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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丨李其容:​跳高不及格, 被女老师嘲笑“资产阶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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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李其容,1946年生于南京,1966年毕业于杭州浙大附中高中。1970年回老家湖北应城插队并任民办初中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在应城杨河中学任教。1972年因不与右派父亲划清界限受迫害,逃回杭州成了黑户。1978年转回户口,到浙江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

原题
从小到大令我
头疼的体育课



作者:李其容

一段时间,因为体育课里跳高、跳马不行,我总怀疑自己的弹跳力。但很奇怪,我跳橡皮筋往往能跳到很高的级别。

上海、杭州管用一根根橡皮筋接起来的橡皮筋绳子、三个以上的女孩子们用单腿在上面翻跳许多花样的游戏叫“跳橡皮筋”或“跳牛皮筋”,而我到了北京,做这样的游戏,却改口叫“跳猴皮筋”了。

 不过,玩的方法还是有点差异的:北京的是用双根橡皮筋玩的游戏,比的是技巧、动作的花样,口里还哼着童谣,而沪杭 ,是由两人拉着约三、四米长的橡皮筋两端,牵直固定,“跳”的人站在皮筋中间之外,用单脚把橡皮筋钩下来,其卷到自己的小腿里然后又松开完成一个动作。皮筋高度从脚踝处开始到膝盖、到腰到胸到肩头,再到耳朵头顶,然后举高“小举”“大举”……随着增高而难度越来越大。

北京的跳法我跳不过小伙伴们,因为在我十岁的那短短一年间,我始终搞不懂以迈、勾、挑、跨、碰、压、踢、绊、搅、绕等各种动作组合出来的法则与花样。

跳橡皮筋的时光——1953年和上海财经学院的叔叔阿姨们在一起

不过,上海与杭州跳橡皮筋比的是高度,只要腿长、弹跳力过得去,很容易“升级”的。一、二年级时我个子高,比同班同学总要高出半个头,所以在“跳牛皮筋”游戏中我往往领先,能一口气跳到“大举”,就是两头拉橡皮筋的小伙伴伸直了手臂,到了把橡皮筋高高举着的高度。

我喜欢跳牛皮筋甚至到了这种程度,六十年后,父亲在沪工作时的年轻同事(现在已是老人了)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我跳牛皮筋的事:“那时你在一个干部子弟小学读书,在学校住宿,休息日才回家。那天你在房间里跳橡皮筋,天真、活泼、可爱……”

我们家那时住在一所旧军阀王电轮遗留下来的别墅里,美院的六家干部合住。我家住楼下的那个大房间,以前是大客厅,地面铺满了嵌铜丝、带有花纹的瓷砖,所以我会在房间里跳橡皮筋,要是房间铺的是地板,肯定会闹出动静,肯定会被养病的妈妈叫停。

现在想来,我不是弹跳力不行,其实,就是怕摔了、磕着了。

一、二年级我体育成绩虽然不怎么,但还可以得到4分,让我惧怕体育课的,是小学三年级,在北京。

1956年秋,我和妈妈搬到北京,而爸爸在北京的中央党校已经学习了半年了。

1955年

 因为爸爸在北京处于学习阶段,在北京分不到单位房,只好租赁民房来住。我们家在方家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租了朝南的一溜屋子。方家胡同小学是很著名的,但不知怎么我没有在这所离我家只五十多米的小学就读,而是穿过大马路,曲里拐弯地到另一个胡同里上一所名曰“东公街小学”的学校里读书。 

从小到这年的十岁,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差的环境里读书,从我上过的托儿所、幼稚园算起。校舍是平房,教室中间的院子是泥土院子,大风一刮尘土飞扬。

 同学中后来我知道有音乐学院教师的女儿,有话剧团演员的女儿,还有一个满族贵族的女儿,但大多数是城市普通人家的孩子,穿得也不怎么整齐。我自南方来,又是干部子弟,所以在那些同学中显得很突兀。好在同学们并不排斥我,他们还选了我当中队学习委员。

但不知怎么,我却招了体育老师的不待见,一个年轻的、长得很漂亮的女体育老师。

我日记里写——

5月7日 星期二 

早上,我们上体育课,扔垒球。我扔得不远,得的分数是1分半。下课了,同学们笑我:“三好学生呢,一好也没有!”我想:“你们不帮助人家,还要笑话人家,哼!”
5月9日 星期四

