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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王祥龙：儿时我们干活挣工分，帮补家用
作者简历
作者刚参加工作时
王祥龙，1963年出生，安徽铜陵人，1982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大学老师、市级党报编辑，主任编辑职称。曾出版人物传记一部，发表散文、随笔、杂文、专业论文等共百余篇。
原题
阅读，让我走进崭新的世界
（外两篇）
01
阅读，让我走进
崭新的世界
上世纪70年代初期，进入小学阶段学习时，除了课本，我们能够看到的课外读物很少。最先接触到的课外读物，是以样板戏为主的各类小画书。记得陆续看过的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鸡毛信》等等，这些小画书，文字不多，情节生动，画面直观，阅读起来很轻松。
大约是小学五年级以后，那些以图画为主的读物似乎就不那么解馋，不那么吸引我了。于是，包括一些残缺不全、来历各异的小说在内的文学类读物渐渐进入我的阅读视野。从此，仿佛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天窗，顿时感受到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新鲜气息。这些纯粹用文字构建的想象世界，使我们在学习、劳动和游戏之余，精神世界也渐渐丰润起来，平淡的生活顿时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一次，我从一个同村小伙伴那里，看到一本残缺不全、没有前后封面的书，看他读得津津有味，我也要过来看。谁知一看，立即就被里面几个热血青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和抗日救亡的事迹所吸引。当然，书中一些男女青年交往、恋爱的情节也首次以那么细致、真实的场景进入我的视野，仿佛一下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直到上了高中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小说《青春之歌》的残缺本，虽然当时看得不完整，但故事情节和书中林道静、卢嘉川、江华和余永泽等几个主要人物的鲜明形象，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初中以后，和我同桌的同学父亲是军人，母亲是老师，家里有不少藏书，他的书包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我们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书。在他的友情支持下，我先后看了《苦菜花》《山菊花》等一般人看不到的小说。书中那些从没有见到过的情节描写，包括男女情事部分绘声绘色的描述，给我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少年，带来了不小的刺激和震撼。
这些书，不知不觉中也充当了那个特殊年代，我们这些青少年性启蒙的教科书。在和小伙伴们一起参加劳动时，大家也经常交流一些读书见闻，他们很喜欢听我讲述书中那些精彩的片段和情节。
读初中时，除了在学校上课，周末和假期都要参加集体劳动了。这些闲书大多数都是在放学的路上，或者晚上做完不多的作业后抽空看的。有时，我在家一边吃饭还一边看书，为此遭到母亲的多次批评。在那些漫长、沉闷的日子里，让我感到最快乐、最期待的时光，是不用上学的周末和假期，恰好遇到下雨也不用出工的日子。这样，我就完全可以无忧无虑、自由放任地在家看小说，那真是逍遥自在、心情极度轻松，仿佛神仙一般的日子。
偶尔找不到新书看了，有些看过的也不妨拿来再看，消磨无聊的时间。记得当时我二姐夫，从一家造纸厂收来准备化成纸浆的旧书堆里，给我抢回了一本名为《春潮急》的小说，上下两册共几十万字，我津津有味地看完了。有一个暑假，没有新书可看，我竟然把这本书拿出来又重新看了一遍。
《春潮急》和《艳阳天》《金光大道》题材接近，都是描写农业合作社时期的乡村故事，与我的生活环境很接近，读起来感觉十分亲切，就像在看自己身边的人和事。几年前，我获悉这本书的作者克非去世的消息，竟然一下子就联想到他写的那本书，以及在读那本书时所度过的艰辛而又充实的乡村岁月。
我后来之所以作文写得还不错，至少文从字顺、表达流畅，大约与我当时读了不少课外书有点关系。阅读，不仅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也让我对于中国文字的神奇魅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高中时考大学填报志愿，我首选中文系，潜意识里与青少年时期的阅读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于文字的敏感，对文学所营造的那种全新世界的向往和迷恋，也有或多或少、直接与间接的关系。
02
劳动，是一堂生动直观的
人生教育课
在我们家的姐弟5人中，我读书时间最长，不像两个姐姐，从小就随着母亲一起做家务、干农活，经受了很多磨难。但十三四岁时，村里同样大的小伙伴都陆续参加生产劳动。于是我也闲不住，也要求和他们一样，开始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了。
那时候，农村实行工分制，就是每个家庭每个人每天干了多少活，该记多少工分，生产队的会计都有记录，每个家庭一个公分本，家庭和集体的计分一致，日积月累，每月对账。年底就根据每个家庭的工分总额，结合平时每个家庭从生产队支取的现金和有关生活物资等，一起结算。
刚开始我们的工分不高，一个男劳力一天10分工，一个妇女一天只有8分工，而我们刚参加集体劳动的半大小子最多只能记4到5分工。刚参加劳动不久的年轻人，每年年初有一次调整工分的机会，具体怎么调整要根据上一年的劳动表现情况，由生产队召集有关人员集体研究决定。
