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丨吴晔：我的乡愁：童年愁温饱，少年愁无书……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吴晔，陕西长安人。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参与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后调入国土资源系统创办报纸杂志，2017年从中国国土资源报社退休。现在做点企业文化的事情，钟情于书法绘画，喜欢民谣顺口溜。

（上）

向余光中先生致敬

——我的乡愁之童年愁温饱

作者：吴晔

在我的童年，最让人发愁的就是吃穿。

我的记忆里，那时候从来就没吃饱过。几十年后，百姓日子好过了，我经常听到有人说自己这个不爱吃那个吃伤了，我却从来不知道自己对哪种粮食食物不爱吃，我小时候连烂红薯都没吃伤过，似乎永远不够吃。

记忆最深刻的几个镜头：一次，我随着母亲到食堂去领饭，那时候把我们各家各户的铁锅都收走了，大炼钢铁，然后就不准各家各户做饭，都要加入大食堂吃大锅饭，开始大家觉得还蛮欢喜的，可是过不了多久就开始稀汤寡水的吃不饱了，再后来，我记得我们家我奶奶、我父母、我哥哥弟弟和我共六口人，一天只能领到两块比现在用的六寸屏手机大一些的玉米面饼子！有一次我拽着母亲的衣角，走着走着就昏倒了。

那时候，走着走着就倒了的人可不是我一个，有的倒了就再也起不来了，所以我倒了我母亲连一点都不奇怪，她给我嘴边塞一点玉米面饼子的渣子，我慢慢就醒了，但是，她并不给我一块饼子，只给我核桃大一小块。因为那两块饼子是全家一天的粮食！

我哥哥正长身体，饿得浮肿，脸色蜡黄肚子膨胀，像非洲的难民，我们给他起外号叫“黄娃大肚子”，我母亲为了省一口粮食给我们吃，经常拿个葫芦瓢到水桶里舀半瓢凉水喝了哄自己肚子，胃疼难受得她夜里蜷曲着哼哼。我奶奶老了经受不住，连饿带病，不幸去世，到临去世都没吃上“一口麦面”！

可是，我们的土地是盛产小麦的！那么，粮食都到哪儿去了？

按说，我的家在陕西关中平原的中心，中华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平畴沃野，一望无边，从几千年前的炎黄时代就已经开垦种植，三千年前就作为西周的都城，而且我们家就在西周都城镐京丰京的遗址上，炎帝黄帝那些原始部落没饿着，周秦汉唐三千年来没听说这一带有谁饿着了，倒把我们这五千年后共和国的新社会人饿着了！是我们懒惰？肯定不是。记得那时候天天生产队敲钟上工，我的父母亲每天从早到晚起早贪黑地劳作，甚至我们小孩子都被逼迫着每天干许多力所不能及的活，可是一年到头仍然缺吃少穿的。这真是让人活得沮丧。

是我们这个地方物产不丰吗？肯定不是。我们的地里种什么长什么，土地肥沃，亿万年积累的黄土层很厚实，绝不像南方红土层那么浅薄，我们的黄土层从几十米到几百米的厚度，缺什么都不会缺土。那么是不是土壤贫瘠？怎么可能？几千年耕作的土地，几乎从来没有让农人失望过。即使是生土，上点土肥，种一年苜蓿之类的，就熟化了，任意种植小麦玉米棉花大豆等等几乎所有北方适宜的粮食种类。

那么，是这个地方干旱荒漠缺水？或者说是因为水利设施不行影响了收成进而影响了民众的温饱吗？唉，这样说谁也不会信。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时序明显，很少有天时乱序的情况，否则，怎么可能有十三个王朝都在这里建立都城呢？没道理嘛！大家都知道秦始皇与郑国的故事，郑国渠就修在关中，自古以来这里的土地平坦水源丰富，我们家就在沣河旁边，距离西安仅仅二十几公里，四望出去，全是土肥水美的的精华土地，也就是当地人所谓的“白菜心”。西安周边有八条河流，泾河流入渭河，浐河与灞河合流后再流入渭河，还有沣河涝河潏河滈河，汇流以后都进入渭河然后流入黄河，仅仅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就有这么多河流，怎么说也不会缺水啊，更何况几千年来修了那么多的水利设施，仅我们的村子几乎全部是水浇地，夏秋两季几乎年年丰收，粮食亩产在北方地区也一直是比较高的，人均粮食产量够几个人吃的……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土地很老实，不骗我们，可是我们总是被骗，解放初就闹土改分田分地，说耕地归农民个人所有，我们积极性大涨，总算没跟错队伍，有了自己的地，农民拿它当命根子，不吃不喝地置办牲口农具，不歇不睡地拼命耕耘，刚把地暖热乎了，又被归拢成集体的了……