上体育课时郭老师说上一次在地上的线画得太近了,让我们重新扔一次球,这次我得了3分。
5月23日

上午体育课是跳高。我第一次跳过去了,就是裙子把杆子弄下来了。

老师让我重跳,我跌了一跤,腿很痛,就跳不过去了。结果又得了2分。

1956年

日记里没有写的而留在我的记忆里的,是这位女老师见我跳不过去,竟当着同学们的面公然嘲笑我是“资产阶级小姐”,同学们也跟着叫我“小姐、小姐!” 那会儿,被叫成“资产阶级小姐”是非常丢脸的,我受到极大的刺激。 

回到家,正好这天爸爸没有去党校,于是下午就在四合院当中摞起凳子把竹竿搁在上面让我练跳高,因为还要补考。我们学校每天只上半天课,是校舍不够的原因。

因为在体育课上摔过,我怕了,每次跑到这个自制的“跳高架”前,就不知不觉放慢了速度,但是还咬着牙起跳,却一次又一次摔倒。天井是青石板铺就的,摔下来生痛生痛的。

不过,经过了在家的练习,我补考及格了。

有这一次被老师讽刺的经历,我才知道老师并不是总会表扬我的。不过在那时,在爸爸还没有划成“右派”的时候,我总是得到老师们的表扬甚至宠爱。不知我什么地方使得这位女老师烦我了,要骂我“资产阶级小姐”甚至划给我“1 分半”这样奇怪的分数。

其实,老师对我并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除了体育不好,我其他各门功课均不错,所以学期最后得到的评语总是“全面发展”。

但自从这个老师起,我知道有些老师不喜欢我。

被女体育老师奚落的那一年(1956.9~1957.7)

很奇怪,对于我,老师总分作两派:很喜欢我和很不喜欢我。不喜欢的甚至是有憎感的:三年级的女体育老师以及五年级与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至于后来的五年级与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不喜欢我,还有几分道理,因为我爸爸那时被划成了“右派”,从“势利眼”的角度看过去,不喜欢我还有几分说得过去。

我很长一段时间想不通这位女体育老师怎么了:即使我不喜欢体育,体育成绩不佳,但也不必达到憎恶的程度呀!

若干年后,我才意识到城市贫民老师、贫下中农老师(初中班主任)对我的憎恶,多少还是有点由于生活水平差距较大而产生的憎恶,看不惯。也许,用六十年代的观点来说,就是“阶级感情”的问题。

到了杭州,四年级的跳高还是通不过,但这个体育老师就给我分析了,虽然语气带有调侃的味道,但我听出来是善意的。

他比划给大家看:“喏,她一开始倒满有冲劲的,快速跑来,我以为她会很勇敢地越过去。哪知道她跑到横杆前,竟然怕了,止步不前停住了。再以后,她想用她的长腿就地跨过横杆——但显然她没有这个本事,我们这是‘跳高’不是‘跨高’,我的横杆高度不是为她跨过去而设的!”

这个体育老师是大队辅导员,而四年级的我是大队长,他并不想为难我,只是以调侃的方法替我解围。经他这么一说,同学们似乎有点谅解我了。

 这个男体育老师还对我的跑步也进行过“分析”,弄得同学们笑个不停,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一点也不记恨他,知道他仅是说着玩,寓教于乐。

那天,跑步,在50米跑道上。

“各就各位,预备——跑!”

我觉得自己跑得并不慢,然而不知怎么就是最后一名。

于是,他模仿我的动作分析给大家听:“你们看,李其容是这么起跑的——   我喊‘各就各位’时,她跟大家一样双手按在跑道上,这没错。而当我喊‘跑’时,大家飞快地冲出去,但她不,只见她站起身,双手互相拍了拍,拍掉手上的灰尘,这才跑。”

在同学们的哄笑中,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样跑步,不得倒数第一才怪呢!”   我因“准备动作”而影响了速度,当然有道理,但我现在实事求是地分析,没有这样的“准备动作”我也跑不快。为什么?只怪我妈在我小时候总把我关在家里让我看书画画刺绣,不放我跟小伙伴们出去疯玩有关。我跟妈妈一样,不喜欢运动。

