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高经建，1953年出生，1971年2月加入山西铁路建设兵团，1972年10月回城当工人，1978年2月考入北京化工学院自动化系。毕业后从事金融科技工作，2002年移居加拿大。
作者：高经建
沉闷的蛰伏，往往孕育着后面的爆发。我们当年在太原化肥厂，一大群青年工人中，在1977和1978年连续考上30多位大学生，就生动地诠释着这个道理。
前一段在一个群里，发小汉城和我聊起在化肥厂的日子，汉城感慨的说，谁能想到，当年混在一起打牌下棋的工人，后来都上了大学。汉城这番话，也让我想起在化肥厂的好多事，正好今年是77、78级毕业四十年，借此，把我记忆中的点点滴滴记录一下，也做个纪念。
我们厂（太原化肥厂）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三大化工基地（吉林、兰州、太原）之一，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之一，代号202，1960年投产。
我和汉城都是1972年底从山西铁建兵团回来后进厂的，时间不长，又交了不少新朋友，何涵俊就是其中一位。
何涵俊是六中老高三的学生，69年进厂后分到二甲胺车间，这个车间是刚从东德进口的全套设备，车间里整整一面墙都是仪表，显得非常现代。
二甲胺车间
何涵俊进厂时，二甲胺车间投产不久，他对技术感兴趣，没事时老在琢磨车间的生产流程和生产工艺，时间不长就把车间生产的事儿搞得清清楚楚。他还不歇心，又想搞技术革新，有一次，他对我说，车间某道工艺可以优化，说到兴起，拿着笔在纸上画简图，还写出一串一串的分子式，他说的眉飞色舞，虽然是对着我说，但那眼神却不在我这里，似乎对着讲台对着一群人讲，他完全沉浸在他的世界。我就在那傻傻地听着，虽然听不懂，但能清晰地感觉到他的热情和投入。他曾和我说，别参与那些政治，那不是咱们玩的，多学点技术，走到哪儿都有用，他这话我很认同。何涵俊兴趣广泛，有一段时间，他迷上作词作曲，写了好多歌词，有几首还在杂志发表了。我记得每次他有了新词新曲，总是兴冲冲地跑来找我，我就是他的第一个听众。实话实说，老何虽然音准，可他的嗓子真不咋地，每次听他唱新歌，我都嘲笑他的嗓子像鸭嗓子，他就会说，你别老注意我的嗓子，听调儿！听曲调儿！他说，曲子好了，自然有歌唱家去唱，你再听就不一样了。何涵俊是我在化肥厂最好的朋友之一，可以说无话不谈，他还经常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我说，你还是先解决你自己的对象吧，他说，我比你困难，先帮你找了，我慢慢来。老何那时也是快三十的人了，没对象也真是让人挺着急的，可怎么也不至于比我困难吧。我很奇怪地问，你多才多艺，家庭又那么好，怎么就困难了？他说，我家在上兰村，（上兰村是太原机械学院所在地，距太原市中心北约25公里，化肥厂在太原南15公里，那时交通也不方便，去太机要坐火车去。老何是太机子弟，他爸是大学的校级领导。）那么远，谁愿意去? 我说，你要有对象结了婚，可以住在化肥厂啊，老何说，可我想回太机。一次，老何神秘兮兮地告我说，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是个售货员，我一听就说，售货员好啊。那时候，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是最吃香的几种职业，谁要和这几种职业的人熟悉，那真能沾不少光，令人羡慕之极，还有那时当兵的军人也是让人羡慕不已。何涵俊说，人倒也不错，就是长的像600工分（朝鲜电影里的话，意思是人胖），我不禁哈哈大笑。何涵俊后来真的回了太机，那是托1977年恢复高考的福。一天，我在宿舍无事，躺在床上养神，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门被推开，我抬起身来，看到是何涵俊来找我，他一脸的兴奋，对我大声说，告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今年上大学要恢复高考啦。