我们仍然勤快，起早贪黑，踅摸着寻思着种什么怎么种才能更好地产出，忽然来了命令让种这个种那个，又让造土炉炼钢铁，还让把锅交公炼钢铁然后聚在一起吃大锅饭……

还要搞个什么“四清运动”，把村里那些天天跟着政府鞍前马后跑的能干有影响力的人物一个个整治收拾一番，跳井的上吊的疯了的鸡飞狗跳，搞得后来这五十年多里，农村好人都怕当干部，那些楞娃二杆子就蹿起来了，甚至一些地方变成了混混流氓当道，农村基层道德体系垮塌了。

然后还逼着大家一起跟着搞“文化大革命”，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大队书记大队长那几个干部拉出来弄到台上一斗，大家觉得意思不大，那都是当年和自己一起扛长工下苦力的可怜汉子，一直忙着跟新政府跑连娶媳妇都耽误了，或者就是逃荒要饭过来的，忆苦思甜倒是一个活典型……

哦，就说忆苦思甜吧。中学把那个种菜的驼背贫农老汉请去忆苦思甜，校领导嘱咐：“你给娃们讲讲解放前。”结果老贫农说：那时候我年轻，个子高力气大，干活不惜力，东家抢着雇我，给我的工钱比别人高好多，可惜了，要是再晚解放几年我也就可以买地盖房娶媳妇了……话没说完，把学校领导吓得急忙引开话题：“你就讲你受的苦。”老贫农说：要说苦我真的受过苦，我个子高力气大，干活不惜力，不像那些偷奸耍滑的，饿得快，不够吃啊，六一二年差点把我饿死了……

又被迫搞什么学大寨，明明夏秋两熟的水浇地，却想着法子搞成高低不平的……不管干多干少记工分，按天按晌记，说要是按劳动能力工作量记，就成了走老路搞复辟。结果大家都养成了出工不出力的习惯，因为你出力过多还没有多余的粮食来补充你消耗的能量……

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养活自己，因为我们的土地肥沃，因为我们的水利设施配套健全，因为我们即使再懒，也懂得抓紧农时“大干三夏”“奋战三秋”，明白“人误地一晌，地误人一年”这老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金子一般的教导。

那么，到底什么原因我们不能保证温饱？

一边瞎搅和、乱指挥不让人好好种地，一边却要人好好纳粮，沉重的农业赋税叫交公粮，丰收后的第一大事不是让你品尝一年辛苦劳动的果实，而是要在第一时间，把最好的粮食缴粮库让城里人先吃；好吧，缴。可以自己吃了吗？不行，缴余粮！你说我都剩下不多了不够吃了，没有余粮。那你是发疯了，下了数量指标，要求了质量等级，命令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次一点都不行，缴！

我记忆中大家经常煞费心思地去巴结粮库的验粮官，即使你再精挑细选认真晾晒，验粮官说你的粮食没干透或者品质差一点，你就哭吧，只能拉回去重新收拾。关键是，还有啊，余粮又加码了：再补缴多少多少……该松口气了吧？做梦，还有提留，因为要修某个工程，因为政府要干点什么事，必须再缴多少。没有？到你家去搜，里里外外老鼠窟窿里都能给你翻腾到！

于是，在几千年天府之国的关中，在关中的中心地带，我们小孩子眼巴巴地看着满脸愁苦的父母亲，父母亲则不知道该怨天还是该怨地，我的母亲就经常说一句话：“你们吃吃吃，吃我的肉，啃你爸的骨头！”父母几次想把我们送给别人，人家都抱走了，他们又舍不得去哭着要回来……