参加集体劳动后，队长会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分派一些比较轻便的活让我们做。比如捡棉花、锄草、铲草皮等。拣棉花、锄草，大多是在植物茂密的庄稼地里进行，夏天头顶烈日密不透风，那种全身燥热的感觉的确不好受。铲草皮烧成灰是为了做肥料。这活看上去不难，但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往往半天不到，手掌上就磨出几个血泡。
对于还比较稚嫩的我们来说，最吃力的活还是挖河泥、挑大堤。冬天农闲时节，整理地块、兴修水利时，周末和寒假我们也和大人一起挖河泥、挑大堤。河沟里的烂泥比较肥沃，需要送到地里去做肥料，我们稚嫩的肩膀每次一前一后两个泥框里只能挑起不大的泥块。挑河堤，更是将低处的泥土不断累加到需要加高或者有些破损的大堤上，加固增高大堤，以防来年不期而遇的洪水。这些活对于人的体力和耐力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做累了，我们可以稍稍休息调整一下继续干。
暑假期间，时间比较长，队长则会安排专人做我们这些劳动后备军的领队，负责做一些专项工作。跟着领队和那些男男女女、年龄差不多大的伙伴一起干活，我们还是很开心的。第一，我们不需要跟着大人干一样的重活。第二，我们这个小分队相对有一些灵活机动的安排。比如，夏天出工去给花生地锄草，那是要直接用手拔除的。午后的阳光太毒辣，领队往往让我们先去树阴下休息，直到太阳西斜，阳光不再灼热逼人才开始干活。午休时，领队偶尔从地里拿一些南瓜、山芋等，在田间地头的土灶上蒸煮，当我们休息好了，煮熟的南瓜、山芋也正飘出一股带有焦糊味的清香，十分诱人。我们每人分食一些后就下地干活，直到天快黑了才回家。
在乡村，一年到头总有干不完的活。我们多多少少参加了村集体的一些农活后，内心的感受其实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劳动让我们亲身体验了农民生活的艰辛，日常生活的劳累，充分感受到了包括父母家人在内的村民生活的不易。
另一方面，劳动对于我们个人意志和劳动观念的培养，也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它对于我们认清现实，了解当今的实际生存环境，怎样面对今后的人生，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而对于像我这样身体瘦弱，只是擅长读书，并被老师和家庭寄予厚望，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前途和命运的人来说，考虑的问题往往也会更多更加长远了。
总之，就如同母亲和很多村民教训子女时所说的那样，吃不得农家的苦，你就得选一条另外的出路。路怎么走自己要想好，漫长的人生之路都靠自己走，没有人能扶持你一辈子。如此看来，劳动也非常及时地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直观的人生教育课。
03
评书，伴我共度快乐
难忘好时光
中学期间，包括初中和高中阶段，我除了喜欢阅读小说等课外书，另一个值得一提的爱好是听评书。在文化贫瘠、精神食粮十分匮乏的日子里，评书伴随我度过了许多快乐、难忘的时光，它曾经是那样令我如醉如痴、心驰神往。
上世纪70年代初，难得遇上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份。秋冬时节，满怀喜悦之情的继父，去县城买回了一部半导体收音机。从此，它每天按时播出的评书即小说连播节目，给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和色彩。
每天傍晚，节目还没开始，我就端个凳子早早地守候在收音机旁。当时，我刚入小学，最早听到的是什么故事，现在我已记不真切了。记得真切的是，自那以后，我陆续听过《新来的小石柱》《暴风骤雨》《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杨家将》《岳飞传》等等。
上初中时，周末或假期我已和村里其他年龄相近的伙伴一起下地挣工分。每到傍晚时分，还没到收工时间，我们便一个个向领队的负责人鼓动说：“评书时间到了，小说连播开始了。”这还真管用，在我们的鼓动下，领队的负责人往往早早收工，让我们回家了，因为他也和我们一样喜欢听评书。
上世纪80年代初去县城读高中时，由于条件的限制和升学考试的压力，我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每天都能听评书，但对评书的依恋和痴迷却一如既往。更何况当时那位名闻遐迩的鞍山市曲艺团刘兰芳播演的《岳飞传》是那样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一个春寒料峭、细雨绵绵的周末，我去一位同乡的寝室听评书——他有一个当作宝贝一样的收音机。不巧的是，这一天他的“宝贝”恰好出了故障。我去时，他正和其他几位“发烧友”焦虑万分地摆弄它。左弄右弄。“宝贝”就是不出声，大家不免有几分失望和扫兴。此时，我的这位同乡突然灵机一动说：“我有办法了！跟我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听。”“去哪儿听？！”大家忙问。“县广播站。”他回答说。
县广播站离学校不太远，我们冒雨赶到时，节目刚刚开始，但天色已渐渐黑了下来。一位过路的中年男子见我们毕恭毕敬地站在广播站的屋檐下，感到很好奇，探头探脑地想来弄个究竟。当他发现我们冒着春寒站在这儿，仅仅只是为了听一段“岳飞大战金兀术”的故事时，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但他哪里知道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求以及这种渴求得到满足后的欣慰与陶醉！
时光飞逝，岁月无痕，如今，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增多和艺术品类的日益丰富，评书这一曾经风靡一时的艺术形式已渐渐失去了耀眼的光彩。但在我的记忆深处，它依然刻骨铭心、熠熠闪光。
乡村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