菜油维持的，还不知道被偷嘴没有。每月62张饭票，每张一毛三，就花去了八块零六。不到两块钱作为零花，还要买点文具，这就注定没有早饭吃。

两根油条加豆浆，要一两粮票和一毛五分钱，二两粮票和五分钱买一个馒头，一两粮票和三分钱买一个包子，两个泡粑要一两粮票和四分钱。

十七八岁正该长个儿，素来饮食粗杂而无节制，只能在刻板的“饭票计划”下感受“饿饭”。我和建安（赵明海）多次不惜步行30里路去安场赵明刚家、一次步行40里路去和溪胡生（胡仁光）家“节约饭票”，以获得偶然的加餐指标。

有一次，我加食一张饭票后，又和别人分食了一张饭票，这就是我一顿吃了一斤二两五粮食的记录。

其他同学也好不了多少，中观去的有个女生，和别人打赌，免费吃了10个馒头，还拉到球场试验运动能力，后来被泄密后传为笑谈。曾有个本来不太熟悉的同学绕着弯子要借我的饭票，小雅区的李家其还强借过我的饭票。在东门街上，买泡粑时，经常一摞泡粑一口咬到底，以造成每个泡粑都有一个缺口，免得熟人开口。

有一天下午，我误了开饭时机。兜里有半斤粮票，是否有九分钱也没把握。三翻两寻，结果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算来只能吃一碗白饭。我到了东门饭店，买了饭后，大师傅对锅里一大甑饭无法起锅，请我帮了忙，发善心给我一勺海带汤，带了一点海带，我感激不尽。

1990年前后，我曾带儿子去进行“磨难教育”，可惜这家饭店已经不在了。

至于高中的住宿，可用飘摇来形容。大致是先和建安住空旷的丝织厂车间，二是在县革委对面供销公司展销门市部背后，与多人同住过几天；第二学期住建安的亲戚、教育局长马家；第三学期和雷普山住李易林家；第四学期住学校教室顶上排的宿舍，先在右起第二间门口的上铺，后在右起第一间，实际是一间光线不好的教室。在这里，在毕业离校前，我唯一的被子被别人偷走了。

高中用过四个教室，在高一（一）班，在右列下边靠操场的平房。到四班后，先是在左上角光线不好的教室不久，后来在唯一的教学楼直到毕业，其中分别在西端的楼上和楼下。

四. 务农和代课

农村娃读完高中回乡，号称回乡“知青”，按政策要两年后才可以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早在读高二时，我就有点后悔上高中，因为我们生产队的郭春洋就以初中学历进了遵义医学院。其实上大学无非就是为了跳出“农门”，可按国家制定的廉价购买定量的商品粮，而且看病不要钱，养老有“工资”就行。老师、医生、商店营业员等有工资的人在我看来就是“国家干部”。虽然知道在大城市眼界可以宽一点，但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进行比较。不由分说、不用细想，又理所当然就去挣工分去了。

虽然才十九岁多一点，工分已确定与其他成年人“同酬”，其它农活尚可得到别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的谅解，但挑粪到张河坝去淋麦子，实在无法偷懒，直叫人“两只肩头抢者挑”，现在想来，真不知道是如何熬过来的。

在母亲的监控和引导下，通过几个月的艰辛劳动，公社党委给了我一个生产队副队长的“官”。听母亲说，曾有人提议要我去公社做共青团的工作，母亲谦虚以待，结果不了了之。

1978年春，庙塘完小的带帽中学的李金茂老师被临时抽到县宣传队，安排我去临时代课，校长胡亚（其实仅是实权书记）说，等李老师回来，你就“脱手”。

我从4月18日起教了近一学期的初一语文，没有脱手而改教初二的数学，并一直担任班主任。从此，以文化人为伍，所以对当年国内外大事历历在目，而且体力轻松，“经济”宽余，受人尊重，结婚的愿望从淡化到放弃，上大学的计划渐渐明朗。

五. 考大学

一次，我向幸老师（我初中的老师，当时的同事）倾诉胡校长与我们“不平等”，他开导我放开眼界，不要理会这些小事和小官，要远走高飞，这自然就该上大学或中专。后来，消息灵通的刘大奇老师说可能要恢复考大学，而且倾向越来越明显。1977年9月4日，我正式确定大学目标。没有任何复习资料，我将高中的课本包上封皮，上面做了“9.4”的暗记。

新学年我被转到茶台小学的初中班代课，对操办报考大学不甚了解，在煤油缺乏的情况下进行复习。听说，比我高一届的姚建，晚上复习要加餐，于是母亲给了我晚上不宰猪草的待遇，还曾晚上煮面条吃。又曾向调到遵义的向志强老师写信索取复习资料，幸运得到遵义四中的一套油印数学考卷，可惜，基本没有难度。