于是，我们就那么活着，阶级斗争是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我们的饥饿状态也是天天饿月月饿年年饿。我只要一有空就去地里挖野菜，可是地里干净的像被洗过了一样，因为所有人都去挖野菜充饥。我吃过树叶，吃过秸秆，吃过做肥料用的棉籽饼（有毒），吃过我能找到的任何吃了顶饿又不会死人的东西……我记忆中的第一顿饱饭是我十七岁那年的春天，我豪侠仗义乡情极好村人爱戴的外公去世了，外婆家为了招待来吊唁的乡亲，倾其所有……

就那么活着，没衣服穿就凑合，大人穿烂了改了给孩子，哥哥姐姐穿烂了改了给弟弟妹妹，男孩穿女孩衣服或者女孩穿男孩衣服是常见的。春秋冬三季穿同一件衣服，夏天呢？哈，那么热的，省了，光身子有个裤头遮羞就行了。那么，冬天不冷吗？冷，忍着！春秋不热吗？热，熬着！一件衣服能穿几个月，不洗，因为没有换的，有时候实在脏的不行了要洗，就光着膀子。小孩子干脆就没衣服穿，五六岁光屁股的孩子满街跑，不是我们不文明，是文明根本就顾不上管我们。

就那么活着，上小学一学期一块五毛钱学费我一分两分地借，学校不能免费让我学习，生产队不给我担保，我父母辛辛苦苦拼命干一年最后一算账，却说我们欠生产队的！生产队难道就像那些年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些故事里的坏地主吗？也不是，生产队可怜穷得想添个农具，都因为没钱，拿捏过来琢磨过去定不了主意。

儿童时的我，温饱无保障，小心眼里充满了忧愁和苦痛。我那时候跟着大人去缴粮，看着国家粮库院子里摞成山一样高的麻袋垛子，和库房里高山流水似的哗啦啦朝下流淌的麦粒和玉米，我就兴奋，我不顾库房里那浓烈的六六粉呛鼻的味道，使劲地朝上爬呀爬，似乎爬到顶上我就能把那些粮食据为己有，有一次甚至中了毒，呕吐不止……

地是我们的，农具是我们花钱买的，牲口是我们养的，是我们农民在地里栉风沐雨劳作，可是，打下的粮食却大部分不属于我们！因为在户口本上，我们是农业户口，是种粮食的；不是商品粮户口，那是吃粮食的。农民种出的粮食，别人想拿走多少就能拿走多少，想白拿就白拿不给钱，想多拿就多拿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农民从来没有提问质疑的权利……

小时候，

乡愁是那张记录人社会地位等级身份的纸片，

我在这头，

温饱在那头。

（中）

为文明而野蛮的荒诞世相

——我的乡愁之少年愁无书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爱上读书的。作为一个没有钱买书甚至没有钱交学费去上学的农家孩子，我和书的缘分实在说不清楚怎么建立的。可是就在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钱读书、也几乎没有几本书的少年时，我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读书。

这真不知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是该欢喜还是该忧愁。或者你要说：当然是好事啊！可是我没钱上学，一学期一块五毛钱学费也交不起，交不起我就要借是吧？要借我就得放弃自己的自尊心是吧？借不来我就会痛苦，尤其是看见父母亲为我的读书借学费忍屈含辱，我会心里难过、会对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产生仇恨心理是吧？我喜欢读书而没有书读，就会去想办法甚至想那些不文明的办法是吧？那么我为了追求文明而用了不文明的手段，比如偷书或者撒谎之类的，那么你说我是文明呢还是不文明了？……

所以，我爱读书其实在那时候，反而成为家里的负担，成为父母的心病，他们为了我的读书，忍受了太多的屈辱，额外干了太多太累的活儿。

小时候，农村很少见图书，甚至连纸片都很少见，同样，孩子们的玩具也很少，大不了是那些砖头瓦块树棍儿之类的，几个土坷垃扔过来丢过去赌输赢，不过，确实还有两种纸做的玩具，一种是将一张纸叠成三角形，叫三角板，一种将纸叠成四角形，薄厚由人，叫四角板。三角板是抓在手里翻过来倒过去比灵巧，谁赢了就可以把对方的收归己有。四角板是扔地上互相拍打，把对方的打翻个身就算赢了对方，对方的玩具就归自己所有了。

这两种玩具我都玩不好，一个可能是玩的机会少，因为整天要干活，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我根本没有纸来叠三角板四角板。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有一个怪癖，见谁的三角板四角板上面有字，是撕掉书上的纸来叠的，我就会忘了玩，抢上去，把那玩具拆开把纸张抚平，看看上面有什么字。如果有意思，我就会用自己的换。

