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工丨蒋蓉：周恩来逝世，我申请提前入厂义务劳动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1976年那些事

作者：蒋蓉

一、1976年1月

1976年初，四川维尼纶厂技术工人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了。寒假之后，学生们将根据所学专业，分配到川维厂相应的车间，正式入职。入校前，大家都知道自己将是川维厂的青年技工，专业方向也在入校时就基本明确了。（分配后只有极少数人有专业调整，比如和我一起从苍溪招入技校的朋友周午丁，因有极美的嗓音，被安排到宣传部当播音员。）到毕业时只剩下分配细节：具体到哪个车间、哪个工段，还在保密之中，不到时间不会抖包袱揭谜底。

当年技校的食堂，全校师生大会、节日文艺演出也在这里

1月9号那天早上，我去食堂打早饭。拾级而上，碰到了去公路上晨跑回来的一位男同学，他神情悲痛：“周总理去世了！”那时，除了个别家庭经济条件很好的学生有半导体收音机，可以及时收听电台消息之外，普罗大众对各种信息——包括各种重大时政新闻——的了解，只能通过单位的高音喇叭或报纸。这个官方报道之外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非常震惊。第一反应是不敢相信。早饭后不久，学校的高音喇叭传出了哀乐，和播音员沉重的声音，我临窗而站，窗外，冬季的田野萧索苍凉，哀乐声中我泪如泉涌，寝室里的同学们惊愕侧目。

那个年代，我们对高层的了解极其有限，除了广播、报纸的新闻，还可以看到一些介绍高层领导人物政治活动的新闻纪录片。我们所看到的周恩来，在人生的最后时段消瘦憔悴，依然日理万机，永远处于忙忙碌碌的状态，国际关系和国内大事都由他具体处理。“鞠躬尽瘁”是当时广大民众公认的对周总理的评价。

从微观的角度，我本人对周总理是满怀崇敬和感激的。还没进厂就听说了，全国包括川维厂在内，有三个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大型化工厂，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川维厂，不仅让我回到城市，还让我成为一名现代化的技术工人。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周总理就没有我回城，也就不能端上旱涝保收的稳定饭碗。

从宏观的角度，我和处于闭关状态下的所有普通民众一样，对周恩来有特殊的好感，认为他是解救民众于倒悬的国家领导人，他走了，天地崩塌大厦即倾。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和后来的“四·五运动”，也充分印证了那时民众对周总理的敬仰。

事实上，我没有、也不可能有角度更广维度更高层次更深的独立思考和认识，不过是怀着个人的淳朴感恩之心，和那个年代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向学校递交了一份申请。除了穿靴戴帽的一些大话套话，申请的核心内容，是表达我请求在寒假期间提前入厂参加义务劳动，以实际行动纪念周总理的真诚意愿，希望能够得到学校的帮助，在没有具体单位接纳的情况下予以适当的安排。要求不高：有地方参加劳动、有地方睡觉和可以买到饭票吃饭就行。没想到，技校罗书记在全校毕业大会上做完报告后，作为一种表彰，向全校师生宣读了我的申请。

会场大哗。

散会后，在极其狭小的校园范围内，我的后背扎满了芒刺：指指戳戳，冷言冷语，嘲讽挖苦。听说，一些并不认识我的他班男生，在寝室里讥诮：“背上背个死耗子，冒充打猎人”。我最好的朋友，也给予了我最大尺度的不理解甚至鄙视，认为我是哗众取宠，暗怀其他目的，和我反目了。

我没法为自己做任何辩解。的确，那些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队员的学生、那些先天具有政治优势的红五类子女、以及各个班级的干部，也无一人像我一样，因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逝世，公开要求参加什么义务劳动，为国家无私奉献。或许，多年的“与人斗其乐无穷”，人性闪光的一面已经非常暗淡；或许，早年那些理想主义激情，已经被当时经历过各种磨难的人们彻底摒弃了。反正，没有人相信我这个举动的纯洁性，当然，放在今天估计也没有人相信。但那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的我。那时，“作秀”这个词还没出现，一般的解释是“出风头”“标新立异”“捞政治资本”之类。千夫所指，我陷入无比孤独的境地，在技校学生这个群体中基本“社死”了。