他说，消息真实，太机已经传达了。我腾地一下坐起，当时我俩都很激动，就像拨云见日。没几天，广播电台播出了这条消息，无数人奔走相告。那天的场景，多年未忘，就在眼前。李振海是山大附中老高一的，也是我的发小，我俩在一个院长大，他长我四岁。那时院里都是同龄人和同龄人玩，所以和振海兄接触不多，但对他们家还是很清楚的，知道他们家姊妹几人学习都不错，只是没一个同级的。到了化肥厂，和振海接触多了起来。我刚进厂时，振海在触媒车间，我问他，触媒是干啥的？他说，触媒就是催化剂。我那时啥也不懂，就问，催化剂是啥？振海耐心给我解释，有时候需要化学反应发生改变，而使化学反应变快或者在较低的温度环境下进行化学反应，就需要催化剂，催化剂可以改变某些化学进程的速率。我懵懵懂懂的听着，对触媒有了第一个概念，也崇拜振海的化学那么好。如果说振海只是化学好，那是把振海说低了。几年以后，化肥中学缺老师，振海去救急，一讲课，学生反映非常好，结果化肥中学楞把振海调了过去，当了数学老师，原来振海的数学是强项，后来振海上了大学，学的是物理。其实，振海不仅理科好，文史哲也很出众。退休以后，他到了加拿大，华人社团请他搞讲座，他没讲数理化，讲的是历史。我在网上听了振海几次课，一次是听他讲五代的事儿，还有一次振海讲近代史，讲的是民国时期的山西，从振海这里知道了那时山西在工业铁路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历程，也了解了好多阎锡山的事情。邓逢灵，七中老高一的，也是我们铁建兵团的战友，而且我们都是一团的，我在七连，他在十四连，大家都叫他阿邓。到了化肥厂，他分在合成氨车间669工段，工作倒是不累，翘着二郎腿看仪表，但不是长白班，工作需要三班倒，有时上夜班。我们车间和合成挨着，我也经常去合成工作，没事儿时也断不了去合成找阿邓，阿邓是那时来往最多的朋友之一。
合成车间
阿邓有艺术收藏等高雅爱好，他对手表情有独钟，那时手表算是高档东西，青工有块上海表就不错，我们对其他手表了解不多，他对手表却了解甚多，说起各种手表津津乐道。那时买手表要指标，我妈单位给了一个手表指标，瑞士的西马表，价格有点贵，谁也不要，人们都想买梅花或英格的，最后我妈要了这个指标。但西马手表怎么样，谁也不知道，只知道是瑞士的。我问阿邓，西马怎么样？他说，西马好啊，二类表，比梅花、英格高一类。阿邓喜欢音乐，会唱的外国歌特别多，我们好多“黄歌”都是跟阿邓学的。我们去阿邓家，他要么唱歌，要么弹琴，他经常弹的一首是《土耳其进行曲》。他说他五六岁就开始学钢琴，我们说，你学了这么多年琴，就会这一个呀？他说，会很多，怕你们听不懂。阿邓的音乐细胞来自他的母亲，他妈妈邓映易是山西大学艺术系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歌曲译配大师，大家熟知的《友谊地久天长》《铃儿响叮当》就是邓老师带给我们的，邓老师还把《欢乐颂》《桑塔露琪亚》《红河谷》等上千首外国经典歌曲带给了我们。在上世纪广泛流传的《外国名歌200首》中，由邓老师译配的作品超过了四分之一。文革后，第一次恢复公演《欢乐颂》，是由小泽征尔指挥中央乐团在北京红塔礼堂演出的，演出开始，由邓老师带进中国的《欢乐颂》被禁十年后再次响起，台下的邓老师激动不已，禁不住泪流满面。演出后，邓老师代表中国音乐家上台祝贺小泽征尔和中央乐团合作演出成功并赠送自己的作品。有一次我去阿邓家，在他房间里聊天，听到房间外传来一阵花腔女高音，像黄鹂般清脆，是阿邓的妹妹还是邓老师的学生唱的？真好听！一问阿邓原来是邓阿姨唱的，真是难以置信，当时邓阿姨应该有五十了吧，嗓声还是那么好，又高又亮又脆真不愧是当年中央乐团女高音声部的部长。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听到专业的女高音，印象很深。后来又多次有幸听过邓阿姨唱歌，还吃过邓阿姨做的饭。杨汉城是山大附中老初三学生，我们早就认识，他是我的发小，还是兵团一个连的战友，我俩特好，用北京话说，就是铁磁。汉城家是文革前不久搬到我们院的，他刚来时，我们不熟。