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周冰：入学半年后，我才转上粮食关系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周冰，1949年出生。1968年由甘肃师大附中分配下乡，至甘肃省合水县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林二师。1977年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1983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南开大学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年后先兼职后调入浙江财经大学。2014年退休。长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主要兴趣是转型经济学和科研方法论。

原题

在农场参加高考

作者：周 冰

一晃30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班——兰州大学经济系77级，毕业已经30年了。2007年暑期在嘉玉关举行入校30周年班级同学聚会时，主办者曾提出要大家写有关当年恢复高考和大学生活的回忆、纪念文章。但那时，我因多年来一直忙于日常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值得可写的东西。然而同学们在一起话忆当年，许多已经尘封的往事就被勾了起来。在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车上，我和刘新路同座，一路上和他聊起了当年参加高考经历的曲折和艰难，他鼓励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1977年恢复高考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和许多人一样，它是我人生轨迹的一个转折点；但和许多人不一样的是，我差一点就和这次机遇失之交臂，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班集体中来。能够克服重重障碍，最终实现命运的转折，进入我们这个班集体和大家成为同学，享受了30多年的友谊，真是一种美好的缘份。

进入考场的重重困难

我是1977年参加了高考，于1978年春天才离开大山门的，那已是下乡的第十个年头了。当时建设兵团已经撤消，农场转归地方，属于庆阳地区农垦局，而我却还没能出来。所幸的是，在下乡的最后一年，就在中央粉碎“四人帮”的前夕（1976年9月），我被从十连（新庄）副连长（代行连长职责）任上调到了农场子弟学校任教师并临时负责学校全面工作，否则，就可能抓不住这次机会。

当年知青们自己亲手盖的宿舍

1977年夏秋之交，得知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我还是比较早的。家里来信告诉我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立即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开始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抓紧复习备考。

在甘肃这个最偏远的山区复习条件非常差，课本和复习资料都找不全。父亲从兰州寄来一些手抄的复习资料帮了不小的忙。

开始时怕场里知道后受到干扰，每天晚上用棉布帘子把窗户蒙起来。因嫌煤油灯光线暗，就点上两盏。天黑前把玻璃灯罩擦得雪亮，添满油，两天两灯油就全用完了。第二天两个鼻孔里全是黑墨。

最缺的是纸，商店里根本就买不到白纸。没有白纸就利用场里发的文件的背面，在渗出油印字迹的行间书写和演算；我还把学生的作业本的装订钉子轻轻的扒开，从每一本的后面取下两张来，然后再合上；到了最后就用看过的《参考消息》当草纸，为了能看清楚写的字，就用毛笔沾着墨水写，把一年多的报纸全写完了。然而，所有这些都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困难。

当年知青们的灶房

真正的困难首先是高考报名。

当时报名要单位介绍信，必须经过场领导批准。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鲁营长（人们还习惯用兵团时的称谓）不同意我参加高考，理由是我年龄超过了25岁。

我说：“《人民日报》上的通知说66、67级的学生年龄可以放宽到28岁。”“那是指高中生，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是66级初中毕业生，没有上过高中。1976年场里决定子弟学校办高中部时才批准了我多次要求调到学校任教的申请，并让我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在我的主持下办起了第一个高中班，我教高中班的语文。

我顶撞鲁营长说：“我的学生都是高中生，你说我是什么文化程度？！”虽是口头占了上风，但毫无用处，事情还是解决不了。

后来，鲁营长去局里开会。多亏了景政德，他也是我们师大附中的下乡知青，当时已是场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我去活动他才拿到了报名表。好在还没有超出报名的最后期限，总算报上了名。

临考试前又出了问题，差点领不到准考证，进不了考场。

那年我们全场共10个人报名参加高考，所有的报名材料由场党委秘书兼组织干事在去西峰农垦局开会时顺路提前带给了县招办，但是当我们考试前两天去领准考证时，却被告知都没有交照片。给西峰和场里打了无数次长话，但原来的照片肯定是找不着了，即使找着也没办法拿来（农场场部离县城80里路），没有任何可通融的路子，唯一的办法只能是重新补照。

开始想找路子不花钱照相，但是所有的路子都试了，都碰了壁，必须花钱在县照相馆照。那时候照片当天是洗不出来的。照相馆快下班了，只好央求照相馆年轻的师傅加班为我们照，并连夜冲洗出来。但人家拿架子，说晚上要去看批判电影《反击》。当时可以用来讨好贿赂的手段非常少，就是笑脸、好话和两包烟，同情心也还起点作用，终于说动了照相师傅，这才解决了问题。