但是，我没有因成为众矢之的转而认为是自己“吃相难看”，自责和退缩；当然也没有认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高尚。我不是一个内心自信强大的人，不过有些钻牛角尖，所以坚持按自己的意愿放弃了寒假，提前去厂里做义务临时工。学校黄副校长把我送到了厂里，安排了住处。在厂里具体干了一些什么义务工作，现在完全不记得了。寒假本来不长，应该不到一个月吧，假期结束我们的分配就到位了，大多数同学分配在仪修车间不同的工段，当仪表维修工人。我没有因为提前进厂参加义务劳动而享有任何特殊照顾。这一点直接证明了我之前的行为，没有捞取到任何份额之外的利益；间接证明了我的确未存非分之想。自觉可以问心无愧。

刚开始建设的川维厂

二、1976年4月

仪修车间的书记兼车间主任，姓曲，名字我不知道。

听说曲书记是一名老革命，南下干部。他个子不高，皮肤比较黑，胖胖的，山东口音。第一次见到他，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南征北战”这部电影。倒不是因为他像里面的某个角色，而是他的气质，和电影里的革命战士特别吻合。

我和曲书记基本没有交集。原因有三：一、我本人因家庭出身的原因，能够回到城里当工人，有一个铁饭碗，满意度已经饱和，没有要求“政治进步”之类的更多愿望，无需接近领导增进好印象；二、和曲书记打交道的，多数是车间的大学生老师，他们是各个片区、工段的技术负责人，跟曲书记工作上的联系多，而我们接受老师们的直接领导；三、我对曲书记这样的老革命干部，有一种近乎天然的畏惧，那些年，我内心已经习惯了把自己放在一个卑微的阶层里，没资格高攀。

我们进厂的时候，车间里已经先期招了一批青年学徒工，我所在的二化区有一位女青工，听说是曲书记的准儿媳。曲书记把他的准儿媳安排在二化区，按惯例，二化区应该是比较好的工段，我分配在这里，便有了被天上掉下馅饼砸中的庆幸感。

那时，车间的办公室楼还没建好，办公室临时安排在职工宿舍一个套房里。有一次，不记得是车间的什么活动，大家都聚集在办公室里。狭小的空间挤不下那么多人，我们几个青工就来到阳台。阳台上阳光直射，刺眼也刺皮肤。我拿了一张报纸（或别的什么纸块）挡在了额前。曲书记从房间走出来，一眼就抓到了我的特别举止。他并非一本正经地训斥，脸上还挂着浅浅的笑意，半开玩笑却一点没给我留面子，一针见血嗓门还超大，生怕一屋子人听不见：哦，这么点太阳还要挡住啊？怕晒黑了？资产阶级思想！

领导的批评和阶级挂上钩，我就心虚了，迅速放下手中的纸片，没敢解释，也无法解释。曲书记说的对，除了感到炙烤，更主要的原因是，原本没有颜值优势的我，唯有皮肤比较白皙，我的确怕晒黑了，在当时，实属资产阶级思想。

这么一来，我对曲书记更是敬而远之。

曲书记爱才。他是车间的一把手，招聘人员应该由他拍板定夺。仪修车间聚集了许多文革期间被打入冷宫的大学毕业生和老中专生；在相继招聘入厂的青工中，也遴选了不少有吹拉弹唱技艺的文艺人才到仪修车间。当时，厂里搞个业余文艺汇演、歌咏比赛啥的，仪修车间总是厂里各类演出中的翘楚；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仪修车间是全厂青工中，77、78两届考上大学人数最多的单位。这些，都是曲书记广揽人才的结果。