文革初期，他在我们院出了名，当时我们院有一家，大人上班，把小孩锁在家里，不知怎么家中着火了，外边玩耍的一帮小孩看见浓烟冒出，因为门锁着而束手无策，只能大声呼救，汉城家离此不远，听到吵吵声来到现场，果断地一脚踢开门，从火海里救出小孩，可谓是英雄少年。多年后有发小回忆那次火灾，说汉城当年抱着小孩冲出火海的样子像王成。汉城长的身材健硕，是个搞体育的好苗子，他也是酷爱体育，爱看体育比赛，人也长得有模有样像个正面人物，文革初期，因为形象符合要求，被省歌舞团拉去演文艺节目，在交响乐《沙家浜》中扮演十八棵青松中的一棵。后来汉城和我先后去了铁建兵团，在一个连，汉城没少帮我干活，他身体好，还给我们兵团司令献过血。献血回来，不提自己怎么高尚怎么无私，却大谈在海军医院吃的多好，小女兵如何给他点中华烟，指导员说他觉悟不高，倒也留下一段佳话。从兵团回来，汉城到了供应科的，有办公室，看着像个干部，其实和我们一样也是工人，他看仓库，工种是库工。那时汉城骑一辆26飞鸽大链盒自行车，车擦得锃亮。周末过后，我基本都是和汉城一起骑车返厂，和他一起骑车从来不沉闷。不管是夜黑风高，还是皎月当空，一路上，汉城总是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不知从哪听来的五花八门的新闻，好多我听着新鲜。他说话快了有点小小结巴，可他才不管，努力保持着稍快的语速，时不时还来点小幽默。汉城住在青年里8号楼，就在我们7号楼西边。他的同屋是个采购，经常出差不在，我就老跑他那瞎聊，无话不说，甚至说一些质疑文革质疑四人帮的话，那时这些话是属于“反动话”，还互相传看禁书，啥名我就不说了。汉城朋友多，各种消息也多，有一天，他告诉我一个“蜗牛事件”，说的是当年（可能是1974年）中美关系缓和，中国准备从美国引进彩电生产线，有关人员到美国考察时，生产玻壳的康宁公司送给中方人员每人一件小礼物，是一个小巧的玻璃蜗牛。考察团回国后，江青知道了这件事，大为恼怒，认为这是美帝污蔑中国搞“爬行主义”，以此向美国驻京联络处抗议，一件小小礼品成了一个大的外交事件，引进生产线的事也告吹了。多年后，我在美国参观了康宁玻璃博物馆，又想起这件事，想想当年美国佬肯定也是一头雾水和沮丧，在他们看来很正常的一个礼尚往来竟成了一件政治事件，搞得生意也没做成。1975年河南驻马店发生特大洪水，当时报纸没报道。一天，汉城神色紧张地问我，听说了吗？驻马店发大水了。我说不知道啊。汉城对我说，听说洪水特大，水库溃坝，京广线都被洪水冲断了，死了不少人，还有好多人爬在树上求生。我问他从哪儿听说的，他说他是听同屋的吴师傅说的，后来证实1975年驻马店发洪水是真实的。那时我们从铁建兵团回来的战友在化工区的不少，经常互串。一次，化工厂的姜佑民来找我们玩，正好那天有个什么剧团来化肥俱乐部演出，我有一张票，汉城和小姜没票，怎么办呀？看着汉城好像很有信心，也不知道他哪来的信心。我们三人前往俱乐部，汉城对着小姜说，“咱俩先进”，然后领着小姜走到门口，汉城冲着把门的问，“老唐来了吗？秋梅呢？”不待人家回应，汉城指着小姜说，“这是我朋友”，说着就领着小姜进门了。门卫一时也反应不过来，呆呆地看着他们背影，也不知汉城是谁，干嘛的。汉城那时穿着干部服，头上戴着呢子单帽，倒是像个干部，楞把个把门的给蒙了。和汉城接触过的人，都会发现他文气十足，他的床头经常有些不知从哪找来的文学作品，记得有一本是郭沫若翻译的屈原的《橘颂》，多年后和汉城聊起此事，他说，他现在还能背下来《橘颂》。这也许和他的家庭有关，汉城出身于书香门第，我知道他父母和舅舅都是文化人，小时候还见过他姥姥，看着就有文化的人。后来我发现，汉城的数学也很棒，那时我在学数学，汉城同屋不在时，我就跑到他那里去做数学题。我去他屋，从不敲门，总是推门而入，汉城则永远是那个姿势：抱着个半导体躺在床上听广播，经常是我俩各干各的也不说话。有时没啥可听的，他也闷，就和我一起做题，我是有计划的学习，他纯粹是因无聊而有一搭没一搭地做题，嘿，你还别说，这哥们还真行，做几何题比我好。杨济东也是我们一批进厂的，原铁建兵团二团九连战士，太原九中老高中生。杨济东到化肥厂后被分配到化肥中学当语文老师，记不清当时怎么回事儿，我们都下了车间，他怎么就到中学了。这是个才子，爱读书学习，文史功底很强，他当时读《李白与杜甫》，每一页都有批注，敢和郭沫若叫板。