合水县是一字长街，招办设在教育局，考场设在县一中，分别位于这条长街的东西两头，邮局、县招待所、照相馆都排列在这中间。这一天，我们从县招办到考场、到邮局、到农业局，再到照相馆、招待所跑了好几个来回。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和劳累使同行的考生们充满了失望情绪，逐渐地就不再继续努力奔走了，最后就都躺在招待所的土炕上发牢骚。

可怨天尤人又有什么用呢？

当我跟照像馆的师傅谈好之后叫大家去照相，许多人却躺在炕上不肯去了。有的说：“那么多人考试，我们不过是一些给人家红花当陪衬的绿叶子。”“不考了！”等等。可我当时心里想，即使你们全都愿意当绿叶，我也要成为红花；哪怕只有一朵红花那也一定是我！所以耐着性子给大家做工作，动员所有的人都要去照相。照相师傅又骗我们说，他刚换了一卷新胶卷，36张必须照完才能冲洗。明知是骗也不能揭穿，每个人都照了三张，还剩几张别人都不肯再照，就由我和栗震霄两人全都照完。

这是为用完那一卷胶卷而照的合影，右一为作者

詹君汉是场部的干事，场里派她为我们这些考生带队。她并不参加考试，但是那天一直陪着我从东到西地来回跑。虽是冬天我却出了一身大汗，因此感冒了，她却丝毫没有怨言。有她陪着我来回奔波，对我至少是一个安慰。我非常感激她，以后却再没有联系过，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考试之后的遭遇

进入大学最后一道关卡，是我转不了粮食关系。

因为没有经过鲁营长的同意算是私自报了名，所以在高考之后他决定对我进行“整党补课”，整我的“风”。

整风在学校教师范围内进行。

经过鲁营长的动员，一位女老师率先发言对我进行批判，鼻涕一把泪一把的，那情形就像是在控诉恶霸地主黄世仁。原因是我到学校后曾组织过农场历史上的第一次学生田径运动会。人手很紧张，给每一位老师都指派了任务，这位女老师因为有一个喂奶的孩子，我就分配她负责救护，这样她可以不必一直盯在操场上，算是照顾。

结果那天真的出了事，有一个学生晕倒了，人已经被送到了场卫生院，家长都赶到了，她却没有露面。开总结会时我点名批评了她，因此对我记恨。整风会上我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但她过份的表演犯了众怒。其他教师对她群起而攻之，整风会变成了对我的歌功颂德和对她的批判会，这当然使鲁营长更生气。

事先我在兰州已经打听到了录取的消息，提前回到了大山门。一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就赶紧马不停蹄地办手续，在场里办好了行政、工资、党的关系和户口。

粮食关系因为要到10里外的固城公社去办，当天没有来得及，而第二天再去时，鲁营长已经打了照呼，就办不出来了。怎么给鲁营长做工作都无济于事。

这时，我真的愤怒了。我对他说：“今天你让我走，我也得走；你不让我走，我也得走。我周冰来到大山门十年，在这里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入了党，做过一些好事，也做过错事。但是我现在敢拍着胸膛讲，我对得起共产党员的称号，对得起大山门农场，对得起大山门农场的每一个人！鲁营长，你也敢这样说吗？！”

其实，鲁营长还是一个正派的人，就是思想有点僵化，人固执一点，而我这话就彻底惹恼了他。多年后听说他已经去世，感到我当时的话确实有些过分，没能在他生前道个歉，我内心是有愧疚的。

我到学校报到比规定的时间晚了10天。在学校没有粮食关系，就每周从家里拿粮票交给学校伙食科，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托农场学校校长王锡寿给我寄来过粮票，但是转粮食关系他实在无能为力。当时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正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人民日报》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报道，我就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据说，这封信层层转批一直到了场里。在入校六个月后，我终于有了粮食关系，这才最终办齐了入校手续，能够安心上学了。

当年知青，左二为作者

报考文科的考虑

我为什么考文科呢？我们上中学的时代，流行的观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国家明确分文理科考试和招生，开始复习时我并没有认真考虑，就习惯性地按理科考试科目准备。由于高中课程都是自学的，所以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数理化三门特别是数学上。

直到报名前一周接到了父亲的来信，说我哥哥和其他一些甘肃师大的子弟也在准备参加考试。他们多都是高66、高67的学生。这才使我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最后决定报文科，因此史地两科也就没有复习。对此，我并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也遇到了普遍的不理解。