前排左一是曲书记

还在技校的时候，每逢重大节日，各个班级出个墙报，是当时学校的常规活动，体现青年学生对党和领袖的无限热爱。入校第一学期，因专业课老师尚未到位，那一个多月的时间，全校学生主要是参加建校劳动。为表彰先进，掀起你追我赶的竞赛热潮，我代表班级写了一篇广播稿件；后来又在出墙报的时候，模仿着写了歌颂伟大领袖的自由体诗歌。一两次自我展示之后，就成了班级墙报不可缺少的写稿人。毕业后，仪表班绝大多数同学分配在仪修车间，这个写稿任务就延续下来了。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主持追悼会。但到纪录片放映的时候，就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了。其时，邓小平已再次被打倒。

当年4月清明节，全国各地出现了民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川维厂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三个引进大型企业之一，因此，纪念总理一点也不含糊，仪修车间就高调搞出了一版墙报。记得当时车间墙报的负责人，是我们二化区水洗工段的张老师，具体版面编排是哪位，不记得了。我被安排写一首诗。其实，我那时写的诗稿，没有一首原创，都是模仿的。

因为曾经我代表车间，写过激情洋溢的颂歌诗，在厂广播室通过高音喇叭播出；又在全厂“反击右倾翻案风”文艺汇演时，为车间的合唱写过串词，就被厂里的一个业余文学小组吸收为成员。这个业余文学小组是以厂的名义组建的，小组的负责人好像在宣传部工作。虽然是半官方性质，不属于地下读书会，厂里却没提供任何资源。除了一帮厂里的文青，小组没有固定的活动室，没有书籍和参考文献，负责人要求大家互通有无，但最后没有一个人愿意拿出自己的珍藏。小组的写作宗旨，还是当时的主题先行、歌颂劳动人民、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大好形势，文体不限。

那时，厂里的国外先进设备、仪器已经逐步安装到位，长期处于闭关落后状态中的我们，一步跨入了一个眼花缭乱的世界，光是那些用于精密仪器防震的各种塑料制品，就让我们爱不释手，纷纷拿回去放入箱子里收藏。有一次，业余文学小组负责人因工作关系，到我们工段参观了中心控制室，感慨万千。之后，他对我说，你身处一线，感触最深，就以那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I-系列”仪表为题，创作一组诗作吧。他把题目都想好了，叫“绿色的眼睛”，因为仪表盘面呈现的，基本是清新养眼的绿色。

这个任务，对我这个以模仿革命诗歌为主的伪作者，是极大的考验。我憋了好久，勉强写出来的诗组，交给负责人立即被毙了，他说，你这组诗里没有灵魂。要求我重新写。幸好，不久我们外出学习，很少待在厂里，再后来高考了，我名正言顺摆脱了那些命题诗的束缚，大大辜负了文学小组负责人对我寄予的厚望。

聚乙烯醇中心控制室，此时多数仪表还未安装

在我们车间专题纪念周总理的时候，我刚好得到一本油印的《天安门诗抄》，里面收集了不少催人泪下的诗篇。其中，不但有那首后来当着反革命典型的诗词，还有一首词是我特别喜欢的，可惜记不全了：“清明节，失明节，天地黯然泪不决，献君泪和血。思难却，恨难却，（……这句忘了），捍君一腔血。”【注1】

我的国学基础为零，古体诗词完全不懂，也没有从小熟读唐诗三百首的经历，所以，想模仿也模仿过，但写不好。我还是轻车熟路地模仿天安门诗抄，写了一首自由体长诗，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哀悼。任务完成得不错，受到了老师的口头表扬。到今天，我还记得负责墙报刊出的张老师，双手拿着毛笔大字版的我那首诗，在外面墙报栏张贴的情形。

