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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丨刘滢：我有个外号叫“范二”
刘滢，男，甘肃会宁人，生于1956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历史学学士、法学硕士。先后工作单位及职务为：宁夏日报记者，宁夏大学教师，人民公安报记者，工人日报记者、国际部主任，现为《班组天地》杂志副主编。
原题
到2018年2月，距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整整40年了！正是40年前的这封通知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也让我有了一个叫“范二”的外号。
1978年2月26日，农历正月二十。那天下午，我正在生产队的场院里干活，突然看见妹妹手里举着一封信，急匆匆向我跑来。我迎上去接过信一看，发信人地址一栏是印刷的红色“兰州大学”几个毛体字。我抑制着“激动的心”，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这是一封入学通知书，称我被该校历史系录取，要我在2月26日至28日到校报到。
场院里干活的老乡和知青纷纷围了上来，这个说“你终于跳出农门了”，那个说“你月月都有麦子黄了”，还有的说“上了大学就不用下苦了”。我们生产队有插队的兰州知青，一位来看孩子的家长则对欣喜若狂的我说：“后天就是报到截止日，你可要按时去。过去大学都有备取生，如果正式录取生不能按时报到就不要了，让备取生替代。”如果说当时我有点像清代小说《儒林外史》里范进的话，这句话无疑就是范进岳父的一记耳光，顿时让我清醒了。我赶紧回到家，见同在一个村下乡的小姨已经赶了过来，和我母亲一起，正在拆洗家中最好的一套被褥，准备让我带上去上学。
接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对我最大的意义，是在当了8年农民后，终于能“农转非（非农业户口）”了！1970年初，我家作为甘肃省会宁县城最后一批“被自愿”的城镇居民，来到离县城90多公里的头寨公社（现为镇）三百户生产大队（现为村）下乡落户。之后，在一所农村“戴帽初中”（原初小，文革中改为七年一贯制学校）半耕半读地上了两年初中，而后又到设在县城的“五七红专学校”高中部（以前及以后的会宁一中）住校学习了两年。到1977年底，我已经当了四年的“回乡知青”。四年来，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再吃上“商品粮”，但招工、招干和推荐当工农兵大中专学生的机会总是和我无缘。当我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就像在黑夜看见了曙光。
我报名后在复习准备期间，碰见一位要好的同学，他说他为了保险要报考的是中专。我也想让保险系数大一点，就赶到县教育局，要求把志愿从大学改为中专。教育局主管老师是我高中学校的政工干事张国孝老师，他不给我改，劝我说：“这次高考，如果成绩上线，大学录取不了，中专可以录取。你要是报中专，录取的机会就小了。”“听人劝，吃饱饭。”我是听人劝，上大学。那位同学后来上了中专。
我们大队有四个生产队，不少人参加了这届高考，最终被本科录取的有四名，还有几名考上了中专和技校。但上重点大学的就我一人，也是第一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因而在大队和公社都受到“关注”。第二天，我向老乡借了一辆自行车，驼了几十斤粮食，到20公里外的公社革委会办理户口迁移手续，到公社粮站兑换粮票，一路“畅通无阻”。唐人孟郊科举登第后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诗句，我是“春风得意轱辘疾，上学手续一天齐”。
第三天就是28日，通知书中要求报到的最后一天。现在从三百户村到兰州，公路只有100多公里，不到两小时即可抵达。可在40年前，这条路我走了整整一天。我早上乘县内班车，赶到10公里外的郭城驿，快中午时从那里搭上过路的县际班车，下午到达邻近的靖远县火车站，坐上了一列逢站必停的慢车。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时候，火车进了兰州。
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一出车站，就看见“兰州大学新生接待站”的横幅。我背着被褥拎着小木箱刚走过去，就听见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原来是兰大历史系七六级学生马德。这真是“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马德是高中毕业的“回乡知青”，我家就下乡在他家乡的公社。七六级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文革期间教育革命的“成果”之一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但也不乏佼佼者，马德即其一。他后来攻读了博士学位，成为著名的敦煌学家、博士生导师，著述甚丰。
马德上学前我们就是好朋友，他从系里的新生名单上发现有我，推测我一定会乘这列车到兰，就和已经在当天白天报到的中文系新生、会宁老乡吕发成一起来车站接我。有马德的带领帮忙，我的入学手续办得非常顺畅。到了八人一间的宿舍一看，我是第五个报到的，而班上省外的同学几乎都还没来。说到曾担心的“备取生”问题，老师同学不禁莞尔。
高考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