有朋友回忆，有一次早上四点，因为睡不着，出去散步，路过杨济东的宿舍，发现灯亮着，于是推门而入，杨济东居然在看书，以为他起得早，一问，原来杨济东一直在看书，还没睡呢。我俩单独在一起时，济东经常情不自禁地和我讲起文学，我是一点不懂，基本就他一人在那儿说，我当听众。我记得，他那时特别喜欢屈原的《橘颂》，还喜欢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遍一遍的背诵，也经常解释其内容和自己的感悟，说到高兴时，济东情不自禁地用他那略带沙哑的嗓子，抑扬顿挫地朗诵。那几年，没什么文化活动，只有样板戏，随便是个人也能哼几句样板戏，但人们听多了普遍就有点反感，天天听，太单调了。济东不一样，他也觉得应该百花齐放，但现实就是那样，你怎么办？济东是一本一本的研究样板戏的唱词，他对我说，你们别觉得样板戏不咋地，仔细看看唱本，真是高水平，每一句每个字都是经过细致推敲，你想改都没法改，他随口说出某戏的几段唱词分析起来。我们是看热闹，而济东是在看门道。我说，“你别给我逗闷子啦，我就一个小学生，写什么小说呀。”其实，那时候我应该和济东多学点语文的基础知识，当时怎么就没想到这个，悔之晚矣。那年高考，语文的一个语法题我做的有问题，下来问他，他说，你这是典型错误，拿不上分了。哥儿们，咱们这么熟，经常一起混，这语法你怎么不早点教我呀，考完了你才告我拿不上分。济东嗜烟如命，爱下围棋，当时的棋力应该有业余三段以上吧，我猜的。一次济东带我去机修车间起重班，说是去下围棋，起重班下围棋的不少，其中张焕民、刘津，加上外来户杨济东是高手，他们对弈，众人观战，我们初学者受益匪浅，尤其是复盘听他们讲棋，更是学了很多东西，那时候济东老让我去背定式。后来他们觉得在厂里下的不过瘾，曾经满太原市的找人下棋，我就记得他们专门去找江铸久、江鸣久哥俩下棋，那时江氏哥俩年龄还不大，但已经是在太原棋坛崭露头角小有名气。过了若干年，我和江氏兄弟的父亲在一个楼住，老去他家找老江先生或江家大女儿下棋，有次碰到江铸久回家，和他说起化肥厂的人找他下棋，他还记得。说到起重班，这是个挺有意思的地方，一到傍晚，就不少年轻人陆续走进起重班。上班时起重班什么样我不知道，但下了班这里是很热闹，房子够大，电灯够亮，十几个年轻人聚在那里，大声喧哗，没人管，那是一个自由的天地。不时有人高吼几句样板戏，更多时候更多的人则喜欢唱“黄歌”，“田野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 “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摇的心 ……” 那时唱的歌，现在再唱起来，依然觉得亲切。有几位特喜欢背诵古诗词，也有人热衷讨论和创作现代新体诗，偶尔还有人讨论《红楼梦》《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中外名著。每天都有人打桥牌下围棋，有时甚至是几拨人同时在玩。这里没人谈政治也没有说教，似乎和屋外政治气氛隔绝，有人说，我们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对于这段时光，张焕民后来回忆说，在起重班的那个不起眼的工房，“我们的娱乐活动有下围棋，赌注是一盘一包烟，还有就是背诗。买来几瓶薯干儿酒，讲好一个范围，比如: 唐代的七律，然后你一首我一首地背，不能重样儿。超过三十秒还想不起下一首，那么就喝一杯酒。如果不想喝，还有一个办法：自己打自己一个嘴巴，同时大喊：我是傻X！”张焕民是起重班最引人注目的，他的宿舍就在起重班工房里的一个小房间，照他的话，一天24小时都在岗位上。他嗓子不错，在广播电台唱过歌，朗诵也得到过名家指点，还是个京剧票友。一次他回家探亲，碰上黄维刚放出来去他家看他爷爷，问他有啥爱好，他说，“好京戏。”又问他: “什么角儿?”“黑头。”“什么派啊?”“裘派。”黄维：“嚯！来一段儿吧。”焕民扯开嗓子唱了一段《探皇陵》，黄维还给他有板有眼地哼哼过门儿。敢在名人面前唱戏，可见焕民还是很有功底的。那时流行样板戏，我们厂的业余剧团演《杜鹃山》，焕民演雷刚，把雷刚演的风头压过柯湘，都说他唱的好，由此，在厂里名噪一时。