可是没几天，北京的纪念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之后，“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杨眉剑出鞘”，作为反革命典型，通过播音室的高音喇叭，天天在工厂的上空响彻云霄。结果，很多原来不知道的人，背熟了这首诗，私底下，悄悄地热烈地赞扬。虽然悼念活动在高压下，沉寂了，“天安门诗抄”却更加广泛地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中国，已经不是文革初期或那之前的中国，特别是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后，底层民众对许多问题有了自己的看法，还常常在可靠的圈子里议论纷纷。一些手抄文学作品《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等等，和苏联当代的一些小说，如《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等在民间暗中广泛流传，让人耳目一新；政治领域出现了“总理遗嘱”这样的“政治谣言”，和《红都女皇》这样的手抄政治性读物。大有民智开启之势。

那时，川维厂处在建设阶段，上班不太正规管理也不是很严，听说厂里有人去了北京，还参与了“天安门事件”。再后来，又听说到处都在抓捕去北京参加了广场悼唁的人，甚至传说传播《天安门诗抄》的人，也要受到追查。我紧张起来，我不但有“黑五类”的家庭背景，手里还捏着一本油印的诗抄舍不得销毁，也不知道车间的墙报，算不算传播天安门诗抄。最让我惶惶不安的，是因此把我从工厂开除，直接遣送回农村。

提心吊胆了一段时间，到“四五运动”风波平息了，我也没有见到我们车间，因纪念周恩来总理出现任何异动。不知道我们厂，有没有过一定形式的追查？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车间曲书记这个老革命，顶住了来自上面的某些压力？反正，我手里捏着一本《天安门诗抄》，还模仿《天安门诗抄》写了纪念周总理的诗，没有任何人找我问过话。

三、1976年9月

我们车间聚集了众多文革期间毕业的几届大学生。这批大学生如今被称着老五届。我们车间的老师们绝大多数是老五届，他们的具体的经历我不清楚，但老五届的基本情况，近年来很多文章披露，他们毕业时的分配原则是四个面向：军队农场，偏僻小县城工厂，基层，边疆，甚至有个别去了农村，和知青一样做彻头彻尾的农民。虽然他们属于国家干部，有固定工资，吃的是旱涝保收的皇粮，但他们被分配到老少边穷地区的坎坷经历，和我们这些下乡知青相比，也好不了多少，他们多年苦读的专业知识，不能学以致用。

川维厂的兴建，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人才成了最急需的问题，这才有了老五届大学生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在这里大显身手，为这个国家濒于崩溃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仪修车间在厂里算技术性很强的车间，聚集了相当一批老五届大学生和老中专生。我所在的二化区，分为五个工段：水洗，醇解，聚合，回收，循环水空压站。每个工段都有一名老五届的大学生或老中专生，带领我们青工负责各个工段的仪表维修。

我是聚合工段梁婉兰老师的直接徒弟。

梁老师是广东汕头人，说一口闽南口音浓厚的普通话夹杂一些川话。她和她的先生（夏老师）从哪所大学毕业，毕业后在哪里工作，怎么会留在四川我都不知道。

梁老师清瘦，特别典型的岭南人模样和肤色，留着最普通的那种妈妈发型——直发齐耳。印象中的她总是一身浅灰色劳动布工作服，从来没有穿过色彩款式稍稍女性化一点的衣服，估计梁老师那时也就是三十几岁吧，和现在三十多岁的青年女性相比，感觉上差了一个代际的年龄。

梁婉兰老师（前排右）和她的几个徒弟

梁老师对待工作极其认真，每时每刻都让我感觉到她在思考技术问题。和梁老师待在一起，我明显跟不上趟，虽然我在技校的时候，书本理论知识学习得不错，深得老师欣赏，但我真正的兴趣不在学习技术上，实际动手能力也很差。后来我常常想，要是没有恢复高考，我在川维厂仪修车间应该不能成为一个好工人，工作上能不能够独当一面，恐怕都成问题。

到我考上大学离开，川维厂还未投产。那两年，我们去外地学习的时间比较多。青工们最盼望的是去上海。那时候去上海有点像1980年代出国。当时，上海是中国工业最发达商业最繁华的城市，内地人只要出差上海，除了为自己和家人，还要帮亲戚朋友，甚至亲戚朋友的朋友，采买稀缺物品，扛回一大堆东西。

