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于泽俊，中国作协会员。1954年生，当过三年工人、四年兵，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兰州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6年考入中央党校理论部读研，获法学硕士学位。在兰州大学任教20年，曾任兰州大学出版社社长、华夏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盲文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人物传记《宋美龄大传》《大医精诚——回族中医马牧西传》长篇小说《工人》长篇历史小说《大风》等。
原题
那一梭子弹
穿透了我的胸膛
作者：于泽俊
三娃是我入伍后第一个认识的战友，我们是坐同一辆闷罐子车来到部队的。那是1972年的冬天，车外天寒地冻，雪花飘飘，尖利的北风无孔不入，从车厢的各个角落里钻进来，冻得人手脚冰凉。
新兵到部队以后才发大衣，棉军装抵御不住车里的寒冷，只好用被子裹住下半身，坐在破旧的稻草垫子上，仨一群俩一伙地瑟缩在一起相互取暖。
车上每隔一米左右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有抽拉门，可以打开，内急的问题就在这里解决，要办大事得等到了兵站再说。白天车厢里并不是太暗，借着窗口和四面缝隙里透进来的光线可以看书。
我拿了一本《鲁迅杂文书信选》坐在窗口，刚打开，睡在我旁边的三娃凑过来问：“你看的啥？”我把书合起来给他看封面，他茫然地望着我，说：“俄不识字。”我说这是鲁迅的书，他仍是一脸茫然。我只好放下书，和他聊别的：“你是哪个公社的？叫什么名字？”三娃一口陇西话，说什么也不肯把姓由“探”改成“淡”，我说服不了他，只好接着看我的书，三娃拿出一块上车前发的点心，礼貌性地让了让：“你吃！”三娃用双手恭恭敬敬地捧着点心咯吱咯吱吃了起来，这是西北农民吃馍的标准姿势，神态极其庄重，那种庄重代表着他们对粮食的崇敬。看见他吃的那么香，我也觉得饿了，拿出一块吃了起来。因为等车来不及吃午饭，每人发了十块点心，用纸包成一个直筒。点心是陇西食品厂生产的，类似月饼，里面青丝玫瑰冰糖各种配料一样不少，就是工艺太差，梆梆硬，咬不动，因为积压得太久，一股油哈喇味，难吃极了。我吃了两口就撂下了：“难吃死了！”“当然好吃，俄们那搭哪见过这东西！一年到头吃的是洋芋，有时连洋芋都吃不上。”我拿起点心筒递给他说：“你觉得好吃就送给你吧，我是吃不下这东西。”三娃接过点心，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挎包里，然后问我，“听说你是从厂里来的，你为啥要当兵呢？”我不想说理想、追求一类的大话，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答案，于是反问道：“你呢？”“挣钱娶媳妇？当兵能挣什么钱！一个月六块钱津贴，不够买两条烟的。”“第一年六块，第二年就七块了，第三年八块呢！72加84再加96，三年下来就能挣252块钱。要是能当上四年兵，俄就发大财了！”说到脸，我不由自主地朝他脸上看了一眼，心里直发麻，他那脸蛋紫里透黑，跟茄子一样颜色，上车之前我一直躲着他，害怕看到他这张脸，谁知上了车，排长竟然把我俩的铺位分到了一起。陇西一带的水土不知缺什么元素，孩子们大多是红脸蛋，很多山里的孩子就像三娃这样，脸红得发紫发黑，好像得了严重的皮肤病。“就算你一分钱不花，两百五娶个媳妇也不够啊！我听说娶个媳妇少不得300元。”“那是川里人，俄们山里便宜，两百元就够了，两百五十元那就随便挑了！”说到这，三娃的眼睛都亮了。我笑着说：“那好啊，等你娶媳妇的时候到你家去喝喜酒。”这话我还是没法回答，只好用陇西话跟他调侃：“俄就想当个兵。”三娃又问我工资是多少，听我说学徒期满每月可以挣48块钱，三娃惊讶得倒吸了一口气，惊呼道：“噫——！你个瓜娃娃，你亏死了！”火车走走停停，从陇西到兰州，只有200公里，走了八九个小时，半夜12点才到兰州兵站。我已经饿得挨不住了，对三娃说：“把那点心给我一块。”兵站的伙食不错，院子里摆着十几个装满米饭的大木桶，每个木桶旁边是一大盆猪肉白菜炖粉条。