焕民喜欢田径，他说他曾得过天津市中学生运动会800米第一名, 他姥姥经常说他生不逢时, “要是如今还有拉洋车的活儿, 你准能挣不少钱!” 在化肥厂，他也是到处打听太原哪有长跑比赛或活动，打听到了就去参加，时间长了不跑，他难受。焕民对工作没啥热情，倒是想上大学，可那时是由单位推荐上大学，他既没关系又整天吊儿郎当的，人家也不推荐他。1973年突然说上大学要考试了，焕民兴冲冲地报了名参加了考试，考试成绩在太原十中发榜，他是太原市第一。结果那年出来个张铁生交白卷，他们的成绩都作废了，还是按推荐来，他没能上成，气的他坐在起重班那条破凳子上填词泄愤：考场失意，情场并不失意。焕民能吟诗，会唱戏，开口莎士比亚，闭口康德、尼采，很招女文青的喜欢，周围从来不缺女孩。焕民是插队知青进厂的，他是天津的老高中生，出身于文化世家，他爷爷是同盟会会员，也是民国时期天津有名的律师，溥仪和文绣离婚的官司就是请他爷爷当的律师。他说他爷爷家过去字画特别多，有溥仪送的，也有齐白石送的。他说小时候在他爷爷家一堆扇子里随手拿起一把，也不当回事，他爸让他放回原处，不许乱动，说此扇子是出自任伯年之手。焕民说，小时候她妈要求他特严，算术做题做错了,就把正确的抄100遍。语文就是背书，背不上来,就到门后边儿去“跪搓板儿”。先是唐诗宋词，背得差不多了，就改成楚辞汉赋。他说，那时记住的东西，很多都长久留在肚子里了，尽管有些东西好长时间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日积月累，焕民会背的是特多。一天，汉城领着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来到起重班工房，给大家介绍，这位是陶文实，小名二牛。陶文实，听名字就有文采。他是山大附中68届初中生，当时是化二建的工人，和汉城既是校友又是同事，他听汉城说这儿有一帮舞文弄墨的，他特意跑来以文会友。二牛初生牛犊不怕虎，虽说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但一点不怯场，寒暄过后旋即加入了诗词大会。二牛也是有俩下子，和几个老高中生能斗上几个回合，背诗二牛应该不算很出彩，比不上济东、焕民等，但他在指物作诗的游戏中很出众。指物作诗是二牛来了以后增加了一个游戏，就是随意指定一个东西，比如指定桌子、懒汉鞋或铁锤什么的，你就要马上出诗，诗的格式不限，可以是古诗词，也可以是现代诗，逼急了打油诗也对付，玩呗。二牛反应快，往往是人家刚一指定，他张嘴就来。一次，济东指了一盒香烟，二牛：“墨菊烟卖两毛九，走在街上样子丑...... ”哈哈，打油诗。又有一次有人指物苹果，二牛深情地：“红红的苹果，掉在水里，沉没又浮起，我的心啊，掉在爱情的海洋里，却一直沉没，沉到海底，沉到大海的海底吧，海底的珍珠，不是水花可以相比..... ”（我把这段发在群里，有人指正，这个苹果诗当时是汉城写的，原稿我懒得改了，在此说明一下。）1976年周总理去世，好多人写纪念周总理的诗，二牛也写了一首长诗。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纪念周恩来的诗集，二牛的长诗被收录进去出版，此诗让二牛小有名气。刘津是天津知青，记得是老高中的。在起重班里，他的围棋和桥牌都算是不错的，刘津高高的个儿，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他在起重班待了好几年，可能也待烦了，有可能不喜欢当工人，1977年他调到化二建子弟中学当老师。刘津刚调去化二建没多久，化二建某家属楼出了大事，说是有人在晚上用竹杆把炸药包举到二楼某书记家窗户，点燃爆炸了，伤亡情况我记不清了，此事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过了一段时间，在5路车上听到有人谈论此事，说破案了，是化二建中学一个老师干的，5路车上化工区各厂的人都有，各种消息也多。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我认识化二建中学好几个老师，不会是······吧？我赶紧问了一句，那老师叫什么呀？