我家祖祖辈辈农民，家徒四壁，家里几乎没书！

可是，你无法想象的是，我母亲做针线活的笸箩里有一本夹鞋样子（就是每个人的鞋大小，都用纸剪成同大小的纸样子，有鞋底的样子，有鞋帮的样子。样子：模样、规范、标准的意思）的旧书，封皮早撕扯不见了，半截拉茬的，能看出里面有故事，从称呼看是古人的故事，我看不懂，真心觉得很无聊，也不打架，也无英雄，叽叽歪歪磨磨唧唧的，等我到了北京大学读了中文系，老师一讲我才恍然大悟：天！那就是名著《儒林外史》啊！

这样一本“高大上”的书，怎么会沦落到我们农家炕头的针线笸箩里夹鞋样子呢？还是从地主家流出来的。

共和国打倒了地主以及一切以前的富有人群，其他的我无力辩驳，就地主我还是可以说两句话的（首先声明我家是贫农），地主跟地主真的不一样，有巧取豪夺的，有勤恳劳动节俭生活置业的，有为匪做盗伤天害理的，也有知书达理靠智慧发家致富的。同样道理，贫农也是不一样的，有被剥削奴役迫害致贫的，有机遇不好天灾人祸致贫的，有吃喝嫖赌抽致贫的。我想说的是，我们村的地主就有这几种，甚至这几种还能在同一个地主家族中共存。但是，中国人喜欢贴标签，给你贴了一个地主的标签，每到政治运动大风刮来时，大家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斗地主。

不过，农村的老百姓也不是傻子瞎子，心里也还有分寸，这不，“文化革命”呼啸而来，村里人对那些做过恶的刻薄寡恩的地主，就带上高帽子到处游街示众，对那位办小学校、学医给人治病的地主，就是把他的藏书都搬出来，喜欢看书的大家一哄而上，各取所需了，不识字不喜欢看书的，就高高兴兴兴奋异常地点着了火，轰轰烈烈地烧起来。

我父亲敬重那位白白净净儒雅斯文还办过学校的老地主，自己不愿意上去争抢糟蹋，看着那火光吞噬书本心里不忍，从火光中抢了一本回来，我母亲不识字，就用来夹鞋样子了。

那位老地主我内心里是很佩服的，一是因为他竟然有那么多的书，虽然被人几乎抢光烧光了，但是那像小山一样的书堆和火光冲天的场面，还是给我以强烈的震撼。二是那老地主竟然懂得医术，我小时候做手术伤口发炎，他给我消炎治疗痊愈的。第三是那老先生的毛笔字那么漂亮，我看见他给人写的对联后竟然忍不住惊叫起来，太漂亮了！

大人们把书抢完了，我没抢上，很不甘心，还剩下的书被作为成果拉到大队办公地儿锁起来，我就想方设法趁干部开门的时候去偷（这情景我在其他文字里有过讲述）。后来又和老地主的孙子合谋（当然是费了很多口舌各种恳求利诱），趁大人不在的时候，到他家阁楼上去搜寻看有没有漏网之鱼，那情景可真是惊心动魄，因为他父亲既聪明又能干，却是一肚子委屈，生就在地主家里整天挨批被斗，生怕孩子不懂事给家里惹祸招灾，如果发现了会把他朝死里打，更因为他爷爷——那个我很尊敬的老地主就在楼底下的炕上躺着，听到动静就会问……我们两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就像搞地下工作的人，蹑手蹑脚，几次搜索下来终于有了成果，找到一本话本小说《说岳全传》，欣喜若狂啊！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才逐渐与大哥哥叔叔伯伯们交换阅览图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等图书就是在那时候读的。

有一年冬天，我在火焰像个黄豆大的煤油灯下读书，因为凑得太近了，把头发烧焦了……

有一段时间，因为太想清静读书了，我在院子里的麦秸垛靠墙处掏了一个洞，洞口很隐秘，每次把活干完我就藏在里面，趁外面的天光清静读书，虽然会因躲避继续劳动而被母亲责骂，但是却换来了一段时间的清静读书时光。最后还是因为麦秸垛越来越小在母亲扯柴时翻倒了，我差点被闷死在里面。母亲看着顶一脑袋金黄色麦秸从垛子里爬出来的我，吓得跌倒在地病了一场……