饭是足够吃的，可是这些新兵一进兵站就乱了套，一个个手举着刚发的刷牙缸子，上去就抢，每个饭桶跟前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后面的抢不到，爬到了前面的头顶上，前面抢到的被压在下面出不来，不一会儿就把地上的菜盆子全踩翻了，活像一群耗子，看得我目瞪口呆。带兵的干部怎么喊也弹压不住，只好拳打脚踢往下拉，拉下来一个揍两拳，一松手又冲上去了。最后只好放手不管了。三娃不由分说，一个助跑冲了上去，爬到了人群顶上，不一会，他端着半缸子白米饭过来了，看见我还站在原地没动，把米饭往我手里一塞，拿着我的空缸子又冲了上去。带队的干部怕出事，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主意：“陇西的新兵上车了！车马上就要开了！”这个计策果真有效，听到喊声，抢饭的人群立刻开始松动，可是还有不少人围着饭桶不肯散去。我们这个排一多半人已经站好了队，还不见三娃的踪影，我到饭桶跟前去找，看见一个新兵头朝下脚朝上扎进了饭桶里，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拉了上来，正是三娃，只见他满头满脸都是米饭，脑袋活像个大饭团子。我和带队的排长拉着他往集合地点走，他还不停地回头嚷着：“缸子！俄的刷牙缸子！”车走了两天两夜，第三天中午才到青铜峡，部队就驻扎在这里。青铜峡位于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冬夏温差很大，冬天最低气温零下30度，夏天则高达40多度。风沙很大，一刮起来满天沙尘，迷得人睁不开眼睛。带队的干部告诉我们：“这里的风沙一年刮两次，一次六个月。”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可是我们一下车就赶上了，狂风卷着沙粒恶狠狠地朝我们扑来，打得脸生疼，车站离营房还有十几里路，我们必须走过去，到了地方，鼻子耳朵里灌满了沙粒。连里对新兵进行了一次体能和身体灵活度测试，我和三娃是40个新兵里最差的，我投弹只投了23米，不及格（30米及格，40米优秀，50米为投弹能手），羞得我脸上直发烧。三娃比我还差，15米！看起来他比我强壮，可是掌握不住技巧，手榴弹脱手总是慢半拍，一出手就砸到地上了，那个寸劲想学都学不来。部队正在进行冬季训练，周二和周五早操是体能训练，周二十公里长跑，周五十公里负重行军。每到这时候，落在最后面的总是我俩。尤其是负重行军，一个步兵冬季装备加起来55斤（包括身上穿的），平时训练不背干粮袋、水壶、子弹带、手榴弹等东西，也得有30斤。前半段是急行军，挣死挣活勉强还能跟上，后半段是强行军，不管队形，撒开了跑，这是为战时抢占阵地而进行的训练。第一次强行军，命令一下达，整个连队转眼间跑得无影无踪，就剩了我和三娃。我还想努力追赶，不料背包散了，东西撒了一地，我只好停下来重新打背包，三娃也停下来帮我把掉在地上的东西一一拾起来，我一看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你把裤子穿反了！”我和三娃回到连队的时候，大家已经吃完早饭了，我们俩拿着饭盆往食堂走，班长黑着脸正在食堂门口等着呢：“给我站住！还有脸吃饭哪？”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训斥，红着脸解释道：“班长，我们不是故意拖后腿，确实是跑不动。”“跑不动也要拼命跑！这要是在战时，等你们赶到，仗都打完了！你看看这都几点了？”班长指着太阳说。“我们尽力跑了，可是我的背包散了，他把裤子穿反了。”“小道理还多得很，打起仗来能容你们这些小道理吗？早就拉出去枪毙了！”宁夏几乎没有春天，熬过漫长的冬季，一下子就进入了夏天。营房里的沙枣花开了，满院子弥漫着甜腻的花香。经过半年多的训练，我和三娃的体能和技巧都有了很大提高，我投弹能投46米，提高了一倍，离投弹能手只差四米，可是那四米怎么也不上去，直到复员也没能突破46米的成绩。三娃的成绩也达到了40米，但是不会助跑，他原地投就能投40米，加上助跑还是40米。部队训练不讲科学，连里号召开展三五枪三五弹活动，吃过饭立刻就要拿着手榴弹出去投上半小时，不给一点休息时间，过了没多久，我和三娃都得了胃病，我是溃疡，他是胃下垂。班长在门前树上绑了几根绳子，绳子的一头绑上手榴弹，没事就让我们去练臂力，几天下来胳膊就肿了，吃饭的时候拿不住筷子，哆哆嗦嗦怎么也把饭扒不到嘴里，眼看大家都吃完走了，我俩还没动几口，三娃一边吃一边哭，眼泪扑嗒扑嗒地往饭盆里掉，我安慰他说：“忍着点，要不怎么回家娶媳妇？”