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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 梁进：从劳动大学到南开大学的进化史
我进入南开的故事讲给南开大学的原校长侯自新听，他说你写下来，我帮你发表。
我是从知青考入安徽劳动大学的，77级。
考前报志愿不敢报高，连安徽大学也不敢，更别提清华北大了。考后也不知道分数，至今也不知道有没有委屈自己。但当时已经感觉非常幸福了。
过了一年之后，事情起了变化。
安徽劳动大学的名字不怎么好听，但因为历年来的右派教授多流放此处，其师资力量反倒超越许多如安徽大学这样的城市学校。
我们学校地处皖南宣城山乡，老师学生心怀不满，想迁校。于是，搜集此处不宜办校的资料，上访。1979年春天我们学生在老师们的鼓动下，停课。一半步行，一半火车，进入合肥，占据了省政府大楼。
劳大77经二班的团支部
我当时以一个合肥藉的女学生的口吻，写了一篇致母亲的信。信的结尾说，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山里去上学了，让我去参军，去上自卫反击战场去吧。同学们把此信与告合肥人民同胞书一起，张贴在大街小巷。
占据了7天7夜之后，合肥警方开始强制措施，抓了4个学生。我是第一个。大概是合肥公安局长（我记得他姓尹）在现场认为我最嚣张吧。关了23小时后放了。
那是我第一次进监狱，也是第一次听到有人骂政府。我们被抓的人的名字，后来还出现在在安徽省委文件里。我开始担心自己的前途，担心毕业分配的不利的可能。这个时候想到了跳过分配，报考研究生。
作者的劳动大学同学。毕业证上是安徽大学，其实一天也没有在安大呆过
回校不久，上面将劳动大学大卸八块，分别迁并到合肥、芜湖、安庆、蚌埠等地，农茶二个系留下。迁去合肥等地的学生中，77级不动，留在原地完成余下的一年半的学业，毕业证书会是安徽大学等等。我们上访闹事成功了。
这件事情，几十年后，特别是后来到了美国看到许多大学也不在城市里，也处乡村，想想也许不一定对。
以上是我报考南开经研所研究生的原因和背景。当然，合肥是不敢考了，北大也没有把握，南开的世界经济强烈吸引我。
准备考试时最怕的是统计学，因为我们学校根本没有这门课。真正考试时，果然吓得不轻。统计学的考卷上只有4题，每题25分，我看了一题不怎么会做，先做下一题。又一题不会，再下一题。做了两题，回头再看。这个时候我突然人晕了起来，背上汗直流。差不多有5分钟吧，那时自觉很长时间，人是在恐怖失望之中渡过的。心想两题去掉50分，完蛋了。
终于，想到了大概的思路，凑合着做完了。我之前之后身经千考，那是我唯一的一次炼狱似的经历。
后来在南开经研所，知道出题的是陈荫枋先生。他老先生给我们教社会经济统计学。第一堂课一开始，他幽幽地问，谁叫梁进?我回答了。他说，你是我考卷里的最高分。我表面平静，内心翻滚。
陈荫枋教授，美国经济专家，社会经济统计学老师
统计学之外，自然是英文没有底气。我那时只有一本小于手掌的英语字典。所有考试完成之后，我给自己打了各科的成绩，感觉有希望没有把握。然后，就是在人人操心分配的闹闹哄哄之中，等待。
一段时间后，有别的同学接到了初选通知书。其中有隔壁一班的顾海良，社科院，现任教育部行政学院院长。丁任重，四川财经大学，现任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我们二班的冯金华，武汉大学，现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他们纷纷去所报学校复试去了，回来之后又接到录取通知书。
南开大学给我的信来了，打开是一封落选通知书。这么迟才来的信也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我心想我已经尽力了，认命吧。
再往下看，附上各科考试成绩。失望之情转化为委屈了，震惊了。各科成绩与我自己的评估都很接近，只有英语是9分！
不可能呀！我知道是弄错了，但不知道是怎样弄错了。这个时候，同学劝我说，你要去一趟南开，去申诉吧！我立即准备钱，去学校边上的汽车站。
那天我走在路上，天空飘起雪花，我想象着遥远的天津，心中忐忑，又有隐隐约约的期望。一个念头出现在我脑子里，如果，就算成绩能改变，改变过来的成绩还是达不到录取标准那怎么办呢？花了这么多的钱，费时费力，不成功的话，又耽误这边的分配，不会两头空吧？在犹豫之中，我看到了邮局。对，发电报吧。一份电报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另一份发给我报考的导师陈国庆。如果他们能改分数，成绩合格的话，让我去复试，我再去！
我的导师陈国庆教授
我又回到学校里等待。
时间过了整整一星期。我同寝室的同学张双柱一手拎着热水瓶，一手摇着一封信，老远的地方寻到我，喊着，梁进，你的信，南开来的信! 我忙打开，竟然是录取通知书。信上除了抱歉，还说根据成绩，免去我的复试，直接录取。
天呐。我忘了所有的事情也忘不了那一天。我也永远记着热情爱护我的学长，芜湖考试院长，诗人张双柱。
作者劳大同学张双柱，现在是一名诗人
过两天又接到了陈国庆先生的信，他说本来就打算写信说，你各科成绩都挺好，英文9分太遗憾了，再花时间努力补补，明年再考我的研究生吧。没有想到，是招生办弄错了。我就跟他们说，录取，录取！
原来，英文考试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文字，70分，我考了43分，一部分是听力，30分，我考了9分。统计成绩的时候，只统计了9分这个部分。那一年的录取标准是，一门可以不及格，要在40分之上。两门不及格，都要在50分之上。我的成绩已经比之前去复试录取的部分其他同学高出许多了。
当年中国的金融专业有六个教授，南开就有三个。中间是钱荣堃先生，左二是作者导师陈国庆先生，另外一个是王继祖先生
就这样，我甩掉了凶多吉少的毕业分配，来到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到南开后，同届的经济研究所同学很诧异，来复试的政经世经两个专业加在一起是9个人，怎么开学时，一个没有少，倒反而多了一个呢？这个家伙来路不明啊！
时过境迁，每每回忆此事，感觉造化弄人。南开大学的招生办如果没有将考生的成绩附在落选通知书上的话，我不会是今天的我。
作者就读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就位于这栋南开主楼的六楼，大楼的尖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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