考试的第一天，我正感冒，发着烧。分配给我的座位在考场教室最后面的角落里，

为了能不受干扰地专心考试，我以看不清黑板上的试题为由（那年甘肃省的高考试题是由监考老师抄在黑板上的）要求把座位调到前面去。

结果监考老师把讲桌抬到讲台边上，让我一个人单独坐在最前面。

这正合我意，因为可以不受干扰。

一开始考试，我就全神贯注地飞快答题，很快就交了卷。回到招待所请食堂师傅给我熬了一碗姜汤，喝下后蒙上被子大睡，一觉醒来，出了一身汗，感冒好了。这时其他考生才陆续出考场。后面的几场发挥的越来越好。

从第二场起，就总有一位监考老师站在我身后看，我一心答题，完全没有一点旁骛，不去管他们看什么和为什么看。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答题答得特别好，在监考的老师中传开了，所以每场考试都有监考老师看我答题。

成绩出来后，人们传说我的总分、语文、数学都是全县第一，史地卷子曾被地区改卷的教师们传阅欣赏（那年高考因为准备仓促，甘肃没有全省集中改卷，而是分在各地区集中改卷），是全地区第一。

我一直没有接到过正式的成绩通知书，不知道实际成绩，而后来的事态发展就像上面说过的那样，使我根本无暇关注具体成绩。关于我的成绩，从平均每门78分到98分的各种传说都有，也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一个。

体检时大夫发现我辩色力弱，有点犹豫，就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吧。”旁边的人从体检表上看到我的名字说：“这可是咱们县里的第一名呀！”大夫就写了正常。

看来，第一的传说不虚。

数学成绩可以算出来是98+10。那年甘肃省的数学正题满分100分，另有两道附加题各10分。正题中我只有一道计算双圆外切线的题目因为（没带圆规画图，不要求画图）忽略了根号外的正负号，结果少了一条切线，应当扣掉2分，其余题目全部都是完全正确，也就是差两分就是满分。附加题中那道解析几何题我也完全做对了，另一道微积分题没做，应得10分。

通往考场的路

考完试当天我去西峰，在长途汽车站等车时，一位监考老师要去西峰参加改卷，也在等车。他认出了我，问我说，你的数学那么好，为什么考文科？

我回答：我的目的首先是要考上大学。在考文科的学生中，因为喜爱文科而考文科的人很少，多数是因为数理化学得不好，才不得不考文科的。而文科特别是语文因为有作文，即使考得好，也很难得很高的分。我的数学考得好，就可以把分数拉上去，这样就可以有把握一些。

我当时的这个决策实际贯彻了一个原则，即在做出重大选择时一定要目的明确，并且目标要单纯，这样才有利于成功。

在报名时王锡寿校长曾劝过我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报文科的人总是多于报理科的人，文科可能竞争更激烈、更难考。

他是兰州大学历史系69级的学生。我知道他说的实际只是农村的情况，并不代表全省。

我说，我的竞争对手不是咱们合水县的这些考生，而是兰州市和全省的考生，是我们师大附中（因为师大附中是甘肃省最好的中学）高66、67级，特别是一些曾经得过全五分受到学校奖励过金笔的好学生，我仅凭自学怎么能和他们竞争？况且，传说合水县在历史上高考曾经两次被剃过光头，这就意味着我即使考了全县第一，仍有可能还是考不上大学。无论是人生发展还是具体做事，决策时能不能选择一个正确的参照系，即一个正确的评价和比较的标准，是对自己和所做的事情准确定位的一个先决条件。

事后来看，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下乡十年后我还保留着的唯一一本中学时的笔记本是平面几何，记录着我自己搜集的一些难题、怪题和有趣的题，都不是课本上的，分证明题、做图题和计算题，分门别类，每道题不仅有题目和解题的步骤，而且记载着题目的来源和做出这道题目的同学的名字（因为有的题目不是我自己做出来的）。

但是为了复习考试再拿出来时，我自己却看不懂了。这说明耽误了十年后，尽管我还是非常喜欢数学，但是学习理科已经没有优势。这十年里留给了我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社会的深刻体验，这是一笔宝贵财富，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学习，这也是我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能做出一点成绩的一个重要条件。

2018年，作者在美国黄石公园小木屋前

人生是各种机缘合和的一个过程，而机遇和缘分都还要靠人来把握。

30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尘封的往事，再次想起人们已经说得耳熟能详甚至有点俗和滥了的两句老话。

第一句话是，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个人只是社会的一员，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要不是邓小平在1977年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哪里还有我赶上这趟上大学的末班车的机会？

另一句话是，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在社会转折的历史关头，谁能抓住机遇，成为涌起在时代潮流前面的那朵浪花，并不是只有少数特殊的幸运儿才会受到命运女神的青睐，自己的选择和努力同样至关重要。

2007年8月16日初稿

2012年7月12日修改

2021年8月30日定稿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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