最艰苦的是战术训练中的匍匐前进，一天下来从胳膊肘到小臂都磨破了，血水粘住了衬衣，晚上睡觉脱不下来，打半盆温水泡开，第二天训练又把刚结了痂的伤口重新撕开了。我和三娃就这样跌跌拌拌地在班长的呵斥声中走完了一个新兵的路程。这是每一个新兵都必须经历的，我们并无怨言，可是班长仍然瞧不上我俩，总说我训练不刻苦，就差四米为什么过不了五十大关！于是我更加拼命地练，还是上不去。三娃就更不用说了，每天收操点评都要挨班长一顿尅。他舍不得买肥皂牙膏，刷牙用盐水，拿指头抹，洗衣服不打肥皂，油垢洗不掉，和没洗一样。周四下午的政治学习穿衬衣，全连战士好像较着劲比赛似的，白衬衣一个比一个洗得白，只有三娃的衬衣是灰突突的，我一再对他说，以后洗衣服就用我的肥皂洗衣粉，他总是不好意思。更离谱的是，他晚上睡觉不穿短裤，光着身子睡，天热了夜里蹬被子，经常赤条条躺在那里。有一次被班长看见了，照着他的屁股狠狠给了一巴掌：“起来！把你的裤衩穿上！”原来入伍的时候，三娃把短裤、衬裤都留给他弟弟当外裤穿了。我到军人服务社给他买了两条短裤，三娃拿着那两条短裤心疼地念叨着：这得多少钱哪！我说没多少钱，算我送给你的。三娃不肯接受，推让了半天，最后同意我把穿过的旧短裤给他，新的留给我自己，我说这怎么行，他说这怎么不行！年底，我被调到连部当文书，同时还兼着文化教员，给几个文盲和那些只上过一两年学的战士教文化课。三娃学文化很上心，我接手文化教员的时候，他已经能认七八百字了。有一天他到连部来找我，让我给他找一些用剩下的铅笔头和废旧纸张，我给他找了一些用不完的报表纸，几支铅笔和一支旧钢笔，三娃如获至宝，拿起东西要走，我说你先别走，把昨天学的生字给我写一遍，看看你学得怎么样。三娃坐下一笔一画地写起来，他用力很猛，把纸都划破了，写出来的字一个个像六尺杠子搭出来的，写完，不好意思地望着我说：“写得不好。”我说你光会认不行，还得会写，回去好好练！我怎么也没想到，第二年连里举行钢笔字书法比赛，他居然得了第三名。我拿过他的作品看了看，不仅工整秀丽，还是中规中矩的柳体。我惊奇地望着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些字是眼前这个黑脸大汉写的，“你简直要成精了！”那年陇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三娃家里来信让他帮助想想办法。那时他已经攒了54块钱，九个月的津贴费一分钱没动，连吃饭的饭盆都没买，用的是复员的老兵留下来的。他来找我商量，想把这54块钱全部寄回去，我说：“那你娶媳妇的钱就不够了，再说，家里主要是缺粮，你寄回去这点钱买高价粮能买几斤？这样吧，我来的时候还带了一点全国粮票，我留着也没用，你先拿去，我再问问其他战友还有没有，钱一分不能动。”连里有几个城市兵，平时我们关系都不错，我就把三娃的情况对他们说了。消息很快传遍了全连，连里有不少干部战士回家探亲的，手里有剩余的粮票，大家东拼西凑，居然凑出了100多斤全国粮票。为这事，三娃还专门来感谢过我，他不会说那些客气话，见了面只是嘿嘿、嘿嘿地傻笑。我们团的营房挨着秦渠。秦渠不只是一条渠，而是一个覆盖整个银（川）吴（忠）平原的灌溉网，水是从黄河里引的。黄河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害河，到处泛滥，无法利用，只有到了青铜峡口附近，水流才变得逐渐平缓，可以把水引出来灌溉农田，因此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渠是秦代修筑的，故称秦渠。为了扩大灌溉面积，充分发挥秦渠的作用，宁夏地方政府又修了一条东干渠。到了九月底，部队全年训练计划顺利完成，奉命开进了东干渠工地，支援这项工程。各连队之间展开了竞赛。第一天，全连平均每人完成土方量五方，这是一个战士能承受的合理劳动量，可是第二天有的连队就创造了六方的成绩，其他连队紧赶直追，第三天又出现了七方八方的，沟越挖越深，向岸上运土越来越难，每天完成的土方量也越来越高，就这样你追我赶，最后竟然达到了平均每人每天完成19方，还有人喊出了向20方进军的口号。劳动量从每天的8小时，增加到了12小时甚至更多，超不过兄弟连就别想收工。早晨摸着黑走，晚上顶着月亮回来，一日三餐都在工地上吃，星期天也不休息。