村子里有个赌徒，比我大很多，敢干坏事，平时我很害怕他。那次我发现他手头有一本剑侠小说，壮起胆子和他借，一句话没说好，差点被他打一顿……

上中学时，整天批师道尊严什么的，一会儿学黄帅反潮流，一会儿学张铁生交白卷，没人好好念书，后来发现竟然有个图书室，只不过被学校封了门不开放，我平时那么胆小，可竟然去偷了一本书，那是一本各种鸟的白描图本……我的绘画爱好可能就是跟那本书有关系。可是我还是太老实了，怕以后被发现了挨批，看了一段时间后又悄悄还了回去，然后轻松地长出一口气……

有一年春节，一个亲戚说他家老人也是个读书人，以前很多书，现在都没有了，我就兴奋起来，那次过年我就啥都不想，发神经似的，把人家家里上上下下搜腾遍了，最后也没找出一本可看的书，但是却找出一卷账本，还有一捆用秃了的毛笔。那账本上的毛笔字是那么工整秀丽清晰整齐……

在中学念书时，我都已经有些走火入魔了，整天找书看，上课不听课，总想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比如剑仙吐出一口剑气，身不摇手不动，隔十里八里都能取坏人首级……我羡慕那些能在夜里视物如同白昼的剑仙们，他们都能修炼出火眼金睛，我也试着按他们说的那样练——上课时不注意听讲，也不看黑板，只冷冷盯着窗外天上的太阳，老师提醒我那样会伤眼睛我也不听，心想着：哼，等我练成了吓死你！……结果是，我的眼睛差点瞎了！

就像一直饿肚子突然有食物了的人容易吃胖吃伤胃一样，我虽然因为农村里缺少图书没读过几本书，也把眼睛伤害的厉害，到了大学后更加控制不住，因为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那么漂亮，图书那么多（全国藏书第二多），好看的书竟然像我家附近沣河里的沙子一样多的没数了，所以那四年我就钻进图书馆，也不知道怎么挑选，只是拼命地一天一本一天一本……

然后，我就是在以后这些年的岁月里，不停地换眼镜……

今天，书越印越多，可是坚持读书、热衷读书的人却少了；灯越来越亮，该读书的时间却都去娱乐了；各种课外书敞开了供应，学生却被逼迫着为了考试而拼命，不再有精力读课外书了……过去一本书好多人争抢阅读，现在好多书出版了却几乎没几个人读……在当今这个社会里，想权的、想钱的、想职称的、想出名的、想房子的、想女人男人的、想分数的、想升学的……比比皆是，还有几个人，纯粹就是想读书的？

应该有，可能在深山里吧？

我忽然有些害怕：我们为文明而竭尽全力，但是，文明离我们更近了吗？

（下）

有的人从小就很成熟，

而我一辈子都是幼稚者

——我的乡愁之青年愁不公

吃不饱穿不暖，没有书读，上学交不起学费，这种事情本来应该教会我怎样去为衣食求告奔波，但是我除了愤愤不平的内心思考，只剩下干活了。那时候我并不能理解这不平的社会意义，只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太多的愁苦，吃的穿的都不如别人，那比较的范围也仅限于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们，觉得自己的父母是那样勤劳，可是仍然愁吃愁穿愁上学学费，而据我父亲讲以前他这样的干活把式是能够养活一大家人的，现在他活干得再好再多，和那些混混儿二流子挣的是一样的工分。为什么会这样？想不明白。

等到了高中，班主任老师的行为彻底教育了我。我高中的同班同学不仅有同村孩子，还有附近十几个村子的农民孩子，更有附近工厂、车站那些国家干部工人的子弟。而我的高中班主任老师，很明显地有所偏向，他瞧不起我们绝大部分农家孩子，他欣赏几乎所有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和工人子弟。其实也难怪，大部分吃商品粮家庭的孩子确实都比农家孩子显得光亮些。有时候我就想：这究竟有什么道理呢？共产党是靠千百万的农民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政权的，可是，新社会咋搞得农民的日子不如城里人有保证呢？那那么多农民（绝对成几十倍地高于城市人数）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什么呢？