答，不知道。到了化肥厂我立马打听，后来有人告诉我，果然是刘津。依我们对刘津的了解，他不可能干这事，他父母也不相信，专门为此事从天津赶来。又过了几个月，公安局说是搞错了，刘津放出来了。据说当时被炸的书记家住在化二建中学对面，化二建中学晚上就刘津一个人住在学校里，所以刘津就成了嫌疑犯，所以，刘津就进去了，你说，这冤不冤啊？刘津白住了半年局子，受冤受苦浪费光阴不说，最重要的是耽误了1977年的高考。刘津出来时，一多半的昔日好友已经进了大学，按刘津老高中的底子，那年考上大学也应该是十有八九。在起重班，一帮自娱自乐的青年，抽着烟下着棋，写下很多没有记录下来的诗，也许他们并没有想到也没有梦到还有远方，然而，远方的曙光已离他们越来越近了。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中的许多人通过1977、1978年高考，都上了大学。何涵俊1977年高考，考入太原机械学院数学师资班学数学，毕业以后，他还去欧洲留学了几年，后来，我们都忙，联系渐少。再后来，我出国了，有一次回国探亲，向朋友打听何涵俊，听到却是噩耗，他离世了。英年早逝，闻之泪奔! 何涵俊，一路走好！李振海1978年参加高考，夺得河西区的理科状元，进了山西大学物理系，现在加拿大。邓逢灵（77级）考入山西大学，记得是学图书馆专业。毕业后，在五一路邮局前经常见他，他在太原集邮界小有名气，曾经把一整版猴票以80元价格卖给了我的另一个朋友，现在估计肠子都悔青了。杨汉城1978年以河西区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了南开大学，某杂志总编辑，现在退休了，每天锻炼，身体特好，每天接送第三代，乐在其中。杨济东（77级）上了太原师范学院，大学毕业后，又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成了启功的弟子，据说和后来名噪一时北师大博士生刘XX住一个宿舍，毕业后没几年，济东成了某出版社的社长。张焕民（77级）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了朱东润先生的弟子，上学期间，还借着请教学问，经常去贾植芳先生家蹭饭。张焕民毕业后不久，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在上海文艺青年中成了名人。据说，晚上他家里经常有人推门而入以求认识，彭小莲、李子羽（俩人后来都是著名导演）就是在那时和张焕民认识的，后来成为挚友。1985年焕民去了日本，在东京大学美学艺术学研究室硕博连读，后来在大学当教授，现在日子过得很滋润。陶文实也报名参加1977年高考，他考文科，多数科目考得不错，唯有数学0分，这也怪不得他，他一个初一的学生，文革十几年也没学数理化，0分正常，可一门0分，正常情况没有学校能录取他。他拿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诗集找山西大学，当时好像也有一个政策，有成果的可以破格录取，最终，山大录取了陶文实，后来他成了教授。刘津被公安局放出来赶上了1978年的高考，他顺利考上山西财经大学，一扫霉气，终于扬眉吐气。刘振国，1978年高考，上了太原工学院（现为太原理工大学），学了电类的专业，成了高级工程师 ;乔南征，北京人大附中的老三届，1978年考入太原师范学院，后来是太原某重点中学校长 ;杜铭华，据说上中学时就是他们学校的好学生，77级，后来又上了研究生，现为国内著名的煤化工顶级专家；高春玲，爱背古诗的文青，77级高考学了医，在美国上了研究生，现在美国FDA；水天，北京部队大院里出来的知青，那时在我们厂子弟中学当老师，77级考入山西大学英语专业，现失联，听说在美国 ；1977、1978年两次高考，我们厂（5000多人）有30多个工人考上大学，其中我认识的就有20个，不一一叙说了。高经建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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