大冬天的，战士们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干，仍然满身是汗，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得了不同程度的胃病，三娃胃下垂11公分，住进了野战医院。他正在争取入党，住了没几天，又被“轻伤不下火线”的宣传鼓动给忽悠回来了。一天晚上，月亮升起老高了连长才喊收工，几乎所有的战士都瘫坐在地上，休息了十几分钟才把队伍集合起来。三娃胃疼得站不起来，坐在地上直哭，指导员问：“怎么回事？快去看看！”连长、指导员和我一起来到三娃身边。三娃本来是在低声哭泣，一看见我们，心理一下子就崩溃了，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连长!指导员！这个兵俄不当了，你们让俄复员吧！俄要回家！俄要回家呀！”我蹲下来，趴在他耳朵边上小声说：“别这么喊，这么喊对你不好，咬牙坚持一下，多想想咱们不是还要挣钱回家娶媳妇呢么？”三娃根本不管那一套，扯着嗓子喊道：“这个媳妇俄不娶了！俄宁可打一辈子光棍！”三娃再次被送进医院。他这一闹，把大家都救了，师部下达了命令，每天只准干八小时，星期天必须休息，违抗命令者就地撤职！一个月后，三娃出院了。可能是换了水土的关系，入伍一年多，陇西兵脸上的红二团一个个都消失了。三娃的皮肤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脸上的紫黑色完全褪去，成了红二团，像是故意化的妆；又过了些日子，红二团也渐渐变淡，成了少男少女那种青春期的红晕。部队的饭把他养胖了，皮肤也变白了，看上去面若桃花，粉白粉白的，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三娃的身体也不像从前那么僵硬，灵活多了，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他学会了投弹助跑，很快就突破了五十大关，有一天晚饭后，大家站在操场上练投弹，全连的投弹能手差不多都来了，无形中进行了一场表演赛。操场的边界线外是一条马路，马路对面是围墙。手榴弹投到操场边刚好是50米，投到墙根是60米，那天不知是什么神灵相助，三娃一个长距离助跑，居然把手榴弹甩到墙外去了！算上落地的弧度线，这一投将近70米！全连只有副连长一个人创造过这样的记录，可是那天副连长投了几次都不成功。那年八月，指导员通知我去体检，准备提干。消息立刻传遍了全连，大家纷纷向我表示祝贺，我很尴尬。三娃也来了，在连部坐了半天没说一句话，我说：“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心意我领了，去忙你的吧。”三娃吭哧了半天才憋出一句话：“你说俄这样的人能提干么？”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又不愿意打击他，只好说：“能啊，怎么不能！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你又不比别人缺胳膊少腿！”
由于一些外来因素的影响，我提干没提起来，下到七班当班长，三娃任副班长。我发现三娃变了，吃馒头居然要剥皮，我当着全班的面毫不客气地说：“你忘了在家连洋芋都吃不上的日子啦？把馒头皮都给我捡起来吃了！”副连长担心粮食不够吃，买了一万斤洋芋。炊事班每天早晨蒸一点给大家吃，一个班半盆。早饭打回来，大家都抢着吃馒头，谁也不吃洋芋，于是我规定先吃洋芋，吃不完洋芋不准吃馒头。你有政策他有对策，那洋芋大小不一，吃的时候人人都拣小的拿，用牙尖一点一点地啃，吃了半天半盆洋芋不见下，我只好强行分配。采取分配制他们也有办法对付，有的战士偷偷把洋芋揣在口袋里，吃完饭再想办法扔掉，我气坏了，下决心要抓一个现行教育教育，没想到抓到的竟然是三娃。那天吃完早饭，我亲眼看见他把两个洋芋扔进了垃圾桶，我站在他身后命令道：“捡起来！”三娃乖乖地把洋芋从垃圾桶里掏了出来，哀求道：“班长，俄把这洋芋吃了，你给俄留点面子行不行？别让俄在全连面前丢人。”说完，他一把把一个洋芋塞进了嘴里。入冬前给老兵发新军装。我的脑袋特别大，戴62号帽子，司务长登记号码的时候，我报的是特大号，全连只有我一个。我那顶栽绒帽是特制的，和别人的不一样，大家都说特别漂亮，可惜我连见都没见到。三娃去领军装的时候看到了，一把抓在手里，回来就打进小包袱送进了仓库（连队仓库统一保管个人的多余物品）。