眼看着高中毕业，没有考大学，没有进城工作的机会，没有走出这土窝窝的任何可行之路，望着四野无边的绿油油的庄稼海洋，我有些绝望，我觉得自己就要被淹死在这一片绿色的海洋中，就像我暑假在玉米地里灌溉时那种感觉，四围无数玉米杆像拿着梭镖的敌人，合拢围困着我，我无处可逃，只有闭眼受死……可是我不甘心，我讨厌这个社会的这种不公平安排，他把我们农民压制在社会的最底层，我不能想象一辈子就那样无声无息地在土地上流汗流泪然后默默死去。

毕业的最后一天，我去找一个同学，动员他：走，咱朝苏联跑！他曾经说过他家有一个亲戚当兵就在国境线上，“离苏联就几里路。”既然苏联打我们，我就觉得苏联这名字听起来都温暖。——这是多么幼稚的想法啊！可是，你又如何要求一个吃不饱穿不暖又没有多少书读的农家孩子，能够理智成熟地去摆脱社会制度设计出的人生陷阱呢？一个中学生的外逃，只是为了逃避着生活的困苦，而并非是想叛国。但是那次也是很危险的，幸亏那同学没有告发我。我也就平平安安回到家里扛起锄头下地干活了。

回农村干农活并不是最痛苦的，痛苦的是你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中还能做什么，因为当时那些年月，农民几乎没有任何权利，你辛辛苦苦一年干到头，房子自己盖（城里人那时候是单位分房的），农具自己花钱买（城里工人的劳动工具是全民的财富），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国有企业很多是用的全民资源赚钱的），得不到政府的援助，但是辛辛苦苦一年干到头，新收获的粮食要先给公家粮库送，送完了公粮送余粮（这是最不要脸的一种叫法：农民自己不够吃，可是政府还要强迫他们在交完农业税也就是公粮后再交余粮，是强迫，不是自愿，还下达了数量质量等级要求，还要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交齐），送完余粮还要交提留粮，也就是地方政府自己加的码……

想办法走出去？是啊，谁不想啊，应征入伍当兵？一年一个五六千人的大村子就收那么两三个，争不上。出门去打工？那也是被列入禁止行列的，因为那样是“劳力外流，破坏农业学大寨”。学习技能，靠手艺生活？想得美，有个老哥会画画，春节降临，实在没有面粉和肉给孩子包饺子了，就偷偷画了几张老虎到集市上卖了，还没来得及给孩子买肉，就被大队喇叭点名批判，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搞“封资修”那一套。

我在农村劳动、当民工修公路、工厂铁路专线上装卸扛包……那段时间是那么苦闷，觉得自己要被漫天的黄土埋了，被遍野的绿浪淹死了……没有门路当工人，没有机会当兵，更没有幸运去城里上大学，老天堵住了一个农村爱读书怀揣梦想的青年一切可能上进的路……我父母亲看出我的焦躁憋屈不安，却无力帮助我，在这个社会里他们没有自己的地位和发言权，几十年来多少痛苦憋屈都只能朝自己肚子里咽，没有地方诉说，说出来也没人听，说不定还会惹火烧身，看我像一只被关在笼中的猛兽，他们只能无力地小心翼翼地劝说：哪里都是人过的，哪里的黄土都埋人，人要本分些，要认命……

我听不进去，哪里的黄土都埋人？埋活人还是埋死人？我这么个大活人，就要被埋在这里永无出头之日了，我怎能认这命？刚好修公路时碰见一个西安城道北贫民窟的小伙子，读书比我多，一肚子才华无处释放，撺掇我：走，咱偷渡出去，到香港……他竟然联络了好几个人，他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慷慨激昂，头头是道，准备好了要出发……但这时候，我母亲病了，我退却了。

好不容易盼来了恢复高考，可是我父亲却因为给城里的的工厂干民工活把腿摔骨折了。如果是个城里人，受伤了应该算工伤，不能劳动了还可以享受国家救助补贴，可是，我父亲是农民，虽然他解放前后就参加革命工作，还对着那面党旗宣过誓，可是他是农民啊，是共和国的社会制度设计里最下等的人群，所以他只能在家里自己受着痛苦，要不是家里人逼迫，他都不愿意去医院，因为没钱治疗，他怕负债，怕给家里添负担……这种情况下，我不敢去考试，我怕我一走家里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虽然我们生活在所谓的新社会，但是这社会里没人会关心到我们的苦难和生死，只关心你是否给国家交粮了。