跑步前先拍手的时光——1959年

到了初中,我的体育课成绩依然岌岌可危,每学期总要靠广播操考试或长跑考试得5分,才能把平时测验的2分拉平过及格关。 广播操考试当然是送分的考试,但长跑考试还是动真格地考——每次我都拼了命地跑,而且跑了一半,总感到喉咙口有血腥味。即便是那样,我还是拼了命跑,因为我知道,若不得5分,总成绩就拉不平了。体育课的3分,对于我来说还是吉祥分数。

初二的体育课有跳箱的内容,我看到有的女生一跳却坐在跳箱上,上不能上、下不能下,更不敢试跳了,宁愿不及格。跳箱的法则跟跳马一样,是纵着跳的。现在看体育比赛,纵着跳是男子项目,那时却要女同学跳,不是瞎胡闹吗。

初三学校买了体育器械“山羊”,山羊的形状似跳马,有四条腿,只是比马短而小,所以通常称比它大的器械为“马”,而称它为“羊”。即便是这种小巧的器械,我也怕跳。那句话是怎么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我跳高在小学里就跨不过去,我就怀疑自己的弹跳力不行。老师课堂上让我跳,我笑笑摇摇头就是不跳。这位体育老师倒也不为难我,课堂上没有坚持让我一定跳,但在下午自由活动时间,他给我开小灶:“你试一下,快速跑,然后蹬地跳起来……”

我两次助跑都在山羊前突然定住了。老师走到山羊后头,伸开双臂:“你不要怕,万一摔过来,我这里会接住!”其实,真要跳过去就不会摔倒了。但老师这个举动确实让我壮了胆。我飞快地冲过去,脚一蹬,随着我按在山羊上的双手一用力,跨开的两腿就越过了山羊。跨越的体验是很爽的,于是我主动要求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觉得自己的弹跳力挺好的嘛!

跳山羊的时光——1962年

跳山羊,要凭借按在山羊上的臂力。我的臂力很不行,小时候那会儿,就是臂力不行扔垒球才扔不远的。按在山羊上一会儿还勉强可以,时间久了就不行。

高一上了新学校。体育课一般情况下男女分开上,但有些项目是合起来上的,譬如双杠。那天,我一下子倒是撑起来了,但撑在双杠上的双臂才坚持了几秒钟,就摇晃起来,老师害怕了,连忙叫着:“下来,快松开手下来!”我跳下来后,老师说:“以后你不要练双杠了!”她怕我手臂骨裂开。

这个女老师原本是体操运动员。女子体操运动,器械上的那些活计我们是学不来的,只有教我们垫上运动。可幸这种不激烈的、不要速度的运动很适合我,什么倒立呀、倒翻呀,我很快就掌握了,我第一次领会到上体育课的乐趣。

高中的体育课我没有怎么太出洋相,因为高中的体育老师都很宽容,能过去就过去了,我的吉祥“3分”总伴随着我。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四十几岁的体育老师——他是浙大的老师,我们高二时因为女体育老师生孩子,他到我们附中来顶替一下。他公然说:“女同学嘛,我是要放一把的,女孩子天性不爱活动,我就不勉强了。”在他手里,我们女孩子做广播体操就能过关。五十年过去了,我只要想起这个具有菩萨心肠的体育老师,就会心存感激。

但我们班有天性爱活动的女生,她们是校篮球队的主力。其中的魏娜同学不仅貌美,举止文雅,功课也很好。当我在操场边被指定要为班级篮球队助威时,我看见漂亮的魏娜面孔涨得通红,汗水将额上的头发紧粘在面颊上,总觉得不可思议……

高中时期(1963~1966)

过了一年的1966年,我们这一级面临毕业时,文革开始了。我们全校六届学生走向了社会,大多数人自此与学校无缘了。我是大多数之一。

于是令我头疼的体育课便再也不来烦我了。


李其容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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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过“阴阳头”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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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复旦教授夫人的悲欢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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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东西如影随形,那就是害怕
两个抗日宣传者的不同人生遭遇
李其容:在娘肚里坐美国飞机“还都”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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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林:弹球斗蟋蟀,
低成本游戏,高收益快乐
卫林:哥哥丢了钱栽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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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是小孩子,该怕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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