上海还是引领潮流的城市。在没有世界时装引领的年代，上海是中国最时尚的地方，无论布料花色还是服装款式，无一不是始于上海风靡全国。我在上海金山石化总厂学习两个月，技术工人需要掌握的专业技能，可以说一无所获，没留下任何学习笔记和心得，心思都放在了筹划观光和购物上。

我们几个青工，利用晚上睡觉时间坐火车，预设好路线，去了与天堂媲美的苏杭。去苏州印象比较模糊，只记得火车非常拥挤，跑马观花游览了拙政园，狮子林，虎丘等几个主要景点。杭州记忆多一些，天刚亮就到站了，走出火车站我们马不停蹄，走过断桥，走过白堤，走过苏堤，远观三潭映月，一路忙于选景拍照，看完了西湖全景，还去了灵隐寺。那是疲于奔命到处打卡的一天，到现在除了几张照片，其它印记全无。还记得的就是到晚上，我们一行都累成了狗，上了回上海的火车，眼皮用木棍也撑不起来了。

作者在西湖边

每个周末，我们都在清晨坐第一班火车赶往上海主城区购物。往往到达市区，离商店开门还有一个多小时，这个时段，就站在繁华的十字路口看街景。重庆是山城，出门就是爬坡上坎，自行车这个代步工具，骑人的时候远远多于人骑它的时候，所以很少有人骑车。上海马路平坦宽阔，自行车的洪流因红绿灯时断时涌，从未见过这种黑压压的车流碾压马路的阵势，我站在街口，兴致勃勃地就像在看一部精彩的电影，一直站到商店开门。

我们穿梭于大大小小的商店，很有耐心地排队，采购内地买不到的各种糖果，尤其是大白兔；挑选新潮的尼龙布服装、花色繁多的布料和新款皮鞋。到下午才提着大包小包疲沓嘴歪赶到火车站，乘坐最后一班火车回工厂。

梁老师没和我们一起逛过大街，个个星期天在市区里奔忙的我，不知道她的周末是怎么度过的。其实，梁老师肯定看得出来我的心不在焉，可是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无论在厂里上班还是在外地学习，也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侧面，都没有。梁老师女性柔软的一面，隐藏在体谅、宽容这样的细节中。

我参加高考后，梁老师非常关心。考试结束后回到车间，她第一时间询问我考得怎样。虽然我心里对自己的考试结果是有把握的，但不敢太张扬，很多时候，张扬会出现一脚踏空，摔个鼻青脸肿的尴尬，留后路的道理我明白。所以我回复梁老师：还马马虎虎吧。梁老师听了就笑，特别心领神会的那种，她说，哎，凡是说马马虎虎的，一般都是比较有把握的了。梁老师由衷且清澈见底的笑容，我至今记忆犹新。

我感叹梁老师确实太善解人意了。

公布成绩的时候，出了一点小意外，我在“啼笑皆俱的高考往事”一文中有详细描述。录取通知书来了，打开一看——哲学系，我未选择的专业。从决定高考时就憋足了的那股精气神，和被告知领入学通知时的那股兴奋劲，顿时一泻千里，整个人都瘪了。我不能肯定这个大学去读还是不读，内心纠结成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麻，向梁老师倾诉。

梁老师劝慰，好不容易考上了，还是去吧。读大学总是好的。

在不能及时征求父母和家人意见的情况下，梁老师的建议具有决定性意义。我确实是听了梁老师的意见，才下决心去办理各种手续的。当我在人生十字路口犹豫不决的时候，梁老师给予了最有价值的一条建议，让我从此走上了全新的道路，有了完全不同的生命和生活体验。