直到1979年，父亲身体恢复得可以干些轻省活了，弟弟也长大了一点儿，我才开始准备考大学。还不错，我的成绩高出周围人好多。可是在填报志愿时，被公社管教育的干部嫌我没给他送礼，说我不懂事，差点把我的志愿表给撕了。但是无论如何，高考是我人生记忆中的第一个社会公平事件，是只看考试成绩不看出身地位的让人信服的文明社会第一例。我永远感谢你——中国的高考。

大学毕业了，我到单位报到，那一幕我此生都不能忘却，我还是把其他文章的文字放在这里吧，再写一遍对我简直是一种心灵的刑罚，因为我对这个社会还抱有希望，希望多一些公平公正（以下文字录自《我一直很认真地幼稚者》）——

报到第一天，就和人事局干部处的刘处长呛呛上了。干部履历表上有一栏“何年何月参加革命”，我不知道该怎么填。咨询刘处长——

“你上大学前参加工作了吗？”

“干过几年民工，铁路上搞装卸，修了三年公路，我们那里叫合同工……”

“那不算。没有进城当工人或者参军什么的？”

“没有。”

“你是下乡知青吗？”

“我那应该叫返乡知青吧？我父母都是农民。”

“那你就填现在。”

“那不对呀。现在这是参加工作，这表上问的是参加革命。”

“没错，你这不就是参加革命了吗！”

“可是我以前就不算参加革命吗？”

“以前你在农村不算。”

“那要是知识青年下乡呢？”

“那就算。”

“那……这意思难道是城里人都是革命的，而农村人都没革命？”

“就这么规定的。你就照我说的填。”

“可是……我咋觉得不对呢？”

我心里忽然乱得像一堆剁碎了的猪草，收拾不起来。“都听共产党的话，说搞合作社，说搞人民公社，农民觉得不好也服从，折腾什么超英赶美大炼钢铁，跟农民种地有啥关系？可农民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很自觉，不懂就学积极响应，说搞大食堂，没饭吃了饿肚子也服从，说文化革命好，耽误了种地也不敢不搞，自己一年到头吃不饱肚子，想方设法都要给国家缴公粮，还要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自己饿昏饿死都不敢耽搁，农民把交粮养活城里人这些事，都当是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革命呢！”我忽然觉得自己眼泪要下来：“这咋就都不算呢？”

“……那你现在也是城里人了……算了别说了快填表，那就是一张表，登记点资料，没什么大不了的。”

“处长，那将来算工龄、涨工资、分房子什么的，今天填的这个时间就算起始时间吧？”一个填表的抬头问：“我是十六岁下乡的，就从十六岁算起是吧？”

“对呀！”处长站起来，走出自己的位子：“就从你今天填的这个时间节点算起。你看，你比他就要多十年的工龄。将来分房子、计算工资都比他要占便宜，十年，差不老少呢！”处长瞅瞅我，很同情地：“那没办法，就这么规定的。”

那个询问的家伙很高兴，脸上的喜色夸张地绽放出来，又兴冲冲地去填表了。

我的思维卡住了：“还有啊，城里的知识青年到农村下乡就算参加革命了，我们高中毕业回乡不算就罢了，那农村的共产党员算不算？还有书记啊什么的……我们村还有解放前就参加革命枪林弹雨的，受伤了，解放后没进城回村里了，那算不算参加革命？”

“你这小伙子怎么这么犟的！”处长有些不耐烦了。

我举着笔，看着那张表上“何年何月参加革命”几个字，觉得胸口有一堆脏东西堵着，难受得我直恶心，想吐出来：“参加工作就是参加革命？你们报纸上这几十年批斗的反革命，有几个不是填过这表的城里人？农村人1964年挨社教运动的整，按说，他们这些农民都没有革命的资格，应该也没有反革命的资格，为啥整他们？为啥……”

“你可以不填，我不勉强你。我可以把你退回学校去。”刘处长终于实在忍受不了了，下完逐客令，不再理我。那天我真想哭，我爸我爷爷那老两辈人都算白干了。但是，我不得不屈服。其实刘处长这个人挺好的。只不过这个社会有些规定真不是正常思维所能理解，我要是一认真想，马上觉得要被逼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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