我去公社报名，见报中专居多，对我报考大学，一般都理解。又什么时候得了准考证和通知，到县城的城关中学参加了两天考试，政治、语文、数学和理化四科。有些老三届的上海知青，还有我的老师一起进行了考试，落选的风险有多大，从未估计过。

到底我考了多少分，至今我也不知道。后来据说录取分数线为280分。我的志愿是贵州工学院工业企业自动化、贵阳师范学院物理系、遵义医学院药学专业，并服从分配。

一天中午，我准备去茶台上课，庙塘中学我以前的学生在离我半里的大路上喊，明天早上到县医院检查身体，是胡校长昨天说的，昨天下午忘记了。我立即包了一坨冷饭，也没来得及换掉那双笨重的反帮皮鞋，因为误了班车，只得步行赶往正安。

路过沙泥园，见到县委的小车，脑子闪过要去说明情况搭车的念头，但没有胆量。过了瑞溪，天色已晚，不敢上小路翻山，只能顺公路绕行。吃完饭粑团继续赶路，到晚上九点过，完成了一百多里的行程，到老房东李易林家寄宿。

由于事先有意识用热水搓脚，次日上午居然没有怎么酸痛。到县医院检查身体，交多少钱、除照光外还检查了哪些项目也忘了，只记得血压“量不起”，医生问我是不是疲劳或没有吃饭，我说是。我又去吃了点面，还有意识喝了点酒，结果还是有点低，就过去了。其他考生有的有家长陪，还有个考体育的，家长正在和医生争吵，说是身高写低了。

从复习到考试、从接到体检通知到体检，就这么个“重视”，居然都过了。

1978年正月二十前，我的衣服在邻居炉代容的嫁妆上沾了点红，有人说这是挂红……我没有过多地理会被录取的可能性，反正代着课，在无赖、无为中又度过了几天。没事也幻想着有朝一日录取通知书寄给我，不经过胡校长转发，那可省下一点礼物和礼节，也可为我被胡亚的权贵千金骂我是乡巴佬解解气。据说街上有人得中专了，母亲还埋怨我不该考大学。

一天，我在街上听乔仙说，有个大学给我写的信在邮局。因为《山花》杂志退稿也是她告诉的，而且几年前赵明刚在贵州农学院时也给我来过信，所以没有和录取通知书联想起来。到邮局后，是张牛撕开了信，信封上似乎是贵州什么的，后来才认定是录取通知书，不是贵州，而是兰州。我问张牛，兰州在哪个省，答是在甘肃，以后就是干铁路的。我对铁路的认知极少，对铁道运输系更是无法了解。

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无惊无喜，不知所措：“那么远，你看去不去读吗？”还叫我马上去生产队出工。我又说，二十三要出发，二十七就要到学校报到。我就开始心理、行装用品准备。什么时候母亲还是到落草塘上出工去了，又什么时候回来，可能是想好了，对我的准备有了些回应。

当年的大学虽不提供生活、学习用品，但学费全免，收拾高中时的一口大箱子，几件衣服和一床被子，没有垫褥，一条床单、加上书籍文具，就算是全部家当。

在过后的几天里，亲邻师友们有的送几斤全国粮票，有的送两元钱，我又赶到张河坝三舅家，得了20元钱和一床棉毯，就上路了。

接近22岁，第一次拿着四块三毛钱买来的车票，感受了绥阳以南公路的宽阔，下午约四点住进了遵义汽车站斜对面的国营旅社。傍晚买了火车票，托运了行李，又发现只买到成都不对，换成了兰州票，售票员说是误售，还在找我，所以没有加收两毛钱。回到旅社和一个到南充读中专的学生套了阵近乎，于晚上十二点过坐上了贵阳到成都的202次火车。

刚上火车，并未见过火车头是什么样子、车辆是什么结构，总纳闷火车不应该这么慢，听见运行声音忽大忽小，什么原理也不明白。

次日到成都站转运了行李托运，因为不懂铁路规章，还多花了运费。又去办理加快，约十一点坐上了去兰州的146次火车，在车上遇到了给排水系的温汉中。车过秦岭，天色渐亮，看见北方的山水这般模样，还有些人在铁路边沟扫集火车的烟囱灰，样样都不明白。

出了兰州站，找见了写着“兰州铁道学院”的帷幔，又等到了学校的解放牌货车，拉着我们绕到行包房领取了行李，然后出了城，终于进了大学的校门。

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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