梁老师是否红五类出身，我不清楚，但梁老师对当时的领袖怀有极其深厚的情感。1976年9月9号那天下午，我和梁老师在车间办公楼楼上，做什么事我不记得了。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位日本专家，大月先生和另一位（忘了是谁），以及日语翻译。厂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了哀乐，播音员沉痛的声音随即传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梁老师当即悲伤难抑痛哭失声。

我没有梁老师那么质朴的阶级感情。不过，工厂上空的哀乐和播音员沉痛的声音覆盖下来，我也很快被代入悲情之中，和梁老师一样涕泪交流。手里的工作无法继续了，日本专家见状，决定离开。有一个细节印象很深，大月先生因匆匆离开忘记了安全帽。我看见了，赶紧拿起追了出去。大月先生接过帽子，非常礼貌地用中文说“谢谢”！之后，又神情严肃加了一句：非常理解你们的感情。当然，这句复杂的话，他只能说日文，意思是翻译告诉我的。

初具规模的川维厂

到了9月18日，川维厂和全国一样，与天安门广场同日举行全厂追悼会。仪修车间吊唁队伍的领队，是车间白副主任。白副主任来自专县，口音浓重。在向领袖像鞠躬的时候，白副主任站在队伍最前面司号令，他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那个“躬”字，尾音拖得悠悠长长，有点像川剧里的帮腔。原本严肃悲痛的号令，经他这么一喊，滑向了相反的方向。

我瞟到有几个年纪大点的女性，未被白副主任的口音带节奏，她们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砸在地上。可也有不止一个小女生憋红了脸，埋下脑袋用手竭尽全力按紧自己的嘴，做成哭泣的样子。看得出，她们是在拼命抑制白副主任的口音让她们无法抑制，又不能不抑制的某种声音井喷。

后来回到寝室，大家争相模仿白副主任的口音，爆发出炸破天花板的大笑，就充分证明了我的判断。但是在现场，就算憋死，也无人敢泄漏半点和悲哀无关的声响，反革命的帽子在那个年代，就是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法国专家和日本专家在追悼会现场各自的表现。

川维厂当时还没有正式的礼堂，甚至像样的操场也没有，就在放露天电影的一块空地上设了灵堂。除全厂各个单位的干部职工外，厂里负责安装调试设备的外国专家，法国人和日本人，也都参加了吊唁活动，形成了一道比较奇特的风景线。

日本人表现得十分严肃和沉痛。可能同是东亚人，风俗礼节习惯上有比较多共同的东西。他们身穿统一的深色西装，排着队，抬着一个大花圈，庄严肃穆地走进会场，比一些中国人还认真到位地，向领袖遗像深度三鞠躬。

浪漫的法国人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走进灵堂时，队伍松松垮垮稀稀拉拉，还交头接耳，看起来极不严肃。他们站在领袖遗像面前，并没有整齐地按节奏鞠躬，有的人还抄着手叉着腿，以我们眼中吊儿郎当的样子，站了一会儿就算完成了仪式，走了。

法国人和日本人迥然不同的态度，后来被厂里的人们议论了好久。不知那些法国佬是不是仅仅出于外交礼节的需要才来的。

如今的川维厂厂区夜景

1978年我上了大学，看《萨特研究》这本书时，发现法国人对伟人其实是非常敬重的。萨特逝世后，自发到灵前送行的法国民众达六万人之多，沿街为萨特送行的更是不计其数，有些类似周恩来、邓小平逝世时，北京长安街人民饱含热泪十里相送的情景。

1976年和接下来的那些岁月，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从那时开始，一个时代结束了，千千万万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那个历史的伟大转折中，人生也出现了巨大的拐点，迎来了一个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新事物让我们目不暇接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我们这代人，最值得怀念的时代；我们心目中，永远不会被湮灭的时代。

2021年12月5日完稿

【注1】：《天安门诗抄》《长相思》全文：清明节，失明节，天地黯然泪不绝；献君泪如雪。思难却，恨难却，新坟三月谁敢画，捍君一腔血。

蒋蓉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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