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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 李明武：厂里的老大学生助我恶补高中知识
作者档案
李明武，1954年生，1970年参加工作，1978年3月年考入山东工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 烟台正海电子网板公司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原题
我考上了大学
作者：李明武
1977年恢复高考以前，上大学主要是群众推荐、党委批准。我所在的山东八〇七〇厂是省属企业，每年都能分到七八个名额。这对我们这个不足千人的工厂，是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我们厂地处沂蒙山腹地，距离县城也有20多公里。虽然三面环山，一面环水，空气清新，特别适合疗养，但交通不便，与现代都市生活基本隔绝。每次从家里回厂，从繁华的海滨城市回到那荒凉贫瘠的山沟，都有一种穿越时空隧道的感觉，那是个人人都想离开的地方。再加上我们这些年轻职工，个个都有理想，都在憧憬美好未来，都知道上大学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所以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我现在还能想起，我的师傅苏春源为我拉选票而被人家拒绝时的尴尬神态，还记得王玉强师傅领我去找党委书记时的情景。不过，我最终也没有被推荐上，因为各种原因吧。但是我十分感谢那些支持我、帮助过我的老乡、朋友们。他们不仅坚定地支持我，鼓励我，还充分调动他们自己的人脉关系，四处为我做宣传、拉选票。我还要特别感谢尹玉华和鲁绍敏二人，我们虽然在一个车间，但平时交往并不多，她们也在为我四处奔走，至今难忘。
1977年，丁巳年，邓小平出山。恢复高考的政策，在一夜间，就把人们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情刺激了起来，我也感到圆梦的机会来了。
可说句实话，那几年我虽然一直在发奋学习，但底子太薄，就是个小学水平。中学时天天斗私批修，文化课就没正经上过。自学的知识非常零碎，属于高粱地里的野路子。事后回想起来，当时根本就不知如何应对考试。
多亏厂里的那些老大学生们。“紧扣教材”，这是他们给我的金口良言，也只有过来人才会有如此真谛。如果盲目复习，那势必是“复习到的都没考，考到的都是不曾复习的”。
可是，怎么复习呢？比方说化学，有厚厚的三本书。我们的班长郝吉凯，我们都叫他老何，告诉我，要学好化学，必须把化学书背下来。只要把化学周期表背熟，背化学书就不成问题。按照他的方法，果真如此，用周期表这根主线，一下子就把平时那些零碎的知识串了起来。
郝吉凯师傅是莱芜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那高材生的根底，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在他的指导下，我又重点学习了卤素、盐的溶解度等知识。这些内容，在高考的试题中，都遇上了。
还有外车间的那些老大学生，一见到我，就要出个题给我做，然后再给我讲解一遍，我受益匪浅。最大的收获是知道如何规范做题，如何把题目做的完整。
例如机加工车间的于秉其师傅，威海人，也算是老乡。给我讲过一个求绝对值的例题，告诉我此类题型的正确解法，并以此为例，给我讲解了做数学题的方法。更可喜的是，高考的题目中也有这道题，几乎一模一样，分值高达5分。于师傅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企业管理专业，现在是热门专业，但在那个年代，一说起他这个专业，总感觉怪怪的。
还有仪表维修车间的田宜生。仪表维修，是让我们非常羡慕的工种，因为能修理电子设备。田师傅是大连市人，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他可能是我厂那些老大学生中唯一来自城市的人，所以头昂得高，说话声音底气也足，戴一副深度眼镜，我们背地里都叫他“眼镜博士”。他在车间的办公室里，给我详细讲解过物理学中的电磁感应定律，在考题中，恰好也有这个内容。
还有梁佃生，聊城人，和老何是大学同学。我们一起去济南省局参加科技大会时，他给我讲解过高考的备考题型。
杨伟民和王康祥那时已从山东大学毕业归来，也当仁不让地当起了我的老师。伟民让我在26个字母的基础上，再学习5个英语句子，例如“毛主席万岁”并要熟练背诵。康祥则告诫我，农业化肥知识也是重要考试点，年年考题里都会有，不要忽视。
当然，我也不是小器人，在老大学生的指导下，我做了个数学例题本，许多同事都看过。考试前的十几分钟，还在被传阅。一个小兄弟看了点斜式方程，考试就轻松拣了5分。
考试的时候已经冬天了，地点设在草埠公社的沂源县三中，离厂有8里地。厂里也很重视，派了大卡车一早一晚接送我们，中午就在学校里吃饭。地方上的考生就辛苦了，因为交通不便，只能自带被子住在学校。屋里也没有火炉，一铺炕，上面一张席子，能睡七八个人，其中不乏公职人员。
学校老师的穿着和处事方式，与当地的乡镇干部没多大区别。对我们这些国营大厂的工人，因为都是吃国库粮的，总是透着一种亲切感。考试中，我提出要吸烟，监考老师居然答应，但第二堂考试就被禁止了。
数学考试中，一道几何题看看比较难，打算放到最后做，结果被我忘了，离考试结束前20 分钟才发现，却怎么也做不出来。到了晚上，我拿出纸来，两分钟做完了。该得的分没得，心里那个懊悔哦。
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我写了如何悼念周总理，自我感觉相当好。起点高，立意也不错，再加上我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可以说一气呵成。可是到了大学后才知道，我写成了“难忘的一件事”，严格的说，有点跑题。应该从早晨一睁眼，听见总理逝世的噩耗，写到晚上悲伤的吃不下饭。听同学说，哪怕是开头写个“早晨”，最后一句有“晚上”二字，也能得个高分。
终于盼到可以填报志愿了，那年可填报四个志愿。我第一志愿是上海交大船舶自动化专业，该专业在山东只招两人。第二志愿填了北京邮电学院，第三志愿是山东大学。
在山沟里呆的时间长了，不知外面天地有多大，再加上年少气盛，颇有非重点大学不去的志气，根本不把山东工学院看在眼里。
于秉其师傅看了以后坚决反对，让我第四志愿填“服从分配”，至少也要填山东工学院。
我听了劝告，填了山东工学院，但心有不甘，填了个热门专业：工业自动化，结果就是被第四志愿录取了。因为分数不够前面三个学校的分数线，可能直接被甩进了山东工学院那个筐里。还好，没有被甩到地下。
也真是万幸，如果第四志愿，填个“北京大学”，那年可能就真地“白搭”了。
做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我是幸运的。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出山，没有同事们的帮助，我这辈子可能都圆不了大学梦。
感谢邓公，感谢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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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少达审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