我找他要帽子，他说什么也不给，我好言好语劝说道：“我不是舍不得一顶帽子，你的那顶我戴不上，你不能让我光着脑袋吧？”无论我怎么说，他就是不给，我实在气不过，去找指导员，指导员找他谈了话，还是不给。为一顶帽子指导员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只好回过头来给我做工作，我说：“我不是跟他争一顶帽子，他的帽子我戴不上！”说完，我把三娃的帽子扣在头上让指导员看，后面露着后脑勺，指导员使劲把帽子往下压了压，“这不也能戴上嘛，戴几天撑一撑就大了。”我哭笑不得，从此就和三娃掰了，一个宿舍里住着，连话都不说。几天以后，三娃收到一封家信。看完信，三娃的脸色立刻就变了，一连几天吃不下睡不着。我知道他家里出事了，有心问问，一想到他那样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星期天下午，我们连和一连约了一场篮球赛。打球的时候，运动员的外衣都搭在篮球架上。球打完了，一连副连长的钱包不见了。钱包里有一张存折，连里立刻派通讯员到镇上储蓄所去挂失，储蓄所下班了。第二天早上通讯员再去，钱已经被取走了，是头天晚上取走的。据银行的业务员说，是一个战士取走的，他说家里老父亲病危，马上要坐火车回去，迟了就见不上了。储蓄所只有两个业务员，住的都不远，出于同情和信任，两个人一商量就破例把钱给他取了。通讯员回来做了汇报，连里决定让储蓄所的业务员来指认。周二下午，两个业务员来了。全连列队集合，让业务员指认。一个业务员直接走到三娃面前指着他的鼻子说：“就是他！”队伍解散以后，指导员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事怪我考虑不周，事先没有嘱咐那两个业务员不要当面指明，现在后悔也晚了。你回去给三娃做做工作，告诉他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把钱退了就行了，千万不要想不开，这两天一定要特别注意他的情绪，不能让他一个待着，身边时时刻刻都要有人，我担心他会出事。”回到班里，我把人都打发出去了，只剩下我和三娃，我问他：“家里出什么事了？”三娃把那封家信递给了我。信是他弟弟写来的，他弟弟脑子比他灵光，上过初中。信是这样写的：咱大病了，得的是肺癌。县医院大夫说多亏发现得早，马上做手术还来得及，晚了就不行了。做手术要300元，咱家哪来的钱呢？只有靠你了！哥，我知道你没有这么多钱，大不让我给你写信，怕为难你，可是咱不能看着大这样不管哪！现在只有靠你了，你想想办法，跟人借一些，将来我和你一起还。哥，我心里急得很，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咱大，尽快把钱寄来，晚了你就见不上咱大了……看到这里，我的眼睛潮湿了，“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可以帮你想办法呀！”“明天俄就把帽子还给你。唉，做哈这样见不得人的事，亏先人哩……”第二天出早操，三娃不想去，说没脸见人，我说不去就不去吧。早操时间每个班留一个值日生，负责打开水搞卫生，我把值日生叫到门外嘱咐说：“今早开水不要打了，搞搞卫生就行了。”说完，我冲屋里努了努嘴，值日生表示明白。谁知早操队伍刚跑了两圈，就听见一阵沉闷的枪声，我心说不好，出事了！撒腿就往回跑。回到宿舍一看，果真出事了。三娃光着脚躺在地上，身边满地是血，旁边扔着一支自动步枪。他是用胸口顶着枪口，用脚拇趾扣动的扳机，一梭子子弹全部射进了胸膛。望着血泊中的三娃，我悲痛欲绝，仿佛那子弹同时也射穿了我的胸膛……部队里很多老兵手里都有子弹，有的是在实弹射击时偷着在子弹箱里抓的，有的是校枪时留下的，也有的是找能管事的熟人要的，为的是复员回去当民兵时显摆。不知三娃是怎么搞到的。这时，值日生提着几个暖瓶回来了，我上去揪住他的衣领吼道：“谁让你去打水的？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去吗？”“是副班长让我去的，他说他没事，我看他正帮我打扫卫生，情绪挺好的，不像有事的样子，就……”我松开值日生，转过身，忽然看见那顶军帽端端正正放在我床头的被子上，顿时泪如雨下……2020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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